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入中國而中國之

「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始及其以後的時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就分裂為兩大方向，一是保守傳統文化，另一則是反對傳統文化；前者有「文化守舊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之別，後者就是「全盤西化思潮」以及「馬克思主義思潮」。若以胡秋原先生的用語，服膺前者的是「西化派」，而服膺後者的，則因為通過蘇聯，所以是「俄化派」。

服膺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其主要的學習路線和地點是蘇聯，如創黨人物瞿秋白（1899-1935）就是留學莫斯科，他是極少數能以俄文研讀馬克思論著之左翼菁英，當時亦有士人透過日文閱讀馬克思主義。但對多數中共黨員或左派分子來說，因不懂俄文、日文、德文，所以，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不容易深入，不過是對馬、恩乃至列寧的思想有個皮毛之知而已。換言之，中共創立並在中國興起風潮，其主要動力，不是思想本身，而是發自傳統和時代逼迫出來的革命信仰、意志、組織和行動，而此革命之力，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毋寧說是受蘇聯指導並學習、效法，依循俄人的革命經驗而來。

探索中共的建黨建國之總體路線，切莫以為只是馬克思或馬列主義而已，它的結構實有雙元陰陽辯證複合的內涵，其另一元是中國的悠久傳統思想體系和政道。

中共領袖人物，多有傳統家學以及中國鄉土的深厚文化傳統之底蘊和氣場。他們的人格、思想，若剝開馬列外來的意識型態之外殼，就可以看見與儒家相似乃至相同的內涵。如劉少奇（1898-1969）的思想就有儒家本質，茲舉其話語三例表述。

我們應該注意自己不用語言去傷害別的同志，但是，當別人用語言來傷害自己的時候，也應該受得起。

劉氏此語的本質與儒家的忠恕之道，並無不同。再如：

我們在黨的領導下，都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你掏大糞是人民的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此語是劉氏在1959年接見全國勞動模範之一位掏糞工人時候的勉語，此種思想，既是共產黨的，也是儒家的。再來引劉氏講於1940年的一段較長之話語：

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和污衊，共產黨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否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管理。共產黨並不願包辦政府，也是包辦不了的。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

姑且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道後來是否吻合此句說法，但此話語卻明白地彰顯了劉氏的儒家政道觀。儒家的「春秋大義」的精神就是仁政王道的目的，是充分地實現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圓滿幸福境界；儒家主張「以德禪讓公天下」之民本到民主的政道；孟荀皆積極地提出生產力、生產結構和生產收入之主體在民之政治觀，且以土地、物質、生產為仁政的基礎，這與馬克思主義若合符節，具有其共通性。

總之，劉少奇的「一切為人民」的為政主旨及人民組織政府、決定國政的觀點，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是儒家的主張。

周恩來長期以融合、和洽、合作之路線而非以鬥爭為方式來推行內政外交，顯然亦是儒家仁政王道型的政道；鄧小平平息文革亂局且施行更化和休息之政，其本質與中國傳統時代的由「劇亂世」轉為「升平世」的王道並無二致，從中國歷史傳統脈絡追溯，此路其實是儒家之政。

從此內在深層結構來看，以劉、周、鄧對照毛澤東，毛氏的思想主軸，又豈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其內在性是中國國學，只是緣飾以馬列之術。毛氏不懂外文，無法直接研讀馬、恩乃至列寧作品，但是共產主義的ＡＢＣ，他多少是有的，然而他最重要的知識核心則應是中國國學。

毛氏生長在湖南，從年輕起始就受以兩湖為中心的湖湘學派、船山儒學、曾氏湘軍、自強運動、南強學會以及「春秋公羊今文經學」之革新和革命思潮的影響，青年毛澤東的心靈和生命裡，有其經世濟民致用之實學實政型態的儒家思想。再者，由於他又天生雄才豪氣，因此，在他的傳統國學的學養中，豈止乎儒家經典而已？他亦是法家、兵家、老子、黃老、縱橫家的綜合吸納者，但是民國以降如同春秋戰國，外有戎狄而內有諸侯互鬥，所以，如何富國強兵而利於征戰的法家、兵家以及縱橫術才有速效，相對而言，儒家就被視為迂遠無功。

毛氏的信念正是如此，國共長期鬥爭，他依此而贏了毫無思想的國民黨，建政之初，中國內則仍然窮弱，而外則有美蘇虎視眈眈。毛氏為求急速強國，於是內政不免使用法家之術而求時效，亦以傳統變法之政如王莽、王安石那類偏激的土地財經和社會改造為模式，甚至還有康有為《大同書》的怪異內涵，因而造成人民生活上的艱苦，由於這樣，毛氏遂與劉少奇等黨人發生矛盾和衝突，其爆發點就是「文革」，而此重大鬥爭，實與馬克思主義無直接關係，而應返回中國歷史和思想的本位結構中才能明白其根本性質，此即法家與儒家之間的差異、矛盾和相爭。

毛澤東是法家型領袖，劉、周、鄧等人基本上是儒家型；新中國初建，遭遇的是儒法的政治理念大鬥爭。

毛澤東去世，文革才告結束，而鄧小平方能進行了一場「復古更化」的國政復原。鄧小平以和諧為政道，以養民為治道。中共建政的這一段歷史甚似西漢初期，初漢因承暴秦，文治蕩然，故仍行秦法，其政治冷酷，多殺功臣文士，高祖時期，已有儒者建請除秦法而行儒政，如賈山、賈誼等人或皇室劉向皆著論提出儒家的治國規範和方策。

文景之世，仍然是以黃老帝王術來鬥爭諸侯國，遂有七國之亂以及大規模的文字冤獄，漢祚為之動搖。中共建政之初，大抵類似，雖然以激烈方式鏟除積弊久矣的大地主和大商賈特權，廣大無產階級工農人民得到解放，但是高層的政治思想鬥爭卻未停止，數次政治運動，一方面鬥倒反法家之領袖人物，一方面又使中國人民陷入艱困之境。

鄧小平執國政後，中國遂如同西漢之漸入武帝時代，江與胡時期，基本是依循鄧小平的「去法歸儒」的路線而建設、發展中國，立下了一個穩定的以和諧而非鬥爭的國家方向，到習近平執政，就如同漢孝武之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之見，而採行「復古更化」的大政，史稱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此意是國家正式以儒家《五經》為政道藍圖，而以「孝弟力田」為治道標竿，在中央立「五經博士」，並立「五經博士弟子員」，此一方面是國家儲才，一方面是治國主體，一方面是天子智庫；且又由地方主官負責觀察考核地方人才，予以訓練並且逐層向上薦舉以為國家朝廷之用，這就是薦舉孝廉、賢良、方正的一套培養、發掘、提用天下人才的政策。

習近平的「新政」正是如此，他返回中國文化的核心，即以儒典為核心的總體國學的復興，依此培育國家人才，且以復興的國學與當代會通，而有創新的轉化，在傳統優秀的中國國學之中，吸融新起的和外來的學術、思想，使中華文化和學術更有生命力和創發性，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融入會通於中華文化歷史之本位中，如同佛法之入中國而中國之一樣，就是「馬克思主義入中國而中國之」，如此，在傳統的國學復興中，加上會通馬克思主義，開創中國的社會主義，它就是以中國儒家為核心的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創新，這個屬於國政層級的文化和思想的重大更化，是當代中國內行仁政外施王道的堂堂正路，而習近平的政治方向，追溯中共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並非習氏自己的獨創，乃是本來具有的黨和國的深厚淵遠敦篤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