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阿桑奇　捍衛吹哨人

紐約「自由之家」（FH）年初公布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排名，指台灣與日本幾乎並列，是「亞洲第二高」。5月，總部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公布今（2022）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台灣在亞洲居首！

澳洲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故事，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參考。阿桑奇是真正有價值的新聞自由實踐者，卻在瑞典、英國與美國的共謀，以及母國澳洲政府的不作為之下，業已失去自由十年多。這段期間，他處於軟禁狀態，最近這五年多，他的體能與精神備受虐待，近日又可能遭從倫敦引渡至美國，面臨最高175年刑期。以美國為主，已有很多組織與個人（包括三位前任總統，及墨西哥現任總統AMLO），挺身捍衛阿桑奇的正當權利與自由，要求美國政府停止迫害。FH與RSF都從美國「民主基金會」得到財政支援，但RSF名列22家捍衛阿桑奇的組織之一，FH不見蹤影。

阿桑奇是出版人，亦可稱是記者，即便與傳統記者不同，不是自己從事第一線調查與報導。不過，他與同志共同創辦於2006年底的「維基解密」（Wikileaks，WL），通過「吹哨者」的供輸，以及偶爾通過與主流報紙的合作，暴露不少不良政府與不良企業的弊端，大快人心之餘，多少已經產生警惕作用。

至2009年末，已有很多見義勇為的吹哨者，因工作過程看到所屬機構的不正當行為，以忠於雇主但更忠於社會的認知，逕行將所屬機構不願意對外暴露的檔案，上傳WL對外公開周知。由於上傳機制經過特殊設計，WL也無法知道上傳者身分，確保了吹哨者的安全，如同新聞記者必須保護消息來源。通過這些機制，WL揭發了很多金融機構的弊端，至於財團逃稅、非洲有毒污染物、氣候變遷電郵事件……等等二十餘起大案，也在暴露之列；初試啼聲的WL，短暫三年已經得到英國與奧地利的三個組織，以「表意自由」年度獎章給予肯定。

不過，WL的「一鳴驚人」，是在2010年。紙版與電子版的《紐約時報》標題出現WL的篇數，在2009年只有1篇，2010年竟達178篇。

關鍵是2010年4月3日，將近18分鐘的影片《附帶謀殺》（Collateral Murder），由WL上傳YouTube，三年前發生的慘案，世人這才知曉。鏡頭所見，伊拉克的美軍戰鬥直升機人員如同在打電玩，他們按鈕掃射，獵殺平民，包括幼童與兩位路透社記者，共有18人因為走在路上，不明不白命喪黃泉。報導這起慘案，《紐約時報》的標題是《維基解密自認有理　釋出記者在伊拉克遇害的影帶》；台灣的報紙則是《影帶曝光　駐伊美軍冷血濫射　記者孩童遭殃》。WL在2010年另也披露了美軍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日誌，另有美、英、法、德、西五國菁英報紙或週刊，同步刊登這些內容；歐美這些主流報刊最多曾經投入120位記者分工與協作，從海量資料，篩選值得報導與評論的題材。它們與WL聯合曝光了美國聯邦政府的愚蠢及美軍的惡行。

通過這些曝光，就有機會刺激更多美國人反省，也讓「美」國的「惡」質面向，為世人所知。不是嗎？本世紀以來，美國聯邦政府以「反恐戰爭」為名，每年投入納稅人稅金，平均超過三千億美元，竟然是在損人不利己。所有經濟學教科書都知道，軍事預算多，就會損及民生預算，因此有「要槍砲還是要奶油」之說；槍砲泛指軍備，奶油泛指民生。然而，根據美國布朗（Brown）大學的調查，美國以暴制暴的反恐，從非洲到亞洲（菲律賓）發動或從事「無止盡的戰爭」，從2001至2020年累計投入八兆美元，不是建設社會，是讓軍火商荷包豐厚，是美國在85個國家殺死92.9萬人（含美軍7,050人），並使3,800萬人流離失所、家園破碎。虛耗美國納稅人這些資源，襲奪美國國內建設與民生所需的資源，就只是為了殺外國人，使外國人流離失所嗎？

然而，於人民有功，卻得罪當道的荒謬事情，接著發生。先是在美國政府介入後，各家金融機構斷絕外界給予WL的捐款，致使WL一度暫停運作；與此同時，擒「賊」擒王的魔爪，開始伸向阿桑奇。

瑞典最早動手，在2010年夏秋之交，警方宣稱他性侵（幾年後查無實證）而發出國際通緝令，這使得人在英國的阿桑奇擔心遭引渡至瑞典而後美國，於是申請並得到厄瓜多倫敦大使館庇護（2012年）。親美政權2017年在厄瓜多上台，阿桑奇在使館的處境日漸艱難，兩年後，他的庇護遭取消；在這段期間，阿桑奇承受監聽、監視與其他限制的對待，致使後來美英醫學人員及聯合國報告員在探視後，都認為這些是對他的不人道虐待，已經讓他心神耗損。即便沒有證據，瑞典政府卻沒有取消根本無理的通緝令，這就給予英國藉口，形同代為執行違法的「任意拘禁」。這兩個國家的作法讓人不禁猜測，難道瑞、英兩國示好或甚至諂媚美國，不惜犧牲阿桑奇的人權？新聞自由不是保障眾口一聲，是在異端出現時，言論與新聞自由才有意義；同理，循規蹈矩的人也有人權，也要保障，但異端的人權是不是也得到保障，才是人權是否得到彰顯的珍貴判準。

在美國這邊，歐巴馬總統年代的白宮固然以多種行政措施壓制WL，也有或明或暗的行動，要讓阿桑奇籠罩在引渡至美國的憂慮之中。同時，美國也起訴並定罪釋出《附帶謀殺》檔案的吹哨者，二等兵情報分析師布曼寧（Bradley Manning，後變性並改名切爾西Chelsea）。但是，歐巴馬在2017年卸任前夕，至少為布曼寧等兩百多受刑人減刑，並且，其司法（行政）部在2013年就已經表示，無法控訴WL或阿桑奇，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與記者相同，是言論與新聞自由的行使，得到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的保障。但在川普執政時期已經不同，先是傳出中央情報局（CIA）在2017年要綁架或暗殺阿桑奇的報導；西班牙法院在今年6月還發出傳票，要當時是美國CIA局長的龐培奧出庭說明。然後，美國檢察官在2019年4月以駭客入侵國防部的電腦及網路等「輕罪」起訴之外，5月加碼而祭出新的罪名，援用更為嚴重的1917年之《間諜法》起訴阿桑奇。消息一出，輿情譁然，《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控訴都是嚴厲抨擊。然而，白宮不動如山，兩報的聲援也時有時無，很多時候還另行撇清，更為強調阿桑奇與WL不同於傳統記者與媒體之處，不是在他們有難的當前，突顯自己與阿桑奇都是為了公共利益而行使新聞自由。

杭士基（Noam Chomsky）說，英國不是美國的貴賓犬，是攻擊犬。果然，英國行政團隊在2019年4月從使館將阿桑奇抓出之後，立刻把他投入大牢，開始處理將他引渡至美國的司法與行政程序。法院在2021年1月說，阿桑奇若引渡至美國條件不佳的監獄，可能自殺，以此為由，不准引渡；但是，支持阿桑奇的跨國民間組織認為，拒絕的理由不應該是美國監獄的條件及美國是否會公平斷案，應該要以WL與吹哨人合作所伸張的新聞自由完全無罪，並且已經增進公共利益為主要訴求。另一方面，美國也不服英國法院的判決，在上訴並經過多回折衝，白宮最後還是得到了英國法院的支持，英國內政大臣巴特爾（Priti Patel）已經在今年6月17日簽署了引渡令。此時，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有件讓人不解的插曲，英國官員對美國駐倫敦大使表示，大使或美國司法部是否可以有個聲明歡迎大臣的裁定，並說如果有此聲明，大臣會挺受用。6月最後一天，支持團體的律師團再次上訴，阿桑奇的命運，從而他及WL與各吹哨人聯合實踐，真正提升了公共利益的新聞自由，能否得到英國司法部門的理解與接受，答案還得再等一段時間。

這裡，最為關鍵的問題其實是，阿桑奇與WL犯了什麼罪？假使無罪，又怎麼能夠起訴？如果與WL同步刊登美國國防部密文的《紐約時報》等報刊無罪，阿桑奇怎麼會有罪？如果明知無罪，卻要由檢察系統先予羅織罪名，先把人引渡，折磨當事人在先，定讞與否在後，即便歷經漫長時光而最後無罪開釋，屆時的阿桑奇，早就已經有「擔綱」殺雞儆猴祭品十多年的「歷練」。那麼，與其說白宮使壞，更準確的說法，是有權有勢者經常使用這個古老手段，在以阿桑奇作為警示，嚇阻記者、WL或其他想要揭露不正義情事的吹哨者之過程，已經做了更壞的示範，產生了更大範圍的負面影響，從而關注自由與民主的人，也就應該用更大力氣予以譴責與唾棄。

英國格拉斯哥國際法教授梅爾澤（Nils Melzer）以專業表現獲聘為聯合國特別報告員，他深入調查了兩年多，出版了《阿桑奇的審判》。最早，他因受傳媒負面報導的影響，心中認定阿桑奇是性侵犯、偷竊電腦資料或自大自戀也不知保護消息來源的人，也就對其律師提出的救援案不予理會。是歷經律師團親身會面，提供詳細資料讓他閱讀並消化後，梅爾澤才有新的認識，並轉介入與深訪後，轉而確認瑞典、英國及美國都沒有遵守自己的法律，長期任意拘禁也任由阿桑奇遭受殘忍、不人道也有辱人格的處罰，並且對他的提問與建議不理不睬。梅爾澤說，他寫作這本書，固然是為阿桑奇說公道話，但比較重要的是希望讀者「知道自由民主體系的問題，眾多犯錯的官員沒有被罰，反而是吹哨者、記者，或類似阿桑奇與維基解密者有了危險，已被監禁10年，甚至終身監禁至死，但他們揭露的事實，是貨真價實的政府犯罪！對於民主政治與社會，這是極端危險之事。」

倫敦外交記者俱樂部邀請梅爾澤線上講演，對他提問，新聞界怎麼做，會對阿桑奇有所幫助？在這裡，世人可能跌破眼鏡。梅爾澤表示，就這個案來說，美國政府不如俄羅斯尊重調查記者，西方新聞界不如莫斯科傳媒那麼捍衛自己的新聞自由。

梅爾澤舉伊萬．格魯諾夫（Ivan Golunov）作為例子，說明如後。格魯諾夫是調查報導記者，以揭露俄羅斯最高權力機構的貪腐醜聞而名聞俄羅斯，卻在2019年遭誣陷。新聞爆發，眾多莫斯科記者予以聲援，另有三家重要報紙聯合刊登社論，標題是《我－－我們是伊萬．格魯諾夫》。新聞界通過這場輿論動員，正當說出自己的工作條件，不僅薪資要能合理，自由報導而不能遭羅織與迫害，也是、或更是不可或缺。最後，總統普京出面，下令釋放格魯諾並開除兩位內政部高階官員。「毫無疑問，《衛報》、BBC、《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假使適時行動，以比擬（莫斯科同業）的休戚與共之表意，應該就能讓對阿桑奇的迫害，立刻停止。」新聞自由若是出於這個動機，那麼，「這就展現了媒體的價值，不是讓我們娛樂，是要培力我們。」

美國、英國與瑞典，及阿桑奇的母國澳洲，在FH或RSF的年度評比，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排名都在我們前面。網路及手機發達之處，新聞界的廣告及發行收入備受衝擊，但我們更嚴重，表現在傳統報業記者而特別是地方記者的人數，萎縮嚴重，主要報紙無一盈利，也就短缺資源提升新聞質量，反觀他國如英倫，除了衛報虧損，其他報團各年獲利仍在10%以上。台灣的24小時電視新聞頻道，密度全球第一已有二十餘年，使我們的電視自由變成皮毛報導，遠多於增廣見聞；沒有法律規範與分配，僅是聽任行政職權的分配，使得電視在內很多媒體的重要財源，來自政府的廣告與專案，這樣還能有效監督施政嗎？

再看前引四個國家，她們早就制訂並頒行保障吹哨人的專法，我們的《揭弊者保護法》在2013年開始研擬，至今在執政黨握有國會三分之二席次之下仍然沒有完成立法，致使員工舉報立法院秘書長林錫山貪汙，但身分竟遭曝光而考績連續三年乙等。這還是受害程度「較低」的例子，更嚴重的例子，就舉兩個。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技士戴立紳，因為舉報上司作假帳、用公款不法，竟然喪失公務員資格；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吹哨要求改革消防制度，兩年後42天得43支申誡後遭解雇。

主流媒體資源萎縮，受制於廣告及政府專案甚於從前。新聞與傳播環境不良，「自由之家」與「無國界記者組織」舉台灣的新聞自由是亞洲數一數二，若非諷刺，就是兩個機構定義的新聞自由出了問題。真正的，實事求是的，更為值得肯定的新聞自由，尚待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