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著協力和競爭的矛盾關係

後冷戰時期的中日關係

陳明忠(中國統一聯盟執行委員)


中國的新世界戰略── 兩個矛盾論

在70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對中國提供武器和情報。但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不需再打「中國牌」,更將中國視為眼中釘,一直不斷地推行其「和平演變」中國的陰謀。

日本NHK電視台在1993年6月3日的「現代特寫」節目上曾播出了「在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發生西方媒體所謂的『殘殺』,反而是在廣場上的學生們,擁有包括機關鎗在內的大量武器」之與前完全不同的消息。

但在六四事件發生的當時,為推行其「和平演變」中國的政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電視報導,曾反覆地播出戰車、槍聲、流血的市民……等同一畫面,令人不得不做出對中國當局絕對不利的結論。許多研究者根據這些畫面,強烈批判天安門廣場上的「大量殘殺」,並曾預測民眾必會立即行動,政權將會崩潰。西方各國更因此而實施制裁中國的行動,欲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

1992年秋天,布希在總統選舉的演講中,發表了將要把F16戰鬥機出售給台灣的決定;差不多同一時間,中國和英、法之間,也因香港「民主化」問題和出售幻象軍機給台灣的舉動而產生緊張關係。

「據說」,中國為因應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綜合幾年來的情勢發展和經驗,提出了新的世界戰略──兩個矛盾論。

中國的新世界戰略指出:後冷戰時期在國際情勢上出現的第一個重要矛盾,就是新的「東、西」矛盾。

自從蘇聯解體後,帝國主義的威脅指向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因此,雖然美蘇間的冷戰已結束,二種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間的對立和鬥爭,仍以尖銳的形態存在著。因此,受帝國主義威脅的諸國家,必須鞏固自己,強化互相之間的聯繫,調整戰略和策略,為建立和平的世界新秩序而奮鬥。

在新世界戰略中所指出的另一個矛盾是:西方敵對勢力不可能放棄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不過,在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由於共同敵人──蘇聯──的崩潰而減弱了凝結力,因此激化了美、歐、日各國之間的「西、西矛盾」。在此轉換期間的國際競爭是以提高科學技術為手段,以經濟力為基礎的總合國力來競爭。因此「西、西矛盾」則以經濟摩擦的形態出現。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採取以亞太地區為活動重點,鞏固周邊地區安定的方針。更在90年東歐劇變後,提出「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的24字外交方針;而針對美國以所謂人權、武器擴散、貿易摩擦等對中國之攻擊,則提出「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16字柔軟應付方針。

以上是針對新的東、西矛盾而曾經用過的外交政策,因此,新世界戰略的重點在於「西、西矛盾」的活用。

自92年初,中國執行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以來,一直持續維持達二位數字的高度經濟成長率。以中國目前所達成的經濟成長速度,在不久的將來,不僅可成為亞太地區居領導地位的經濟體,也將在21世紀成為全球性的強勢經濟體。因此中國在「西、西矛盾」的活用上,在西方各國經濟蕭條之際,以正在巨大化的國內市場引誘它們爭先恐後向中國示好,促使它們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使它們亂了腳步。因此在「西、西矛盾」的活用上;中國所獲得的重要成果有:

(一)從天安門事件之後,一直對中國採取強硬姿態的法國,在94年一月終於轉變態度,恢復了與中國的正常化關係。

(二)1993年,為阻止北京主辦2000年的奧運,美國施加以包括所謂「要求改善人權」在內的種種壓迫。但同年11月,西雅圖亞太經合會(APEC)領袖會議舉辦之後,美國的態度開始軟化。94年3月,美國國務卿克裡斯托夫訪中時,李鵬和其他政府首長,都在人權問題上表現未曾有過的強硬態度;同年5月,美國終於以政經分離原則為藉口,延長了最惠國待遇。

日本外交的走向

(一)日本的經濟發展:

戰後從廢墟出發,走向再生的日本企業,所採取的共同經營方針是:

A.將所有企業內資源,集中於「強化國際競爭力,賺取外匯」的目標。

B.為達成這個目標,採用追求「大量生產效果」這個頗具效率的方法。

C.因此,「擴大市場佔有率」便成為經營戰略的中心課題。

要追求「大量生產效果」,就必須開拓並確保「大量消費市場」。於是日本企業不得不依賴於巨大的美國市場。日本的「對美外銷依賴度」,最高時達到40%之多(英國、德國的對美外銷依賴度各為14%和9%)。如此也使得日本外交不得不一直跟著美國走。

到了1970年代,歐美企業由於「肥胖化」,產生管理不善的所謂「大企業症」,成為不景氣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則以所謂的「豐田模式」,打開大量生產、大量販賣的瓶頸。「豐田模式」是使商品多樣化,以便滿足消費者的不同要求,也就是以多品種少量生產替代少品種多量生產。日本生產方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而有所謂「日本第一,Japan as No. 1」的說法。

日本企業的成功,使日本從輕工業國轉成重化學工業國,而後成為製造業大國,但卻也因而和其他資本主義先進國(尤其是美國)發生嚴重矛盾──西、西矛盾。

(二)對美自主路線的興起:

1993年7月的東京七國最高首長會議(Summit)中,出現了明顯的西、西矛盾。西、西矛盾是以「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形態出現的。

在該最高首長會議上,日本以外之其他六國首長所達成的共識是: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長,是在「三過多」的基礎上所達成的。

第一個「過多」:對特定市場──美國──的過多依賴。

第二個「過多」:過多的貿易出超(黑字),集中於某一特定國家──日本,因而使國際間的不平衡激化。

第三個「過多」:過多的失業。英國、義大利、加拿大的失業率已高達二位數字;美國也在7%左右,而日本卻只有2%。

這就是說,日本是造成「三過多」的元兇;日本是以這「三過多」為代價而成為巨大經濟國的。無論日本製品的國際競爭力有多強,其他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無法忍受日本的成長策略了。這種態度更加激化了西、西矛盾,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重視亞洲的市場。

其實,日本早就將東亞經濟圈做為其對美國的間接外銷據點。因此,亞洲NIES和ASEAN 各國都成為對美貿易的巨大出超國,如此也引發這些地區、國家和美國之間的經濟摩擦。

在第四十屆總選舉時,日本企業界捨棄了對憲法改革採取保留態度的宮澤政權,選擇了針對西、西矛盾,以對美自主路線為主要外交訴求的小澤一郎路線。小澤、羽田等人的脫離自民黨,組織新生黨,進而組織細川聯合內閣,正是因應企業界的共通意願而行動的。

(三)保守二大政黨的成立:

據《朝日新聞》的調查,在1993年春天,日本企業界領導人有80%希望見到「保守二大政黨」。

執政黨屢次的腐化醜聞,使企業界擔心現體制將會崩壞。因此企業界極希望能夠成立「保守二大政黨制」,以政權的交替或由其被取代的危機感而發揮自清作用。

企業界希望見到所謂的「保守二大政黨」構想,是將自民黨內的派系「黨外化」,形成假在野黨,然後由這假在野黨來吸收、合併既有在野黨,實現在野黨的完全「體制內化」。在這個構想中,重要的是首先消滅在黨內擁有左派、護憲派、反核能發電派的社會黨。

於是,因應企業界的希求而出現的幾個聯合政權,呈現了如下特徵:

A.1993年的細川政權以及其後的幾個聯合政權的成立,並不是由於「政策」的妥協;而是來自於「理念」的消失。

在議會制度之下,政黨代表不同選民集團的利益和民意。政黨必須將其所代表選民集團的利益、民意反映於議會中──也就是必須提出代表選民一時的、短期的、現實的利益和民意的「政策」,使其成為「國家意思」且執行之。

另一方面,政黨更需具備一套根基於其所代表之選民集團對現實世界的認識,但能超越現實,而瞻望出現實發展方向與應實踐目標(如財富分配方式等)的主張,也就是所謂的「理論」。

在不同政黨之間,理念是截然不同的;但可能提出類似的政策,因而可能彼此妥協而成立聯合政權。

日本在93年以後成立的幾個聯合政權(細川、羽田及村山內閣),是為了取得政權,以鎔融各政黨理念為代價而結合的。其後不僅組成聯合政權的各政黨,由於鎔融而泯滅了其所賴以成立的理念,連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理念差異也幾乎已消失。

B.在細川、羽田內閣中,構成聯合政權核心的新生黨,本來就是信奉田中角榮政治哲學(政治是力量,力量就是人數,而要確保人數就要金錢)的舊自民黨金權政權核心。

93年的細川聯合政權,就是自民黨舊政權的核心份子脫離自民黨後,以其所具備的向心力鎔融了舊在野黨的理念,使舊在野黨只剩下了空殼而誕生的。於是日本企業界所盼望的「保守二大政黨」成立了,而日本政治也進入了「沒有在野黨的議會制民主主義」時代──既然在野黨的理念已消失,在野黨就不成為在野黨了。

(四)日本外交的基本態度:

「保守二大政黨制」成立之後,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必是更加重視利益的現實主義路線。

因此,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日益嚴重,日本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必會逐漸脫離以美國馬首是瞻的隸屬外交,而走上自主路線──不過,日本對美國的依賴度太深,其自主度是極其有限的。

就日本對中國的外交來說,日本極其重視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形成。1993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發表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NP ,現在已居世界第三位,在數年之內可能超過日本。

另一方面,台灣的對日貿易赤字(入超),1992年是128.73億美元;1993年是142.22億美元,而94年也可能超過150億美元。

對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大陸擴張中的巨大市場和台灣的既有市場,都是其所垂涎的。也就是說,既要魚,也要熊掌。因此在其對中國大陸和對台灣的態度上,一直無法做出斷然的選擇。最近發生的李登輝參加廣島亞運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如眾所知,當萬年國代還掌握選舉正、副總統之權時,如不是美國的壓力和支持,雙李和林、蔣之爭,還真不知鹿會死在誰的手中。因此李登輝政府自然每以「感恩的心」(當然也正符合其台獨的目的),來配合美國用台灣做棋子,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政策。

繼94年一月李登輝飛往東協三國推展「破冰之旅」;以及5月再遠赴美國和南非,展開「跨洲之旅」後,如在10月時能順利進入日本廣島,遂行「亞運之旅」,則其以拓展國際空間之手段走上台獨之路,就可算是往前更進一步了。

為了「亞運之旅」,台灣真的是用盡了包括「將杯葛亞運」、「將杯葛購買日本商品」……等恫嚇性言論在內的各種方法,表示出非去不可的態度。而在北京,江澤民則透過自民黨政調會長加籐紘一,向村山首相轉達「中國不贊成台灣的最高領導人訪日」之意。李鵬也表明,希望村山內閣繼續堅持一個中國。

日本政府方面對台北的動作連連及北京的壓力,先是以台北、北京、亞運評議會「三者協議」為藉口來逃避決定,以免得罪任何一方;後來則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幕後作業,促使亞運會宣佈:除地主國以外,不邀請政治人物出席亞運大會。然後另以牽強的理由,准許徐立德踏上日本的土地。

但此後日本又怕徐立德的訪日影響到中日關係,7月25日河野洋平外相趕緊就其前日飛往曼谷的飛機,因颱風而在桃園機場停留40分一事,向錢其琛做解釋。8月8日,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女士搭乘經由日本回台灣的飛機,同樣由於颱風而降落在那霸機場時,日本也不敢招待曾女士進入即使國會議員便可利用的貴賓室。其兼要魚和熊掌的心態,再明白不過了。

中日關係的發展和對今後的期許

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對日本的態度有明顯的改變。

事件後,美國呼籲對中國實施嚴重的制裁措施,但日本卻基於下列種種考慮:

1.對日本而言,中國是極為重要的鄰國;刺激中國對日本並沒有什麼好處。

2.過多的壓力可能加重中國的危機感,因而威脅到東亞的和平。

3.日本一向較重視政治、經濟的現實問題,而並不怎麼關心意識形態、人權等原則問題。

再加上日美之間日益嚴重的經濟摩擦,因而對中國採取較溫和的態度。

此後,中國媒體對日本的報導,從充滿疑惑和敵意的態度轉變為帶著樂觀的默認。例如在對日本自衛隊的五年計畫、日本在海灣戰爭時的所謂「貢獻」、日本對核子武器的態度、日本的政治大國化……等等問題之報導,大都是肯定多於否定的。

不過,只要涉及到歷史的傷痕,以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之問題,中國的態度還是相當堅決,不會讓步,也不會容忍的。舉例來說:

1.1991年中國盛大舉行「九一八」60週年紀念時,曾提到慰安婦及對民間之戰爭賠償的問題。

2.1992年,電視播送從愛國主義觀點來敘述中國近代史的連續劇「太陽之歌」。

3.1992年2月,人民代表大會制定領海法,宣佈釣魚島群島是必須以武力來捍衛的中國領土(不過,錢其琛外長對日本保證:新法律並沒有改變擱置主權問題及共同開發其資源的中國立場)。

4.199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PKO 法案,中國輿論界再度發表日本軍國主義威脅論。

儘管如此,中日之間總算有如下的進一步發展:

1.1992年,為慶祝中日恢復外交20週年紀念,日本天皇進行歷史上第一次的訪中,象徵著中日兩國的和睦關係。

2.87年之前,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一直都是入超;但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貿易政策,88年以後轉為出超,而且出超的增加率顯著提高。

3.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雖然比不上香港和台灣,卻也呈現顯著的增加。

中國民眾普遍認為,日本對過去的侵略行為並沒有做到既完全又明確的反省和謝罪,因此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日本也對中國軍事預算的增加,以及人民解放軍在決定政策時所扮演的角色表示疑惑和擔心。

這種互相猜疑的態度,不僅讓美國有機可乘,也會影響中國活用「西、西矛盾」的效果。如:當美國向亞洲國家宣稱:「中國為稱霸亞洲而正在加強軍事力量,而日本也準備建立核子武力」時,美國給亞洲人民的訊息就是:維持與冷戰時期同一水平的美國太平洋軍力,才是亞洲值得信賴的唯一安全力量。

許多美國領導人,冒著引發美國與同盟國日本之間產生外交緊張的危險,直率地發表:「日本已不用武力而達成經濟上的大東亞共榮圈」,「誰都不願看到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美國願意當亞洲人民的防波堤」等言論。不管有沒有美國所謂的威脅,美國還是將冷戰時期的思考方式繼續保留下來,還是準備當亞太地區秩序的最大保證人。

因此,現在ASEAN 各國之間已出現共識:「反對美國透過亞太經合會(APEC)來恢復其在本地區的經濟領導權;但也要求美國在此地區維持其軍事領導權,以便抑制中國和日本,維持勢力的均衡。」對此情況而言,中日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正可促使美國審慎戒懼,不敢太過以「老大」姿態看待亞洲,對雙方、對亞洲人民都是極有好處的。

中國和日本之間,依然存在著協力和競爭的矛盾關係;但兩國之間也具備著和平共存的諸項條件。

過去的仇恨(歷史的傷痕)極可能加重現在的緊張關係。不過,從德、法兩國的歷史可知,「時間」可以撫平傷痕,減輕歷史的「負」的遺產。為了亞洲的和平和安定,也為了兩國人民的利益,時間和對兩國利益的現實態度,應該是可以使兩國關係往好的方向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