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探討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了！

5月18日下午我到亞洲協會劇場觀看了Carma Hinton所製作的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是有關天安門事件的第二部影片，據說比較有真實性。

Carma 的影片是由天安門和學生運動的歷史意義來介紹天安門事件的，她穿插了很多個人訪問，和紀錄片段；對於整個學生運動的發生原因、運動過程，和最後解放軍進城後的衝突，有比較完整的描述。

對我，和美國的進步人士，天安門事件始終是一個謎。當然，從我們自己和美國媒體、美國政府的經驗，我們是絕對不相信電視上報導的新聞。但是學生運動是在中國發生了，他們要求什麼？坦克車是開到天安門廣場上了，中國政府為什麼把解放軍調動出來，是沒有經驗，還是逼到沒辦法對付了？

美國媒體用巧妙的剪接手法把天安門事件報導成中國解放軍坦克車在天安門廣場和學生對峙、殺害學生的事件。這些電視影片在美國重複的播放，在一般美國人民中造成一個既成事實。從1989年以來，「天安門」事件成為美國反共、反華的媒體、政客，攻擊中國的口實，成了一個代號，近年來，美國一部份人懼怕中國強大，「天安門」事件又成了圍堵中國的感性基礎。

學生和工人為什麼要示威

從對年輕工人的訪問和學生集會的紀錄片段，我可以瞭解到這個學生運動有三個主要原因：

一、改革開放以後知識份子的地位下降，不但工資相比較的下降，社會地位也在下降，這就使大學生對前途感到惶恐，加上當時，政府正在決定不再替大學生分發工作，這就引起了學生運動的爆發。在開群眾大會時學生不斷的提出讀博士無用論。

二、工人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之下也有同樣遭遇，原來有的工作保障（鐵飯碗）已被打破，很多工人在工廠廠長重組，或以提高工作效率為名而被解雇，而在職工人也因為通貨膨脹實際工資不斷下降，這在以工人階級為主人的中國是很難接受的，韓來生，一位年輕工人就在訪問中說，中國正在走著資本原始累積的過程，工人階級首當其衝，受到嚴重剝削，成了改革開放的犧牲品。

三、工人學生和市民反對貪污和特權階級的形成。對一些幹部和高幹子弟濫用權力和關係變成新貴、發財致富，使他們大為不滿。

從這三個因素來分析，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運動不是西方媒體報導的是一個要求改革開放，要求空洞的民主、自由的運動。而是反對改革開放政策所造成的一些後果。學生運動提出來的民主和自由是用來表達他們對改革開放政策不滿的方法和手段。

吾爾開希要求什麼自由？

吾爾開希在學生開會時和個人訪問時提出他的要求，他第一，要求有穿Nike球鞋的自由，第二，要求有更多的時間帶女朋友去溜躂的自由。他說外面（西方）的世界在他看來是太美好了！

我看到他的講話，不禁痛苦的失笑起來，吾爾開希這些要求就代表了中國學生運動當時的理想嗎？這叫作什麼理想呢？

今天，吾爾開希身在美國，體重增加了幾10磅，穿著和美國青年人沒什麼兩樣。他的願望應該已經達到了。

今天在中國，只要買得起，你可以穿Nike球鞋、牛仔褲；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都是很普通的事！可是，這些自由的代價是什麼？中國的軟性飲料，以前每一省都有好幾家的，今天全國只剩下「健立寶」一家還在苦撐著。土布還是抵不過洋布，健立寶也拚不過全球性的「可口可樂」。去年國慶，在天安門的廣場天空上，一個麥當勞的招牌高高的豎立著。我就對國內的幹部說，在美國一般受教育的中上階級是不喝可口可樂的，因為裡面糖份多，而且有興奮劑（Coke）。我們從來不買可樂，小孩子長大只喝果汁和白開水。至於麥當勞，是速食餐，是最難吃的，只有小孩子和一般平民大眾才經常吃，怎麼能把麥當勞的招牌放在天安門廣場上，簡直太失國家尊嚴了！

吾爾開希所追求的自由和西方大資本家追求的自由，不約而同。這表明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可怕性！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愛用國貨」，土布勝過洋布，東風壓倒西風，不得不提倡經濟和政治改革。

侯德健追求「個人」的表現

侯德健這位台灣回大陸定居的紅歌星，在天安門廣場上也成了一個領袖人物，他在訪問時說得很直接，他說大陸上講究多數人的自由而忽略了少數人，忽略了「個人」，他所追求的是「自我」和「個人」的表現。

做為一個紅歌星，做為一個年輕人，他說這些話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由他這樣的人物，這種言論來領導學生運動就有很大的破壞性。

侯德健講求「個人」和「自我」，在一個比較傳統的經濟還在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對個人是有一定的限制。個人是家族、村鎮、生產單位，和國家的成員，個人不可能存在於這些基本組成單位之外的。這沒有好或者不好的價值，而是歷史、文化的發展和以一定物質基礎出發的。

今天，在美國，極端個人主義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破壞性，在教育界和政界都有大批文章、書籍來批判個人主義，Hillary Clinton最近出了一本書It Take a Village就代表了克林頓總統競選的理論基礎，70年代的反叛和80年代的“Meism”個人中心的主義已經得到普遍的否定。「自由主義」已經被草根性的宗教運動判了死刑。美國有識之士公認只有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對家庭的責任感才能根本的解決美國的問題。

然而，這個已被美國人唾棄的極端個人主義卻在中國找到了市場，西方媒體用年輕人的反叛心理，推崇這種把「自我」和「絕大多數人」對立起來，只要追求「個人」表現「個人」快樂就可以了。

但是在人口眾多，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的中國怎麼可能滿足所有的「個人」快樂？如果不把個人放在歷史和具體社會來瞭解，一味追求個人絕對自由，是很容易造成很大的害處的。

馬克思說過一句名語“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ary”只有認識和掌握到對自由和必然限制才能超越這些限制而爭取更大的、實質性的自由。

柴玲要學生流血「喚起人民」

柴玲要學生流血的事實，是在去年《紐約時報》「紀念」六四的報導裡第一次揭露出來的，當時，《紐約時報》說學生領袖「可能」犯了錯誤。

從柴玲的個人訪問中，我可以看到她強調一定要流血，才有可能喚起人民這種冒險性的激進言論，是在5月時被記者訪問就說出來了！當時，柴玲還說，她很快就會躲入地下，會離開中國。

在對王丹、梁淑敏和劉德培的訪問之中我第一次瞭解到在學生領袖中，除了柴玲之外，絕大多數在4‧27對話後，決定要離開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政府和學生「對話」之話，王丹、梁淑敏等人都主張避免再繼續佔領天安門和政府對抗，應該帶領學生回到校園，繼續在對民主自由方面做建設性的工作，改變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但是，每次大家同意的決定都被柴玲後來推翻了，因為她控制麥克風，就有發言權，王丹等其他學生領袖就只好離開天安門，回學校去了，到了5月中以後天安門廣場的人群已不是原來的學生，80%的群眾是流動性的，已經失去了一個「固定的群眾基礎」。

柴玲不斷推動激進手法和政府對抗，延長佔據天安門的合理性，合法性，「飢餓運動（Hunger Strike）」就是手法之一。而在天安門毫無民主可言，很多派系鬥爭和打鬥，完全是烏合之眾，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之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為了個人權力慾望，一個主張流血的毫不尊重民主的柴玲就成了一個西方媒體鍾愛的歷史罪人。

在處理整個學生運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給人的印象是先是僵硬，而後是軟弱，猶疑不決，缺少對付群眾的經驗，最後不得已只有叫進解放軍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逼回去。前前後後有三個多月時間。

在4月初中國政府據報導，在《人民日報》上斷定學生運動是「動亂」，遭到學生很大的反感，而後又拒絕接見學生代表。這兩件事表示出政府缺少敏感性。

但是在4月之後，就有李鵬接見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又有政府官員訪問天安門廣場和學生對話，保證不處罰學生運動領袖，要求學生離開廣場。但是這一連串的對話都被學生領袖漠視、拒絕了！

解放軍進城是在香港輸入大批營帳和金錢，在天安門又再度有大批人群擁入之後，軍隊和民眾的衝突多數發生在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路上，而在天安門廣場本身反而很少衝突。學生領袖看到坦克車開入廣場就急急忙忙的討論，投票集體離開，所以，中國政府一再的聲明，在天安門廣場沒殺人，是有他的正確性的。

我經歷過美國的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對美國的國家機器運作有些感性認識，在美國反戰運動高峰時期，只要學生佔據校長辦公室，就馬上在一周之內會被逮捕，進入監牢。在華盛頓示威，通常都不能超過一天。只有一次“Poor Peoples' Campaign”也是在白宮以外幾里地方搭了營帳，歷時不過一周，那些膽敢公開指責中國政府是劊子手的美國媒體和政界人士應該自己反省一下，美國這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有可能容忍學生佔據白宮或國會山莊前的廣場嗎？絕對不可能的！

中國政府是太缺乏經驗了，太過猶疑不決！太民主了！國家機器在那裡？

Carma Hinton的影片，當然帶著她的偏見，她還是崇尚群眾運動、學生運動的，而不以批判性的眼光來看這個運動的性質，和提出的具體要求。然而Carma畢竟還是比較誠實的，她暴露了學生運動和學生領袖的問題，總的來說，對天安門事件的瞭解是很有幫助的。

今天已經不是1989年，中國已經度過了一個最困難、最危險的時機，海外民運份子也早已喪失了他們的合法性，暴露出了很多原來就有的人格問題。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和社會經濟的全盤破壞混亂，也是歷史事實，我再看天安門事件，再看這一批民運領袖，深深覺得是該澄清這個歷史事實的時候了。

6月4日格林威治的喉舌《村民之聲》（Village Voice ）頭版登載了Richard B. Woodward的特稿, 文章標題是：「本年度最富爆炸性的影片」──韓丁女兒Carma和丈夫Richard Gorden導演的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門》）。Woodward這篇文章不但對天安門這部影片做了一個影評，更重要的是，他更深入的解剖了一些事情：（一）Carma從自己文革的經驗的反思來批評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二）柴玲期待以流血來「喚起」人民和美國Weatherman的雷同。（三）美國媒體、人權份子吹捧出來的「造反派明星」。

今年六四《紐約時報》一反往常，不再用大型篇幅來向中國政府聲討，反而比較避而不談，這是很反常的，並不是《紐約時報》突然自知無理，主要的是美國的進步人士中自由派人士，已經開始對六四有一個很大的懷疑，去年六四《紐約時報》不得不報導Carma電影裡柴玲的訪問，在這以前一面倒的對中國政府的指責開始有了一個缺口，有一個問號？或許這些學生領袖犯了錯誤？或許事情不是像電視上，或《紐約時報》上所報導的。由於這個背景，才產生出今年六四《紐約時報》的沉默，和《村民之聲》的仗義執言。

當然，我並不完全同意Carma崇拜學生群眾運動，或認為在廣場的時候是如烏托邦的美好。但是，Carma至少對學生領袖所犯的錯誤有比較真實的報導，和比較誠懇的批判。在這點上，是難能可貴的；而Richard Woodward更進一步的把柴玲和美國反戰後期的Weatherman放炸彈的心態做了一個比較，他以譴責性的口吻揭發了美國媒體鉅子如Robert Bernstein ，人權觀望的負責人和億萬富翁John Klupe把李錄塑造成造反派明星的醜聞。

從反思文革來批判天安門學生運動

Richard報導Carma在文革時是個年輕人，高中學生，她當時參加群眾運動非常興奮，因為看到當權的領導被譴責；而且，也高興的認識到共產黨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但是，文革同時給Carma 帶來了一個深刻的經驗，她是用這個經歷來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天安門的學生運動。

她說：「柴玲和許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叫的口號和文革時的口號相似，態度也幾乎完全一樣。文革的時候，我們沒有採取任何一個步驟來從事建設。當時沒有學校，我們完全自由自在，就像開一個大慶祝會一樣的。我們學到了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發言權，但是有發言權之後，又能怎樣呢？我們從來沒有做出一個架構、組織，我們除了攻擊、打倒之外，沒有改變任何事情！」接下來Carma又說：「1989年的民主運動，同樣的，他們只會再次的叫一些革命口號，這是他們唯一能瞭解的語言。每一個都要一直衝上最高階層，要介入國家當局最高政策；而不願意在地方上和學校裡，做一些艱苦的、實際的工作，來增進民主。……」

任何一個參加過群眾運動的，不管是反戰、民權、SDS（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y）、Pro-choice、Pro-life（婦女運動）……往往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我們是應該冒著有極大後果的危險繼續向前推進；或是，我們應該妥協，接受一部份的勝利成果。而又可能陷入虛假的陷阱。這批中國學生錯估了！至少有三百人被殺傷，這部影片重演了我們所熟悉的片段，但是，它更尖銳的記錄下當一個政權向造反群眾拱手讓步之後這些群眾的狂喜，這些學生領袖中內部的分裂和鬥爭，以及當這個夢死亡之後的痛苦和揣測；Richard把天安門運動和美國群眾運動的經驗做了比較之後做了以上的結論。

柴玲和美國的Weatherman比美

Carma 電影中最具爆炸性的片段是柴玲在5月28日，天安門事件的前六天的訪問，這個23歲的研究生，天安門廣場的總司令，對美國記者Philip Lunninphan訴說了她的絕望。

她在訪問中表示其他學生領袖在等著爭奪她的權力。並表示需要拒絕妥協，反對那些背叛的人，她對學生運動的失望使她相信，「你們中國人，不值得我為你鬥爭，不值得我為你犧牲」，這代表了柴玲對中國人民的態度。

Richard覺得她的言語非常熟悉，就像反戰後期的Weatherman，在反戰運動將近尾聲時他們躲入地下，認為要用炸彈，炸幾個政府和資本家的大樓，才能暴露出法西斯美國政府真面目，如出一轍。柴玲在訪問時說：「學生們一直問，我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我們能成就什麼？我覺得很悲哀，因為我怎麼能告訴他們我們真正期望的是流血，當政府不得不鎮壓、屠殺人民，只有當天安門是用血洗之後中國人民才會睜開他們的眼睛，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團結。」不是實實在在的去向群眾做教育工作而是要用暴力、流血來喚醒他們。這種做法是注定失敗的。

柴玲自從逃離了北京，在Boston住下來，主持一個基金會（不知是什麼人出錢支持的）。她拒絕了Carma 和Richard幾次訪問的要求，她先是藉口太忙，而後推說她不願意給捲進這件事。柴玲從事於「人權」運動，是給Hillary Clinton 到北京參加世婦會出主意的人，Weatherman在美國放炸彈時都不得不隱名換姓，走入地下，最後還是被抓，判了很多年徒刑。柴玲在天安門領導學生運動，造成了死傷，卻能到美國繼續從事攻擊中國的工作，至少，這個影片使美國人民認識到柴玲這位民運明星的真面目。

美國媒體捧出來的「造反明星」

Richard Woodward對一批中國逃出來的民運份子被捧為「造反派明星」甚為不齒，最令人痛心的和可笑的是New York雜誌居然把李錄和Nelson Mandela 相提並論。Nelson Mandela為了南非黑人的鬥爭放棄律師職位，幾次出入監牢，入牢有數十年之久，這種偉大的鬥士，居然可以和李錄齊名。Richard憤恨的說，李錄自從到美國之後就平步青雲，拿了獎學金到哥倫比亞大學上研究所，為了他畢業，億萬富翁John Kluge替他大開排場，給了一個派對。他目前正在考慮接受華爾街大投資公司Lazard Freres的高薪職位，這種靠美國媒體的億萬富翁捧出來，養出來的造反明星，令美國人民不齒，更是所有中國人的恥辱！

Richard同時報導Carma和Gorden的製片人Orville Schell屢次接到Robert Bercheim 打電話來要求他訪問李錄。Robert Beister是美國人權的積極份子，幫助過蘇聯的異議者如Sakhanov、Beistein，同時是藍燈書屋（Random House）的前任總裁，他自己發行世界上各種禁書。目前，他擁有魏京生寫書的英文版權。他對《天安門》一片沒有訪問李錄很不以為然，給了製片人Schell很大壓力。

美國媒體和人權人士，把中國的「造反派」剪裁到適合美國人的胃口，成了一個很有趣的時髦。Barme，一個在澳洲國立大學指導了天安門紀錄片的工作，就找不到任何一些證明李錄有任何強烈政治立場的。但在Moving The Mountain這部片子裡卻把李錄塑造成一個「聖人」，為了迎合製片人的需要就塑造一個聰明、有吸引力的、說流利英語的「明星」。

紙包不住火，美國媒體，人權人士，某些反華人士，自八九年用天安門事件來任意醜化、攻擊中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美國人民已經開始認識到一些真相。這批靠美國媒體、人權觀察家和億萬富翁培養出來的「造反派」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