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邦與中國抗戰和台灣光復

反帝抗日 一門忠烈

李友邦將軍畢生為台灣為祖國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奮鬥而犧牲，是一位赤忱的民族愛國志士，其史實在台灣近代史、台灣光復史乃至中國近代史，都有其歷史的定位與奉獻。

李友邦字肇基，19006年4月10日（農曆2月17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北縣蘆洲鄉，祖籍福建省廈門市同安縣集美鎮兌山村，祖父李濕泉為李氏四房子嗣，是李氏務農的代表。父親李萬來，從事教育。二弟李友烈（承基），幼弟李友士（丕基），先後都因反帝抗日活動而壯烈犧牲，可謂一門三烈。我和李友邦因同為參加中國民族抗日戰爭而認識，並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而結婚，且共同為中國民族抗日戰爭與台灣民族革命運動而奮鬥。

李友邦自幼就不滿日寇統治台灣，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日據時代，激於義憤，他參加文化協會，策動學運等抗日活動，及1924年4月，夥同林木順、王添進等八位同學，突擊台北新起派出所，（今台北市長沙派出所）因事態嚴重，轟動台灣，被師範學校開除學籍，並要逮捕他。李友邦獲悉，連夜越牆逃離台灣，前往大陸祖國，繼續為台灣民族革命運動而奮鬥。

李友邦稟持的革命理念：「先從日帝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然後『返歸祖國』。」李友邦於1924年4月抵達廣州，因受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攻讀黃埔軍校第二期，復受孫中山先生對李友邦的革命理念認同，並予鼎力支持，遂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 所謂「獨立」是指「民族獨立」，與時下分裂主義的獨立完全不同，「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章第一條明文規定：本黨宗旨團結台灣民族，驅除日帝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中國。

對於「返歸祖國」一節，李友邦於1938年在金華，當時他衡量國際與國內的情勢後，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兩大口號，作為號召全國各地區的台灣同胞，共同參加中國民族抗日戰爭的救亡運動。全中國不願作亡國奴的台灣同胞，都紛紛熱烈的響應著這個革命精神的號召，從各地區彙集到金華來，加入台灣義勇隊，這是台灣同胞第一次有組織、團體的參加祖國民族抗日的行列。

當時「台灣」由於國際地位尚未確立，台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同是國際性最堅決抗日的革命隊伍，深受國際人士的關注與崇敬，當然也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與百般拉攏，藉以增加抗戰的聲勢。1938年秋，李友邦在金華縣酒坊巷18號，初步成立台灣義勇隊與少年團，正式成立是1939年2月22日。同時李友邦對於陳儀（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於1938年4月21日（農曆）午夜，無故將福建省內所有台灣同胞，不分良莠，突然下令，在一夜之間，全部非法逮捕，集中到閩北崇安縣（今為武夷山市），從事勞改苦役工作，深為不滿。遂透過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的介紹偕同福建省黨部主任委員陳肇英，趨訪陳儀主席，提出應釋放無辜受害的台胞。陳儀遂准其所請，分別於1939年2月至1942年經救釋後的台胞，都參加了台灣義勇隊。壯年的成為台灣義勇隊隊員，年少的成為少年團團員，老年與婦孺都成為生產隊隊員，台灣義勇隊遂成為一個革命的大家庭。

台灣義勇總隊聲勢壯大

根據本人此次應邀於訪閩期間，特於95年9月17日專程赴武夷山參觀當年台灣義勇隊在崇安（武夷山市）活動的革命史跡。1940年7月3日台灣少年團訪游武夷山市蒼屏峰時，刻下標語留念「打倒日寇，保我中華」，現已列入中國國家文物保管，殊感欣慰，後又至台胞被集中在「台民墾殖所」參觀，經深入瞭解當時台胞們的生活與待遇詳況後，可謂嘗盡「苛虐凌辱，慘無人道」的煉獄般非人生活，令人難以置信。

1942年，參加台灣義勇隊的人數日益增加，工作層面發展迅速，客觀情勢益趨擴張，關於台灣義勇《台灣義勇隊與抗戰》一文。）1943年， 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的國際會議，議決「台灣歸屬中國，朝鮮獨立」， 至此，台灣國際地位確定，台義隊正式隸屬於「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並擴大編製為台灣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為中將總隊長，下設四個支隊，工作層面遍及前線、後方、敵後（偽組織）與淪陷區（台灣）等四大領域，台灣義勇總隊的聲勢強大茁壯，已成為中國抗戰力量的一股巨流。

抗戰勝利前夕，李友邦總隊長提出「保衛祖國，建設台灣」的口號，作為建設三民主義新台灣的目標與藍圖。

另方面，眾多人士認為台灣在日帝統治了50年，根據國際民族自決論與當時局勢發展而言，復以李友邦個人在國內外的聲譽與政治資源，一致公認，台灣光復後，李友邦是台灣唯一的領導人選，因此主張台灣有足夠的條件可以獨立。但是，最有份量講話的李友邦，他堅決反對獨立，台灣應返歸祖國。李友邦認為中國經過封建軍閥勾結列強貪婪祖國、分裂割據的荼毒時代，再經過長期國共內戰，復遭日帝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鯨吞東北三省的侵略開始；接著，「一二八上海慘案」、「五卅慘案」延續至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尤其八年的長期抗戰，中華民族與人民，在這樣一個艱鉅、艱難、艱苦的逆流困境中，仍能堅持屹立不搖，肯定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偉大民族。李友邦堅決深信，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一定會強大，強大後的中國，對於亞洲國際秩序的重建以及促進世界和平，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與鉅大的影響，而台灣對中國而言，無論從國防、歷史、經濟政治的觀點論之，都深具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李友邦以坦蕩的胸襟，高瞻遠矚的宏觀態度，表達了一位政治家心存中國、熱愛台灣的睿智抱負，卻因此招忌當局。對於這樣一個真正為國家民族、為人民台胞犧牲奉獻的革命志士，深受台胞的敬愛，卻反遭深具戒心、難予容納，於是打壓就開始了。先是李友邦經積極規劃「建設新台灣」的企劃案，呈報後被擱置不理。最絕招的是，竟在抗戰勝利前四個月，不發糧餉，國民政府明知台灣義勇總隊無隔宿之糧，卻採取斷糧斷餉斷絕生存的手段，作為在抗戰勝利前夕的關鍵時刻，逼迫台灣義勇總隊難以存活。我們遂採取自力更生的對策，從絕處中求取生存，幸賴龍巖當地民眾的熱烈協助，勉力度過難關。

1945年9月3日，李友邦總隊長派遣副總隊長張克敏，攜帶國旗一面，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上將的飛機，抵達台灣，這面象徵收復台灣的國旗，於9月4日在台北市台北賓館冉冉升起，10月上旬，三青團、台義總隊的先遣部隊首抵台灣，負責維護全省的社會秩序、保管物資與台胞們的財產安全，重要的撲滅了由日帝策動台灣御用紳士與流氓浪人的「台獨陰謀」。待國民政府到達台灣，我們原封不動的全部移交陳儀長官官署，孰料將接收變成劫收，從未重視台灣同胞的需求，也沒有積極經營建設台灣，更沒讓台灣六百萬同胞享受期盼已久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好生活，反遭比日帝更嚴苛的鎮壓統治。

革命隊伍成了失業隊伍

1936年2月，政府當局又出奇招，突然發佈一紙命令：「台灣義勇總隊解散」。沒有任何的原委，也沒有發給退伍證書或退休金，驟然間，台灣義勇總隊，這一支曾經為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隊伍，頓時變成一支失業的隊伍，當時許多同志擁擠在一起，暫時棲居在我家裡，過著兩餐稀飯一餐干飯果腹的日子。

台灣義勇總隊被政府無故的解散了，其目的期欲解散數十年與李友邦同甘苦共生死的革命夥伴，及摧毀武裝軍權，但是，台灣光復後，日據時代及社會各階層的精英份子，都參加了以李友邦主持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正欲共同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時，卻招忌當局並受陳儀政府，結合軍統（情治單位）與中統（國民黨）等組織百般排擠與阻撓，李友邦先是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冠予三青團各分團的精英份子以暴民的罪名，加以公開或秘密的殺害，而李友邦也被誣陷唆使三青團暴動與窩藏共產黨的罪名，被非法逮捕解送南京法辦，我即速趕去南京，見到當時中央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處組織處處長蔣經國，我分析二二八事變的前因後果，告訴他事實的真相，同時向他建議，請切勿輕聽不實的報告，誣稱台灣同胞暴動，而派軍隊來鎮壓，這會造成政府與台胞之間在心理上無可彌補的裂痕，所謂「省籍情結」、「台獨種因」都是因此產生。這是一次在官逼民反，孰無可忍的壓迫下，台胞要求民主自治的愛鄉愛國運動。是蔣經國第一次真正聽到民間的聲音，而「窩藏共產黨」一節，是一個名叫謝漢儒的人，他是民社黨黨員，也是情治單位的人員，在李友邦於1947年3月12日左右已被押解南京後，謝漢儒竟於同年3月28日，捏造事實設計誣陷，直接向蔣介石主席密告謂：「李友邦家裡窩藏共產黨名叫華雲遊的人」，事經中央三青團書記長陳誠徹查後，所謂「華雲遊」者，不但不是共產黨，其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且早於民國29年（1940年）在浙江金華病故，謝漢儒竟謂：「華雲遊於36年（1947年）在台灣藏在我家裡。」這種荒謬絕倫、喪心病狂、陷害忠良的胡作非為，令我痛心欲絕。當時對於李友邦被誣陷的事，我據理力爭，終於逃過了二二八的劫難，卻逃不過50年代白色恐怖的魔掌。

今年適值抗戰勝利50年，也是台灣光復50年，在這樣一個重要意義的歷史時刻，在台灣當局舉辦各種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年與台灣光復五十年」的紀念活動，卻讓唯一對中國抗日戰爭，尤其對台灣光復有重大犧牲奉獻的李友邦及其領導的台灣義勇總隊的愛國志士，沒有受到應有的邀請而缺席，但是台灣同胞當年為了「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民族抗日戰爭卻沒有缺席，這是多麼譏諷而不公平的事。另方面我接受了中國北京舉辦「抗戰勝利50年，反法西斯戰爭50年」的座談會。為了不容歷史的被湮沒、曲解與誣蔑，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李友邦及其領導的台灣義勇總隊與少年團，對於台灣光復與抗戰所奉獻犧牲的史實與意義，我也接受台灣《中國時報》記者的專訪，蓋歷史必須要恢復其原有的面貌，李友邦畢生為反抗日帝統治台灣的民族革命運動及參加中國的民族抗日戰爭，這段用其鮮血與生命鋪展成的歷史，應該給予肯定與尊重。

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欲除掉一個任何可能危及自己權力寶座的心患，很簡單，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幾顆足以穿越人體心臟開花的子彈，就可輕易的結束一個人的生命，李友邦就是在白色恐怖的巨傘下，在莫須有的罪名下犧牲的。李友邦一生愛國愛鄉，竟含冤而死，請問正義公道何在？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更是近代中國民族的悲劇。

李友邦精神不死

因此在1992年4月18日，我為李友邦舉行的「紀念李友邦先生逝世四十週年追思大會」上說：「今天我不僅是站在妻子的立場要為李友邦討回歷史的公道，我更要為所有在白色恐怖犧牲的受難者及其家族，討回歷史的公道，伸張人權的正義。」

綜合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總隊的歷史使命，除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而從事的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外，還參加了中國神聖的民族抗日戰爭。

正如李友邦先生所謂：為「保衛祖國」，參加抗日戰爭，以爭取抗戰的全面勝利；為「收復台灣」，聯合一切台灣革命的團體與力量，與日帝做長期堅苦殊死的搏鬥，以求取台灣的光復。「祖國勝利」即「台灣光復」，足證李友邦在抗戰開始時，對台灣光復運動與中國民族抗日戰爭的互為關係與影響，所提出的獨特見解，主張完全正確。

蓋台灣的光復，綜合歸納有四大因素，首為台灣革命先烈們，曾經積數十年持續不斷的浴血抗日戰鬥及悲壯犧牲的革命精神與歷史，是奠定日後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基礎，讓後世繼起者，繼續前進奮鬥。其次為李友邦先生以其畢生為台灣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犧牲奮鬥及其領導的台灣義勇總隊在抗戰時期扮演著重要歷史任務所作的奉獻，這些捐身獻軀，豪情壯志的英勇事跡，在中國抗戰與台灣光復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史跡與奉獻。第三是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對八年長期抗戰的不屈不撓堅定持久的崇高偉大的貢獻付出鉅大的犧牲。最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站在正義民主的中、英、美、法與蘇聯的聯合陣線，戰勝了以侵略為主的日、德、義法西斯陣線，台灣六百萬同胞，終能掙脫日帝近半個世紀的桎梏，推翻日本軍國主義的暴政統治，返歸祖國的懷抱。

我一直堅信，一個生命真正的價值，是對真理的一種執著，是一種堅持，是一種力量，任何包裹生命的軀殼，是容易被毀滅的，唯有蘊含著豐富具有潛能的實質生命，才是恆古久遠，永不熄滅的。李友邦雖然已經死了，但其精神不死，永遠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