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的文化戰略

由於李登輝在美國支持下，分裂中國主權的活動過於囂張，繼島內的反對聲浪後，也引起了海外華僑和中國留學生如火如荼的抗議，並且，蔓延到大陸的校園，激起了一股強大的反美反獨反分裂的愛國民族主義。從「保釣」之後，沉寂已久的海外華人留學生的民族主義再度甦醒；在大陸，自開放改革後低迷的愛國主義思潮重新抬頭。

面對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一些為美國豢養的買辦學者，紛紛跳出來表態捍衛「美國價值」。其中之最者為余英時，在《中國時報》連續發表兩篇長文《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3月29日）及《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5月9日～5月15日）。5月17日，余英時的論點又重複出現在李登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訪談中。究竟是余英時對李登輝「逢君之惡」，還是李登輝作了一次余英時的「好學生」，我們不得而知。

余英時這一反華反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是和美國對華文化戰略密切相關的。

《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之後，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致函老羅斯福總統建議：「那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的青年，她就能由這方面的努力而以精神上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穫。如果35年前美國就將中國學生的潮流引向美國，並繼續擴大那個潮流。我們今天就已經從那個最有效和最巧妙的方法，亦即通過對中國領袖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控制，將中國的發展掌握在我們的手中了。」果然，1907年美國正式決定退回庚款，用於選派留美學生。

中國自19世紀以來，為了民族自救而有留學生政策，目的是「師夷之所長以制夷」，美國吸收中國留學生的目的則是「將中國的發展掌握在我們的手中」。一個多世紀來，這二條中國留學生路線交織鬥爭，各有代表人物。

將近一個世紀了，中國由滿清而民國而共和國，但是美國對華的文化戰略並沒有改變。1991年12月7日，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在哈佛大學的「艾可論壇」（ARCO Forum）再度表示了美國對華的文化戰略說:「我們提供獎學金給中國學生，邀請政府官員來美國等作法，就是要和平演變中國大陸。」「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有這個能力，或許老羅斯福總統的話更適當，『說話溫和，但是帶著個大棍子』，而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是有根大棍子的。」老羅斯福是極端反動的白人種族主義者，是惡名昭彰的「巨棒外交」的帝國主義者。「和平演變」就是「將中國的發展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此外，李潔明也適時提醒了大家，「我們是有根大棍子的」。

不僅中央情報局特務出身的李潔明強調對華文化戰略，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1993年，在他著名的《文明衝突》長文中亦言及美國的文化戰略說：「西方可以利用儒家社會與回教國家的文化歧異與紛爭，制止他們聯手對付西方。西方也必須支持其他體系內，欣賞西方價值理念的那些群體，而且有必要強化可以反映西方利益的種種國際機構與組織。」那也就是美國要強化非西方文明體系中的「第五縱隊」。

從詹姆士到李潔明、杭廷頓，美國的對華文化戰略是一貫的。要維護在華的「美國價值」（或諉稱「西方價值」或「現代化」），就必須消除以中國為價值主體的民族主義。李登輝是林洋港所說的「美日兒皇帝」，他反對中國民族主義是可以理解的。余英時之所以也會跳出來反對中國民族主義，其實只是他作為美國文化「第五縱隊」的本分。但歷史終將證明，中國民族主義不是余英時「蚍蜉撼大樹」所能反對得了的。

最後，我們想引述余英時心儀的胡適之的一封信來忠告余英時。1938年4月27日，胡適在美致友人函中云，「我本是世界主義者，從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因日本侵略，才「經驗了一種心理上思想上的變化」，因為國亡了，「我們即使有自己的地位，至多不過受人憐憫的人，決不能抬頭見世人，開口說響話」。

余英時應該想想看，自己在李潔明、杭廷頓心目中的地位，不過是和平演變中國的工具，和美國價值在華的第五縱隊而已。只有中國站起來了，中華民族恢復其歷史的地位，余英時才能是一個可以「抬頭見世人，開口說響話」的人，余英時才能有湯因比、羅素的世界學者的地位，而不必寄食美國，和中央情報局接出來的大陸民運份子分其餘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