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之長技以事夷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個人，他向你說，馬克思本想宣揚納粹式大日耳曼民族主義，但「只因馬克思是猶太人，不為德國人所接受，所以他在著書立說時才不得不把德國的『民族』改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你一定會認為這個人是患了狂想症的瘋子。至少若你用「民族」一詞去取代馬克思理論中的「無產階級」，你絕不會得到納粹的種族優秀論和軍國主義。

妙的是，這段在學術水平上遠不及大學政治系一年級學生程度的幼稚語，卻是掛著台灣「中央研究院士」、「普林斯敦大學講座教授」頭銜的余英時先生嘴裡說出來的（《中國時報》5月9日到15日刊《台海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放》一文）。這不僅揭露了「中央研究院」和「普林斯敦大學」的學研水平參差不齊，更暴露了余英時的水平不佳。

本來，這種話若出自於西式政客嘴裡，倒不足為怪。但自稱「我是教書的，沒有時間做（搞政治）這種事」的余英時，則使人除了要擔心「教書的」是否會「誤人子弟」外，也不免懷疑余英時在學術上有多少真誠可言。

余氏在文章裡藉那位坦承自己是「過河卒子」的胡適「一再用『瘋子』和『發瘋』來解釋中共的作為」作為起點。起先他通過批評胡適用「瘋子」、「瘋狂」等語，以顯示他如何「獨具慧眼」；他一下子說，中共介入朝鮮戰爭是「仇美好戰」，一下子說是「出於求生本能」，一下子又是「經過了冷酷的精密計算」。雖然他說胡適的「瘋人」之說是「不理解」中共，但余氏自己卻更進一步說，「但今天的『瘋子』，已不是原來的『瘋子』，而是第二代了，難道政府瘋狂也會遺傳嗎？」

余英時為了給中共扣上「納粹式民族主義」的帽子，是捨不得放棄「瘋狂論」的。過河卒、馬前卒及其主子製造的「中國威脅論」、「圍堵中國論」，若沒有了「瘋狂論」又如何自圓其說呢？

「中國人瘋狂論」本是東、西冷戰時期的產品。人家洋大人既然滿嘴的「和平、正義、人道」，怎能跟自己行動上的「核毀滅」威脅相稱？所以必須把對手「惡魔化」（Demonize）、「非人化」或「瘋狂化」，才能使西方先進武力的威脅「合理化」、「人道化」。冷戰時的「中國問題專家」就寫書說，中國人天生就會定期集體「發瘋」。不消說這就像「聖經」裡蹈海的豬一般。

藉著胡適和洋人的「發瘋論」，余英時進一步發展成「遺傳性世代發瘋論」。余英時這位「教書的」很懂得「以理造勢」，所以在他所說的「在每一階段都尋找其想像中的『敵人』的內在矛盾，並煽動當時一切可以被煽動的輿論力量以醜化『敵人』，美化自己」方面，他是身體力行的。他搞「民運」，他用盡「造理」辦法玩弄名詞，在「學術」掩護下「醜化敵人，美化自己」。

他說他的文章是在作「歷史觀察」。這大概就像洋主子的「人權觀察」一樣，有眼無珠。余英時的「歷史觀察」認為，台灣並沒有人搞「台獨」，只有「省籍矛盾」和「族群分歧」。他說台灣的「族群衝突」「好像層出不窮，越來越多」，但他「觀察」不到台灣是否有「分裂活動」，他也不承認分裂活動跟外國有關。他說那是中共「更進一步把所謂『分裂活動』和『外國勢力的干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更是中共後著中最陰狠的一步棋」。顯然對余氏來說，這不是對事實的認定是否正確問題，而是「下棋」的問題。

原來余英時把兩岸的緊張責任推給中共的辦法就是否認有「台獨」和「外力干涉」！一個自稱是「教書的」人，居然靠否認事實和造謠中共想搞「納粹式民族主義」來談問題。這不僅是認知的真誠上有問題，恐怕道德上也成問題。

余英時的「歷史觀察」裡既沒有了台獨和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意圖與行為，也沒有了敵視中國之事存在，只有中共在「反台灣」，和「敵視西方」。然而大陸在全力致力於經濟發展，畢竟是人們普遍認識到的事實。在全力發展經濟之時，中共有何原因需要像余氏所形容地那樣無中生有地分心分力來「反台灣」、「敵視西方」呢？余英時提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證據、利益或理由來說明這變化。他說來說去，無非是想說中共「瘋狂」了，以求「醜化敵人，美化自己」。

為了反共，余英時不惜捏造出醜化中華民族的什麼「羨憎交織情緒」、「中共特製的民族主義新武器」、「不少中國人期待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式的強國」的謊言。他甚至說「如果說許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這種潛意識便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顯然余英時正急於把「中國民族主義者」都描繪成街頭上愛打架的小流氓。他好像忘了他的洋主子（他的羨憎情緒的來源）在海灣戰爭後宣稱自己要當「街頭老大」的事實。他大概更忘了，在他認為是正常的「民族主義」時期（1895-1945）裡，倒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說過，「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的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1924年民族主義第六講）。余英時的文章讀來倒像是在大罵孫中山一樣。台灣的國民黨人恐怕早已忘了他們背誦的孫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語究竟何意，所以現在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和余英時先生打孫中山的耳光給痛恨孫中山的洋主子看，國民黨人自然甚感其「爽」，以為那是罵中共。其實罵來罵去，反罵到要「消滅」帝國主義的孫先生和他的「三民主義」身上去了。真有趣。

余英時在文章裡假惺惺地說，「台灣如果出現『本土民族主義』和『外來民族主義』的對抗形勢，則不僅內部永無安靜的一天，而且也將激出兩岸中國人之間的長期敵視」。余英時靠「如果」來逃避李搞「大台灣主義」問題，就如他明知北京對台不放棄用武是針對台獨與外力干涉，而他卻否認有台獨和外力干涉一樣，在心理機制上是靠消滅矛盾來源來消除焦慮，但實際上卻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余英時為了反共，不惜以侮辱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為代價，這大概是一些中國傳統派人士無力「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又禁不起夷利夷名之誘，反而大腦殖民化，走向「師夷之長伎以事夷」之路的「羨媚情結」的表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