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出生的中國現代美術先驅劉錦堂

劉錦堂，日據時代出生台中，從事美術教育和油畫水彩畫創作，對大陸新美術運動有突出貢獻，被列為中國現代美術先驅之一。劉錦堂公子劉藝，子承父業，是當今大陸知名畫家，此文係劉藝對父親的回憶。節自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番薯仔兩岸留痕》。

我父親有兩個名字，原名叫劉錦堂，來到大陸更名叫王悅之。劉錦堂是我父親的原名，他出生在台灣台中，1894年3月出生，正好是甲午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前不久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他的作品，恰好是他120年誕辰，也是甲午戰爭120週年，所以說我父親是甲午時代的人，跟甲午戰爭是密不可分的。怎麼不可分呢？因為甲午戰爭清朝打敗了，割地賠款，割讓台灣和澎湖給日本，所以對台灣人民來說，是被國家拋棄了，成了亡國之人。我父親生長在那個時代，首先是遭受了亡國之恨，因此從小就有一種心向祖國、回到祖國的願望。

我父親生長在一個農民家庭，祖輩都是在台中種田的農民。他兄弟五個，他受過比較完整的教育，小學（公學）、中學是在台灣上的。在讀書的時候就顯露了文學藝術方面的才能，會寫字，會畫畫，會作詩，懂文言文，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傳承。由於他有這方面的才能，所以到他畢業以後，碰巧有一個到日本學美術的機會，這個機會就落在了他的頭上。他在1915年，也就是21歲的時候從台灣去了日本，在東京的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美術。東京美術學校是一所高等學校，但不像一般高等院校那樣分文科、理科等重要的科系，所以被稱作學校而不是學院，但它是高等教育。

學了五年以後，正好五四運動爆發，我父親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很想回國來報效祖國。1920年，我父親知道孫中山先生在上海，就從日本來到上海，求見孫中山，要求參加國民革命，參加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後雖然推翻了滿清，但是連一任大總統也沒有做下來，就讓袁世凱篡權了，所以他當時不在朝，而是在野，住在上海，沒有在京城。得知有位台灣青年求見，孫中山當時就讓他的助手王法勤（也是同盟會的老會員，曾經是留日學生）來接待我父親。王法勤被我父親的愛國熱情所感動，很贊賞這個年輕人，因為台灣青年要求參加國民革命，這在當時還是少見的。但是他不贊成我父親放棄學業參加國民革命，所以就勸他回東京繼續完成學業，還有一年嘛。身邊的同事有人提議，既然你這麼喜歡劉錦堂，就收他為義子吧，將來也好追隨你做點事。這樣，我父親就認王法勤為義父，同時更名改姓，劉錦堂的名字就不再提了，就改為王悅之。隨後又回到了東京，繼續學美術。

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畢業了，他沒有回台灣，也沒有留在日本，而是選擇來到北京，進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學習中國文學和傳統文化。他在北京認識了一些名人，像李大釗、劉半農等，經李大釗介紹，又認識了教育部長章士釗，並給章士釗的兒子章可做家庭教師，教他畫畫。章可小小年紀就畫得很好，後來是中央文史館館員。之後，我父親又到北京美術學校當教授，從此開始了一邊學習中國文化，一邊從事美術教育的職業生涯。

我父親跟大多數台灣同胞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奴隸。20年代就有一些台灣青年在北京活動，過去的台灣人到北京來多數是趕考做官的，因為這裡是京城嘛。20年代也有一些台灣青年人在北京生活，他們大多是不甘心受日本奴隸回到大陸來的，甚至是來尋求救國之道的。這些人在北京成立了台灣青年會，我父親就參加了在北京的台灣青年會，還擔任過青年會的會長。因為台灣人的身分，他還受教育部的派遣，到日本和台灣考察美術教育，那是1925年，是他最後一次回台灣。

就這樣，從1921年開始，他在大陸一面教學，一面創作。他的人生道路不長，到了1937年，就因為盲腸炎，也就是闌尾炎，被醫生誤診，不治身亡。當時他剛滿43週歲，這是英年早逝啊！我父親在大陸短短的17年，一直從事美術教育和油畫水彩畫的創作，對於大陸新美術運動做出了突出貢獻，被列為中國現代美術的先驅之一，是和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同時期的有卓越成就的現代美術先行者。

我父親的繪畫創作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回到北京1921年到1927年，這期間他在北京教書畫畫，這時的畫風是在日本學到的學院派的畫法，但是也吸收了印象派的表現手法，色彩非常鮮艷，人物線條粗獷。我父親早期的油畫大概是這樣的風格，色彩很鮮艷，人物很莊重，他擅長畫人物。到了1928年，林風眠創辦了杭州美術學院，當時叫西湖藝術院，聘請我父親任西畫系的主任教授，我父親就到了杭州。這時候是他創作的一個轉折，因為在西湖藝術院跟很多國畫家共事，互相受影響，所以我父親的油畫開始探索民族畫法，創作了一批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貌的油畫。那是進入了創作的第二個時期，這時的畫作跟第一期有了明顯的不同，因為他加重了黑顏色，用黑油彩勾勒輪廓，人物畫受印象派的影響出現變形，這時期的油畫改用中國式的裝裱，可以捲起來。總之無論是格式還是手法都出現了變化。在杭州工作一年以後，我父親回到了北京，這時北京已不叫北京，叫北平，因為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了。

回來以後，我父親繼續教學。這時已經進入30年代了，時局越來越緊張。日本對中國的蠶食愈演愈烈，「蠶食」這兩個字很形象，如果說中國像一片桑葉，日本就是一條貪吃的蠶，它一點點地蠶食中國。到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隊發動了突然襲擊，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很多難民跑到關裡來，北京城裡滿街都是流浪者和乞丐。我父親這時候對時局感到非常憂心，出於憂國憂民，他的畫風又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第一階段畫人物畫仕女，顯現出來對美的追求；第二時期民族化，追求西畫民族化，取得了成功；第三階段的創作就跟時局密切結合了起來，像這時創作的《棄民圖》、《台灣遺民圖》、《亡命日記圖》等，就有了主題，有了情節，有了故事，有了人物，是很完整的畫。他有了自己的經歷在畫中，被日本人迫害，被國民政府迫害，東躲西藏，躲在普通的民房，自己燒火做飯，過著亡命的生活。他30年代作的畫，明顯地跟以前的追求不一樣了。所以我說他第一時期的創作是人物；第二時期的創作是愛情：第三時期的創作是社會，他的畫作有了社會意義。但是時間並不長，到了1937年，他就去世了。他的畫，雖然很精彩，很寶貴，但是因為斯人已逝，日本人又來了，親人朋友都離開了北京，因此父親陷入了被人遺忘的不幸境遇，從1937年以後，一直到1978年。

我從1978年開始，著手整理我父親的材料。看了很多的報紙和家裡保存的作品、資料、照片、書信，然後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大約有8,000多字，題目叫《棄民圖》，以我父親的一幅畫為題，介紹他的生平和成就。我父親的《棄民圖》畫的是一個老乞丐，含義是被日本人佔領了家鄉，家破人亡，四處逃亡，靠乞討為生，是一個非常可憐的中國平民百姓形象。這篇報告文學刊登在1979年的第7期《北京文藝》上。發表以後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河南美術家協會主席安教禮老先生給我寫了信，談了他對我父親的瞭解和記憶，並且告訴我可以跟《美術》雜誌的吳步乃先生取得聯繫，他對台灣美術很有研究。這樣我就跟吳步乃先生取得了聯繫，然後又和台灣的畫界取得了聯繫。吳步乃先生一方面在1982年第12期《美術》雜誌上發表了紀念我父親逝世45週年的文章和圖片，一方面又建議我把作品捐給中國美術館。當時中國美術館館長劉開渠是我父親的學生，他堅持要求我們要捐就全部捐，不要捐一部分留一部分。他答應了三點：1.修復這些油畫，因為有的破損了；2.為我父親的畫作辦一個展覽；3.出版一本畫集。我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1982年，把我家裡保存的我父親的40多件作品全部無償捐給了中國美術館收藏。但是我捐了以後，從1982年到1994年，12年過去，由於經費的原因，三項承諾都沒有落實。

1994年適逢我父親誕辰100週年，台灣《中國時報》的李梅玲女士來北京找到中國美術館和我，商談要在台北舉辦我父親誕辰100週年紀念展覽事宜。這時候，中國美術館才把原來答應我們的三項承諾全部轉給了台灣《中國時報》，《中國時報》欣然答應了這幾個條件，就把這些藏品運到台灣。進展很順利，1994年的8月份，在台北美術館展覽了70天，然後運回北京，又在中國美術館展覽了60天，在兩岸引起很大的轟動，這是20年前的事情了。

今年（指接受訪問時的2014年）是甲午年，正好是甲午戰爭120週年，也是我父親誕辰120週年，我又跟中國美術館商定，舉辦了《脈脈之思－－王悅之藝術展》。美術館展完之後，所有的展出內容都捐給了中國美術館。結合展覽和學術研究，中國美術館還編輯出版了《脈脈之思－－王悅之藝術研究》一書，收錄了我父親的作品、史料和部分研究文章。其中有徐悲鴻當年發表的文章，也有我寫的關於我父親藝術創作的研究文章。從1982年算起，這也算時隔32年之後，中國美術館兌現承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