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止內戰狀況與內戰情結

一、現階段兩岸關係重要背景簡述

民國38（1949）年10月1日，取得內戰勝利的中共，宣佈在我中華民國大陸國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京。此後，自民國34（1945）年因抗日戰爭勝利而重獲獨立統一的中國，便出現由兩個執政黨分別管轄統治的情況，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有效管轄統治台澎、金、馬；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效管轄統治大陸。國、共雙方亦皆堅稱自己組成的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拒絕承認對方的存在是合法的。這便成為四十多年來全世界任何其他國家，只可能與二者之一維持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原因。

民國68（1979）年元旦，美國與中共政權正式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廢、斷、撤），但中共人大常委會亦於同日發表所謂《告台灣同胞書》，主旨概為：「期望台灣早日回歸祖國，完成統一」，要求「海峽兩岸盡快通航、通郵、通商，做各種交流」；民國70（1981）年9月30日，當時的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再度正式發表通稱為「葉九條」的《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內文主要為提議國共進行黨對黨談判；兩岸展開「三通四流」；統一後台灣做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保留軍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等。民國73（1984）年2月，鄧小平接見美國訪客布裡辛斯基時，提出「中國統一以後，台灣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可以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說法。同年5月，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向中共人大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則正式提出「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五年半的歷程，應可視為中共現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基本政策的完成。

另外，民國61（1972）年2月28日，當時的美國總統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共同簽署了《上海公報》，其內容揭開了雙方基於反蘇的共同戰略利益下的「准結盟關係」，美方於公報中表示「認知」中共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之立場，但也強調「台灣問題應予和平解決」的美方立場。此後，美國以不阻礙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包括安理會席位的聯合國會籍（民國61年10月26日），以致終於對中華民國「廢約、撤軍、斷交」，做為其與中共建立「准結盟關係」的交換手段。但是，美國方面仍然在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的同年5月，由當時的總統卡特簽署了其國會所通過的《台灣關係法》。

可以這樣看，在1970年代的最後一年，北京與華盛頓接連提出的《告台灣同胞書》與《台灣關係法》，雖為兩份不同的文件，但在做為二者為表示照顧「台灣安全」的一種承諾上，則意義相同。

事實顯示，針對中共與美國所分別對「台灣安全」問題做出的承諾，我方對待二者的政策選擇是有明顯的差別的，對前者的回應是「三不政策」，對後者則「全盤接受」。有趣的是，三方面對此一現象均不以為異，揆其何以如此？則似與北京當局有意表現其對「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或「和平統一」的誠意有關。

二、80年代兩岸關係的評析

蔣經國總統於民國69（1980）年6月9日首度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對大陸政策指導觀點，次年3月，中國國民黨正式通過「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並對兩岸浮現的「民間層次」的接觸問題，表示將採取「不鼓勵、不支持、不反對」的原則，間接說明「三不」僅為對台灣與大陸官方當局的一種「限制」。而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璇在民國72（1983）年9月曾公開聲明，中共的和談建議實際上是企圖併吞台灣；而如果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與台灣的）差距縮小，中國統一的條件便自然會趨於成熟。

事實上，兩岸之間的間接通郵、台商的私赴大陸考察、投資，透過西方傳媒、人員湧入台灣的各種大陸資訊等等，在80年代前期，已經在台灣日趨普遍化，而台─閩漁民大規模的海上交易活動，亦將大陸出產的廉價消費性商品引入台灣市場。民國75（1986）年3月，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作《中國和平統一與世界形勢》報告，肯定表示要推動「政治革新」，同時亦將盡可能開放兩岸聯繫；同年五年，兩岸為華航貨機歸還問題，即曾各派代表在香港作直接談判；次年（1987）11月2日，蔣經國親自決定開放人民返大陸探親。這些事例標誌了政府經過相當時間的審慎觀察，逐步開放了其對大陸的政策作為。80年代中期，海峽兩岸關係已出現較確定的進展。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似不能忽視中共始於民國67（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政策，到了1985、86年期間，已取得一定的正面成果，除大為改善其國際形象外，也有助於增強海外中國人對中共的好感，或者是改善對中共政權原存的反感。即使在台灣，較重要的大眾傳播媒體上，也逐漸出現多起來的對大陸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正面報導與評論，往昔那種一味抨擊控訴的語調明顯的在減少。林林總總的這些，彙集成一種希望政府對中共彌來之建議作出回應的壓力。

但是另一方面，民國73（1984）年5月開始的蔣經國第二任總統任期，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已經開始醞釀，而蔣氏個人對政治民主改革的允諾，以及他個人健康狀況的並不樂觀，使台灣內、外的統獨人士及派系都以一種靜觀其變的態度，注視著或等待著蔣氏可能採取的實際作法，這也包括了他是否將明確的指定或安排繼承人。但蔣氏的健康在其第二任快速惡化，與此平行的則是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所帶動的選舉熱，選舉熱又帶動一種以清算國民黨或蔣氏父子的在台統治，內裡則包裹台獨訴求的政治熱；其目的則似乎是為了否定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與代表性，藉此一併否定掉一旦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涉及兩岸統一問題之談判時之有效性。這也就是說，在蔣經國民國77（1988）年1月13日逝世之前，台灣在因應大陸的「和平統一」攻勢的大陸政策作為上，已經進步到解嚴與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但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合法性」，卻遭到前所未有的公開質疑與挑戰；同時，台獨的理論與政治主張也儼然躍登為「台灣前途選擇」的非官方或民間的一個要項。也因此，蔣氏在民國76（1987）年底作成的解嚴與開放探親政策選擇，便不免被有些人解釋成他是為了平衡台灣內外高漲起來的台獨逆流，所發出的最後奮力一擊，因為他隨之即猝然而逝。因為此一說法亦無寧否定了蔣氏臨終前是否有意與中共作進一步接觸以謀求國家統一的揣測。

民國76（1987）年初以後，台灣因強人去世而留下的權力空間，自然是美國─中共─台灣這個三角的各方須予注意的問題，它涉及了如何填補、分配與運作方不致有損各方原有的利益之微妙互動，因此它便不可能僅止於是台灣的內政問題。而且我們也可以瞭解，這個三角之中在這一問題上最佔優勢的一角，應該是那個能較早的關心這個問題並預作綢繆的一角。至於對中共而言，蔣經國生前的政策，在所謂「後蔣經國時代」，究將以政治的民主改革為重，抑或以國家統一為重，當然關係到它制定對台政策與推動實際工作的難易。中共認為，由大陸遷台的國民黨高層人士，在國家認同與兩黨關係上，跟他們擁有一定的「共同語言」，似應不難溝通；他們尤其出以一種「直覺」的看法，相信終將可以與蔣氏在合作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上取得妥協或共識。但是蔣氏之死，以及立即引發的國民黨上層的「主流、非主流」權力競逐與其結果，幾乎敲碎了中共原先的樂觀期望。中共發現，蔣氏生前的「本土化」政策，在這個時候帶給他們一個難以使力的窘境，但也似乎因為如此，中共方面開始通過以某些特定的個人講話的方式，多次表達了它的「不排除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幾個條件（情況），而其針對的核心應該是：一、台灣明白的搞獨立；二、台灣與外國結成以中國大陸為敵，且將有實際（軍事）行動的聯盟成主從關係。

中共所運用的是這樣一種技巧：在面臨它所難以明瞭或預知的因為台灣的權力更迭所造成的改變究竟將是什麼情況下，只好設法固定台灣的現狀，使之不至於出現令它困擾的問題。

檢視80年代的海峽兩岸關係，它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80年代的10年，是台灣海峽彌足珍貴的10年和平歲月，這對至少包括台灣、福建、廣東、浙江等中國的省份之建設繁榮，是一積極的貢獻。

二：80年代的10年，是美國經營組建的美─中（共）─台三角實質運作互動的十年。美國與台灣以《台灣關係法》為規則的非官方關係，使美國握有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的不遜於海峽兩岸當局的優勢影響力。這一事實所造成的後果是：（一）中共向美國承諾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使它居於消極的地位，在中國統一這個問題上，只能反對台灣獨立，而無法要求或迫使台灣跟它統一：（二）台灣可以利用美國為其庇護，無限期的維持既有之「現狀」，迴避統一問題；（三）美國細緻的操控著大陸期盼它在統一問題上不為掣肘，以及台灣期盼它助其一臂俾可長於中共或大陸分庭抗禮的這一三角關係，而在其中從容的鞏固與擴大自己的國家利益。

三：80年代的10年，因為蔣經國個人主導的台灣對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政策的因應大計，使得分持統、獨立場的政治人物，皆以為自己的主張是可能在蔣氏領導下實現的，這也造成他死後統獨爭議在台灣的公開化與激化。但這一政爭的不公平性在於：（一）在台灣傾向台獨的人士，可以明白的以台獨結合美國的利益發言，但多數傾向統一的人士，則因不確知統或被統是否與美國利益一致而不免氣餒詞窮：（二）國民黨執政的長期以僵化庸俗的反共、恐共為教育、宣傳內容，使它自己與台灣廣大民眾習以為常的拒絕瞭解中共，連帶的對中國大陸麻木泠漠，自外於國家民族之共同命運，這又造成一種逃避主義，從而提供台獨主張者「建立東方瑞士國」的宣傳效果。

四：80年代的10年，在蔣經國主政的前七年，中共興致昂然的推動其「對台抗戰」工作，其中固然帶有對蔣氏的某種想法，也包含有因與美國結成共同戰略利益聯合所獲致的自信。中共在這一期間認為「祖國統一」乃是一「水到渠成」的大勢所趨。但88年初蔣氏乍然殞落，李登輝先生補位接班，頓時使中共對台的工作研究與決策部門意識到，台灣內部長期的反共、恐共與親美、親日，已演變出一種可能是反中國、反統一的思想傾向，而為了不違反當初對美國、對台灣所承諾的和平原則，80年代末的對台政策便仍須是懷柔羈縻力求穩住現狀的，不能讓它朝惡化發展給台獨製造條件。因此，肯定國民黨、譴責台獨，便仍是中共必要的政策選擇。但總的看來，這未始不是中共當局對兩岸關係一種無技可施的狀態。

民國78（1989）年6月4日，中共當局以武裝鎮壓為手段，扼殺了自當年四月中旬爆發的，也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的最大規模自發性學生民主運動，北京地區旋即戒嚴，但因此也立即招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它的「封鎖制裁」（經濟方面），而中共方面則較含蓄的指責此一事件之所以發生，內中存有來自美國、台灣、香港等地區個人與團體的支援與煽動的原因。不過即使如此，「六四」之後的大陸與台灣的實質關係並未見倒退，且由於西方國家貸款資金的凍結，使得台商資金的持續進入大陸，尤顯得獨樹一幟，這也辯證的說明了台灣其實不希望大陸發生重大的混亂或變動，特別是政治方面的以及經濟政策上的。

從蔣經國臨終之前開始熱絡起來的兩岸的實質關係，提供給不少人們對90年代裡中國統一問題進程較樂觀的預期，但這也相對的引起堅持反對中國統一立場的各方的焦躁。「六四」事件的爆發，則有效的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幫助了那些有意將中共與中國等同起來的反統一論者，而這些又都彙集為台獨的聲勢。因此，90年代前夕的兩岸關係，除了因為蔣經國瘁逝而導致台灣政治趨向一時的不確定，連帶使得中共在對台政策與做為上的必須觀望難措手足之外；隨之而來的西方國家對「六四事件」如狂風暴雨般的抨擊，更造成中共的色厲內荏，反而使它感謝台灣當局與台灣社會在此一時刻的「善意與自製」。可以認為，上述事例對中共90年代對台政策基本架構之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李登輝與90年代兩岸關係

時間邁入90年代以後，在蔣經國時代播種的統、獨之爭在「後蔣經國時代」萌芽而明朗化，在79（1990）年5月李登輝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而告激化。基於前文之敘述可知，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以後，按中共想法，台灣因失去美國之保護勢將對兩岸關係重作估計，中共適時推出「和平統一」對台政策，應有助於台灣方面作轉向大陸之嘗試。但事實不然。然而在比較上，73（1984）年蔣經國總統在其第二屆總統始任後，海峽兩岸關係之日趨和緩確為一引起注意的現象，但與此平行的則是台獨聲浪的與日俱烈。事實上，台獨運動在台灣有其悠久的歷史，且始終與美國方面有不可或分的淵源。在蔣經國主政的後期，這一運動在台灣的逐漸公開化，或可能是蔣氏的一種政治策略的運用，譬如說以此而讓所有主張統一的人們或團體（包括中共）瞭解，台灣內部也存在有另一股方面的主張與勢力；但似乎沒有理由或證據可以否定它是美國方面影響台灣政治走向的一種技巧。蔣氏或以之為一種平衡，但美國作為一對台灣最具優勢操控力量的外國，其真正意圖便往往令人懷疑與憂慮。這裡面的趣味在於，李登輝先生正式從「後蔣經國時代」脫出而展開屬於他自己的時代之前，台獨或傾向台獨的重要人士與團體對他的熱烈支持，以及國民黨上層權力糾葛與後來的結果，皆不免引起主張統一論者的此種聯想。人們不能忽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中共在台灣的統、獨之爭的天平上，不論它有意或無意，亦不論台灣相關各界接受或不接受，它實是主張統一者一方的重大砝碼。相對的，美國因礙於當年在「上海」、「建交」、「八一七」等三份公報上對中共的承諾，反而不便以官方立場介入台灣的這一內爭。也因此，美國便更需要台灣的主政當局能「體貼的」與它配合，以維持《台灣關係法》在台灣的順利運作，以及美國在台灣與台灣海峽的利益不致遭受挑戰甚或顛覆。

李登輝總統上任以來，海峽兩岸關係所面臨的重大困境是：一方面，兩岸的准官方與半官方的接觸開始出現並有增加的趨勢，雙方在非政治性問題上，已能很順利的通過協商而取得共識，更不必說台商、台資在90年代開始後的大量進入大陸，至少在福建省廈門經濟特區已經扮演最大的投資者角色，79（1990）年全年已是大陸第二大的投資者；但另方面，在同年10月，總統府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同年2月，政府主導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政府主管大陸工作的決策與執行體系因此「益臻完備」，而在與中共政權「不接觸」的前提下，逐步開放對大陸的各項「民間交流」，但仍依然堅持「三不」原則，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並以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80（1991）年2月通過公佈，經行政院於同年3月院會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做為無限期保持該一現狀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前些年所曾出現的「兩岸越走越近」的情勢，開始有了明顯的逆轉。中共方面從未放棄它再三提出的「國、共兩黨直接談判」的建議，但在這一期間裡，台灣方面以要求大陸作出「善意回應」──不封殺國際活動的空間、放棄武力犯台，為是否考慮接受與中共談判的建議之前提；同時，也表示了不能以黨對黨的談判模式進行談判。針對這些，中共方面提出反駁，指台灣方面的用意乃在想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因此又再三強調「不能放棄以武力對付台獨或外國勢力侵入台灣」。雙方這樣的口角，凸顯出海峽兩岸在此一爭議上陷入了因果矛盾的難局之中，也因此便很難期望雙方能通過論理辯解而得出有價值的可行的結論。這無寧是為整個80年代發展出來的兩岸雛形的良性互動關係罩上一層陰影。對執政黨國民黨而言，如果海峽兩岸關係是重要的，是否也應該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回答中共的疑慮，或者直接的在談判桌上與中共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無論如何，民國80（1991）年5月李登輝總統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一事，從兩岸關係來看，應被肯定為台灣或國民黨主動而正式放棄了對中共的敵對立場的一項最具重要意義的信號，兩岸真正的雙向的和平時期至此始算真正的開始。而在這樣的和平基礎上，謀求兩岸和解、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才可能是一件無後顧之憂的工作。

無論如何，台灣海峽兩岸今日的這種情況，追本溯源，肇始自國、共內戰，因此，只要兩岸執政黨局皆有誠意追求國家的復歸統一，便有責任為兩岸同胞與子孫萬代的福祉著想，及早終止內戰與一切內戰情結，特別是國、共兩黨，均應發自衷誠寬宥對方──「一笑泯恩仇」，予兩岸十二億與兩千一百萬人民更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也罷，「中國人幫助中國人」也罷，最重要的仍在中國人對中國人心中不能再存仇恨猜忌。

四、結語與建議

今天台灣朝野各界已無法想像台灣重返50年代的戰火與緊張的情況，以及這種情況對台灣所可能造成的損害；相對的，台灣對於因為台海和平而帶來的利益，則早已視為理所當然和不可或缺。因此人們也可以想到，如果大陸沿海各省，特別是海峽對岸的華南沿海地區，其改革開放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下去五至十年，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發展成果，亦將同樣使得當地的人們或意見領袖們，產生與今天台灣人們的同感。因此，一個基本上脫離了戰爭條件的海峽兩岸，如果仍然要為假設的戰爭情況而阻礙、遲滯雙方的合作、和好、互惠互補，則無寧是一件極為不智與可遺憾的事了。但是台灣方面在這個問題裡面所不應迴避的是，需要瞭解大陸方面不能放心於台灣利用了台海和平的時間環境，至今已追求和建設出一種走向獨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且事實上台灣已經是中國大陸之外的「獨立國家」，與台灣內、外的台獨人士所鼓吹與計畫的差別並不多大，因此，台灣如若再進一步的要完成名實相副的獨立，而拒絕回應中共或大陸方面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便意味了，即使沒有戰爭，台灣亦必須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大陸，而這種情況一旦發生，下一步似乎也只有戰爭一途。因此，所謂《國家統一綱領》，其目標是中國之統一固然是可肯定的，但其內容仍充斥著台灣特有的因為恐共而流露出的不安全感，其三階段進程的設計，刻意迴避直接處理今天的兩岸統一問題或相關實務，似乎暗示了它在等待或企圖製造統一以外的其他可能。這又如何可能說服中共？或如何可能感動盼望「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陸同胞。

90年代開始後，68（1979）年以來的兩岸關係出現了比較複雜的情況。它裡面的核心問題是，以國民黨代表的統與以民進黨代表的獨都表現出只在台灣內部解決這一爭端的想法和作法，但這大概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幼稚不負責的，因為「三不」和「台獨」其實是一體之兩面，直接牴觸中共對這一問題的計畫，從長期來看，它將孳生衝突的條件，很值憂慮。雖然如此，80（1991）年5月起「動員戡亂」的終止，應為國、共內戰歷史的落幕，海峽兩岸的兩個執政黨重又進入新的關係狀態，而如何使這一關係全面正常化，有其莫大的必要性。國、共兩黨應用一切方法來經營與鞏固兩岸和平與同胞和好，這才是中國統一前景的最基本保證。因此，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為主的，以中國統一問題為內容的直接接觸與談判，便是一條無可取代的必由之路。

最後，我們殷切的希望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能體認到，中國的主權並未因國、共內戰後兩岸分治的反常情況而告分裂，因為中國的主權自始就屬於全體中國人民，亦即共同屬於兩岸全民，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明文所規定的，甚至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承認的，因此，台灣人民既不必不智的放棄固有的對大陸之主權，也不能自作主張代替大陸人民放棄其固有的對台灣之主權。在這樣的理解下，兩岸人民共享的中國主權至今仍為完整，並無其他可虞之問題。而站在中華民國立場，國家主權當然必須依憲法之所訂者，及於大陸（包括台灣）全境；相對的，我們也要務實的注意到，彼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所訂之國家主權，亦及於（涵蓋）台、澎、金、馬。因此，台灣同胞既享有權利也負有義務去參與包括海峽兩岸的全中國的事務，維護和創造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而不宜受人蠱惑、誤導的在主權問題上執迷爭論，否則不是徒然自曝不明事理之短，便是別具用心，指鹿為馬，為「台灣獨立」、「折散中國」開路，罪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