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

一、前 言

美國自二次大戰後一直是全球性的強權，因此她的中國政策是整體外交政策的一環，必也遵循著整體性的通則，但在戰略運用的層面上，又具有獨特性，使其可以針對現實狀況做適度的反應。

冷戰結束後，過去築基於「蘇聯威脅」的兩極結構開始鬆動，國際間的權力關係也正快速重組。此時，美國以唯一全球性強權的角色掌握了支配地位的先機，冀望藉此架構一個三角式單極的國際體系（Unipolar）〔註1〕。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共同威脅的解除，各盟邦與美國在軍事戰略上的共識價值（Shared Value）消失，各國外交的自主性不斷提升，對美國的領導地位造成嚴厲的挑戰。顯然地，主觀的意願和客觀的形勢存在著矛盾的關係，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難題。

另外，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力衰退，資源運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儘管積極進取是美國外交的傳統，但在使用的手段上不得不做適當的調整，由過去的軍事威懾改採柔性的文化擴張。面對國力衰退又處在權力結構重組的同時，當年提出圍堵政策的肯南（George F. Kennan）鄭重提醒美國外交決策者：當前美國所需要的並不是特定的政策，而是延續美國外交傳統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美國樂於協助所有追求自由和獨立的努力（The Well-Wisher 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ll），但同時也重視維護自己的勝利成功（The Champion and Vindicator Only for Her Own ）〔註2〕。這是一種理想（Ideal）和現實（Realism）兼顧的雙元主義。歸納起來就是，基於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高原則，擴大美國價值觀的影響力，進而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因此美國外交政策具有積極性干預的本質。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今年年初在《外交政策》季刊中正式揭示的外交戰略四項原則〔註3〕，也正顯示了這項特質。

從這項外交原則來看，後冷戰時期東亞和中國的崛起將是美國最大的挑戰。冷戰結束前的一、二十年當中，日本已然建立了世界性經濟霸權的實力；中共挾其經濟改革的成果，積極重整國力，不僅令人刮目相看，也值得各國擔心。克里斯多福也毫不諱言地指出，未來這個地區的發展與動向對美國而言是最重要的〔註4〕。然而依美國的主觀認知，日本的興起仍屬於一種可管理的挑戰（Manageable Challenge），不至於一朝失控而產生安全上的威脅。主要原因是日本自戰後以來一直是美國的盟邦，而且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美軍仍有四萬五千名部隊駐防日本，無形中限制了日本的擴張〔註5〕。另外，日本的政治體制屬於傾向西方的民主政治，儘管美日間存在嚴重的貿易摩擦，美國仍認為雙方在相同的政治價值體制下，而且都採行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日本對美國的威脅性就相形減低。綜其結果，從軍事、政治、經濟的各層面來說，日本在後冷戰時期的興起，對美國的外交原則並未造成嚴厲的挑戰。因此美國朝野雖對日本的經濟勢力投以特別的關注，但大致上仍傾向改善雙方的夥伴關係上努力。然而對於中國的崛起卻持以不同的態度，並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

後冷戰時期中國的崛起對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產生了威脅，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必須面對現在也要面向未來。現階段來說，隨著霸權殞落，大規模的毀滅戰不太可能發生。但過去依賴霸權平衡的表面和平也難以維持，區域性及民族性的小規模衝突卻不斷發生。美國藉著仍維持全球性強權之勢挾聯合國以令諸侯，勉力維持了個脆弱的國際新秩序。事實上，各地區皆有強權的醞釀，但都未能達成「極化」。因此一方面看來似乎有多極體系的形成跡象，另一方面美國也正積極鞏固領導地位，試圖領袖群國〔註6〕。然而美國的有識之士循著外交史的軌跡也瞭解到，單極權力體系基本上就是一個不穩固的結構，只能存在一段過渡時期。雷內（Christopher Layne）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推演，預估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不太可能超越西元2010年〔註7〕。而其中很有可能挑戰美國領導權者首推中國〔註8〕。但是基於主觀的情感，美國的執政者當然希望盡可能地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註9〕，不管是用軍事、政治或經濟的手段。而現階段的中國政策就是對這樣的現實做反應，同時也要替未來做最有利的準備。

在整個後冷戰的情勢發展中，縱使美國想極力抑制其他強權的崛起〔註10〕，由於國力衰退，也是力不從心。但是若想全面撤退，回到門羅主義的時代，無異是鼓勵其他強權的快速竄起〔註11〕。不僅使得權力重組的過程造成混亂，甚至會引發大規模戰爭，長遠來看反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這種情況就好像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的第三世界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一樣。民主化要想平穩推展，就不能缺乏強而有效的穩定力量，但最後這個穩定力量終需退出支配地位，接受其他力量的挑戰與競爭〔註12〕。美國縱使明知全球權力結構必然會向兩極化或多極化演進，但又不能不在現階段扮演過渡時期的穩定力量。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未來發展的環境條件。去年白宮提出的報告《接觸與擴大的國家安全戰略》（A National Securit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及今年初國防部的報告《東亞太平洋地區美國的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 Pacific Region）都明白確定了美國將採取透過「接觸」的方式牽制競爭者的主動防衛戰略；以及立足軍事安全的平衡結構，進一步擴大美國價值的傳播；最終達成經濟繁榮的目標〔註13〕。當前美國的中國政策也正是以這三項任務作為基調，符合了美國外交的傳統原則。

二、主動防衛的軍事戰略

美國助理國防部長Joseph S. Nye, Jr. 以一個人生存所需的氧氣比喻國家安全，旨在提醒美國朝野，在後冷戰時期，千萬不可因為「蘇聯威脅」的減除，而在不感覺需要的情況下漠視了國家安全〔註14〕。具體而言，國家安全之要務是在於保障國家領土、人民及財產免於受攻擊；以及消除國家政治體制和公民價值結構的外在威脅〔註15〕。從美國的歷史來看，她對國家安全的具體闡釋都是採取積極主動性的方式，尤其自二次大戰後更是如此，主張國家安全的確保應在敵方攻擊意念發生之前就要將其消除，孫子兵法稱之為「伐謀」，近代則稱「主動防衛」。而主動防衛的執行一般是從二個層面規劃：一者擴增防衛空間，即所謂延長國防緩衝區；二者深入對方內部從事防衛工作，如嚇阻戰略、文化滲透、政治作戰等。美國的中國政策正充分發揮了這項特性。只是手段上，由於可用資源受限，過去採取軍力做後盾，現在則以外交的柔性手腕做巧妙的設計。

從地緣戰略來看，美國以二大洋為屏障，擁有海權國家在國家安全防衛上的優點。19世紀當她感受歐洲強權的威脅時，便高舉門羅主義。就算這種情形，美國仍不忘把拉丁美洲納為後院以鞏固其國防。自此以後，隨著國力漸強，主觀上逐漸認為其防線有向外擴張的必要，同時也認為應對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註16〕。於是在心理上很有理由地把東西兩道防線往外推展，擴大其國防緩衝區。但19世紀的國際局勢對美國而言並無直接強大的安全威脅，加上當時美歐間的相對國力差距不大，因此主觀意願無法順利推動。然而在太平洋這一邊，為了顧及歐洲帝國主義已入侵遠東地區，唯恐將來美西遭到威脅，故取菲律賓以為屏障。

二次大戰，德日的同時興起使美國更有理由為了對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而將國防向前推進。東岸則推至大西洋的對岸，與德國勢力對峙；西岸則推往太平洋的另一邊，與日本勢力抗衡。大戰結束後，德日敗亡，蘇聯趁勢崛起，且積極向外擴張，美蘇兩極對抗的形勢漸趨明朗。美國的對外政策由對抗德日快速轉為對抗蘇聯。在歐洲方面，由於政治意識形態明顯的兩極化，加上美國發揮了傳統的主動防衛戰略，鞏固了西歐防線，東西歐對峙便成定局。在遠東方面，美國依主動防衛的原則也積極介入（Engagement）中國事務，原冀望以中國來限制蘇聯的擴張，因此對於中國的內戰，美國的態度始終不很明確。一直到韓戰爆發，中蘇共結盟的態勢已趨明朗，嚴重威脅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重大利益，美國的遠東防線才告定案。隨後美國的圍堵政策終於成形。

從戰後到冷戰初期，基於中蘇共的結盟關係，為了圍堵蘇聯，就不能不圍堵中共。為了圍堵中共，美國沿太平洋的另一岸設計了鏈島防線，由白令海峽，經對馬海峽、台灣海峽，至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儘管鏈島沿線的許多國家在政治意識形態、民主制度、社會價值結構等方面與美國都有一段差距，美國仍基於國家利益的現實考量，與這些國家互結盟邦。但在此同時美國對這些盟邦仍不忘採取積極介入與擴大市場民主的政策（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逐漸轉化其與美國的異質性，提高同質性。所以鏈島防線的設計完全是基於現實的考量，而不是基於理想標準所做的選擇。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也將沿著這一條歷史的經驗去設計及執行。克林頓決定把中共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議題脫鉤，但卻同時宣示「介入與擴大」的政策原則，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冷戰結束後，「圍堵蘇聯」及「聯『中』制蘇」完全失去了戰略意義，但美國所面臨的考驗較之過去更為複雜。一方面缺乏共同威脅的情況下，又不能不維持美國的領導地位以維繫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過去能夠以民主集團的領導身份呼風喚雨的情勢不再，袛好借助於聯合國的「師出有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很無奈的；另一方面缺乏一個明確的勁敵或對手，變成許多國家都有可能是對手，都可能惹出麻煩，尤其想要穩住領導地住，就必須隨時防止任一個強權竄起而成為全球性的角色〔註17〕。整個鬥爭形勢由過去的「敵明」變成「敵暗我明」，這種形勢是更為嚴峻的。更重要的是美國可用的手段已不可能像過去一樣採取軍事的威懾力，一來是資源受限，二來是國際情勢也不容許，如果勉力行之，反而會導致全面性的武器競賽，弄巧成拙。

寰觀整個國際態勢，美國除了必須妥善處理第三世界國家的紛爭以鞏固其領導威信之外，更要注意歐盟、日本及中共的崛起。歐盟和日本雖然與美國在許多議題上歧見仍深，但由於彼此在意識形態、社會價值觀體系、政經體制運作上差異性不大，衝突的處理總歸不至於太棘手而有一朝失控之虞〔註18〕。而最難處理的莫過於與中共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中共國力的崛起，而是中共與美國的矛盾關係一直存在。儘管雙方過去曾有戰略合作的經驗，但仍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主要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兩極化之外，社會價值觀、政治理念和文化基礎都有很大的差距。當美國外交決策者對中共的決策形態和思維模式還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一下子邁入了後冷戰情勢，處理問題起來常不知所措〔註19〕。難怪克里斯多福今年初坦承：克林頓政府把維護亞太區域的安定和發展列為最優先的外交事務，同時把中共視為亞太前途的最主要關鍵國家〔註20〕。而事實上美國朝野都認為：論國力、意願及與美國的矛盾關係，中共將會在後冷戰時期到下個世紀初，成為美國最不友善的強大競爭者。基於這項考量美國的中國政策就不能不從制衡中共的角度來規劃與執行。

在不能使用軍事威懾力的限制下，美國的中國政策採取了深入接觸（Deep Engagement）、擴大美國價值，及結構圍堵三項政策方針。一方面藉由接觸促成質變，以降低中共的侵略性，換句話說就是以「柔性攻勢」〔註21〕促成中共的和平演變。另一方面利用外在的地緣關係，透過外交手段，把中共限制在「地區性強權」（Regional Power）的權力架構內，防止中共的突然竄起而使美國措手不及。

基於這個政策方針，後冷戰期間，美國持續增加與中共的雙邊軍事交往。除了雙方高層人員頻頻互訪之外，雙方也從事多方面的合作計畫，尤其在幫助中共國防工業轉營民用事項方面〔註22〕。美國的另一個目的，是想透過雙方的軍事交往，建立與中共軍方的聯繫管道，進而使中共軍事透明化。在掌握中共的決策模式後，進一步提高美國對中共決策的影響力。這就是美國掌管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Joseph S. Nye, Jr所謂的「深入接觸」，並宣稱：處理崛起的中共強權，克林頓政府所採取的深入接觸政策最為得體而有效〔註23〕。

美國採取積極「深入接觸」的政策也是有其現實的必要性。其實美國對中共的瞭解比起對其他強權的瞭解都來得膚淺。究其原因是東西文化的差異性淵源久遠且深入到社會結構，使得彼此的思維方式差距很遠。尤其中國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侵害超過半個世紀，接著中共又閉關了30年之久，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排斥作用。冷戰期間美「中」雖然有過合作「制蘇」的經驗，但這是基於現實的需要，雙方並無意成為夥伴。再加上當時中共的實力也不足以挑戰美國，因此美國並無動機去深入瞭解中共。然而現在是時過境移，中共的潛力似已不可同日而語，就算瞭解不易也不得不勉力為之。在美國民間雖有研究者，但往往受到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社會體系等的隔閡，研究與事實常存有落差，譬如：對毛澤東早期的政治運動，美國學界只論「大躍進」，而鮮少提「三面紅旗」者。克林頓政府內部也被批評缺乏瞭解中國事務的人才〔註24〕。處於這種狀況下，透過「深入接觸」，再進一步設法擴大民主，傳播市場理念，確也不失為最務實的做法：不僅反映現實，更替未來做準備，而且戰場延伸到敵人內部。這就是主動防衛的戰略意義。

美國防止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竄起為全球性強權的第二層次戰略，就是利用地區性或次地區性的安全架構框住中共。美其名曰：為了奠定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則必須建立區域內各國的彼此信任，並透過安全措施完成區域安全架構。此所謂彼此信任的建立和安全措施，包括了相關國家間的定期對話：對話頻率的制度化及對話內容的具體化。譬如關於整個地區的安全問題、相對關心的安全問題、國防預算、戰略規劃、武器採購計畫等的對話及通報，主要是透過彼此國防透明度的提升，降低猜疑，促進互信〔註25〕。但是集體安全架構（Collective Security）的目標是要維持權力平衡的現況（Status Quo），誘陷各參與國滿足被框在結構內的各自現況。換言之，這種架構實質成了「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註26〕的工具，強力說服（Forcefully Persuades）著中共在集體安全的結構阻力（Constraint）下不得任意擴張軍力。以現階段來看，中共的現況是屬於一個區域性強權，一旦框入了區域性的安全架構，她就應該把國防現況透明化以建立成員間的信任，同時也應呈現維持現況的誠意。反過來如果試圖擴張軍力超出現況，其他成員國將產生疑懼而相對提升軍力，導致區域內軍力競賽。所以就算架構內任一國想如此做，區域內其他各國的集體反應也會使平衡狀態維持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區域內各國的「相對軍力」仍不易快速突破現況，而令任一國突然竄起。總之，整個區域安全架構實質上扮演了抑住任何強權竄起為全球性強權的功能。然而同時來看美國，美國的現況已是全球性強權，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強權。由於目前本身已無意願和能力再擴張軍力，因此，「維持現況」是她最佳的選擇：既能維持自己現有的地位又能抑制其他強權的竄起，可以說是後冷戰時期的最佳戰略。美國的中國政策就是依此方向去規劃和推動的。而且克林頓政府更採取逐步放寬安全架構範圍的方式：首先只推動加強美國與亞太地區主要國家的雙邊關係；其次漸漸擴大結合中共和日本一起建立三邊關係；一直到今年美國的國防報告書，才同意支持推動亞太集體安全結構。美國這種做法顯示了她維護其擁有的現況是極為用心良苦的。

其次，從核武戰略上來看，美國不能不圍堵中共，而且是從多層面來思考。總體而言，美國是不必再擔心蘇聯威脅了，但原來已製造完成的核武並不見得減少。只不過是由過去的集中管理變成四處流散。如此一來，爆發核戰（也許是小規模核戰）的可能性反而增加，因為核武的使用變得無法管理而難以預測，當中較令人擔心者是中東地區和印巴兩國。因此，在後冷戰時期的核武戰略上，美國最擔心核武操控在一些瘋狂的政客手上，可能因為不夠瞭解而濫用〔註27〕。針對此種顧忌，美國也不能像過去一樣採取嚇阻戰略，因為對於「瘋狂者」，嚇阻作用無法發揮。而所能採取的對策只能從防止核武繼續擴散及減少核試爆方面去努力，同時也要使已經擁有核武的國家能保持理性，避免「瘋狂決策」的發生。最後，也可能是美國本身較能掌握的，就是發展核武防衛系統。

依美國的觀點，目前世界上擁有較大的核武力，又縱容核武擴散的主要國家，就是獨立國協及中共。獨立國協的核武擴散問題美國還能延續過去的經驗有效處理，但對於中共的問題就顯得比較複雜了。從波斯灣戰爭以後，中共開始軍售飛彈系統給中東及巴基斯坦，而這些飛彈系統包括了可攜帶核子彈頭的Ｍ型長短程彈道飛彈〔註28〕。另外讓美國更不安的是，中共與伊朗之間的核子合作計畫〔註29〕。最後，用美國的標準來看，美國對中共有關核武決策的理性程度也不具有信心。當國際間達成無限期延長「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的協議後中共仍堅持為了防止核武壟斷而連續實施了幾次的核子試爆，美國實在很難忍受。但基於整體考量，美國如果想同時防止中共從事核武擴散及降低中共處理相關核武決策的非理性成份，對中共也只能耐性地「深入接觸」，以冀產生某程度的牽制作用。不管怎麼說，一個穩定、溫和、理性的中共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助於世界和平。

最後，隨著中共核武力的擴增，及核武擴散又難以有效遏止的情況下，美國正積極發展核武防衛系統。克林頓政府已通過1,460億美元的經費，預計在東亞地區部署戰術飛彈防衛系統（Theatre Missile Defence System），以保衛美軍及日、韓等盟邦免受中共核飛彈之攻擊〔註30〕。中共認定這項以中共為對像所設計的防衛體系，實質上就是進行對中共的新圍堵政策〔註31〕，將來如果擴大到東南亞、南亞，甚至台灣，將嚴重危及中共的國家安全，於是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美國政府雖一再公開否認，宣稱並無所謂的「新圍堵戰略」，但美國採取這種主動防衛特性的中國政策將是既定的方針。

關於美國的中國政策對兩岸關係的立場，儘管美國一再宣稱堅守三項公報支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變，但對於中國的統一，基本上是不會樂觀其成的，因為中國的統一嚴重違背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重大利益。因此，不管是兩岸的和平統一或是武力統一，都是美國所必須阻止的。一旦中國統一，日本的西翼不守；南海問題的彈性縮小；向西對菲律賓、紐、澳，進而對美國西岸都會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往南則東南亞各國不得不俯首稱友，整個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路也將受控於中國。屆時美國的「新圍堵戰略」將無立足之點，美國想繼續保持影響力插足亞太地區的情勢必更形困難，此豈美國的中國政策所能容忍？

所以，基於美國的最大利益，台海兩岸的現狀必須維持：既不能讓台灣宣佈獨立，也不能讓中國和平統一。台灣一旦宣告獨立，不僅危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而且可能迫使中共武力統一；但也不能讓兩岸關係再結姻緣，真正和平統一，將使中國快速竄起。去年因千島湖事件及司馬遼太郎訪問事件導致兩岸關係低潮時，美國趕緊透過一些具影響力的人士包括李潔明、白樂崎、羅德等人利用各種場合向台灣方面警告：台獨不可行，而且是中共武力攻台的底線，不可犯界。但是今年初，隨著江八點、李六條的相繼提出，兩岸關係大幅度改善，似乎將談及婚嫁，美國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於是利用台灣推動務實外交之際，順水推舟同意李登輝先生訪美。其實這些作為乃一石兩鳥之計，一來可以把兩岸關係拉回常態，不至於太熱或太冷，二來亦能試探「台灣牌」的反應，並藉以報復中共的核子試爆。事實上早在去年，克林頓本人已親自介入了「對台政策調整」的定案工作〔註32〕。另外，基於美國的中國政策，美國當然希望李登輝先生繼續連任總統，因為他的執政最能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不管是激進的台獨主張，或中國大一統的情結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最後，台灣推行自由化、民主化的成功經驗將充分證明美國擴大美國價值的成就。因此，美國對於台灣在下世紀中扮演東西文化對峙的前哨仍寄以厚望。

三、擴大美國價值的政治謀略

美蘇對抗將近半個世紀，但雙方並沒有真正宣戰，最終結果是美國宣告勝利，可見美國並不是宣告軍事的勝利，而是取得了政治性的勝利──隨著美國民主的擴張，一黨專政的蘇聯帝國垮了。事實上，美國的世界觀一直都秉持著她一貫的歷史經驗而來。美國以二百多年的歷史從獨立、邦聯、聯邦到今天是跨大半北美大陸的大國，資源雄厚，國力強大。主觀上，美國人民認定這種成就乃得力於民主價值的逐步擴張。因此美國人天真地把這種模式直接放大到世界體系，認為美國的民主自由系統既然可以建立，且創造繁榮，如果把美國價值擴大，也必然可以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組合系統。而且把這樣的理念昇華成為美國人民的神聖使命感。自門羅主義的養精蓄銳階段後，美國即以「擴大民主」的方針及救世主的精神試圖建立一個美國價值體系的世界社會。

本來馬克思主義也是以西方文化及西方社會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主張，但是它的價值理念與美國以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產生了矛盾。當兩個價值體系政治化以後，就造成了二次大戰後的兩極世界體系。冷戰結束後，美國取得了一次全面性的勝利，主觀的經驗讓美國對美國價值的擴大將造福世界更具信心。克林頓因而更堅定美國外交政策應把市場制民主國家的大家庭推廣到全世界〔註33〕。

然而冷戰結束以後，真正的衝突將來自東西方文明的對立。人類社會在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由於科技革命的強大爆發力掩蓋了真正存在深層的矛盾，這個矛盾源自兩個不同文化的差異性。由於它是歷二千年演進的不同社會背景而來，根深柢固，未來的衝突必然不下於過去馬克斯主義與民主主義間的衝突。當同屬西方社會文化的兩大政治意識形態之衝突結束後。從後冷戰時期開始，美國將以勝利者自信擴張美國價值，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將會在隱退一個半世紀後浮出檯面，與之產生競爭與衝突。

杭廷頓在1994年11月30日於「美國和平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提出的論文中指出：後冷戰時期國際衝突的主要來源是傳統的國家與種族認同上的差異，也就是文化差異政治化以後所形成的對立。最明顯的情況就是東方社會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仍會保留其文化特質，以排斥西方文化的同化，終而將造成東西文明間的衝突〔註34〕。面對這種即將來臨的政治性挑戰，而且為了鞏固未來國際的支配性角色，美國的中國政策必將負起擔綱的作用，積極擴大美國價值，準備在下一個世紀中再取得一次勝利。杭廷頓又在所著「第三波」一書中點出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遭遇的問題及挑戰，同時也鼓吹擴大民主的努力。今年8月杭廷頓應邀來台參加「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與鞏固」研討會，會中發表「民主爭千秋」的專題演講〔註35〕。種種跡象看來，這場東西文明的對抗已在後冷戰時期啟動，將有一番對決。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萊克（Anthany Lake）針對後冷戰的政治形勢明白指出：民主的傳播將有助於解決美國外交政策的所有其他問題〔註36〕。與其說是出於軍力受限的無奈，不如說是出於對美國價值的自信。事實上，美國朝野，甚至許多其他國家也都堅信，美國價值的民主終將戰勝一切，同時深信民主國家之間不會彼此打仗〔註37〕。依此邏輯，只要擴大民主，世界就能逐步邁向和平，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也將被化為無形，美國的地位也得以鞏固。克林頓政府也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白指出：民主國家不太可能威脅美國的利益，反而會傾向與美國合作，共同對付安全方面的威脅，並促進繁榮〔註38〕。所以，擴大民主將是美國國家利益最大的保障。在此同時，一般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度緩慢，甚至是美國價值擴大的最大阻力。如此一來，基於現實和理想的雙重考量，美國的中國政策更會堅定推動「深入接觸」中國內部，以加速其民主化的進度，進而達成美國價值的最後勝利。

然而理想歸理想，當美國執行這項謀略時遭遇了重大的阻力。事實上早在冷戰結束前，美國已經執行了這項政策方針，最明顯者就是八九年的民運。美國的受挫並不是因為民運的被鎮壓，而是中國的菁英知識份子並不能真正瞭解美式民主的價值體系及其真正的內涵〔註39〕。以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美國想要在中國的社會透過「深入接觸」擴大美國價值，恐怕不容易。再加上東方文化在受盡西方帝國征服後的覺醒，必然會產生強烈的反彈，尤其當東亞經濟逐漸抬頭，國力漸趨強大之後，所產生的抗拒將更激烈。這當中抗拒最厲害的可能是中共。也許依美國的標準，中共的人權狀況可能是最糟的情況之一，但也許是因為中共的崛起，令美國因憂懼而特別注意。顯然雙方認知的衝突已不可避免。

然而美國的這項政策所受到的抵制並不僅袛有中共，幾乎大部份的東方文化社會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反感，如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甚至南韓、日本。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她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已歷半個世紀，而且又是長期的美國盟邦，因此與美國這項政策的互動關係較淡，但透過貿易歧見所表現出來的正是這項價值體系的差別。譬如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合著《一個能說『不』的亞洲：對付西方的一張王牌》一書中指出：如果美國繼續迫使亞洲美國化，亞洲必須做出反應。亞洲的文化和文明確實要比歷史短暫的美國更悠久〔註40〕。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在去年3月接受美國外交事務季刊訪問中特別提到：「亞洲價值」對亞洲繁榮的貢獻和重要性不容忽視〔註41〕。法國世界報在「走向新亞洲主義」一文中也指出：巨變的亞洲正在採取另一種異於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方式來改造她們自己的世界。從後冷戰的趨勢看來，未來亞洲國家抗拒美國價值強行輸入的情感已難避免。預計到下個世紀，這項東西文明價值的衝突將會在國際權力重組的過程中發揮關鍵性的影響力。事實上，美國也已感受到這股壓力，一般也相信西方國家聯合抵制中共申辦二千年奧運，正是這項衝突的具體化和開端。更因此，美國會在其中國政策上加重「擴大民主」的工作計畫。

四、擴張市場的經濟策略

克里斯多福在談到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幾項關鍵性機會中強調：美國要引導世界促進市場的開發及維持經濟的成長，如此便能建立一個有利於美國繁榮與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首要的工作，也是很好的機會〔註42〕。近十多年來，美國由於耗費大量資源在軍力擴建方面，不僅造成生產體系的扭曲（軍工複合體的比例過重阻礙了經濟正常發展），也連帶導致了雙重赤字的逐年沈重，生產總值占世界總產值比例的持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擴大市場規模及有效取得較廉價的資源，就佷難刺激美國的生產機能，進一步有效重建生產結構，帶動經濟成長。所以克里斯多福也坦承，美國的安全決定於美國經濟的強大，而美國的經濟又有賴於美國開發外國市場，提升自由貿易和投資的能力〔註43〕。

但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及大環境來看，人類的生存資源本來就有限，工業革命後，科技革新已盡其所能地開發，以迎合人口的成長及慾望的升高。如此一來使得大部份開發地區呈現資源極度匱乏的普遍現象，經濟發展也面臨飽和而遲緩的困境。反而是一些開發中地區擁有較多的資源及開發的機會。但如果太落後，開發成本相對提高，不利於投資，而且消費能力低，市場規模小，無助於刺激生產。因此這些地區的開發尚無助於美國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而目前最能有助於美國重整經濟者，就是中國大陸──一個購買力正在快速提升的市場，及資源豐富有利於投資開發的良機〔註44〕。對美國而言，另外的考量是，一個貧窮分裂的中國在未來可能製造更多的問題，進而威脅到亞太地區的和平，也不利於美國〔註45〕。而當美國在中國擴張市場時，不僅有助於繁榮美國的經濟，也有助於中國的穩定成長。因此，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在繁榮經濟的任務上將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美國在擴張中國市場及推動市場民主方面是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的。一方面增進兩國的雙邊經貿關係，同時也促成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運作，使其納入世界自由經濟體系內。如此一來，中共的經濟開放將受到牽引而不至於逆轉。其次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購買力提升，市場機能擴大，將可提高美國產品廣大的市場，並可幫助提升美國的就業率〔註46〕。

在促進雙邊經貿關係方面，美國持續提供了中共最惠國待遇。美國這項政策直接刺激了中國的生產，也間接增加了中共向美國採購的生產設備及高科技產品，雙方已逐漸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其實對於擴張市場的工作，美國可以說經驗老到，如戰後的西歐、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從過去的經驗中，美國也相當有信心，只要中共的經濟改革成功，接著自然會產生內在的動力邁向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主要的關鍵是，以目前美國所擁有的資源是否能夠支持到那個時間。另外就是，如果在經濟領域上兼顧政治目標的話，雙邊的經貿關係就很容易遭到扭曲而導致不公平的關係。而中共可能趁機利用這層運作而快速成長，提升其國際競爭力，進而掉頭對美國經濟造成威脅。因此，美國最理想的策略是以雙邊關係帶動中共的經濟成長後，誘其邁入市場經濟的擴大改革。等到市場潛力提升和範圍擴大後，再透過外交談判要求消除不公平貿易，如貿易逆差的平衡，相對開放市場，智慧財產保護等。中共在維持既得利益的考量上，面對美國要求消除不公平貿易的努力必然要做適當的回應及讓步。但是治本之方還是設法把中共的整個經濟體系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內，透過功能融合的作用，將可促成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逐步擴大，而且對外的貿易也能漸趨制度化，消除一些不合理的不公平貿易。

為了達成此目標，美國不僅對中共加入關貿總協（GATT）表示支持，還促其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只要美國能繼續扮演這些國家經貿組織的主導角色，美國就能順利地擴大中國的市場，並促進經濟繁榮。自從美國促成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決議後，美國就能夠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執行相關法令及規章的功能，促成全球貿易體系的開放，維持各會員國之間的公平貿易，以保障美國的利益。另外，美國也成功地提升亞太經合會在國際經貿上的重要性，使其正式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及整合的國際論壇，並促成在西元2020年時使該地區成為自由貿易區的協議。如此一來，透過與中共雙邊關係的運作，把中國市場誘入國際體系內，對美國而言，不僅有利於市場的擴大，也同時有助於消除雙方的不公平貿易。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決定延續中共的最惠國待遇，誰說不是姜太公釣魚的做法呢？

五、結 論

基本上，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其傳統性的基調，面對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權力重組過程中，美國提出圍堵戰略的名外交家肯南認為，在後冷戰的局勢下，美國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的方式，回歸傳統的外交原則，那就是「美國將樂於協助所有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努力，但也應以維護自己的勝利成功為要務」。這也是美國外交政策一貫性的雙元主義結構。

美國的中國政策是整個外交政策的一環，它們之間具有延續性。在後冷戰時期，由於主客觀的條件和形勢異於過去：美國國力的衰退、中國勢力的逐漸崛起、核武的擴散、世界經濟的普遍蕭條、東西文明衝突的政治化等，使得未來中共在世界局勢的角色特殊，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在整個外交政策中的份量更為吃重。在堅守美國外交的傳統原則下，它必須完成的三項基本任務是：軍事安全、政治勝利和經濟繁榮。面對著如此嚴峻的挑戰，克林頓政府發揮美國主動積極的拓荒精神，宣佈了「接觸與擴大」的政策方針，希望美國挾著完備的軍事戰略、政治謀略及經濟策略大膽邁入「虎山」後，終得「虎子」──美國的繁榮與世界的和平。

後冷戰時期美國推動中國政策的成敗，將關係到下世紀中，美國是否能順利建架一個有利於美國主導的世界新權力結構。因此，該項政策不僅要能反映現階段的現實，也要能堅持理想為未來做準備。吾人將拭目以待。

（原載《美歐月刊》1995年10月號，政大國關中心出版）

〔註1〕“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 A14.
〔註2〕George F.Kennan, “On American Principles”,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2, March/April 1995, pp.116-126.
〔註3〕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s Leadership, America's Opporturity”, Foreign Policy, No.98 Spring 1995, P.6.
〔註4〕Tim Hames,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XII, No.1, April 1994, P.119.
〔註5〕Chalmers, Johson and E.B. keehn, “The Pentagon's Osifie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Vol.74, No.4. July/August 1995, PP.105-108. James A. Winnefeld, et al, A New Strategy and Fewer Forces: The Pacific Dimension, R-4089/l-USDP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2), P.lll.
〔註6〕同〔註3〕，PP.7-27.
〔註7〕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111er, et al.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 for Pe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ls : The MIT Press, 1993), PP.244-290.
〔註8〕Bryce Harland, “For a Strong China”, Foreign Policy,No.94, Spring 1994, P 49,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Builds Its Military Muscle, Making Some Neighbors Nervou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93,P.A1.
〔註9〕Joseph S. Nye, Jr,Bound to L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Basic Books, 1990), Joshua Muravchik, “At Last, Pax America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1991, P.A19.
〔註10〕Patrick E. Tyler, “U.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A1.
〔註11〕Bob Dole, “Shaping America's Global Future”, Foreign Policy, No.98, Spring 1995, PP.29-43.
〔註12〕Samuel P. Htntington, Politicl Order in Changing S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註13〕Joel J. Sokolsky, “Great Ideals and Uneasy Compromises: The United States Approach to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L. No.2, spring 1995. PP.266-293.
〔註14〕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 No.4, July/August 1995, P.91.
〔註15〕Terry L.deibel, “Strategies Before Containment”,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 al, America's Strateg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2), P.41.
〔註16〕Terry L. Deibel, “Strategies Before Contain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16, Spring 1992, P.94.
〔註17〕Robert J.Art, “A Defensible Defense”, i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Miller, ed al, America's Strategy in a Changing world, PP.68-116.
〔註18〕Richard L. Kugler, The Futur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Europe: Force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Post-Cold Era, R4194-EUCO M/NA(Santa Monica, CA: RAND, 1992), PP.11-16: James A. Winnefeld, R-4089/1-USDP.
〔註19〕Harry Harding, “Asia Policy to The Brink”, Forign Poliy, No.96, Fall 1994, PP.57-74.
〔註20〕Warren Christopher, “America's Leadership, America's Opportunity”, Foreign Policy, No.98, Spring 1995, P.12.
〔註21〕「柔性攻勢」由蔣緯國將軍提出，於中華戰略學會中發表，並著有專書闡釋。
〔22〕林岩哲，《求同存異的美國與中共軍事關係》，《美歐月刊》，第10卷第7期，民國84年7月，頁4-49。
〔註23〕，同〔註14〕，頁94。
〔註24〕同〔註19〕。
〔註25〕威廉．潘德利，《建立信任與安全措施對形成亞洲和平與穩定框架的作用》，《現代國際關係》（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1995第6期，頁44-49。
〔註26〕Alexander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1)
〔註27〕同〔註17〕，PP. 74-75, PP.74-75.
〔註28〕R. Bates Gill, Chinese Arms Transfer: Purpose, Parterns, and Prospect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ger, 1992), Gerald Segal, “China Arms Transfer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e Washington Qarterly, No.17 Autumn 1994, PP.156-173.
〔註29〕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5,1995
〔註30〕《南華早報》，1995年3月12日，頁2：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urary 18, 1995, P4.
〔註31〕同〔註22〕：何頻，《美國有必要圍堵中國嗎？》，《中國時報》，民國84年9月2日，頁11。
〔註32〕林正義，《李總統訪美與中美關係》，《政策月刊》， 第6期，民國84年7月1日，頁2。
〔註33〕洪國起、王曉德，《<克林頓亞太政策受挫的文化因素》，《現代國際關係》，1995年第5期 , 頁19。
〔註3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haracter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onflict, Paper presented at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Nov.30, 1994.
〔註35〕《中國時報》，民國84年8月26日至28日，頁2-9。
〔註36〕同〔註33〕
〔註37〕Samuel P. Huntington《民主爭千秋》，《中國時報》，民國84年8月27日, 頁9。
〔註38〕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ment and Enlargement, July 21. 1994.
〔註39〕楊志誠，《理性看大陸學運》，《中山社會科學季刊》，第6卷第4期,民國80年12月，頁124-129。
〔註40〕同〔註33〕，頁22。
〔註41〕Fareed Zakaria, “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2, March/April 1994.
〔註42〕同〔註3〕，P. 16。
〔註43〕同〔註42〕
〔註44〕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3), Tim Hames,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Clinton Adiministr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XII, No.l Apri1 1994, PP.119-120 同註• B Harland, P.51.
〔註45〕同〔註8〕，Bryce Harland, P.51.
〔註46〕William H. Overholt, China: 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P.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