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正以傳統衝擊西方

二十多年來，東亞對美國的挑戰總是非常微妙的。

該地區出現的經濟力量，就如一個風鑽一樣，把美國的工業一個一個破壞，更產生了一連串劇烈的貿易爭議。這類的摩擦會無可避免地持續，更會隨著90年代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而升級。雖然，上月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貿易問題大受注目，但是東西方對立的性質其實已經慢慢開始改變。

下一輪東西方爭議將會是原則問題：「民主」會促進還是破壞社會安定？言論自由在西方產生了不少文化垃圾，是否值得維護它呢？整體長遠的興盛是否比無拘束的個人自由更重要？最後，就算亞洲人沒有變為「良好的西化人」，西方能否與東方保持良好關係？

對一群與眾不同的外交家和知識分子來說──其中以新加坡人的聲音最多──這個價值觀的爭議將成為下一個巨大的思想鬥爭。這些「新儒家」毫不隱藏他們對西方釐定「良好社會」的尺度的鄙視。他們的目標是贏得東亞十七億人民的支持，這些人民三十多年來經歷經濟增長。現在嘗試找尋自己在這世界的地位。

西方從沒有預料會有思想鬥爭的存在，一般的美國人（包括和華盛頓一般的決策者）都以為柏林圍牆於1989年倒下時，這問題已經解決，而大部分美國人本能上相信個人自由和民主政制是經濟成功的先決條件，但亞洲人表示這想法要重新考慮。就像新加坡前總理兼亞洲「新儒家」之父李光耀說，很多亞洲人開始反駁「美國的想法」，他說：「從論爭，從思想和目標衝擊中達致良好政府和健全經濟這個想法已不被亞洲接受。」

造成這現象的理由，與亞洲對美國和對自己的觀感都有關係，東亞各國現在都充滿自信。除了日本，這些國家為了應付經濟問題而煩惱。現在東亞最大的挑戰是應付經濟急劇增長的後遺症，其中包括：環境破壞、基建的瓶頸、金融和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但社會其餘部份都操作正常。在日本、新加坡和南韓地方，九成人口識字，家庭生活正常，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暴力罪案。

日漸激烈的東西方文化爭論之中，較為重要的課題是，在東亞驚人的經濟力量迅速發展下的政治形勢問題。大部分東亞國家（包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都曾受過強權政制的統治，就是那唯一的「民主」國家（日本）。在今年夏季前，仍是由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官僚統治的一黨獨大東亞過去30年的歷史，已不正式地向美國認為民主是支撐經濟成就的基礎的假設，作出了挑戰。

然而，在今天，當亞洲的精英分子面向西方時，他們會被鼓勵把挑戰西方的話，正式地說出來。在這些精英的眼中，美國就如新加坡外交部副秘書、被派往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代表馬赫布巴奈般，認為美國開始墮進「衰落的險境」中。這正是他向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外交事務》季刊發表的一篇著名文章的尖酸反駁，亨廷頓在該文中，認為在後冷戰世界形勢中，對全球穩定及西方優勢最巨大的挑戰，是來自西方、東亞及伊斯蘭世界的「文化衝突」。馬赫布巴奈對亨廷頓的回應，代表了不斷增加的亞洲「新儒家」對於美國的看法一種最具說服力的證據。

他在文章中說：「這會令美國感到非常驚奇，整個世界恐懼西方猶過之西方恐懼他們──他們尤其恐懼那傷痕纍纍的西方國家所產生的威脅。」這心態「已造成大規模的社會腐敗」──導致罪案率、離婚、少女懷孕及單親家庭等問題劇增。

東亞的「新儒家」都認為，不受束縛的個人主義及民主觀念，是引致美國經濟及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東亞國家越來越相信，西方形式的個人自由，已墮落至任何事情也可以做的心態，就如馬赫布巴奈形容在同一時間，西方所炫耀的「民主」，被既得利益者破壞，變成污穢的溝口，而他們所塑造出來的政府，根本無能力去解決自己無數問題。

「新儒家」又認為，東亞出奇穩定，是有賴它謹守的「新儒家思想價值觀」。這價值觀有不同的解釋，其中包括對教育堅定不移的承諾，勤勞及傳統的家庭結構（儘管這意味著婦女不應工作），而國家的角色，最主要是提倡工業發展，及教育下一代。

當然，無論在東方或是西方，事情都較為複雜得多，就算是那些亞洲價值優越論的最有力支持者，也未能解釋為何「民主」和「自由」竟無法避免地引致美式社會混亂，同時也無法解釋為何二千五百年來都是個儒家社會的中國，它的經濟一直未能高度成長。但同時，自發的民主已在南韓爆發，在台灣已開始醞釀，且有可能在泰國開花結果──去年的一次流血起義結束了當地的軍事統治。對民主的渴求看來甚至會在亞洲生根，特別是當人們享受到經濟成功帶來的成果。

假如有關東西方差異的辯論單單是一個智力遊戲，那它只能是個一時的興趣。不過，事情並不那麼簡單。這些辯論所蘊含的思想和理念，正逐漸在整個亞洲區產生影響，有時候影影極大，有時候則較少。馬來西亞總理莫哈瑪德八月時曾說，美國「希望我們行使的那一套民主將會帶來動盪、經濟衰退和貧窮。」他杯葛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他指控華盛頓試圖支配這個制訂亞洲經濟政策的組織。他強調，亞洲的前途，全賴於亞洲，而非西方。

更為重要的是東西方辯論中有關人權政策在亞洲的影響。當克林頓政府開始向北京施加壓力，像新加坡的李光耀等「新儒家」立即替中國辯說，在西方人自大狂妄的口中說到的人權，並不會影響北京的政策。在東京，表示理解這些見解的官員不太自在地敷衍著，不願意公開要求華盛頓罷手。

就目前而言，克林頓派看來正在退卻下來，這主要歸因於一個退出之後就必須先考慮商業因素，並要創造就業機會的政府。不過，人權的爭論是沒可能平息的。正如新加坡外務部一名高官古詩簡說：「自從1948年國際人權宣言頒布以來，不屬於信奉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教義的國家，和自然法傳統下的國家首次成為先進的國家，這個前所未有的情況將會給有關人權的國際政治重新定義，亦會增加爭執的機會。」

自從冷戰結束，很少論述國際關係的演說，不提及冷戰結束的意義的。但我今天的演講卻要破例了。我將以東亞的崛起，而不是冷戰的結束，來打開話題，因為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前者比後者更為重要。

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的崛起，的確具有歷史意義。這個現象可同劃時代的大事相匹比，例如地中海時代希臘和羅馬帝國的興起，大西洋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以及北美洲的卓越成就。現在，東亞的興起可能表示著太平洋時代已開始了。」

冷戰開始時，東亞的國民生產總值僅佔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不到十分之一。而到了冷戰結束，這種比率已增加至接近四分之一了。繼歐洲和北美之後，東亞已成為世界三大經濟中心之一。東亞的興起將持續至21世紀。

一代人之前仍處於貧窮落後的東亞，現在憑著其高速的發展以及強勁的勢頭，將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最近有些統計數字揭示，中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韓國（儘管它同朝鮮仍然分裂）在世界排行第十五。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現時正鞏固它的地位。在這個地區，我們還有像台灣、香港、新加坡和其他東協國家這樣的具有強大經濟動力的實體。

當前，隨著經濟的增長，東亞在政治和社會發展上也邁出了巨大的步伐。民主和市場經濟已逐漸在此地區生根。一代人以前，很少人能預料到東亞的變革會是如此巨大的。

下一代會有什麼變化呢？有些人說，中國在經濟上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有些人說，日本將成為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有人說東亞的經濟總產值將佔全世界的一半。

在跨太平洋經濟的相互依賴問題上，有各種不同的推測。然而，在我腦海裡有兩種前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第一是成立一個以東亞和北美組成的，具有廣泛地區性的經濟架構；第二便是成立各種分區經濟組織，而這種做法勢必導致東亞和北美的分開。

悲觀人士或慣於尋找發生衝突的可能原因的人都認為，這兩個太平洋經濟中心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但一些顯著的事證明，情況剛剛相反。當大家仔細看清楚當前太平洋經濟的實際情況的時候，就會驚奇地發現它的體積是多麼龐大，跨地區的相互依賴性又是多麼的深厚，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實體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佔全世界55%，其貿易額佔全球貿易額的40%。1980年，太平洋的跨地區貿易只有57%，而10年後已增長至67%。

東亞經濟之所以能興起，是因為走的太平洋取向。

11月中旬在西雅圖將首次舉行亞太經濟合作論壇領導人會議，在首腦會議之前，先舉行第五次部長級會議。中國和韓國將派出它們的領導人與會並討論21世紀太平洋經濟的前景。毫無疑問，會議將有助於深化這種跨太平洋的相互依存性。而透過促進跨太平洋合作，就可確保亞太經濟的繁榮。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表明，絕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對於東亞的國際秩序起著穩定的作用。

對於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正在再次嘗試對這個地區的安全秩序起到穩定的作用。

雖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曾軍事干預亞洲，但美國是從阻遏蘇聯的擴張主義出發的，它並非想滿足任何的領土野心。今天美國成為唯一可在東亞起到平衡和穩定作用的超級大國。

在日本奉行和平憲法以及繼續遵守非核子地位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以下三個支柱上建立起一個和平的亞洲─太平洋：一個奉行不干預政策的中國，一個不去威脅他人的美國以及一個無核的日本。

為什麼中國一直成為東亞的穩定力量？這個歷史上罕有的現象可從文化上得到最佳的解釋。經濟也如此。為什麼東亞會在所有地區中崛起而成為全球的經濟中心？這最終還是要從文化上去解釋。東亞有著它獨特的文化。

東亞經濟的一些具體和共同的特徵在西方報紙已有報導：個人高儲蓄、工作時間既長又辛苦、和諧的管理（勞工關係及成本）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有人稱之為「孔夫子工作道德」，同現代歐洲的清教徒工作道德相似。

正如這個綽號所展示的，東亞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中式文明。所謂中式文明是指中國、日本和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所共同擁有的文化特性。然而，此地區之所以能興起，亦有賴於它的太平洋取向，即是跨越大海去同西方會合。

（本文為韓升洲1993年10月27日在香港一次題為《亞太中的中國與韓國》的演說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