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亞洲的角色及台海問題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5月10日到威廉斯堡，在威廉斯堡大酒店與會議中心參加美國商業理事會會議。會議由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主持開幕，出席者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布里津斯基，以及美國公司的主管。
會議以《展望明日的亞洲世紀》為題。李資政在會上先是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的主持人湯姆．布羅考的訪問，暢談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以及海峽兩岸的關係，並特別提到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及含蓄的提到李登輝用日語罵人的粗魯。過後，他也回答觀眾提出的問題。以下是訪談全文。本文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5日），並慨允本刊轉載，特此致謝。 編者

莎拉李公司主席兼總裁，以及商業理事會副主席約翰．布賴恩先進行介紹：

現在已經來到我們聆聽亞洲人談他們的觀點的時候了。商業理事會特別榮幸邀請到這位被許多人認為是現代亞洲之父的人，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觀點。當這個時代的歷史被寫入下個世紀的歷史書時，他們很可能會有一些章節，寫亞洲的崛起與新加坡的故事。而那個故事的主角，就是它的建國者，一個從一開始就具遠見的領袖。他就是新加坡今天的內閣資政李光耀。一九六五年，在建國之初，新加坡「明顯」的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當時新加坡在統計資料上還排在孟買和斯里蘭卡之後。今天，它卻以亞洲模範矗立，管理得當、富有、現代化，而且被推崇為亞洲的金融與商業之都。新加坡也是李光耀的概念付諸實現與傑出領導能力的標記。因此，我們今天非常歡迎他前來，讓我們聽聽他對亞洲未來發展的觀點。

我們認為或許把這節目安排為訪問的形式會有好處。而我們特別幸運的請到美國知名的新聞工作者之一湯姆．布羅考來擔此任務。大家都知道，湯姆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的主持人，也是該節目的執行編輯。他是美國最受信賴與尊重的新聞從業員。也許你不知道，湯姆長期在亞洲遊歷與報導，在他擔任亞洲學會顧問委員會委員期間仍對此保留深厚的興趣與新鮮感。請和我一起歡迎來自新加坡的內閣資政李光耀及湯姆．布羅考。

對新加坡羨慕多過批評

布羅考：謝謝約翰與李資政。能夠與你同台對我來說，是一種特別的待遇。我想也許說一些美國觀眾對於你對社會行為、政治管制及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新聞限制有點意見，並不為過。但是在這群觀眾當中，我相信他們對這一切是羨慕多過批評（觀眾笑聲）。當我們今天聚集在威廉斯堡，與亞洲經濟奇跡的其中一個建國之父談話，以兩個重要區域的關係來說，是20世紀美國及亞洲的巨人。就在這裡以北，議會與白宮正投入於關於汽油稅爭論的四點三分美金的激烈辯論。現在我要和你們分享我所彙集的，關於資政最近演講與訪問中引過的統計數據，也許這會提供你們一些想法。他曾說過，50年後，《財富》雜誌上所列的首五百家公司中，將有一半在亞洲設立總部；到了即將到來的公元2020年，單在亞洲本身，中產階級就有五億人。而到公元2020年，中國的經濟將比美國大一倍。以此作為背景，資政，你會不會感到這個國家在政治與經濟上，有一種適當的，要在亞洲占活動空間的迫切感？

資政：過去我關心的是一旦冷戰結束，美國會不會繼續扮演它在安全問題方面的角色。新的總統上台了，專注於經濟問題。這位新總統以外交課題為自己在世界上建立了聲名。加強與重新鞏固了與亞洲在安全問題上的聯繫，尤其是與日本的。但是讓我擔憂的是這都是偶然的。這不是經過深思熟慮，預先計畫好的。台灣的李登輝總統獲得訪美的簽證，是遊說者、媒體、議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下的結果。儘管國務院反對，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徵求國防部的意見。但不論怎樣，他們作了一個偶然性的決定，導致了中國的一系列軍事演習。而這又使美國對安全問題的想法定型，那就是美國與日本結盟，對美國將在亞洲安全課題上採取任何姿態的關鍵。因為再過20年，美國本身不可能單獨對中國起制衡作用。它現在可以，這能夠再持續10年，或許20年。不過沒有了日本，亞洲國家不相信美國能夠再制衡30年，或更久。

布羅考：你眼前集合了世界最聰明、最強大的美國公司能人。我知道貴國的部長、你自己也這樣意識到，而美國的研究機構也這麼反映：美國在亞洲的角色正在收縮。美國私人企業界短期內應該怎麼做，以扭轉這個趨勢？是否有必要與例如亞洲的夥伴更密切結盟？

資政：那是我沒有資格談論的商業策略問題。不過我可以談一談讓美國商界覺得較容易在亞洲活動的框架。首先，美國政府必須有穩定的政策。不能只是在貿易方面而已，而讓貿易駕馭一切。坎特先生竭盡所能的對付日本，要與中國一較高低，猛擊亞細安，那麼再沒有人站在你們那邊。你們引來大家在一個圈圈外環繞，高喊「上帝，這是我們的新敵人。」你們必須為自己分輕重先後。安全問題有多重要？新的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有多重要？還有人權、民主問題。先決定你們的議程上的次序，有個總的指導計畫，或者一份總的指導策略，然後堅定的實行。頒給李登輝總統的簽證，就是怎麼在沒有意識在做重大決定的情況下做了重大決定的最佳例子。促成那個決定的，首先是遊說者成功捧出一個支持民主、受到媒體擁戴的李登輝總統，以及對他存有同情的國會。當我看到你參議員的亞洲政策時，國會並不準備決議案會被這麼認真對待。但是它確實被認真對待。簽證批准了。你們意外的促使一種立場成形。

布羅考：資政，就如你所知道的，美國的民主制度下，當國會每兩年選舉一次，總統每四年選舉一次，這個結果導致在進行計畫時，必然有些混亂。因此讓我們談談短期問題，而如果可以的話，目前華盛頓正在對中國的盜取知識產權問題進行激烈辯論，總統在徵求意見，在30天內決定是否要發動20億美元的制裁行動。雖然之前已經有許多警告，中國對於因為盜版這個真正存在的問題而採取的制裁行動無動於衷，你認為會有什麼結果？

正確定下優先考慮事項

資政：如果你們正確定下什麼是優先考慮的事情──而中國人也對這個優先次序有信心，準備先解決，那就是中國的統一問題不能受到攻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毋庸置疑，西藏問題也毋庸置疑。一旦這些都解決了，並且放在一旁，你可以爭論、敲桌子、摔他們，他們得在貿易及雙邊協議上、在國際知識產權問題、投資、世界貿易組織條件上讓步。因為這純粹是經濟上的討價還價。但是如果你們把這些都混淆在一起，今天人權與民主，明天又回到台灣問題上，說台灣是民主的而中國是獨裁國家，那麼他們會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是存心要將分割我？那我們樣樣都來刁難。我東賣導彈給利比亞，伊拉克或者伊朗買得起什麼我就賣什麼。我們要馬賽地．奔馳，而不是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我們用空中巴士，而不是波音。「中國人做決定的依據，是考慮他們所認為的長期策略上的利益。

布羅考：我們瞭解。不過中國也夠狡猾了，他們能在美國制度裡，把大麥和穀殼區分開來。他們知道美國國會裡有吵吵嚷嚷的激烈言論，有些是為了證明事實而說的，但是有時他們似乎喜歡專挑美國政策裡一貫的主題來作反應，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提出的。

資政：如果你是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或者其他觸犯貿易規則的問題上向他們施壓，整個亞洲會站在你們這邊。因為那是公平的。但是你們專提民主、人權、台灣與西藏問題！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期間，因為沒有交火，因此除了日本外，沒有一個亞洲國家提出抗議。大家都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並沒有越位。

布羅考：你認為這個政府有沒有給中國足夠的注意力？

資政：我不肯定它給的是不是正確的注意（觀眾當中有些笑聲）。那是沒有條理的，斷斷續續的，變化無常的。

布羅考：如果我們有一個關於最惠國待遇的辯論，而通過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是有附帶條件的，那會怎樣？

資政：不管如何歸類，最惠國都是屬於貿易，不是屬於安全問題的。而在貿易問題上中國願意合作。不過如果你要的是貿易，你必須有個穩定的基礎。你要波音有一個能夠持久的關係，你要通用汽車公司為他們造車而不是馬賽地，奔馳，那你必須說，好，我們不能每年都提出最惠國待遇的問題。每年以刪除最惠國待遇來威脅，是追求長久關係的基礎嗎？把最惠國待遇問題放在一邊，告訴他們，「在這些規則下，我們維持長久的關係，而我們要求你們遵守所有雙方同意的協議。」從我在微小而重要事件上的經驗，我的意思是，在艱難的討價還價後，他們還是會遵守規則。我舉個不只關係到貿易問題的例子來說明。當我們必須解決外交關係上的問題時，而我們是亞細安中最後一個這麼做的國家，他們要我們譴責台灣。我說：「不行。我們的軍隊在台灣訓練，他們在過去的20年裡幫助了我們，我們不會這麼做。台灣為我們做了這麼多，我們不能這麼對他們。就算我們真的這麼做，你們會尊重我們嗎？」接著，是要我們不能訪問台灣。我說：「不行。我們不會改變1972年在聯合國宣佈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是我們和台灣有許多聯繫，而且是重要的聯繫。我必須訪問台灣。」最後他們默許了低調處理的訪問。他們未曾抱怨，因為我們遵守我們的協議──一個中國，以及低調訪問。我是亞洲國家中少數可以自由往返兩地的部長之一。但是我們是經過事前同意的，那是艱難的討價還價。我們如雙方同意的，保持低調。

布羅考：在美國，以及在最高層裡，對台灣的李登輝肯定有某個程度的矛盾情緒。依你的判斷，他是怎樣的人？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還是一個製造麻煩的人？

資政：（資政笑）你叫我判斷我在亞洲的一個重要經濟與親密夥伴。

布羅考：噢，他們會絕對保密（觀眾笑）。

資政：我肯定他們會。讓我對他所處的位置作個公平與平衡的描述。他的際遇與我相似，不過他生長在日本帝國裡，我則是大英帝國的產物。我們倆年齡相近，他73歲，我72歲。我在新加坡的英國學校裡受教育，之後到英國的大學去。他則在台灣日本學校受教育，然後到很少台灣人能夠進入的京都帝國大學去。因此他通過日本人的視野來建立世界觀，就像我是通過英國人的視野。不幸的是，日本人的世界觀裡，並不給予中國及中國大陸的人高度評價。他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與中國大陸也沒有情感上的聯繫。

在大選期間，媒體報導李登輝總統在批評中國領導人「笨蛋」時，陪伴他成長的日語脫口而出。我吃了一驚，因為對中國領袖來說，被另一個中國領袖用日語斥責，簡直是在還沒有癒合的傷口上再刺進一刀，提醒他們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人成功贏得了那一代在台灣的中國領袖的心。它也讓人記起中國在1895年甲午戰爭時，必須割讓台灣的恥辱，以及日本人在1945年以前佔領中國土地的許多恥辱。我相信李登輝總統是自然而然講起日語來，而不是刻意的。他告訴過我，他每天要讀四份日本報紙，收看日本放送協會的衛星轉播。他比較喜歡看日本的出版物，因為它們是最佳的資訊來源。這就像我的情況一樣，我現在還有閱讀英國每週出版的《經濟學家》、《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電訊報》，以及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節目的習慣。因此海峽兩岸的老一代領導人之間要能夠在一起，必須為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大鴻溝建立溝通的橋樑。在中國大陸的受盡日本人的折磨，痛恨日本人；台灣的領導人卻受到托管的日本人栽培，繼承了日本文化與精神。雙方都應該耐心的等待下一代領導人縮小他們之間的距離，那些沒有親身受過日本佔領時期折磨的中國大陸人，以及沒有接受日本人培養教育的台灣人。

布羅考：那又把我帶入另一個問題。在這個國家裡的某些部份，普遍上的看法是日本正在展翅高飛，能夠飛多久我們很難說。不過在亞洲，你對日本的增長計畫及在21世紀角色的遠景有什麼看法？

資政：日本在冷戰後正在重新為自己定位，我不認為他們已經有了任何肯定的結論。我跟他們的幾個年輕一代領導人談過話，橋本龍太郎、小澤一郎。他們的想法與老一代的領導人中曾根康弘、宮澤喜一、竹下登不同。他們不再對美國在戰後為日本所做的感恩，感激的成分較少，也比較不願意支持與同意美國，而是技巧的，不是從情感上的與美國同拍。而這就是令我擔憂的事，因為如果我是日本人，關心美國在20年後是否會，或者是否有足夠的資金為日本撐起這把保護傘，那這是我會採取的路線。溫和的成為美國擴展國防的一部分，不要激怒他們。而如果到了20年後有需要，他們已經完全可以成為獨立的核子強國了。這個擴大的角色完全符合兩種局面：一是如果美國還是世界強國，那好，它們不必再扮演（西班牙小說家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實際經驗常識和主人幻想的理想主義成對比的）桑喬潘匝，而可以成為管理治安的副警官。不過如果警官決定要離開了，那麼它就可以自行建立一群武裝人員。（觀眾席裡傳來笑聲）

20年來中國已完完全全改變

布羅考：讓我很快的也問你關於中國目前的政治現實狀況。我們知道現在我們正處於一種延長的過渡時期。這個後鄧時期到底有多長，我們也說不準。根據你的猜測，我們需要多久才會感覺到領導班子順利的繼承鄧小平？

資政：鄧小平已經給了江澤民七年的時間。他多活一天，就是多給江澤民24小時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中國的憲法架構裡，江澤民掌握了黨、政、軍的權力。我相信大家都各就各位。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由集體領導班子治理。我想多數中國領袖會暗自同意他們需要一個強硬的領袖，能夠在艱難的時刻做出困難的決定。因此他的真正考驗是在第一個重要危機出現的時候。如果他站得不穩，軍隊就會開始懷疑他們是否該有個更強硬的領袖。如果他表現得穩重，那他完全建立了威信，危機也就不會發生，一切事情都會繼續，因為軍隊的影響力大，而且處於重要的地位。但是不過兩年、三年、四年，誰都不能肯定。當真正關鍵的時刻到來時，也許江澤民有力量和足夠的勢力度過，否則下面的基礎就開始動搖了。在政治局裡，有好些可以接替的強人。不過不論是誰接替，我相信那都會是來自中央的大約30到40四十人，因為你不可能突然從什麼地方冒出來。就算要發動軍人政變，那也得來自軍隊中的高級領導層。我不認為在政策上會有什麼戲劇性的改變，會影響我們大家的重要政策更不在話下，那是中國所強調的，致力於成為一個現代工業國，那將駕馭一切。他們對意識形態沒有興趣，他們其實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也沒有太多爭論。這些都是有利於持續性的語言，不過往更深一層，它們都有一股驅動的力量，一股團結的力量，能夠帶給他們「我們是中國的領導，將帶領你們進入這個現代化工業年代」的合法性。

布羅考：他們能夠這麼做嗎？同時控制得住中國八億個農民，使他們不參與政治改革？

資政：我不以為20年內有什麼不可以的。我不認為這八億個中國農民對民主與人權一點都不關心。有些知識份子會。不過20年是非常漫長的，在資訊的年代裡20年非常漫長，在中國很多人已經上網際網路了，而這個數目將會繼續上升，他們是天生的電腦愛好者，它將會成為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社會。讓我告訴你們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經驗，說明這20年來中國怎麼完完全全改變了。

20年前，我到中國去，不論走到那裡，都會看到同樣的句子，在北京、在各個省份裡。它們都來自同樣的稿子。現在我得到了不同的看法。「為什麼上海受到優待？我們遠遠落在後頭。你要和中央直接通話，因為我們要和新加坡有直接航線。」這是前所未聞的。實際上我，我和省長到上海附近的一個小市鎮蘇州參觀時，是非常受鼓舞的。市長在午餐後把我拉到一旁說：「你們的國庫有五百億元儲備金。」我說：「噢！是誰告訴你的？」他說：「我是從國際貨幣基金局的報告上看到的。」我說：「你看國際貨幣基金局的報告？」他說：「是的，我在美國科羅拉多丹佛的商業學校唸書。」我問他：「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說：「我必須瞭解現代世界。為什麼你不把其中的10%投資在蘇州？」我看了他一下，然後說：「那50億元會怎樣？」「我們會給你高回收，我保證在我的權力範圍內，我將會竭盡所能。」我說：「你知道人不是長生的。萬一你被調走，或者因為某些原因，你不再在這裡任職呢？」我以為會得到共產黨式陳腔濫調的回答。他停了一下說：「過一陣子，我的繼承人得和你合作。人們要過更好的生活。我們需要資金，我們需要科技，我們需要管理方法。你們在新加坡做了，我們在這裡也要這些。」因此那給了我信心，我說：「你可以說服中央嗎？我們就造個七平方公里的小新加坡。」他通過與重要領導人的聯繫，得到中央批准。因此，這就是怎麼做成的生意的。（資政與觀眾笑。）

布羅考：我可以看到現在這裡的觀眾都蠢蠢欲動（觀眾笑）。資政，你認為一百年後中國的經濟會不會和新加坡模式非常接近？

資政：不會，也不能。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而中國是個大陸。我無法預知百年後的事情，不過倒可以明確的說說10年20年後的情形。只要沒有內戰，不會瓦解，沒有飢餓，他們在沿岸將會有許多小台北、在上游會有許多小高雄，以及一個龐大的迅速發展的教育階級：工程師、電腦科學家，你要什麼人才他們就能大量的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布羅考：這是亞洲的前景嗎？那種真的為各省份及區域設計好的增長，或者我們可以說相對於韓國及日本經濟的增長模式，中國的增長方式將多少跟隨你們的模式。你們非常依賴跨國公司。

資政：中國要兼得兩種世界的優點。他們並不愚蠢。因此他們研究了台灣人、韓國人、日本人，還有我們。他們也研究了歐洲和美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其中一個難題就是在一些主要的工業方面，例如汽車、宇航、電子，他們有朝一日要建立自己的生產隊伍。因此他們會不太合作。他們看到韓國人怎麼辦到，日本人怎麼辦到，因此在一些主要的工業上，他們不會輕易讓步。他們也看到我們怎麼像直升機一樣迅速成功，從零開始，我們培養了工程師，教育了經理人員，行政管理碩士。跨國公司加入時帶著有經驗的人員、經理、工程師，而在十五年內，多數美國跨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總部。

中國的問題是他們沒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我們完全與之接觸了，在文化上、語言上。每個新加坡人都能夠用英語進行交談，因為我們在學校教導兩種語文。英文是工作語言，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是你的母語。因此不需要翻譯。中國卻不會這麼做。很少人會像蘇州市長那樣，很少人有機會上美國的商業學校。會有一些經過挑選的，那些他們認為值得信賴的。不過，就算這樣，很多也可能不回來。因此他們不能以我們的方式來進行，而我認為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這點，因為這是他們關鍵的缺陷之一。

他們相信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花一半的時間迅速學習。而我們告訴他們這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你必須在城鎮裡建立起一種文化。怎麼管理它。因此我給他舉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例子。我說：「你瞧，同樣的硬件，大家都用波音或者空中巴士。你需要的機艙人員及地勤人員數目相同。那麼不同點在那裡？」他們來，帶了錄音機、攝像機及記事簿來。不過這可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們說，好吧，我們在10至15年內把怎麼做的知識轉交給你們。我們開始經營一家新的航空公司，我們不要接手你們原有的，因為那太困難了。我們建議總部設在成都的西南航空公司。他們同意了。他們要的是新航的經驗及管理的專門技術。他們希望新航能夠協助把西南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際航空公司。不過他們不會放棄管理的權力。但是要成功，必須由我們來負責管理，再過10年他們就可以接管。現在這還沒有開始進行。

布羅考：作為一個乘坐過多種中國航空公司班機及新航的乘客，如果他們來問我，我可以告訴他們你們的航空公司之間的不同。（觀眾笑）一種是飛機從起飛的那一刻，直到抵達著地為止，你都只在擔驚受怕；另一種當然是享受極大的舒適與安全感。明年中國就接管香港，全世界都在觀望，你預測會怎樣？

香港商業活動將照

資政：商業活動將照常。我相信他們會確保港幣不會下跌，這樣他們就能成功在香港經營生意。不過香港的那分國際色彩，英國統治下所提供的都會氣氛……（布羅考打斷）

布羅考：那些民主改革？

資政：不，倒不真正是這些。這只是媒體的說法。（一些觀眾笑）英國統治這個地方150年來也沒有這些。沒有選舉，由總督負責管理，委任了所有立委，但是大家都很高興。不同的是英國用的手段較軟。就如中國人所說的，煎小魚的時候要小心別過火了（治國如烹小鮮）。我怕危險的之處即在此。以後會有很多總督，很多從香港行政首長以下的部長，以他們的工程計畫受到特別考慮，作為香港在他們自己省內的工程計畫的交換條件。

布羅考：我們快要來到觀眾發言的時間，不過讓我來問你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在網際網路級衛星電視到來的時代，全世界人們可以輕易得到資訊、互相交流，以及獲得其他價值觀。你要怎樣在新加坡制止這一切？

資政：不，我不認為我們能夠在新加坡或者任何地方制止這一切。我們有兩個選擇。要不就盡量適應科技變化，要不就切斷自己與這一切的聯繫。獨立於這個圈子外。新加坡得以生存，是因為我們屬於現代世界。我們為現代世界提供服務。我們從作為英國的貿易基地開始，收集來自遠東的香料，再把它們送往歐洲。蘇伊士運河被打開後，船隻來得更頻繁，貿易增加了。美國人來，日本人來。我們是世界各地往來的樞紐。現在我們也通過衛星與世界聯繫。我們是個重要的海運中心。各國的航空班機來了，但是航線及航空中心是可以轉移到北部的曼谷或南部的雅加達的。然而，我們還是保持作為中心的位置，因為你們必須進行緊急降陸，投下燃油。你的機師會告訴你他選擇新加坡。不是因為新加坡的機場本身，而是這裡有能夠支援緊急降陸後所需的醫藥服務。這是我們生存的唯一途徑。

這是一個高度競爭的世界。我們以保持競爭力來維持生存。如果我們不把網際網路搞得比我們的鄰居好，我們就沒有生意可做了。但是如果我們允許它使我們的人民變得放任、隨便、鬆懈，破壞家庭及大家庭結構，那我認為我們就瓦解了、完蛋了，因為家庭的力量與社會的凝聚力是我們建設新加坡的基礎。當你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你必須對他們負責。國家在醫藥服務、學校及其他需要用來培養孩子的東西方面協助你，但是孩子是你的，這是你的責任。要嘛，孩子會為家庭帶來榮耀，要不就帶來羞恥。如果那個聯繫不見了，那麼他只是另一個個人，而你坐視不理，交給國家來承擔責任，那我們就完了。

台灣的前途問題

布羅考：資政，我知道台下有很多問題。

問題一：資政，我不清楚你認為25年後台灣將怎樣和中國面對面存在。你怎麼看呢？

資政：在《經濟學家》的一百週年紀念刊上，我得寫一篇預言式的文章。因此我把兩段關於中國與台灣的包括在內。這是兩年半以前的事了。我當時說，慢慢的，再過30至40年，有了貿易、投資往來，兩地婚嫁頻繁，他們會越來越接近，而到了2050年，將會有某種形式的重歸統一。但是在發生了這些事情後，尤其是大約兩年前李登輝總統接受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訪問，談到摩西出埃及記，流露了自己的想法後，我認為我在一九九三年所描繪的局面已經不可能發生了。

讓我解釋一下。在《朝日新聞》刊登這篇訪問稿後不久，我見到江澤民。我提出了一些建議，我的建議，新加坡的建議，關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可以如何在兩邊互無所失的情況下建立班機與船務的航線。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象徵意義。早些時候由李登輝總統所提的建議遭北京拒絕。李登輝總統要新加坡向北京提出他對於船務航線的建議。因此我將它當作是新加坡的建議提出了。

我先徵得李登輝總統的同意。這是個簡單的建議。我們組成一個經營班機與船務的新加坡公司。新加坡、中國、台灣是三個股東。技術上，新加坡將有決定性的一票。班機與船隻的航運公司將是新加坡註冊的。新加坡負責雙方的租賃，50%來自台灣，50%來自中國。三年後，雙方把我們的股份買過去，因為到時他們彼此已經互相熟悉。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中國不必等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才著眼於這個課題。

我得到的回音卻是不明確的。江澤民跟我說了很多關於（李登輝）談摩西出埃及記的這個訪問。江澤民沒提的，是在我同他會面的兩天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了李總統的話：「江澤民是一個有權力的人，擢升了20位將軍。但是他真的能為中國進行談判嗎？鄧小平才是那個人選。但是他還能夠思考嗎？」他（江澤民）強調那是關係台灣、香港及澳門人，中國人自己家裡的事情。言下之意，新加坡不是那個家庭的一份子。

那次被不客氣的拒絕後，我想，我們沒有什麼角色。現在，我相信他們要建立軍事力量，不是為了要征服，不過想嚇嚇台灣，因為他無意毀掉台灣。而如果這不是在10年內完成，那就會在15年內，再不然就20年。無論西方能夠提供台灣什麼武器，中國方面的軍事陣容將會龐大到台灣不得不與它談判。我不相信會發生什麼戰爭。我相信的是那裡會有武力恐嚇。最後，中國會得到勝利，因為現在它能夠時不時就讓人信心動搖。

台北和新加坡原本在競爭成為一家大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台北快要獲勝了，因為他們能夠掌握電腦製造技術的工作隊伍較大。在中國的軍事演習過後，那家跨國公司選擇了新加坡。我可以瞭解霍布森的選擇。我個人希望的是一切維持原有的狀況。台灣維持演習前的原狀，實際上與中國分離，對新加坡來說是有利的，是好處成倍的。我在李登輝總統打破孤立局面時，發揮了我的作用。首先，如我告訴你的，我訪問了他。第二，他來訪問一次，我接待了他。他到新加坡的訪問，打破了包圍著台灣冷凍局面。但是李登輝總統要求更多國際經濟、文化、社會空間，而且被電線絆倒了。我確切瞭解台灣人或者香港人的感受。「現在或者不久後屬於中國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為什麼要呢？我幹得不錯。但是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作為台灣人，我必須考慮長遠的將來。」一位經驗豐富的台灣前行政院院長曾私下說：「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偶爾說有一天我們將重歸統一，然後繼續做生意。」

布羅考：下一個問題。先生，請。

問題二：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沒有非法毒品的問題。你能不能與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資政：我說過，我曾經以正確的政治措辭來表達（觀眾笑）。如果你讓我毫不顧忌的談，我會簡單的說，你們的個人權利已經到了威脅社會上其他人的程度。我們還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但是我們正在制止它。我們通過了一條特別的法律，授權每個關卡人員，每一個移民廳官員，每一個警察，讓他們可以要求任何在新加坡被懷疑服用毒品的人接受尿液檢驗。正確無誤的進行檢查。兩個試管，一個在保留庫裡，一個送往實驗室。如果你的檢驗呈現陽性反應，你就得到戒毒所去。這沒有什麼可以爭議。沒有侵犯他的權利。

在你們的制度裡，這是侵犯他人隱私，成為釋放被拘禁者及為嚴重損壞他人名譽而被罰款的理由。鮑威爾將軍講得很清楚，在軍隊裡，他們也實行這一套。你加入美國武裝部隊，你就把你的權利交了給你的僱主，他們為每一個士兵或者海軍人員檢驗尿液。我認為你們應該為全國上下那麼做，那你們就能夠管制得住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你們允許在憲法下的法律或高庭的判例只為某個年齡層的人而設計，那麼當目前販毒集團在運輸及電子通迅聯繫上這麼有效時，你永遠都無法解決問題。找們也還沒有解決，但是我們制止它，避免它激增。但是我們把社會的權利放在個人的權利之上。你們把個人的權利放在社會的權利之上，而個人的權利損害了社會的權利。你們無法制止。

布羅考：尊敬的資政，如果有個人來制定這個國家裡所違反的社會的權利，那可不方便多了！

資政：不，我想那樣把事情過分簡單化了。我們必須面對，我們每四到五年都必須面對選民。而如果我們的選民拒絕這個方法，我們就會落選。我們管理的是亞洲國家裡最廉潔乾淨的競選機制與選舉制度。這不是我為了要得到讚譽而做的東西，而是促使新加坡成功的關鍵因素。不能吃口香糖，因為地鐵行駛會被中斷。如果人們覺得基本的權利受到侵犯，我們現在已經落選了。但是這連競選課題也談不上，反對黨從來就不提起。是國際媒體以為這是一個課題。（資政及觀眾笑）

布羅考：討厭的媒體。不論是哪裡的媒體，你都不能相信他們。（布羅考及觀眾笑）另一個問題，先生？（觀眾席上沒有反應）那麼讓我來總結。李資政，這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一小時，因為我不記得我們對你們所處的那個世界重要部分曾經有過比現在更一致、清晰的認識。不過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在此向您提出最後一個大家頭腦裡都存在的問題。如果你現在坐在他們的位置上，在他們原來總部的辦公室裡，顯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們在亞洲的位置該是怎樣的。先從短期，再從長遠來說，你認為美國在亞洲巨大投資可以得到什麼回報，不管那是特定的或者從商業觀點來看，屬於概念式的？

美國公司應隨亞洲前進

資政：我想如果我是一個美國公司的負責人，我會乘著亞洲目前的趨勢前進。這不會是毫無障礙之行。因為你們的管理方式的緣故，因此時不時會遇到困難。在任何時候，都會有一些突發的問題，甚至可能中斷你們的生意進程。但是亞洲的人民和政府都知道，在過去50年裡，你們是最慷慨、最寬厚的外來國家，或者帝國勢力。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從來沒有教給我們科技。他們給我們辦了大學，但是從來沒有教我們工程學。他們教的是醫藥、法律、歷史及文化。他們還是佔著工業社會的現代部分。我想法國人在中南半島、荷蘭人大概也是如此。你們打破了那種做法。這之間蘊藏了友善與羨慕之情。

過去的英國殖民地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現在學生不再自自然然的受到英國的吸引。現在我們在美國的學生比在英國的多，這是自願的。你們比日本人、歐洲人更佔優勢。因為英國人和你們的緣故，在亞洲，受教育的人學的是英文。你們有著一種可以讓不管是印尼人、泰國人、馬來西亞人、菲律賓人、越南人、中國人或者韓國人都能接受的文化。日本人卻不能。在新加坡，除了日本電器公司，沒有一家日本公司的總裁是新加坡人。我們曾和一個造船公司進行聯合投資。三十年後，第一號人物是日本人，第二號是日本人，第三號是日本人，第四號是日本人，（資政笑了起來）第五號還是日本人。我們決定買下大多數股份，自己管理。後來我們做了。（觀眾笑）這些就是你們可以建立的無形的東西。

但是你們要做的首先是解決國內的問題。過去是新幣三元對美金一元，自從廣場協議後，現在是一元四角新幣兌美金一元。如果你們繼續推行以較低的幣值來幫助出口，那麼美國要在亞洲投資會越來越昂貴，對日本人來說卻會越來越便宜。在1970年代，日圓對美元是1:360。現在是一美元對一百日圓。因此你可以想像購買力如何。從1985年廣場協議非常低的基價，日本人在亞洲各處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投資。亞洲發展銀行估計在接下來的四年內，到公元2000年為止，日本四分之三的直接投資將是在讓他們取得最高回收的亞洲。因此，你無法與他們比擬，或者爭得過他們。他們顯然將控制所有主要的部分。這給他們一個極大的優勢。

你要建一個地下火車系統，一個機場，他們在台北、在新加坡、在曼谷、在漢城有支援的基礎設施能力。美國人必須從芝加哥、舊金山尋求協助。你們必須進入這個區域。從長遠來看，你們必須進去。我認為你們會成功。因為就如我所說的，你們的文化不同。你們可以吸收各種不同的，日本人卻不能。歐洲人也會給日本人帶來競爭，但是他們沒有同等深度的關係。他們之中最活躍的是德國人、法國人，然後是荷蘭人，當然還有英國人。英國人的文化與你們相同，他們能夠做你們所能做的。但是他們的幹勁與科技還不是無所不包的。你們佔了優勢，但是最主要的問題來自國內。

我顧慮的是怎麼使美國在亞洲的巨變當中產生濃厚的經濟利益上的興趣。20年內，這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亞洲。這裡將會富有起來。而我看不出美國為什麼要為使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越南人、新加坡人、德國人及法國人得益的安全問題付出。如果你們不在這個增長中分到最大的好處，這裡的安全平衡問題將岌岌可危。我對於你們參與的願望是自私的，因為我不認為沒有經濟利益，你們會長期留駐。而你們必須防止日本人先發制人。他們正在採取先發制人行動。

布羅考：謝謝你資政。你向這裡的觀眾發出了一個刺激性的挑戰。我再度感謝商業理事會讓我有今天這個機會，我也很高興有機會再見到你，在此刻與你一起展望我們所認識的亞洲的未來。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我經常說，我唯一的遺憾是到了2050年時我已經不在，無法看到亞洲的局勢，世界的局勢，而看到李資政，我的感覺是到時他似乎還會在。（觀眾笑聲及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