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本質在為人民謀幸福

一、前 言

大陸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清華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院長王振民在大陸全國港澳研究會1月11日舉行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研討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下香港民主發展的基本主張和觀點是一貫的、明確的，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既要民主，又要安全；二是既要民主，又要善治；三是既要民主，又要發展；四是既要選舉，又要多元。』王院長稱之為一套『全新的港式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民主道路』，是以『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既非『西式』的民主，亦非大陸式的民主。」（《旺報》，2022年1月12日）

王教授的看法，引發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制」的本質，以及港式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制」的差異？如果「香港式的資本主義民主」一如王教授所言，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又有何特徵？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制特徵

從中共於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中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治現代化」的面貌，就是「社會主義治理式民主」，其政治新風貌表現為以下三大特徵：

第一、「一黨執政　多黨合作」的新政黨：資本主義政治學從「競爭」出發，認為「政黨」間相互競爭，才能使國家進步，人民幸福，但是不論古今中外的政治發展，都明明白白地點出政治上的「黨爭」，到最後總是流於「只講黨派不論是非」，甚至是「有我無你」的生死之爭。因為政治作為「商品」的特質是「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定期性」，這是完全不同於經濟市場的「商品」的「稀少性」、「可替代性」和「隨時性」。換言之，在政治上，政黨的輸贏是「贏者全拿」的「零和競爭」，因此，在競爭中往往無所不用其極，以至於無原則地競爭，無底限地手段，結果導致結仇至深；中國宋朝的新、舊黨爭；明朝的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當今美國的民主、共和之爭，無不如此。西方政治學描述的所謂「忠誠反對黨」的角色，在政治鬥爭中是難以真正存在，更不可能長期存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是建立在中國長期大一統的歷史上，而「一黨執政」包括了中國政治中，要求「權力集中」、「政策連貫」、「與時俱進」等等行政治理的必要元素，這是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否則也不會有國共內戰。當然從中國傳統政治來看，其中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特別是權力的腐化，政府的異化，使得政權不僅不是為人民排難解憂，提供幸福，反而是人民一切痛苦、災難的總根源，之後，天下大亂，戰火頻仍，人民更加痛苦，直到新朝建立，天下歸一，周而復始地治亂交替，中國傳統政治並未能解決「權力的腐化」的困擾。兩岸分離之後，中共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作了「一黨執政、多黨合作」和「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制度化改進，前者以「合作」取代「競爭」，後者以「制度設計」管理執政黨，儘最大可能保持執政黨的活力和初心，防止執政黨腐化，而習近平更提出黨的「自我革命」的辦法，他說：「我們黨歷史這麼長、規模這麼大、執政這麼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週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裡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經過百年奮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人民日報 》，2022年1月2日）當然此種制度，在本質上依然是訴諸「權力者」自身的覺悟，在以往這也止於道德訴求，所幸如今社會的網路科技高速發展，特別在中國大陸的網路的全覆蓋，這使得人民的監督也變得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無人不在。2021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第四部分的第七大段指出︰「黨中央明確提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黨高度重視互聯網這個意識型態鬥爭的主陣地、主戰場、最前沿，健全互聯網領導和管理體制，堅持依法管網治網，營造清朗的網路空間。」如何才能使得「網路空間」，既能不辱使命，勿妄勿縱地監督執政黨，又能依法管網治網，這就有待制度、法規的進一步完善。總之，網路與黨的管理，為管黨提出全新的、外在管理地可能性，但仍在改革、完善之中。總的來看，「合作型一黨執政」的「新政黨政治」，肯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治理，在制度上重要特徵。此一特徵也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民主與香港式資本主義民主最根本的差別，前者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後者在大陸政府引導下，愛國愛港人士的多元結合。

第二、「以民為本　執政為民」的新政府：資本主義政治學中，政權（統治人的權力）源自神權，西方宗教看法：「人的權柄是從神來的，所以當然神的權柄高過人權；政治的權柄應當是從人推選出來的，所以人權應當高過政權。……我們是從神的道來看：人權是神早就定的，政權卻是人犯罪以後才需要的。（唐崇榮牧師，《神權、人權、政權》）其他神職人員看法亦削「『權力』的源頭來自於上帝，真正的政權必擔在耶穌基督肩頭上，而『政權』本不該有，是上帝在人犯罪之後才被許可，藉由政權的設立來管理眾人與世界之事。」（胡忠銘牧師，《神權、人權、政權》）

這樣的政治學中對「政權」的看法，自然比較敵對，比較負面，神不喜歡，人也不喜歡，神是不得已委由政權代管人民，人民是不得不接受政權的制約，所以在西方流行的說法「政府是必要之惡」，在資本主義政治學中，對政府帶有很深防備之心，政權的權力不能使之集中，必須分散，而且是相互宰制，政府的權力要由民選政黨組成，定期選舉更換；到了新自由主義興起，更強調「小政府」，「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雷根時代更把「政府來幫忙」，視為一句笑話。所以西方所謂「民主」制度，就窄化執政者必須定期「民選」，輪流由勝選的政黨執政，結果政權雖有合法性，卻難有真作為。加上西方自命是「天選」的傲慢和社會上既得利益階級的把持，如美國的民主政治早已淪為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軍工複合體、高科技企業主等等權貴控制人民的工具，目前來看是「改革無望，自癒無門」。

中國人看待政府，則深刻受到傳統傳說影響，從小就知道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到黃帝敗蚩尤以定天下、堯舜仁孝以治天下、大禹治洪水以安天下，幾乎所有的政府都在教化、開導、幫助、安定人民，所以中國人對政府的看法，更傾向正面的、合作的關係，「萬能政府」、「全責政府」才是中國人民的期待；到了儒家進一步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政治觀，政府作為必須以「人民」為前提，為人民造福，為人民服務，即「民本政治」的政治觀，在中國已深入人心，也是中國人評量自己政府的重要標準。當今的中國共產黨全面繼承中華文化之優秀傳統，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幾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都強調「人民」的重要，強調黨與人民的關係的重要；習近平上任伊始就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其後他又強調共產黨的「初心」，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他多次表明「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而中國人民在自己的文化傳承下，只要認定當今的執政黨是真正為人民謀幸福，辦實事的，人民就必然全人投入，全力配合政府。所以中共僅僅用了40餘年就將中國從「開除球籍」的危險轉變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製造國。對西方民主和中式治理，無論從國家發展速度、國家的未來性，或是人民在國家發展中的獲得感、滿足感或幸福感，這兩種迥異的制度，相距如今已不可以道里計，對於當代全球所有國家而言，中國這種「以民為本」的政治觀，理應促使理性西方菁英深刻反省其自身的政治，也必然是廣大的新興國家的菁英和人民會去參考的新政治。

第三是「全過程民主」的「新民主」：由於人是群居動物，為此需要眾遵守一定的秩序，以維護群居的人類可以在力不如獸的相對弱勢情況下，在嚴苛的自然環境中獲得安全、和平和發展，而成為地球的主宰者。因此人們要有一定的政治生活，所以「政治」是人類追求自身「安全、和平和發展」必要的組織生活方式，正如亞里士多德說：「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絕非西方人所謂的「必要之惡」。

「政治」按當今的理解就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的分配」，亦即「對群體價值的權威的分配」，然而在供需無法平衡的狀況下，分配的過程中，必然要求個人、個體在群體之中犧牲自身的若干權益，才能成就群體和諧，那麼由誰來分，如何分配等等就會產生爭執，解決爭執最有效的方式是由群體中所有的個人、個體「一齊決定」，這樣的「決定」，大家就必須自願的、自覺的去遵從，「一齊決定」就是「民主」，所以採用「民主方式」來決定，並非僅僅只為了西方政治學者所謂的「權力合法性」，更是為了民主體現了群體中每個個體的權益，以及執行的便利性和效率性，換言之，民主的目的在與治理的效率性，而不能被窄化為僅僅是「追求權力的合法性」而已。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是為了使人民獲得自身的「安全、和平和發展以實現自我」，西方政治學只強調「分權、制衡、競爭」，又將民主世俗化為「人民選舉」，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如今已經是民主制度的異化，是人類政治需求的異化，最終是人的自我解放的異化。

在政治生活中，為了使自己的權益不受損，所以大家都必須參與政治生活中的「人」與「事」的決定，「人」的決定，即是誰來做權威的分配，而決定的方式有直接和間接兩種。

「事」的決定，即是如何做權威的分配，這又包括了分配原則的決定和具體分配的落實。

習近平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摸索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方式，他稱之為「全過程民主」，按上述的「權威分配」定義，「全過程民主」即是從「人」到「事」全面地「以民為主」，這樣的民主如何實施呢？

在「人」的部分，由人民決定的作法，在現代國家事務中，應分為政治和行政兩大類，政治權威的決定與一般人民的「安全、和平和發展」十分關鍵但並不直接立即相關，因為政治部分更需要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所以在政治權威方面，比較依賴專家或政治菁英，所以人民可經由間接選舉方式參與；至於行政部分，愈是接近基層，人民的感受愈強烈，理論上也愈不受不實宣傳的蠱惑和煽動，也就是說人民的決定就有可能相對理性。所以在大陸自1981年開始農村的村委會主任，城市裡的街道辦主任都是由人民直接選出，其他則採間接選舉模式產生。而不論直接和間接選舉的方式，中國共產黨為了保證候選人的基本品質和素養，所以候選人的推薦由一個「選委會」，經由人民聯名，組織推薦，條件比較，上下協商，即所謂「三上三下」的過程產生比當選人多三分之一的候選人名單，由選舉單位依法實行選舉。這樣的選舉在「舉」的過程，盡可能嚴謹，「選」的過程自主自由，相對比西方選舉更有保障，畢竟政治選舉，是為了替人民辦事，而不是作秀。當然縱使如此，也不保證一定可實現「選賢與能」，所以，此一制度仍有完善的空間。

在「事」部分，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權威分配的原則規範，即法律、法規、政策的制訂，以及規範的落實與監督。中國共產黨摸索的方式，前者一般而言是先由領導講述原則，幹部專家制訂規範草案，之後，依規範的性質、內容，廣泛向相關黨派、地方以至基層政府、人民團體、個別專家、學者，有些也上網徵求意見，依據建議進行修改，再度徵求意見，作成最後提案的草案，交由各級「人代會」討論，通過後執行；有些影響層面較大規範，「人代會」通過《試行》規範，先行試點，以實踐結果來檢驗規範的優、缺點，再作修正，成為正式規範，在過程中，人民有機會參與討論，表示看法，對重要的規範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便從上而下推行普法教育，務求全體公民充分認識理解。

二是「原則規範」的執行監督部分，這部分涉及執行者對「原則規範」的理解和解釋，理解是對「原則規範」的自我體會，此一「體會」就涉及如何將「原則規範」的抽象法規與具體行動、行為相結合的解釋，通常我們只看「原則規範」的內容，總是比較周延縝密，公平合理，但在落實的環節，就有可能走樣、偏差，甚至完完全全讓良法美意變成官僚擾民、害民的工具。因此，保證執行的正確性和準確性，至關重要，在這一部分，以往中國共產黨訂有信訪制度，而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也有調研的責任，以及事後總結的規定，然而，如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基本上民智已開，人人識字，又有了網路，有了手機，對人民監督幹部的執行工作，可謂如虎添翼，幾乎已達到隨時隨地、隨心所欲、全天候、無死角地監督，以至各級官員、幹部任意執法，隨意施政的空間大大縮小，我們從中共反腐、防疫、脫貧等重大工作的偉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幹部在落實政策方面的作為，已經是昔非今比，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的大陸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信任也是以往無法想像的。換言之，改變過去只能訴諸黨內監督，黨紀自律，信仰自覺的規範，如今加上科技工具的普及和輔助，使得外在約束大大增強，而迫使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所有幹部，不得不由內而外地自律自覺，而使得習近平不斷要求的「以民為本，不負人民」的政治要求，變成當今中國可能的政治常態。

中國的新政黨、新政治、新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政治向度探索出的新面貌，新政黨要求政黨之間存在領導、協商與合作；新政治要求回歸政治的原初本質為人民的安全、和平與發展而存在；新民主則破除自由主義民主的迷失，建立人民有序地參與「選人」、「立法」、「決策」、「執行」和「監督」的政治過程，從而擴大了西方民主只講「權力合法性」的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自然不是西方國家可以照搬照抄的，但是至少是徹底打破了「歷史終結」的假神話；以及西方迷信的偽真理。而大陸的政治學者則應更加自信地從哲學的高度，立足文化的依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一步建構系統地與西方政治學對話的新政治學，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不是只停留在實踐層面，而是在哲學層面、理想層面、理論層面都能齊備完整的新政治學。

三、結 論

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曾經一度是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然而，從2016年的黑天鵝到2020年美國的國會山莊的暴亂，從種族歧視到防疫崩潰，從基建的殘破到治理的缺位，從分權制衡到政府失能，從仇視政府到民粹主導，從貧富懸殊到社會對立；事實在在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已無法面對當代的變局，更無奈地是在西方國家內部既得利益的把持下，完全不可能進行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所以拜登的所謂「全球民主大會」，也就不可避免地只能成為一場鬧劇。

從人民的「政治需要」思考「政治」的本質，應該是為人民謀幸福，所以不論是什麼政治制度，不能提供人民真正有感的幸福生活，就不是可行的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當然不會也不可能完美，但以當前百年變局，疫情肆虐，科技挑戰的情境下，中國特色的新政黨、新政治和新民主，提供了人類政治的新出路，對國際政治學者而言，也是有益的新思考。而香港式的資本主義民主，也同樣在西方民主改革面向，是有意義的嚐試，它的實踐亦可能被證明其政治效能的有效性。

總之，在當前人類的政治困局面前，中國提供了兩種方案，無論如何，都對人類的未來政治提供了難得的公共財，全球的政治學者都應該抱持積極的態度，參與討論，以便共同為人類探討更加合理可行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