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面對戰略挑戰大於機遇？

戰略機遇和對機遇的把握能力往往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二戰時中國是羸弱之國，面對強大的日本，冷靜堅決的堅持「以時間換空間、以拖待變的持久戰」戰略，最終逆轉勝，一舉改變百年來任人宰割的命運。從改革開放起，中國進入了快速崛起之路。象中國這樣超大規模、歷史十分悠久（亦即歷史包袱如此沈重）而又能如此迅速的崛起，戰略機遇和對機遇高超的把握能力是關鍵要素。

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外部一共歷經五大戰略機遇。

第一是1978年至冷戰結束時期，中國和西方結成事實的盟友以對抗蘇聯。西方大力支持中國的發展，經濟上開放市場和轉讓技術，軍事上也展開多層次合作，外交上也是偏袒有加。

中國在這一期間不僅取得改革開放良好開局，更借助這個機遇取得多項重大外交成果：和老牌發達工業強國英國通過談判實現香港回歸－－冷戰結束後，英國曾後悔與中國達成的妥協；1988年南海海戰，中方以一人輕傷為代價，奪取了南沙群島六個重要島礁，並幾乎全殲了參戰的越南海軍。其實當時中國海空軍實力並不強，空軍不能提供空中保護，軍艦戰鬥中因火炮射擊震動導致全艦多起故障而使主炮中止射擊，甚至連俘虜都不能立即接收。在南海發生如此大事件，整個西方都沒有指責中國。這和今天僅僅在南海築島、建島就能招致西方強烈反應相比，太為懸殊；在蘇聯接受中國的三個條件下（從中蒙邊境撤軍、阿富汗撤軍、越南退出柬埔寨）實現關係正常化。

第二是全球化。西方主導的這一輪全球化，一是把中國的資源比較優勢充分發揮，在世界範圍內釋放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能。二是搭便車。當時的西方，資本充足，技術、管理全面領先，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經搭建了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並對全球提供安全保障。中國可以較小的代價參與其中。 第三是科技進步，特別是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時代的來臨。

它對中國有兩重意義。一是中國是一個實用理性而且學習能力很強的民族，長於應用，短於原創、基礎性發明。所以西方的原創性發明在中國得到了充分的應用。比如微信、電子支付、電子商務等。

二是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科技帶來的正相關作用要遠遠大於中小規模的國家。比如信息的有效傳達、國家的治理，規模越大，難度越高。像新加坡就上層和下層，沒有中間環節，管理和信息傳遞成本低而高效。所以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明，對於新加坡這樣的規模的國家價值並不明顯，但對中國這樣超大規模的國家而言，則極大的推動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像前30年出現的一些失誤，如大躍進，在今天信息時代就不可能出現。應對疫情，網絡追蹤技術居功厥偉。高鐵也是一例。高鐵在很多國家都虧損，社會效應大於經濟效益，但在中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則兩者兼備。

四是2001年以9．11為代表的恐怖主義崛起，西方再度和中國結盟。

和冷戰結盟不同，這一次美國只是不再把中國視為頭號威脅，對中國的發展不再設置障礙。這個時期直至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第五是西方自身的問題日益嚴重而且很難化解。東升西降趨勢在加速。

冷戰結束後，西方一是過於自滿，二是濫用權力。這一方面造成固步自封，難於改革，另一方面軟硬實力迅速消耗。

僅21世紀以來，歐美頻頻出現重大失誤或發生重大意外：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08年經濟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2011年阿拉伯之春演變成難民危機並催生伊斯蘭國崛起、2014年烏克蘭危機引發歐美和俄羅斯的完全對立、2016年英國脫歐、同年川普當選、2020年新冠疫情。不到三年就有一起。

西方連續的重大失誤和意外並非偶然。既有如制度退化、制度失能、制度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等因素，也有種族結構的變化帶來民粹主義崛起。簡單講，全球化、自動化和經濟金融化導致中產階級萎縮，這為政治極端化、政治僵局創造了時代條件。出生率低而又引入大量外來難以同化的移民，導致種族結構變化，又引發西方政治全體右轉，甚至極右化。

另外還有一個歷史機遇，即在工業化的帶動下陸權國家的復興。只不過這個歷史機遇早在蒸汽動力出現後就存在了，並非自今日始，但可以理解中國崛起的歷史背景。

在農業文明時期，一國的力量取決於人力和畜力，這又取決於土地多寡。所以地大物博的國家就強盛。這是第一個陸權時代。後來到了大航海時期，英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就憑藉艦船一躍成為執世界牛耳者。即為海權時代。後來蒸汽機的誕生，又使得傳統陸權國傢具備了迅速整合、調動和使用內部資源的能力。這就是後來英國、日本等島國必然淪為二流國家，蘇聯、美國和中國再度崛起的大背景。今天中國高鐵網絡長度超過全球一半，不僅是經濟優勢，也是地緣戰略優勢。

中國內部的戰略機遇則是有兩個。一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第一次沒有了外患和內亂，政治和社會穩定。這可以稱為自己和自己比的縱向戰略機遇。當年俄國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斯托雷平曾在媒體上宣稱：「如果能給國家20年的穩定，國內的，加上國外的穩定，您將認不出今天的俄羅斯！」按說斯托雷平要求的並不高，但事實上不僅當時的多數國家做不到，就是今天的國家真正能夠做到的又有多少呢？今天中國能做到四十多年沒有外患和內亂，確實也是一個橫向的比較優勢。

二是和世界上轉型國家相比，中國是最早開始轉型而且是最為成功的。中國1978年就開始探索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改革。蘇東集團則要到冷戰後才真正啟動。印度則還要晚。蘇東國家走的是西方設計的休克療法，製造業受到重創。印度由於國內的阻力和政治制度原因，導致改革不但不徹底，而且時常中斷甚至倒退。所以這些轉型國家都無法和中國爭奪全球產業 轉移形成的巨大紅利。從起步的角度看，蘇東工業化基礎和國民教育水平要好於中國，如果它們能取得中國哪樣的成功，中國崛起過程的競爭將十分激烈，代價也會非常高昂。這可算是中國的橫向戰略機遇。

最後要說的是，中國把握戰略機遇的能力非常高超，特別是善於把危變成機。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2019年出現的疫情。每次危機來臨之初，都對中國構成強大的挑戰，但中國由於成功的應對，往往實現跨越式發展。像新冠肺炎疫情，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大幅縮小，甚至人均壽命都一下超越美國。

通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戰略機遇發生了變化，戰略挑戰日益突出。

前四十多年不斷演變而又依然存在的戰略機遇主要有全球化、西方自身問題叢生和中國內部的穩定。不過中國在全球化的優勢已經不在單純依靠資源優勢，而是完整的產業鏈、高效的物流、龐大的市場、相對完善的經濟環境（法律日趨完備、制度化提升）以及素質不斷提升的勞動力。這在疫情期間和中美貿易戰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

中國正常每年生產口罩100億隻。2020年，竟然出口就達到2,200億隻，足見其驚人的整合能力和潛能。貿易戰打了三年多，中國在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的情況下，2021年進出口突破60,000億美元，增長30%，順差6,700多億美元！要知道2013年，我國外貿首次達到40,000億美元。時隔八年之後，我國外貿在一年之內就連續跨過50,000億美元、60,000億美元兩大台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生產的芯片，五年前在全球市場只佔3.8%，經歷美國封鎖之後，2020年，佔比已經上升到9%。連續兩年超過台灣，僅次於歐洲和日本。可以說中國的韌性和競爭力已今非昔比。

但當下中國面臨的戰略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從外部看，中國已成西方頭號競爭對手。它導致如下後果。一是安全包圍。美國聯手歐洲推出印太戰略，成立AUKUS、印太四方機制QUAD。強化在南海、台海的軍事存在。對東盟也是極盡拉籠。

二是歐美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日益嚴密。川普政府把三百多家中國企業和大學、科研機構列入「出口管制清單」，數十家中國企業和實體列入「涉軍企業和機構清單」，阻止美國企業和實體與之往來和投資。脅迫其他國家打壓中國相關企業，阻止任何使用美國硬件和軟件企業與實體向華為等中國企業出售和代工芯片，脅迫它們不得使用華為5G。甚至限制中國留學生、研究人員對科技領域的學習和交流。

歐洲也出台了越來越多針對中國企業收購的限制。從文明角度講，中國擅長應用性發明，不重視基礎理論研究，因此未來科技進步的難度比過去大幅提升。然而，東西方的競爭根本上是科技水平的競爭，科技決定了一國的經濟和軍事水平。

三是針對中國的全面競爭。如中國提出以基礎設施為核心的一帶一路，美國和歐洲也紛紛效仿。5G落後於中國，除了封殺之外，也全力發展6G。可以說，除了氣候變化、核擴散、普通的貿易等問題外，東西方已經沒有多少合作空間，更別說搭便車。

如果從五千年歷史來看，這是中國從來沒有應對過的戰略局面。1840年以前，中國東亞獨大，其他世界強國遠在天邊，也很難跨越高山大海的自然地理阻隔，中國也由此建立起華夷秩序。1840年到2010年，中國或者不得不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或者利用大國矛盾而充當關鍵第三方謀發展。中國先後經歷了英俄爭霸、日美爭霸、美蘇爭霸。但2010年以後，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第一次成為一線博弈的國家，成為全球地緣政治博弈的主角。中國面前無任何遮擋，反倒是各方利用中美戰略博弈積極謀取自己的利益。中印邊境爭端就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

從內部看，中國最大的戰略挑戰有二。一是人口。一方面出生率迅速下降，2020年僅增長48萬人。這對於14億人的國家來講幾乎是零增長。另一方面人口老化日益加速。這不僅導致勞動力減少、社保來源下降、扶養老人比重加大，還將減少消費、增加整個社會成本。

美國甚至有學者明言，由於人口問題，中國將無法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二是由於規模、產業升級以及人口因素，中國將進入5%及以下低增長時代。這雖然也是西方的常態，但對於中國制度的剛性，卻有可能演變成挑戰。中國制度的合法性是績效，優勢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強，其不足是承受問題的韌性不如西方。這次疫情，中國能夠成功控制，是它優勢的體現。西方雖然應對是災難性的，但不影響制度的合法性，也依然能夠保持社會穩定。假如中國疫情失控，就未必能有西方這樣的承受力。這就如同2008年西方發生經濟危機，但發生革命和動盪的卻是中東。

中國面對低增長時代，如何應對，確實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坦率講，如果說前40年是機遇大於挑戰，未來將是挑戰大於機遇。

在戰略挑戰大於機遇的情況下，在西方頻頻發生意外但又仍然綜合實力領先的情況下，中國的戰略應該是以拖待變。即戰略等待，迎接戰略轉機。

第一、全力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進一步提高治理能力，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就是制度化。自我發展未來一段時間將是主流。外部積極因素基本喪失。

第二、繼續不介入任何外部衝突，面對美國的挑釁要有定力，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被第三方捲入戰爭。二戰初期，美國的軍艦和商船一再被德國和日本故意或「無意」襲擊乃至炸沈，傷亡也相當慘重，但美國只是抗議了事，隱忍沒有出手。一直等到蘇德開戰、珍珠港之後，從而成為全球大國最後一個捲入戰爭的。

第三、做好世界出現變局的準備。這有四個方面。一是西方自身出現危機。二是日益處於失序狀態的世界極易發生動盪，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這種趨勢，這將迫使西方不得不介入。非洲在一年多的時間已經發生五次軍事政變（乍得、馬里、蘇丹、肯尼亞、布基納法索）。要知道在21世紀，非洲政變的頻率已經明顯下降到平均每年兩起，現在的趨勢預示著新變局的來臨。這本身就是西方失去控制而不得不默許的後果表現。在肯尼亞發生政變時，布基納法索新聞網面向國際社會發表評論：「停止鴕鳥政策，停止不斷重復以及毫無作用的譴責。」但沒想到幾個月後，它的國家也發生了政變。四是很多反西方勢力都利用中美戰略博弈無暇他顧而紛紛出手。俄羅斯此時打烏克蘭牌迫使歐美讓步就是如此。一旦達到目的，對其他力量就是很大的鼓舞。

第四、續抓陸權復興的歷史機遇，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和海軍建設，形成陸海雙權國家。

第五、採取果斷特殊措施鼓勵生育。根據西方的經驗，常規的補助方式對提高生育率效果非常有限。補助根本無法和撫育孩子的成本相比。因此必須根據國情實施特殊的政策。如中國人最關切的高考和住房。二孩及以上可高考加分、購房無需首付或者住進由政府建設的廉租房。未來實施房產稅、遺產稅，兩個孩子以上家庭減免或者免徵。同時也可以考慮放開海外華人移民和歸化。

第六、研發投資對原創研究和發明傾斜。這一點難度很大。原創研究週期長，而且研究成果出來後能有什麼實際應用，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知曉。這和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相悖。這除了政府的投資導向外，還要去除功利標準，同時可以吸收歐美高技術移民。

第七、打好自己的牌。一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統戰優勢。中國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遠遠超過美國。全球有90個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是其與美國的兩倍。全球參與中國「一帶一路」的國家更有一百三十多個。中國也是全球很多國家最大的海外遊客和留學生來源國。

以旅遊大國法國為例，2018年就接待了220萬中國遊客。僅大巴黎地區，疫情前的2019年該地區接待中國遊客95萬人次，中國遊客人數排外國遊客人數第五位，但消費總額居第二位。

以教育大國英國為例，共有22萬中國留學生。疫情期間，甚至超過五十多所英國大學包機接送中國留學生。在羅素大學集團中（包括帝國理工等名校），每十個留學生中就有一個是中國留學生，每年帶給它五分之一、總計13億英磅的學費收入。像格拉斯哥大學，三分之一的學費收入來自中國留學生。需要指出的是，留學生的學費高達3.5萬英磅，是本土學生的四倍。

中國統戰對象重點當然是歐盟。內部問題眾多的歐盟追求自主，自然希望能夠從中美戰略博弈中漁利，爭取解決問題的時間。不追求霸權的歐盟也能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其實就是英國，我們也有過黃金十年的期許。澳大利亞總理莫理森三年前剛上任時也公開表示：中國和美國一樣重要，不會進行選擇。

二是中國的產業鏈優勢，將使得中美脫鉤代價很高。美國在高科技領域有優勢，但歷經去工業化，在多數一般科技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是空白。就是芯片製造這樣的高端行業，美國也是高度依賴外部。從歐巴馬時代就開始倡議製造業回流，但到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成效。

中國這些優勢的最大效應是無論是美國自己還是針對美國的盟友，它多數無法提供替代產品。這也導致很少有國家會跟隨它的政策。

最後，戰略不僅要看當下還要看未來。今天中美是戰略博弈，但未來也可能又是盟友。自1900年到現在120年，中美三次對立三次為友，平均20年一次。而且考慮到中美相隔遙遠，並不必然存在地緣政治張力。美國不是亞洲國家，早晚會和當年的英國一樣退出亞洲。這和日本、俄羅斯不同，它們想走也走不了。

中國未來戰略的制訂，可以參考日本。二戰日本戰敗前，以重光葵、吉田茂等菁英為核心的小團體就制訂了追隨美國，借力美蘇對抗、遏制中國的復興戰略，並在戰後成功實現。

對於中美來講，日本和俄國都是給自己造成歷史上最大威脅和損害的國家，中美在這點上是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積極推動和參與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其目的不外是引發中美攤牌，兩敗俱傷，從而讓日本既能擺脫美國控制，又能主導東亞。所以從這個角度，中美博弈都會留有餘地，不會為他人做嫁衣。畢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道理雙方都心知肚明。想當年，中蘇關係惡化，雙方都付出沈重代價。後來的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曾提到了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僅僅在資源方面，蘇聯自身就消耗掉了至少5,000億盧布，按當年的匯率算，相當於9,000億美元。中美對立，雙方付出的代價同樣很高。這也是雙方不得不考慮的。因此，中美再度聯手的時機也有可能出現。

以史為鑑，二戰後中美在東亞聯手，遏制日本、共同面對蘇聯的局面，是最符合中國利益的。這也應該作為中國未來的戰略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