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不當初乎　互利共贏乎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應中國總理周恩來之邀訪華，並於2月28日在上海簽署了《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這不僅改變了世界格局，更重要的是實現了中美關係「破冰」，從而展開了兩國50年來的接觸。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大師、《大國政治的悲劇》和《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等書的作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2021年11-12月《外交事務》雙月刊上的一篇題為《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悲劇》的文章中斷言：「『接觸』可能是任何國家在近代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失誤：一個大國積極促進同等的競爭對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並論的例子。現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來改變，已經太晚了。」

米爾斯海默對50年來美國奉行對中「接觸政策」的全盤否定，引發美國學界的爭論。《外交事務》2022年3-4月刊發的一篇題為《美國締造的對手？華盛頓對華戰略的辯論》一文中，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黎安友（Andrew Nathan）、董雲裳（Susan Thornton）和孫哲分別對米爾斯海默的論點進行批駁。

米爾斯海默說，30年前，冷戰結束，美國贏了。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而當時一直與美國共同對抗蘇聯的中國還是一個又窮、又弱的國家。但是，中國的人口幾乎是美國的五倍，而且又極力進行經濟改革。人口規模和財富是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變得更強大。一個更強大的中國肯定會挑戰美國在亞洲乃至其他地區的地位，因此美國合乎邏輯的選擇應該是很明確的：減緩中國的崛起。但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被「自由主義必勝」和「大國衝突過時」的錯誤理論迷惑，奉行接觸政策，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裕。華府推動對華投資，歡迎中國加入全球貿易體系，認為中國將成為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美國主宰的國際秩序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是，中國不但沒有在國內接受「自由價值觀」，沒有在國外接受現狀，反而在崛起時變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觸並沒有促進北京和華府之間的和諧，反而未能阻止競爭，並加速了所謂「單極時刻」的結束。

米爾斯海默認為，今天，中美已經陷入一場只能稱為「新冷戰」的激烈安全競爭，這種競爭對美國決策者的考驗更大，因為中國很可能是比鼎盛時期的蘇聯更強大的競爭對手。而且這場冷戰更有可能升溫。中國正在按照現實主義的預測行事，謀求主宰亞洲，並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今天，美國的行為也正如現實主義邏輯所預測的那樣。長期以來，它反對其他地區霸權的出現，將中國的野心視為直接威脅，並決心遏制中國的持續崛起。不可避免的結果是競爭和衝突。這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如美國決策者在單極時期考慮均勢政治，他們會試圖減緩中國的增長並最大限度地擴大北京和華府之間的實力差距。但一旦中國富裕起來，美中「冷戰」就不可避免了。

米爾斯海默認為，第二次冷戰已經來了，當人們比較兩次冷戰時，很明顯，美中對抗比美蘇對抗更有可能導致一場熱戰。兩種衝突之間的第一個對比點關乎能力。就潛在實力而言，中國已經比蘇聯更接近美國。1970年代中期，在其國力鼎盛時期，蘇聯對美國的人口優勢很小（不到1.2:1）；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粗略的財富指標，幾乎是美國的60%。相比之下，中國現在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財富是美國的70%左右。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每年約5%的驚人速度增長，它最終將擁有比美國更大的潛在力量。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將擁有大約3.7:1的人口優勢。如果中國在2050年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大致相當於今天的韓國，那麼中國的富裕程度將是美國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時達到美國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日本，它將是美國的2.3倍。憑藉所有這些潛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國強大得多的軍隊，美軍還不得不從6,000英里外來與中國軍隊比拚。

蘇聯不僅是比美國窮；即使在冷戰高峰期，它也仍然在試圖從納粹德國造成的可怕破壞中恢復。二戰期間，蘇聯失去了2,400萬公民、70,000多座城鎮和村莊、32,000家工業企業和40,000英里鐵路。它沒有能力與美國作戰。相比之下，中國上一次打仗是在1979年（對越南），並在幾十年中成為經濟巨頭。

米爾斯海默指出，對蘇聯國家力量的另一個拖累，就中國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煩的盟友。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在東歐保持著龐大的軍事存在，並深入參與了該地區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它不得不與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亂作鬥爭。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經常挑戰莫斯科的經濟和安全政策。蘇聯也忙於跟中國打交道，後者在冷戰中途改變了立場。這些盟友讓莫斯科頭疼，它使蘇聯領導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應對主要對手－－美國。當代中國幾乎沒有盟友，除了在朝鮮問題上，中國與朋友的聯繫遠不如蘇聯與他們的朋友那麼緊密。總之，北京在國際上有更大的靈活性。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伊肯伯里認為，米爾斯海默忽視了接觸戰略帶來的收益遠大於成本。一旦中國開始崛起，放棄這一對華戰略將使美國在防範中國方面陷入更加險惡的境地。米爾斯海默設想的美國將會面對更加充滿敵意且對全球秩序不滿的中國，使得全球秩序愈發動盪而前景黯淡，更不可能朝向解決21世紀問題所需的全球合作方向。

美國執掌著一個不斷擴大的全球體系，創造了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多的財富、安全和社會正義。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美國顯然希望中國成為這個不斷擴大的全球秩序中的利益攸關方，但這絕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目標是建立由美國及其盟國主導的，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國際秩序。

伊肯伯里指出，米爾斯海默沒有意識到美國對華戰略從始至終不單單是接觸。冷戰結束時中國就已經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全球制度的成員國了，中國已經身在國際秩序之中了，同時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確實也試圖將中國納入全球秩序。但美國對華戰略還有另外兩國組成部分：

首先，美國通過充滿活力且深度強化的東亞聯盟體系來制衡中國。克林頓政府時期重新調整美日同盟，1996、1997年接連出台了《美日聯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對美日同盟進行了再定義並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作為區域穩定性力量。

第二是加強泛亞太區域制度的管理。美國跳出東亞地理的傳統邊界，放眼與澳洲、印度、環太平洋美洲展開區域合作以加強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架構。這一舉措背後的理念設想亞太更廣泛的區域保持開放，更少地被中國所主導。90年代許多觀察家（可能包括許多中國人）將美國對華政策稱為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觸（engagement）的混合體並且為此創造了一個新詞彙叫“congagement”。

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除了在貿易方面對中國提出更多要求外，應追求更加嚴苛的，系統性限制中國經濟成長及實力增長的後冷戰大戰略。在米爾斯海默的反事實歷史推理中，美國本應該尋求一直讓中國保持弱勢、貧窮和邊緣化的地位，但伊肯伯里懷疑米爾斯海默的替代方案是否可取，是否可能。

伊肯伯里認為，米爾斯海默運用反事實推理的問題不止於此：全面遏制中國需要願意合作的盟友和夥伴，然而其他國家仔細考量後會得出中國未對它們構成同等威脅的結論。美國政府本身也不可能維持長達數十年的遏制戰略，走這樣一條路需要政治階層、商界和外交政策菁英之間的團結統一，充其量是一種空想。米爾斯海默的戰略一旦以某種方式實施了，無疑將是一種國家自殘行為。對華遏制將使美國及其夥伴更加分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更加混亂。美國會在經濟上輸給其他從對華貿易中受益的國家，同時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聲譽會無法挽回地被削弱。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黎安友認為，米爾斯海默將中國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描述為「情緒化的」或「擴張主義的」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描述使中國看起來具有非理性的侵略性。鑑於其主張的長期法律基礎以及台灣地區對中國安全的戰略、經濟和技術重要性，米爾斯海默自己的現實主義理論其實更好地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不會對台灣地區失去興趣這一問題。同樣符合現實主義理論的是，中國傾向於避免過早統一，在實現和平統一之前阻止台灣地區獨立。但威懾台灣地區意味著中國必須建立能夠威懾美國長期以來依賴的航空母艦、前沿空軍和海軍基地阻止大陸武力統一的軍事資產，而這一舉措的結果將引向中美軍備競賽並增加由誤判爆發戰爭的風險。

米爾斯海默將中國的目標描述為旨在獲取全球主宰地位，這一點也是錯誤的。在多極化世界中，就像其他大國一樣，中國將尋求塑造有利於自己的全球制度，但沒有提議建立一套由中國主宰的替代制度。中國仍然堅定地致力於全球自由貿易制度，以及聯合國和該組織的機構，積極地參與聯合國人權體系。「一帶一路」倡議與長期存在的西方發展援助項目並駕齊驅，並未尋求取代西方發展項目。中國雖然尋求國際影響力，但只要其他大國仍在全球制度中扮演活躍角色就幾乎無法獲得主宰地位。

黎安友認為高估中國的威脅與低估一樣危險。通過在美國公眾和對華政策制定者中製造恐慌，炒作中國威脅的危害使中美關係更難管理。無論對華接觸是否是米爾斯海默所聲稱的錯誤，無論是否存在他認為的限制中國成長的選項，現在木已成舟。

曾經代理國務院亞太助卿一職的董雲裳說，她不同意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是重大戰略失誤。冷戰期間對華接觸政策成功地說服了中國不再輸出意識型態和革命，並使其轉而幫助美國對抗蘇聯。冷戰結束後，中國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這算是一項重大的人類成就。如果一系列失策導致中美之間爆發軍事衝突，才是真正的戰略失誤。米爾斯海默認為結構性因素將無情地導致中美軍事衝突。但他這種現實主義觀點無視當代國際關係的現實。董雲裳認為只有在以下幾個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同時出現並且所有的約束同時失效時，中美之間才有可能爆發軍事衝突：

首先，衝突前中美雙邊外交將必然崩潰。接觸與疏遠相反，疏遠描述了1949年至1972年間中美正式關係的缺失。接觸的目的是防止誤解、提供保證及防止衝突。誠然，過去五年中美外交一直乏善可陳，滋生了中美關係的混亂和過度反應。但這並非結構性的，是可以得到補救的。如果兩國高層領導人始終如一地進行溝通並努力克制表現公開對抗的姿態，那麼外交渠道防止戰爭爆發的作用將得到增強。

第二、如果中美爆發戰爭，國際體系必然已經失敗。中美與全球各國及國際制度網絡緊密相連，各國及國際制度在防止中美衝突方面擁有生死攸關的利害關係，因此會試圖通過外交壓力、調解等措施來防止迫在眉睫的衝突。當前國際體系中任何一方都無法通過戰爭取勝，中美之外的國家最清楚這一點。

第三是全球化造成的限制。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幫助中國致富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因為由中國致富所產生的中國力量將不可避免地促使其挑戰美國。但也有理由認為以中國和美國經濟不可分割一體化為特性的全球經濟使得任何戰爭都無法取勝，從而對衝突爆發具有威懾作用。經濟依賴確實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20世紀初的經濟關係與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複雜糾葛完全不同。

最後一個限制因素是公眾輿論，美國政客不能忽視選民的情緒。在與恐怖主義進行了長達20年的鬥爭之後，美國國內公眾對捲入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的海外衝突十分警惕。

以上這些限制因素都能起到防止衝突爆發的作用，但還有一道保險能夠防止中美衝突，那就是軍事威懾。中美都是具有二次打擊能力的武裝力量的擁核國家，因此不會爆發直接衝突，相互保證摧毀的原則仍然有效。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孫哲教授認為，目前中國國內對中美關係有多種看法：一種看法是，由於國內制約，中美兩國不可避免地會走向分裂和脫鉤。第二種看法是美國一心尋求遏制中國並削弱中國的國家力量，因此中國不可能向美國妥協，與美國合作也徒勞無用。還有一種觀點強調中美兩國互動的相互對抗性質，認為中國必須準備打一場決定性的戰爭。這些觀點反映一種思維，透露出悲觀和敵對的情緒。米爾斯海默認為這種零和思維主導著中國的對外政策。但是，米爾斯海默忽視了中國領導層對中美關係持包容和審慎的樂觀態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過：「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新任駐美大使秦剛說：「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關上，這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民心所向。」中美兩國「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調適中，尋求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

米爾斯海默在他的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批評有著濃厚和平主義底色思想的接觸政策，並稱其為「冒險政策」。孫哲指出，但冒險是值得的，並且已經取得了回報。接觸政策使中國取得了非凡的現代化成就，減少了貧窮人口的數量並產生了日益龐大、國際化且開明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壓倒性地珍惜自由和財產權等價值觀，同時在外交政策上更偏好和平與談判。

米爾斯海默將中國視為注定要與美國開打的戰爭機器：一旦給它上緊發條，它就將大步邁向權力擴張。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的實力增長、民族主義以及缺乏盟友限制將導致其試圖改變外部現狀。孫哲認為，鑑於中國歷來強調國家主權和外交談判，稱中國為維持現狀的守成大國更為準確。

孫哲認為米爾斯海默的診斷和開出的處方都是錯誤的。米爾斯海默認為由於美中競爭的根源是「結構性的」，「這個問題不能通過巧妙的決策來解決」。然後他提出了兩條建議：第一條建議是「在東亞保持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嚇阻中國，傳遞武裝衝突只能帶來代價高昂的勝利這一信號」，這條建議假設美國可以阻止中國發動戰爭；第二條建議是「努力為開展安全競爭制定明確的規則和路徑，例如避免海上突發事件和意外軍事衝突的協議」，這條建議假設中國具有足夠的理性遵循明確的行為準則。如果米爾斯海默確信以上建議是擺脫中美競爭的最佳途徑，那麼他本質上是在爭辯，只要中美雙方有明智的領導層並能做出理性的決策就可以避免最壞的結果。因此與米爾斯海默在文中所聲稱的相反，國際結構本身並不能決定國際體系的未來，行動者同樣重要。

米爾斯海默認為50年來的接觸政策令中國在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對中國固然是一個可喜的發展，但對美國卻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它締造了一個足可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米爾斯海默認為，現在再來遏制這個競爭對手為時已晚。數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毫無疑問得益於與美國相對融洽的關係，但中國今天的成就絕對不是美國人的「恩賜」，而是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擼起袖子拚命幹的結果。幾十年來胼手胝足的苦幹所取得的成績，讓中國人有了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集體自尊。

但是中國人並不自大，更不霸道，這從幾個國際實例可以得到明證。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中國是發起人並且出資最多，但中國主動放棄否決權，不像美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長年把持一票否決權；在金磚開發銀行，中國的經濟體量在2020年已達14.3萬億美元，佔金磚國家總量的71%，在資金方面中國注資最多佔近50%，但首任理事會主席來自俄羅斯、首任董事會主席來自巴西、首任行長來自印度；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中，中國製造業佔65%、人口佔64%、經濟體量佔55%，遠大於其中任何國家，但中國極盡低調，從始至終以東盟主導；在「一帶一路」方面，中國本著共商、共建、共享，從不頤指氣使。

美國擔心中國富強後，將把它排擠出西太平洋，甚至取代它在全球的霸權地位。中國一再聲明，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中國歡迎美國在西太平洋發揮建設性作用。習近平曾引用「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指出中美兩國的發展空間和前景巨大，應該加強對話，增信釋疑，促進合作。習近平還強調，「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軍備競賽。中國將繼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中國有段時間確實以「超英趕美」為發展目標，但今日中國已不以超越美國為其理想標的，而是不斷超越自我，成為更好的中國，讓人民過上更美滿的日子。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0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順利實現全國「脫貧摘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習近平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2021年建黨100年，「第十四個五年計劃」開局的一年，中國共產黨在新起點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即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新征程。

「立足於中國，放眼世界」，中國的國內發展走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它適合國情，走得通，而且越走越寬廣。對世界，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全球治理方案，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的格局早已不是以緊盯美國為理想標的。因此中國有自己的節奏，不會隨著美國的指揮棒行事。

中國主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美相處之道應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習近平認為，看待中美關係，要看大局，不能只盯著兩國之間的分歧，正所謂「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佔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貿易總量佔世界五分之一。中美兩國是兩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輪，要把穩舵，使中美兩艘巨輪迎著風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正如新任駐美大使秦剛所言，中美關係又處在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也有巨大機遇和潛力，何去何從，關乎兩國人民的福祉，關乎世界的未來。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是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