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中國

在台灣，不論「親中」、「反中」、「抗中」、「和中」，種種的政治論述背後，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似乎都欠缺清楚的認知與界定，彷彿這是一個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存在。大家都在各自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偏見中，「自由地」詮釋著自以為的中國與中國文化，其實只是加劇了自己對中國固有的「樣板化」認識。隨著我此行在北京的實地走訪，更有助於我破除這種樣板化的認知，進而更透徹地瞭解何謂中國文化。

雖然我們都屬於中國文化的一分子，但我們其實不能說中國文化就是單單以河南、山東，或者今天的台灣作為代表。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說：「我們很難說中國文化是從山東傳到河南，再由河南傳到陝西，由陝西傳到江蘇，如是般的傳遞。中國文化一擺開就在一個大地面上，那就是所謂的中國，亦即是所謂中國的『體』了。⋯⋯有『體』便有『用』。⋯⋯它一發生就滿佈大地，充實四圍。」來到北京後，讓我對這番話有了更深的體認。

北京雖是當今全中國政治權力的中心，然而自遼、金、元以迄於明、清，一千多年的歲月中，北京有相當長的時期其實是處在部族割據政權之中。這使得北京這片土地展現出極其多樣的族群色彩：在飲食上，兼具漢、回、蒙、滿等多民族風味；在音樂上，「北京琴書」所用的四胡，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樂器。相較於我所處的閩南文化圈，公認以「南管樂」最見特色。（南管音樂，在泉、廈地方，稱為「南音」，東南亞地區則稱「南樂」；它盛行於閩南語系的地區，包括泉州、廈門等地，大約在明代以後傳入台灣，並由僑胞傳至東南亞地區的僑社。其唱唸法猶存古風，字音以泉州鄉音為主，故亦稱「泉州絃管」。）大至樂器形制，細至音樂結構，在在體現了中國人的陰陽五行氣化觀。

然若深究其樂器源流：琵琶自魏晉已由西域傳入，二絃則在唐宋從東北奚族引進，（二絃為南管上四管樂器之一。二絃在形制、材質與演奏法上都和一般胡琴有所不同：它的琴軫與琴絃同側，和胡琴相反，卻和宋朝的「奚琴」同制。琴筒採林投木製成，琴柱以竹頭為首，柱身則有十二竹節。南管二絃無論運弓按指的規則都十分嚴格，演奏時內線只能拉，外線空絃只能推。）但這些最終都為中華文化所消融，匯入我們的常民生活中，成為不可分割的傳統。由北京此行的見聞，更讓我瞭解了錢穆先生說的「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有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將外面的材料營養自己的舊傳統。」

如此可見，中國自古便一直在吸納外來文化，在歷史的不同時期中使之「現代化」，也使得中國文化在不斷新舊交融中向前伸舒及成長。

相較深圳的中心商業區，北京並不如想像中的那樣年輕，反而是帶著一種沉穩與厚重。站在居庸關長城上往下看：遠處是一條於20世紀初，由中國人自主設計並建設的京張鐵路；近處則是21世紀通車的現代高速公路。登上明城牆遺址，只見繁華的國貿大廈與古觀象台同框；城市的燈影灑在波光粼粼的京杭大運河上，代表著中國速度的高鐵時不時從一旁穿過。在北京，尤其能見到一座城市新舊交融後所散發出的魅力。

近年中國被戲稱「基建狂魔」，其實放眼望去，中國人一直都是如此，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偏見與批判，只消到此一遊，便可不攻自破。而相較於這些物質文明的展現，對我啟發更深的是：從這些南北、新舊、族群差異的對比之下，尤能體現出中國傳統儒家與經學一直以來，強調以「人」為中心及主體的精神；所以各「地」的區域性與分隔性不會形成真正的割裂與衝突，始終都以「人」為前提，融化在「天」下的觀念中，既「盡物性」也「盡人性」。

雖然像是陳腔濫調，卻是顛撲不破，充滿力量。而這個力量，又正是今天世界所最需要的，同時也是西方人最缺乏的，更是身為中國人要深切體認、使之充實而有輝煌的。

2008年電視裡的那句「北京歡迎您」，使我對這座城市產生了嚮往。2023年因為史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組織的暑期歷史文化研習營，使我有機會可以來到北京。這座城市展示著一個新時代發展的成果，更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這份底蘊不只流淌在胡同人家的煙火氣中，更是給足了這座城市向前發展的新生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而不失其親（新），亦可宗也」。融會古今，貫通中西，北京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也提醒著我們作為新時代中國人的使命。常言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讀中國書，不知中國史，不配為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