存在著協力和競爭的矛盾關係

中國的新世界戰略── 兩個矛盾論

在70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對中國提供武器和情報。但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不需再打「中國牌」，更將中國視為眼中釘，一直不斷地推行其「和平演變」中國的陰謀。

日本NHK電視台在1993年6月3日的「現代特寫」節目上曾播出了「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發生西方媒體所謂的『殘殺』，反而是在廣場上的學生們，擁有包括機關鎗在內的大量武器」之與前完全不同的消息。

但在六四事件發生的當時，為推行其「和平演變」中國的政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電視報導，曾反覆地播出戰車、槍聲、流血的市民……等同一畫面，令人不得不做出對中國當局絕對不利的結論。許多研究者根據這些畫面，強烈批判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量殘殺」，並曾預測民眾必會立即行動，政權將會崩潰。西方各國更因此而實施制裁中國的行動，欲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

1992年秋天，布希在總統選舉的演講中，發表了將要把F16戰鬥機出售給台灣的決定；差不多同一時間，中國和英、法之間，也因香港「民主化」問題和出售幻象軍機給台灣的舉動而產生緊張關係。

「據說」，中國為因應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綜合幾年來的情勢發展和經驗，提出了新的世界戰略──兩個矛盾論。

中國的新世界戰略指出：後冷戰時期在國際情勢上出現的第一個重要矛盾，就是新的「東、西」矛盾。

自從蘇聯解體後，帝國主義的威脅指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因此，雖然美蘇間的冷戰已結束，二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間的對立和鬥爭，仍以尖銳的形態存在著。因此，受帝國主義威脅的諸國家，必須鞏固自己，強化互相之間的聯繫，調整戰略和策略，為建立和平的世界新秩序而奮鬥。

在新世界戰略中所指出的另一個矛盾是：西方敵對勢力不可能放棄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不過，在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由於共同敵人──蘇聯──的崩潰而減弱了凝結力，因此激化了美、歐、日各國之間的「西、西矛盾」。在此轉換期間的國際競爭是以提高科學技術為手段，以經濟力為基礎的總合國力來競爭。因此「西、西矛盾」則以經濟摩擦的形態出現。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採取以亞太地區為活動重點，鞏固周邊地區安定的方針。更在90年東歐劇變後，提出「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的24字外交方針；而針對美國以所謂人權、武器擴散、貿易摩擦等對中國之攻擊，則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16字柔軟應付方針。

以上是針對新的東、西矛盾而曾經用過的外交政策，因此，新世界戰略的重點在於「西、西矛盾」的活用。

自92年初，中國執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以來，一直持續維持達二位數字的高度經濟成長率。以中國目前所達成的經濟成長速度，在不久的將來，不僅可成為亞太地區居領導地位的經濟體，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球性的強勢經濟體。因此中國在「西、西矛盾」的活用上，在西方各國經濟蕭條之際，以正在巨大化的國內市場引誘它們爭先恐後向中國示好，促使它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使它們亂了腳步。因此在「西、西矛盾」的活用上；中國所獲得的重要成果有：

（一）從天安門事件之後，一直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的法國，在94年一月終於轉變態度，恢復了與中國的正常化關係。

（二）1993年，為阻止北京主辦2000年的奧運，美國施加以包括所謂「要求改善人權」在內的種種壓迫。但同年11月，西雅圖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會議舉辦之後，美國的態度開始軟化。94年3月，美國國務卿克裡斯托夫訪中時，李鵬和其他政府首長，都在人權問題上表現未曾有過的強硬態度；同年5月，美國終於以政經分離原則為藉口，延長了最惠國待遇。

日本外交的走向

（一）日本的經濟發展：

戰後從廢墟出發，走向再生的日本企業，所採取的共同經營方針是：

A.將所有企業內資源，集中於「強化國際競爭力，賺取外匯」的目標。

B.為達成這個目標，採用追求「大量生產效果」這個頗具效率的方法。

C.因此，「擴大市場佔有率」便成為經營戰略的中心課題。

要追求「大量生產效果」，就必須開拓並確保「大量消費市場」。於是日本企業不得不依賴於巨大的美國市場。日本的「對美外銷依賴度」，最高時達到40%之多（英國、德國的對美外銷依賴度各為14%和9%）。如此也使得日本外交不得不一直跟著美國走。

到了1970年代，歐美企業由於「肥胖化」，產生管理不善的所謂「大企業症」，成為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則以所謂的「豐田模式」，打開大量生產、大量販賣的瓶頸。「豐田模式」是使商品多樣化，以便滿足消費者的不同要求，也就是以多品種少量生產替代少品種多量生產。日本生產方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而有所謂「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的說法。

日本企業的成功，使日本從輕工業國轉成重化學工業國，而後成為製造業大國，但卻也因而和其他資本主義先進國（尤其是美國）發生嚴重矛盾──西、西矛盾。

（二）對美自主路線的興起：

1993年7月的東京七國最高首長會議（Summit）中，出現了明顯的西、西矛盾。西、西矛盾是以「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形態出現的。

在該最高首長會議上，日本以外之其他六國首長所達成的共識是：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長，是在「三過多」的基礎上所達成的。

第一個「過多」：對特定市場──美國──的過多依賴。

第二個「過多」：過多的貿易出超（黑字），集中於某一特定國家──日本，因而使國際間的不平衡激化。

第三個「過多」：過多的失業。英國、義大利、加拿大的失業率已高達二位數字；美國也在7%左右，而日本卻只有2%。

這就是說，日本是造成「三過多」的元兇；日本是以這「三過多」為代價而成為巨大經濟國的。無論日本製品的國際競爭力有多強，其他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無法忍受日本的成長策略了。這種態度更加激化了西、西矛盾，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重視亞洲的市場。

其實，日本早就將東亞經濟圈做為其對美國的間接外銷據點。因此，亞洲NIES和ASEAN 各國都成為對美貿易的巨大出超國，如此也引發這些地區、國家和美國之間的經濟摩擦。

在第四十屆總選舉時，日本企業界捨棄了對憲法改革採取保留態度的宮澤政權，選擇了針對西、西矛盾，以對美自主路線為主要外交訴求的小澤一郎路線。小澤、羽田等人的脫離自民黨，組織新生黨，進而組織細川聯合內閣，正是因應企業界的共通意願而行動的。

（三）保守二大政黨的成立：

據《朝日新聞》的調查，在1993年春天，日本企業界領導人有80%希望見到「保守二大政黨」。

執政黨屢次的腐化醜聞，使企業界擔心現體制將會崩壞。因此企業界極希望能夠成立「保守二大政黨制」，以政權的交替或由其被取代的危機感而發揮自清作用。

企業界希望見到所謂的「保守二大政黨」構想，是將自民黨內的派系「黨外化」，形成假在野黨，然後由這假在野黨來吸收、合併既有在野黨，實現在野黨的完全「體制內化」。在這個構想中，重要的是首先消滅在黨內擁有左派、護憲派、反核能發電派的社會黨。

於是，因應企業界的希求而出現的幾個聯合政權，呈現了如下特徵：

A.1993年的細川政權以及其後的幾個聯合政權的成立，並不是由於「政策」的妥協；而是來自於「理念」的消失。

在議會制度之下，政黨代表不同選民集團的利益和民意。政黨必須將其所代表選民集團的利益、民意反映於議會中──也就是必須提出代表選民一時的、短期的、現實的利益和民意的「政策」，使其成為「國家意思」且執行之。

另一方面，政黨更需具備一套根基於其所代表之選民集團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但能超越現實，而瞻望出現實發展方向與應實踐目標（如財富分配方式等）的主張，也就是所謂的「理論」。

在不同政黨之間，理念是截然不同的；但可能提出類似的政策，因而可能彼此妥協而成立聯合政權。

日本在93年以後成立的幾個聯合政權（細川、羽田及村山內閣），是為了取得政權，以鎔融各政黨理念為代價而結合的。其後不僅組成聯合政權的各政黨，由於鎔融而泯滅了其所賴以成立的理念，連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理念差異也幾乎已消失。

B.在細川、羽田內閣中，構成聯合政權核心的新生黨，本來就是信奉田中角榮政治哲學（政治是力量，力量就是人數，而要確保人數就要金錢）的舊自民黨金權政權核心。

93年的細川聯合政權，就是自民黨舊政權的核心份子脫離自民黨後，以其所具備的向心力鎔融了舊在野黨的理念，使舊在野黨只剩下了空殼而誕生的。於是日本企業界所盼望的「保守二大政黨」成立了，而日本政治也進入了「沒有在野黨的議會制民主主義」時代──既然在野黨的理念已消失，在野黨就不成為在野黨了。

（四）日本外交的基本態度：

「保守二大政黨制」成立之後，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必是更加重視利益的現實主義路線。

因此，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日益嚴重，日本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必會逐漸脫離以美國馬首是瞻的隸屬外交，而走上自主路線──不過，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度太深，其自主度是極其有限的。

就日本對中國的外交來說，日本極其重視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1993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發表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NP ，現在已居世界第三位，在數年之內可能超過日本。

另一方面，台灣的對日貿易赤字（入超），1992年是128.73億美元；1993年是142.22億美元，而94年也可能超過150億美元。

對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大陸擴張中的巨大市場和台灣的既有市場，都是其所垂涎的。也就是說，既要魚，也要熊掌。因此在其對中國大陸和對台灣的態度上，一直無法做出斷然的選擇。最近發生的李登輝參加廣島亞運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如眾所知，當萬年國代還掌握選舉正、副總統之權時，如不是美國的壓力和支持，雙李和林、蔣之爭，還真不知鹿會死在誰的手中。因此李登輝政府自然每以「感恩的心」（當然也正符合其台獨的目的），來配合美國用台灣做棋子，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政策。

繼94年一月李登輝飛往東協三國推展「破冰之旅」；以及5月再遠赴美國和南非，展開「跨洲之旅」後，如在10月時能順利進入日本廣島，遂行「亞運之旅」，則其以拓展國際空間之手段走上台獨之路，就可算是往前更進一步了。

為了「亞運之旅」，台灣真的是用盡了包括「將杯葛亞運」、「將杯葛購買日本商品」……等恫嚇性言論在內的各種方法，表示出非去不可的態度。而在北京，江澤民則透過自民黨政調會長加籐紘一，向村山首相轉達「中國不贊成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訪日」之意。李鵬也表明，希望村山內閣繼續堅持一個中國。

日本政府方面對台北的動作連連及北京的壓力，先是以台北、北京、亞運評議會「三者協議」為藉口來逃避決定，以免得罪任何一方；後來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幕後作業，促使亞運會宣佈：除地主國以外，不邀請政治人物出席亞運大會。然後另以牽強的理由，准許徐立德踏上日本的土地。

但此後日本又怕徐立德的訪日影響到中日關係，7月25日河野洋平外相趕緊就其前日飛往曼谷的飛機，因颱風而在桃園機場停留40分一事，向錢其琛做解釋。8月8日，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搭乘經由日本回台灣的飛機，同樣由於颱風而降落在那霸機場時，日本也不敢招待曾女士進入即使國會議員便可利用的貴賓室。其兼要魚和熊掌的心態，再明白不過了。

中日關係的發展和對今後的期許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

事件後，美國呼籲對中國實施嚴重的制裁措施，但日本卻基於下列種種考慮：

1.對日本而言，中國是極為重要的鄰國；刺激中國對日本並沒有什麼好處。

2.過多的壓力可能加重中國的危機感，因而威脅到東亞的和平。

3.日本一向較重視政治、經濟的現實問題，而並不怎麼關心意識形態、人權等原則問題。

再加上日美之間日益嚴重的經濟摩擦，因而對中國採取較溫和的態度。

此後，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導，從充滿疑惑和敵意的態度轉變為帶著樂觀的默認。例如在對日本自衛隊的五年計畫、日本在海灣戰爭時的所謂「貢獻」、日本對核子武器的態度、日本的政治大國化……等等問題之報導，大都是肯定多於否定的。

不過，只要涉及到歷史的傷痕，以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之問題，中國的態度還是相當堅決，不會讓步，也不會容忍的。舉例來說：

1.1991年中國盛大舉行「九一八」60週年紀念時，曾提到慰安婦及對民間之戰爭賠償的問題。

2.1992年，電視播送從愛國主義觀點來敘述中國近代史的連續劇「太陽之歌」。

3.1992年2月，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領海法，宣佈釣魚島群島是必須以武力來捍衛的中國領土（不過，錢其琛外長對日本保證：新法律並沒有改變擱置主權問題及共同開發其資源的中國立場）。

4.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PKO 法案，中國輿論界再度發表日本軍國主義威脅論。

儘管如此，中日之間總算有如下的進一步發展：

1.1992年，為慶祝中日恢復外交20週年紀念，日本天皇進行歷史上第一次的訪中，象徵著中日兩國的和睦關係。

2.87年之前，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一直都是入超；但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貿易政策，88年以後轉為出超，而且出超的增加率顯著提高。

3.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雖然比不上香港和台灣，卻也呈現顯著的增加。

中國民眾普遍認為，日本對過去的侵略行為並沒有做到既完全又明確的反省和謝罪，因此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日本也對中國軍事預算的增加，以及人民解放軍在決定政策時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疑惑和擔心。

這種互相猜疑的態度，不僅讓美國有機可乘，也會影響中國活用「西、西矛盾」的效果。如：當美國向亞洲國家宣稱：「中國為稱霸亞洲而正在加強軍事力量，而日本也準備建立核子武力」時，美國給亞洲人民的訊息就是：維持與冷戰時期同一水平的美國太平洋軍力，才是亞洲值得信賴的唯一安全力量。

許多美國領導人，冒著引發美國與同盟國日本之間產生外交緊張的危險，直率地發表：「日本已不用武力而達成經濟上的大東亞共榮圈」，「誰都不願看到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美國願意當亞洲人民的防波堤」等言論。不管有沒有美國所謂的威脅，美國還是將冷戰時期的思考方式繼續保留下來，還是準備當亞太地區秩序的最大保證人。

因此，現在ASEAN 各國之間已出現共識：「反對美國透過亞太經合會（APEC）來恢復其在本地區的經濟領導權；但也要求美國在此地區維持其軍事領導權，以便抑制中國和日本，維持勢力的均衡。」對此情況而言，中日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正可促使美國審慎戒懼，不敢太過以「老大」姿態看待亞洲，對雙方、對亞洲人民都是極有好處的。

中國和日本之間，依然存在著協力和競爭的矛盾關係；但兩國之間也具備著和平共存的諸項條件。

過去的仇恨（歷史的傷痕）極可能加重現在的緊張關係。不過，從德、法兩國的歷史可知，「時間」可以撫平傷痕，減輕歷史的「負」的遺產。為了亞洲的和平和安定，也為了兩國人民的利益，時間和對兩國利益的現實態度，應該是可以使兩國關係往好的方向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