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大叔究欲何為

在近代語法學上的深遠影響

50年代中期，西方的語言學界發生了一次震驚世界的大事。年才二十幾歲、執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發表了他的第一本語言學著作《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s）。此書一出，立即引起美國和歐洲語言學界的大轟動。喬姆斯基在他這本處女作中對語法結構分析提出了嶄新的和革命性的理論基礎，使百餘年來歐美語法結構學取得了一次重大的突破，給傳統的語法結構研究帶來了新生命和新精神。

喬姆斯基教授在他的語法結構新嘗試中發展了他有名的「轉換結構」（Transformation Grammar）理論。理論的主要精神是一個語法結構可以按一定的規律轉換成另一種語法結構。從轉換結構出發，他又演繹出他的「轉換生成語法論」（Transformation-Generative Grammar）。這一理論的主旨是承認人在語言使用中的遵循語法的內在能力，而可以無限制地生成其他語法中所許可的結構。因此，他稱這種轉換規律為生成語法。從這裡出發，他又進一步發展出他的「表層結構」論（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層結構」論（Deep Structure），使他的轉換語法結構理論得到更進一步的完善。喬姆斯基語法理論的最大嘗試是企圖用他的語法學說來解釋所有語言的語法結構；也就是說，他的理論可以適用於所有的語言，而不只是限於英語語法；也就是說，他認為所有的語言，在語法的結構上都有共同性或共通性。這自然是一個創新的理論，是過去的語法結構學派所未曾提出過的。

繼《句法結構》之後，喬姆斯基又繼續發表了《語言與心理》（Language and Mind ）等多種有關語法學的著作，都得到美國語言學界的高度重視。他的著述和理論很快就傳入歐洲，不久又傳入亞洲。60年代初，喬姆斯基學派在日本、台灣、香港等地擴展成長起來。在中國大陸，60年代中語言學界已經注意到喬姆斯基語法理論的發展，由於文革和其他因素，研究喬姆斯基理論的工作未能展開。改革開放以後，他們也急起直追，透過研究、交換和譯述等手段，中國國內的語法學界對喬姆斯基理論也形成一個高潮。至今，有關他的理論著作和譯本已不下幾十本了。

喬姆斯基的理論，在近代語法學研究中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可以看作是語法學的一次革命。在他之後，又有數以千計的語法學家在他的理論基礎上繼續展開更為深遠的廣泛的研究，使他的學說更進一步地發揚光大起來。到了最近幾年，喬姆斯基語法理論的進展，似乎是開始緩慢起來，它似乎沒有能夠取代傳統的結構語言學派，喬姆斯基的理論也沒有能夠解決語法結構上的一切問題。但這不是說他的理論已經衰落。許多語法學家仍在循著他的路線向前摸索，希望把喬姆斯基理論發展到另一個高潮，走向喬姆斯基之後的另一次語法學大革命。關於喬姆斯基在語法學上的貢獻，我們就介紹到這裡。下面我們談他在另一領域中的另一輝煌成就。

世上的事常常有為人所不能按常理推斷的。這位五、60年代在語法學上熠熠發光的語言學大師後來竟對語法結構的研究漸漸失去了興趣，志趣轉變到美國政治上去。這種轉變自然也有它的來龍去脈，有一個可以解釋的轉變過程。

50年代的後半期開始，美國開始插手亞洲中南半島的事務。1954年，法國殖民者在越北奠邊府一戰慘敗之後，美國為了要進行世界性的冷戰戰略，以新霸主的姿態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來一個殘破的中南半島，企圖從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入手，重新控制印度支那，以達到反共、防共和圍共的目的。這自然是美國全球性戰略計畫的一個組成部份，其極終目標是通過軍事和政治達成經濟獨佔。據後來喬姆斯基引用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話說：

「美國的反共十字軍很明顯的是一項反發展運動。美國人民被迫對此種軍事運作及其使用予以默許和支持。其目的為遏止各地區的以推翻舊式或新式專制政權為目的的人民運動。這種人民運動也以征服貧窮和恢復民族自尊為目的。在那些準備接受美國支援的政權中，美國援助他們的條件是他們在國內要加緊遏止這種人民運動，而不是予以提倡。」（據喬姆斯基所著《對亞洲開戰》之引述）

不能不感謝新聞界的「合作」

這幾句話已很清楚。就是美國給予他們援助，但要他們在他們國內阻止人民的進步運動。這也正是美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迄於今在世界各地煽風點火的一貫作風。在戰後的日本、南朝鮮、越南、台灣、柬埔寨、老撾、印尼、菲律賓等地，我們都可以找出美國的這種作風，自不待言，其最終目的就是維護美國在各地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喬姆斯基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發生興趣是自美國圖謀越南開始，或者還更早些。越戰期間，他已積極參與批評美國對越政策的大批判。他曾不顧美國政府的反對，到南越、柬埔寨、老撾和北越的河內去作實地考察，搜集了許多美國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其中包括舉世震驚的美禮（又譯梅萊村，編者）屠殺和秘密轟炸柬埔寨等未曾經新聞媒體所公佈的大新聞。據他透露，秘密轟炸柬埔寨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數約等於紅色高棉所殘殺的人數，而西方世界，由於新聞媒體的隱瞞不報，只知道有紅色高棉殺害人民的消息，而根本不知道有秘密轟炸柬埔寨的事。對美國政府來說，這不能不感謝新聞界的「合作」。

喬姆斯基從中南半島考察回美後，於1970年發表了他長達三百頁的《和亞洲作戰》（At War with Aisa）一書。書中詳細討論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全球性霸權主義戰略計畫、侵越計畫、進攻柬埔寨計畫、美國在印度尼西亞和老撾的滲透顛覆活動和越戰期間美國的種種罪行。此書一出立即引起美國國內和國外的正負兩方面的強烈反應。一些開明的知識份子對他的書給予高度的評價，他使美國人民知道一些平日所無法接觸到的越戰真相，推崇他是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為弱國和弱小民族伸張正義。美國國內的反越戰份子更以他的大揭發為依據，在美國各大都市進行更激烈更強大的反越戰運動，而美國的右派保守份子和美國官方則視他為親共和極左份子，透過新聞媒體對他進行有組織有計畫的口誅筆伐。但這些都無損於喬姆斯基的正直人格和尊嚴，因為他沒有說謊。《和亞洲開戰》以及他後來出版的書中，都不乏他個人激昂的言論，但從未捏造事實。他也許是犯了一個大忌，那就是他敢於揭發醜惡。在我們這個世界中，醜惡的東西本是見不得人的，但有人敢揭發反倒變成了交相指責的「罪人」。

從1970年開始，這位紐約州猶太人家出生的喬姆斯基疏遠了他的專長──語言學，致力於政治評論方面的著述，專以揭發美國在中南美洲、非洲、歐洲和亞洲的醜聞為能事。到1994年止，他已出版了近20本這類的著作，此外還有一些短論和幾部與他人合寫的書。他還經常到世界各地進行演講座談，曾來過澳大利亞幾次。由於澳洲的政治落後狀態，他的演講都沒有贏得普遍的反應，一些立場保守的評論員只在報上不甚顯著的地方刊登幾篇毀多於譽的評論而已。這也許是因為喬姆斯基的話傷害了澳洲知識份子的自尊：他有一次在公開演講中說，澳洲的知識界仍在抱著舊英國帝國主義意識而作白日夢。

1988年，喬姆斯基和美國賓夕維尼州立大學的赫爾曼（Edward S.Herman）教授合撰了長達四百餘頁的《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這本書，出版後給美國的知識界帶來震驚。書的主旨倒也明確簡單，它揭開了今天西方資本主義「言論自由」的奧秘。「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原是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所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或個人敢於公開反對這樣的口號。但如果「言論自由」指的是一個人在社會上有發表他個人言論的權利，「新聞自由」指的是新聞從業員有權利報導他所要的報導的新聞，則這兩句口號的虛偽性就在他們兩位的書中被揭穿了。根據他們的意見，由於今天通訊技術的日新月異，新聞傳播媒體也隨著起了變化，世界上一個角落所發生的大事可以在瞬息之間傳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正因為如此，新聞傳遞就形成了由企業集團控制在手的少數新聞網路，新聞報導不再可能是有聞必報，而是要經過審慎的選擇、編輯等等的加工手續，而後才能和讀者、觀眾和聽眾見面。而這些選擇編輯等加工手續一般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也就是說，編輯人員有權選擇或刪節所要發佈的新聞，以符合他自己的立場或他自己國家的利益。

記者下意識的自我檢查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是以「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為標榜的，政府部門沒有設一個負責新聞檢查的機構。表面上這似乎是可以言所欲言、論所欲論了。但骨子裡並不是這樣一回事。事實是美國國內和派駐國外的新聞從業員、採訪記者、編輯和主筆等，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寫作進行下意識的檢查工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新聞檢查機構，很清楚地知道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可以說，說了不該說的話會有什麼嚴重後果。1991年1月的中東戰爭，美國軍方實施嚴格的新聞檢查和新聞封鎖。在戰地上，美國各新聞機構派有幾百名採訪記者到前線工作，每天要報導前線的軍事活動。對於那些美國軍方要封鎖的新聞，他們不是一無所知，而是他們不能公開報導。戰爭期間，美軍為要試驗新式武器的效果，曾經使用由電腦程序控制的導向飛彈，彈頭可以左右上下迴旋尋找目標，有多次轟擊了巴格達的市民住宅，致使數以萬計的非武裝平民遭受傷亡，但這種為國際公約所不許的軍事行為就未出現於美國和西方的新聞報導中，等於是幫美國隱瞞戰爭罪行。後來還是有幾位有良知的記者把事情真相透露出來，使世人聽了感到震驚憤怒。其實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朝鮮戰爭中，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志願軍和軍用物資順利進入戰場，曾經多次從陸上和海上派飛機轟炸鴨綠江以北的瀋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和中國東北的交通線。但怕引起國際政治糾紛，他們嚴格封鎖了這一新聞，西方的新聞媒介中也從未予以揭發。在戰爭中軍方封鎖新聞也許是必要的，但也要新聞從業員的密切合作才能達到目的。美國的新聞記者們和美國軍方密切「合作」，可能是出於兩種意願：第一是怕惹事。把封鎖的新聞予以公佈會招致嚴重的後果；第二是出於愛國心。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是美國對異族的戰爭，也是基督教徒對異教徒的戰爭，美國記者們和普通人一樣，都不免在意識上有十字軍東征的潛意識存在。他們之偏向美國是意料中的。他們所標榜的「新聞自由」就是這個樣子，等於是欺騙了讀者和聽眾。

時到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聞傳播事業早已高度企業化了和商業化了，新聞傳播機構都成立了規模龐大、資本雄厚的大企業組合。不再有由少數個人辦一份報紙或成立一個電台而獨立於大財團和大政黨之外的單干戶。在《製造同意》這本書中，作者根據資料列舉了美國最大的24家新聞企業機構。最大的一家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它的擁有者是財力雄厚的美國奇異電器公司集團（General Electrics）。到1986年底止，它的資本額是3,459,100萬美元，年盈利是368,900萬美元。24家中最小的一家考克斯傳播公司（Cox Communications）資本額也有11億美元。號稱每月以20餘種文字發行，行銷二千萬份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也被列入24家大新聞企業機構之中。它的年盈利是7,500萬美元到11,000萬美元；1985年的全年總營收是14億美元。

幾十家財團壟斷的美國新聞企業

美國的新聞企業由幾十家財團壟斷以後發生了什麼樣的後果呢？按赫爾曼和喬姆斯基在他們書中陳述的意見說，美國的新聞傳播事業走向為資本家集團的利益服務，而美國聯邦政府又是資本家集團最大和最具權力的保護者。聯邦政府和新聞企業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多樣化的。在內政問題上，他們之間存在著對立和矛盾，最顯著的是在徵稅和勞資糾紛的問題上。遇有這些問題出現，新聞媒體常用激烈的言辭對政府加以指責和攻擊，足以顯示了憲法所賦與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上，新聞機構和聯邦政府的關係大致是和諧一致的。美國在二次大戰後肆無忌憚地推行大霸權主義，就曾得到了新聞媒體的支持。雖然有時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媒體也批評政府的外交措施，但他們對美國奴役和剝削弱小國家的意圖在原則上是擁護的。越戰期間，美國的媒體也批評美國在戰場上的許多不法行為（包括美禮大屠殺等）；有些輿論甚至反對越戰，但是從美國無法在越南獲勝的認識上立論的，而不是反對美國在南亞的爭霸意圖。美國的一般人民終於還是被所謂輿論導入迷途了。

由此看來，美國的新聞企業是擁護美國推行世界霸權主義的。在這一問題上，他們兩者之間是一種合作互利的關係。美國要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取得優勢，以壟斷資源，獨佔市場，這也正是美國資本家集團所追求的最後目標。在互利的情形下，美國的新聞企業憑藉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新聞網絡為美國的爭霸任宣傳和護航。而被蒙蔽的則是美國群眾和整個西方國家人民，使一般人的心理更趨向於肯定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

1991年的中東戰爭期間，美國官方自然也十分感謝新聞界的「合作」。在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美國的新聞界為他們的政府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發揮了他們龐大的新聞媒體優勢，製造了一個侯賽因（又譯海珊──編者）總統的醜惡形象，使一般人對他產生恨之入骨、必欲誅之而後快的群眾心理；第二是發動「自由世界」的傳播媒體，為美國的軍事行動辯護。1990年8月，侯賽因錯誤地估計了美國的反應，發動了入侵科威特的戰爭，給他和伊拉克帶來了災難，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從1990年8月伊拉克軍入侵科威特到1991年一月中美國發動對伊拉克之戰，中間經過了六個月。在這期間，美國方面都做了些什麼呢？照喬姆斯基教授所說，美國自始至終是要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因為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建立和鞏固後冷戰期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在蘇聯行將解體之際，侯賽因的進兵科威特，在美國當局看來，這無異是天賜的良機。美國發動中東之戰，目的不在懲罰侯賽因，而是要在那多事的中東地區立下並鞏固其萬世不拔的霸權大業（至少是如此計畫的）。侯賽因進佔科威特以後，一直是真誠地希望以和平談判手段來解決兩國之間的歷史和政治糾紛和一些中東地區的其他問題，但都遭到美國通過媒體宣傳和外交上的巧妙手段拒絕了。原因很簡單，一旦和平談判成功，美國就在中東失去了稱霸的機會。換言之，美國不使用武力就不能建立起他們的霸權地位，喪失了操縱世界石油產銷的絕對優勢，也喪失了基督教主導回教的優勢，從而影響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美英法在那裡已取得的既得利益，影響了德日在那裡取得的經濟利益。

在這期間，美國和西歐的新聞媒體攜手合作，共同在世界的規模上製造了一個大假象（都是該死的侯賽因給他們提供的機會）。利用他們所能控制的世界新聞網絡，塑造了一個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輿論氣候。在大多數西方社會的人民心目中，美國布什（又譯布希──編者）總統對中東的一言一行都充滿了正義感；美國的一舉一動（包括要挾聯合國安理會的一些作法）都是為了維護正義和扶助弱小的光明磊落行為。最後起「勤王之師」也是義不容辭的了。這個輿論氣候在美國動手之前早已在北美洲、歐洲、中南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一部份製造就緒了。連對中東之戰一向嚴守中立的中國也不免受了西方宣傳的心理影響。在戰爭之時，中國國內的報紙上就出現過譴責侯賽因同情美國的調子。

媒體攜手合作製造同意

在中東戰爭前後，美國國內和一些西方國家內都曾出現過反對美國挑起中東戰爭的運動，反對美國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但那出現於華盛頓街頭區區五萬人的反戰遊行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大多數的美國人民，由於新聞媒體的六個月洗腦，早已被動地、下意識地認同布什總統的「正義」膺懲行為，或者在無可奈何中採取了一種「由他去」的消極態度，結果是有認識的反戰份子變成了可憐的少數。在今天的社會中，被我們稱作「輿論」的這種東西本是一種社會心理狀態，多半都是通過媒體塑造出來的。輿論中也都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種族、宗教、生活方式和政治意識。在中東戰爭前後，美國的「輿論」也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些基因。赫爾曼和喬姆斯基兩位教授在他們書中所說的「製造同意」是千真萬確的。雷根總統肯花15億美元來競選總統寶座，其奧妙也正在此。

新聞媒體通過巧妙手法製造輿論氣候以後，如果有人不願接受而提出反面意見，他們就是新聞術語中的「過激派」（Radicals）。過激派總是少數，因為大多數人都被「灌輸」（Indoctrinated ）了。少數派總無法取得主導作用。中東戰爭時，世界各地的反戰反美運動一度升熱，說明世上到底還有獨立見解而不為「輿論」所蒙蔽的開明份子，但他們終敵不過美國政府和媒體所炮製的那個「大潮流」，在聲嘶力竭地叫喊一陣之後，終於偃旗息鼓，敗下陣來。

美國在中東戰爭中是大贏家。不是在軍事上打垮了侯賽因領導的伊拉克，幫助臭名昭著、專以殘害人權為能事的科威特王朝收復了失土。但軍事上的勝利是次要的，也不是美國的用意所在。最重要的還是山姆大叔在中東建立了政治、軍事和經濟優勢。在可預見的將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這一地區向他挑戰。用軍事和政治手段把中東的石油控制在手，等於是控制了包括德國、日本在內的經濟大國和中小列強。這些國家在中東戰後的政治現勢中只有向大叔俯首稱臣，而別無他技可施。這就是美國要發動中東戰爭的真實原因。喬姆斯基教授和美國國內外許多知識界的開明份子都作了這樣的論斷。

美國的傳媒系統主動地自願地在中東之戰中為美國的外交和軍事行動進行護航、辯解和隱瞞並非孤立的事實。過去在朝鮮戰爭中、越南戰爭中、以色列和阿拉伯民族的衝突中、在格林納達、厄瓜多爾、薩爾瓦多、智利和巴拿馬等地的軍事衝突中，美國的傳播系統毫無例外地為美國作了巧妙的辯護，也隱瞞了罪行，直接和間接地宣揚了美國版的正義感、道德觀、價值觀和他們的政治理想。給人的印象是：美國為了要維護適合美國需要的世界和平，必須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充當世界法官，要在他國行「仁義」之師。在這些行動中，即使是犯了錯誤也是可以原諒。掩蓋事實則更是新聞界的家常便飯，連舉世震驚的美禮大屠殺和秘密轟炸柬埔寨這樣的大新聞也有一個時期被隱瞞和歪曲了。

喬姆斯基教授由於揭發了美國政府和媒體機構的隱私，被人目為敵人，但仍贏得了一部份人的擁護與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