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解放中國人民的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

五一俱樂部主張與其當「美帝走狗」台獨，不如當「美帝」，只有台灣能成為美國第51州，才能免除被中國統一的危險。
雖然我們反對這篇文章的漢奸立場，但不以人廢言，我們轉載這篇文章卻是同意其所敘述的部分事實。除了持「征服」的優越感外，美國從不知如何和非西方國家平等相處，對中國更是從無「善意」，「新冷戰」已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派思想，不可再存幻想。但我們不相信美國可能成功。
請注意在美國發起新冷戰、新圍堵之時，台灣島內絕不可能有自由民主的幻想，新的反華法西斯和「白色恐怖」即將來臨。本文給了我們提示，我們不能不「知己知彼」。編者

「天安門屠殺事件」兩年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James A.Backer, III ），在1991年冬季號的美國《外交季刊》發表《美國在亞洲——形成中的太平洋共同體新架構》一文，提出「扇形架構」理論，來建構跨世紀的美國亞太戰略。

「扇形架構」戰略構想以美國為扇柄總軸，對逐漸形成氣候的國際惡棍——中國——拉開扇形圍堵佈局。戰略安排之支柱為美日軍事同盟，台灣為美國前進中國之跳板，北面有美國與南韓的軍事同盟，東南有美國與東協各國的軍事聯盟，最南翼有美澳軍事同盟。在這個戰略架構下，要中立北韓、俄羅斯及哈薩克，與越棉寮建交，拉攏緬甸及印度，形成對付地球上最後一個頑強「邪惡帝國」的新冷戰戰略格局。

貝克國務卿的「扇形架構」理論很清晰地表述了美國對中國圍堵佈局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側重圍堵部署的軍事面與外交面。圍堵部署的另外兩個環節是透過「建設性接觸」而促成中國內部的「和平演變」（北京把這個說成是「顛覆」），以及透過與中國「少數民族」之接觸，完成這些亟欲脫離中國控制的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之目標（中國把這個說成是西方國家要「拆散中國」之「陰謀」）。

在與蘇聯進行冷戰的時代，當年的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奉行「權力平衡」及「敵人的敵人是朋友」之哲學，執行「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策略，暫時擱置意識型態之衝突，為華府及北京建立「平行戰略利益」。在聯中抗蘇的大戰略格局中，一面執行「和平演變」的策略，企圖引入西方的文化與價值，悄悄地對北京政權展開一場沒有煙硝的戰爭。尼克森在1972年遊覽長城時，發表了一段著名的談話，可做為這「和平演變」策略的最佳註腳，該項談話充分表露美國要把頑強的中國意識型態長城打開及撞倒的雄心。

但是，美國從來沒有失去它對「邪惡帝國」的警覺，美國人民也沒有在一陣形成狂潮的「中國熱」中迷失。1988年，美國國防部在它出版的《21世紀世界霸權消長分析》報告中，即把中國列為敵國。

1990年7月，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克萊恩（Ray S. Cline）在中國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一場演講中說道：「我兩年前寫過一本書，書名是《超級戰略》，我願引述三點來說明中國問題：第一，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因為它是一種很奇妙的混合。它是蘇維埃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結構，再加上中國式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背景。……只要這樣的一個特別的混合持續地維持一黨專政的型態，那麼它對美國而言，永遠是一個潛在的敵人，也一定會是兩個超級強權的共同敵人。」

1991年9月22日，《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在一項報導中指出，在蘇聯解體後，有諸多跡象顯示，中國將填補這個真空，作為美國首要的意識型態敵人。他在該項報導中下了一個結論：「在蘇聯崩潰、伊拉克戰敗及利比亞被壓制後，沒有任何國家像中國這樣囂張地支持被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過時及邪惡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

1991年11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布希在紐約「亞洲協會」以《安全民主與貿易》為題，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把中國視為「不安全的根源」，並聲言美國絕不會對這個禍源視而不見。布希認為中國是一個「抗拒全球性的民主政治運動和導致危險性武器擴散的國家」。他在該項演說中主張，「透過多項軍事安排，來保證亞洲地區的和平及美國的利益」。布希所說的「多項軍事安排」，即前述貝克所提的「扇形架構」的多項雙邊軍事同盟。

L.H. Gelb 在美國《外交季刊》中，曾發表一篇十分令人矚目的文章，在這篇題為《拆散中國》（Breaking China Apart）的專文中，Gelb暗示及警告黷武而野蠻的北京：如果北京領導人繼續蔑視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危險性武器銷售和人權的國際行為標準，則美國可能對中國採取「終極制裁」，亦即北京若繼續踐踏西方文明社會及國家所共同接受的價值，繼續破壞世界和平、穩定與秩序，美國可能採取「非比尋常的手段」加以制裁，包括煽起「分離主義」的野火，來削弱中國之力，讓它無法再製造麻煩與禍端。

從1992年開始，美國報刊出現「中國威脅論」及「圍堵中國論」的頻率逐漸增加，直到1995年8月，可算是理論逐漸成熟，而且蔚為主流觀點。而在美國官方的言論與公開發表的文件中，雖然不願公然承認「圍堵中國」業已成為既定政策，但各種跡象顯示，美國「圍堵中國」之政策業已成形，並正在執行，只差還沒有以很明確而露骨的文字或言詞加以表述而已。我們預測，如果在1996年3月台灣首任民選總統舉行前後，北京悍然升高台海緊張情勢，美國政府極可能正式對外界宣佈它的「新圍堵政策」，以壓制北京的氣焰和箝制北京的擴張。

1993年夏季號美國《外交季刊》出現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它的標題叫《文明的衝突？》，作者是杭亭頓教授（Samuel P.Huntington）。一個像杭亭頓這樣重量級的學者在這樣具有崇高地位的刊物上發表這種論文，當然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它對美國各界的影響當然鉅大而深遠。杭亭頓現為哈佛大學歐林戰略研究所所長。杭亭頓家族是美國的「五月花」世家貴族，他的先世都在美國歷史上赫赫有名，並在近代西方文明發展幾個重要轉折期上貢獻卓著。

《文明的衝突？》一文主要的論點是，這個新世界衝突的根本來源主要不是意識型態或經濟的性質，人類的分歧及衝突的最大源頭是文化的。民族國家仍將是世界事務有力的角色。但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現象，文明之間的斷層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杭亭頓把現今的世界區分為八個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他把中國、台灣、新加坡、香港、東南亞國家中的華人社區視為一個儒家文明。

杭亭頓認為，文化的差異，亦即基本價值及信仰的差異，是衝突的第二個來源。他提到V. S. Naipul曾說，西方文明適合全人類的「世界文明」。從表面上看，西方文化的確已經侵透了全世界，但仔細地觀察，西方的諸多理念，如個體主義、自由主義、憲政主義、人權、平等、自由、法治、民主、市場經濟、政教分立等，並沒有在儒家、伊斯蘭、日本、印度、佛教及東正教文化中獲得多少迴響。西方人要把這些理念傳播到這些文明老根據地的努力，得到的反而是「人權帝國主義」的指控以及這些文明原生價值體系的再度被確認，這可在非西方文化新世代對宗教基本教義派的支持的反動現象獲得證明。

杭亭頓指出，在冷戰後，西方國家普遍地進行裁軍，但中國及若干中東國家卻反其道而行，不斷擴軍。他注意到中國與若干反西方的中東伊斯蘭教國家正在武器研發及流通上形成密切的聯盟關係，而這種危險的反西方聯盟會形成對世界和平與秩序的挑戰。

因此，杭亭頓為西方國家制訂了一大戰略：（一）西方文明國家必須團結合作，尤其是北美及西歐國家之間的合作；（二）把東歐國家及拉丁美洲國家整合到北美及西歐集團中，因為它們的文化與北美西歐差異性小；（三）促進及維持與日本和俄羅斯的合作關係；（四）以北美、西歐國家為核心的西方文明要竭力阻止儒家與伊斯蘭文明聯盟軍力之擴散；在東亞及西南亞維持軍力優勢；利用儒家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衝突，個個擊破；支持對西方價值及利益具有同情的其他文明集團；強化那些反映西方利益及採取西方價值的國際機制；以及促使非西方國家參與這些反映西方利益及採行西方價值的國際機制。

為了在與那些反西方價值和文化文明集團所進行的長期對抗中取得勝利，杭亭頓很明確地指出，西方文明集團必須維持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力量。

1994年10月底，杭亭頓教授又發表一篇《東亞與西方衝突日益加深的危機》論文，建議美國政府支持或拉攏日本、越南及印尼，甚至聯合俄羅斯和印度，來對付中國在東亞地區建立霸權之企圖。

做為西方文明守護、美國典型的愛國主義者的杭亭頓已高舉「王者之劍」，準備刺向那假冒儒家實際是列寧信徒的、反西方價值和文化的「邪惡帝國」。杭亭頓這位意興風發的老帥發出召集令，正要率領西方子弟兵進行一場「十字軍東征」。

1995年7月29日出版的倫敦《經濟學人》週刊以《圍堵》為題寫了一篇社論，主張對中國進行圍堵。它說，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是正確的，但是西方世界也要讓北京知道中國對鄰國的威脅不會被縱容。圍堵就是承認中國是一個不穩定的力量，而且要迫使它在解決爭端或不幸時，必須放棄武力之使用。

在1995年7月31日那一期的《時代週刊》中，克勞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 ）寫了一篇專論，題為《我們為什麼必須圍堵中國》。這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主張，美國應盡快展開對北京的圍堵與顛覆。

Charles 說，如果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羅德等官員礙於職位不能說真話，只能向北京保證美國現階段的政策是維持建設性接觸，而非圍堵，但是評論家及媒體卻可以說真話，那就是美國面對一個日益強大而又充滿敵意和威脅的中國，必須展開圍堵。

他指出，前蘇聯還有意識型態的企圖，可是現在北京這些偽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沒有理想目標，他們顯露的只是赤裸裸的獨裁專制。他用19世紀的德國來比擬今天的中國，當年的德國就是因為興起得太大太強，當它發現它的「生存空間」不夠它的發展，侵略就成為必然。

Charles 提醒大家注意中國在四鄰的擴張行動，以及北京過去十年來把賺取的外匯轉化為洲際飛彈和遠洋海軍的野心，並且還把飛彈及技術外銷到一些具有危險性的國家。他從人類歷史經驗出發，提出了寶貴的建言。他說，歐洲國家在打敗到處放火、四出侵略的拿破侖之後，在維也納會議建構了一個圍堵法國的聯盟，為歐洲帶來了百年的和平。二次大戰結束後，北大西洋公約阻止了蘇聯的擴張，帶來了50年的「和平」，而兩次世界大戰，即是因為沒有形成對德國和日本的遏制機制所造成。為了避免人類再陷於浩劫，現在就應該趁早對中國進行圍堵。圍堵中國的目的，在防止21世紀發生世界大戰。「一個變成容忍和民主化的中國是對和平更好的保證」，所以，「現在是施壓和堅決執行圍堵的時候了。」

1995年8月26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由克勞塞（Barbara Crossette）所撰寫的專欄文章，該篇以《民族孤立主義使中國成為世界禍源》為題的專文指出，北京恃強凌弱的種種作為，使人懷疑這個世界是否正邁入新冷戰時期。克勞塞說，北京在聯合國內為所欲為，它的外交官好比鷹隼一般，到處搜尋膽敢與台灣交好或對西藏達賴喇嘛流亡政府表示支持的人。在聯合國安理會，過去蘇聯的葛羅米柯曾經以各種理由封殺聯合國的行動，現在卻換成北京正在頑強地反對向流氓國家制裁，對它們進行庇護，北京並悄悄地號召東歐國家形成新的反西方聯盟。北京這些不負責任的行徑，可能使新冷戰和舊冷戰一樣危險。

克勞塞認為，西方與亞洲國家不應只為求自保，而姑息中國的強權作風。

8月27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出現紀思道執筆的《真正的中國威脅》（The Real Chinese Threat）一文，這篇文章正式表露了《紐約時報》對中國圍堵的主張。《紐約時報》在8月7日《中國問題——親切好話，效果不彰》及8月22日《恫嚇台灣》兩篇社論中，均只是對北京好言相勸，並提出警告而已。

紀思道的專文以強烈的語氣指出，如果美國繼續無知與錯估北京潛在的可怕威脅，未能及時對中國狂熱的民族主義採取防制辦法，後果將難以預料。他說，中國侵略台灣，將是亞洲最可怕的夢魘，美國必須正視此一可能，除了要加強與北京領導人對話溝通以外，更需和亞洲國家合作，共同圍堵中國。紀思道警告美國人民說，美國的核子彈頭早已不瞄準中國，但中國的核子彈頭卻依然瞄準美國。

紀思道的改變是很明顯的。他曾寫過《中國之崛起》一文，刊載於1993年11月號的《外交事務》期刊上。他在該文中，對中國的國際作為多所著墨，也對它的深層心理做了正確地分析，不夠，他仍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惡棍，它不是像伊拉克或利比亞這樣的流氓國家，它只是即將成為亞洲的一個強權。

美國另一家主流報紙《華爾街日報》的立場也逐步轉變得強硬，雖然《華爾街日報》一向親台灣，但在先前對北京也沒有表現得疾言厲色。就在1995年8月七日梅隆（George Melloan）的《現在不是對亞洲舉棋不定的時候》專文中，梅隆的措詞也還是相當溫和。他說，如果華府一味討好北京，只會使亞洲局勢愈來愈亂。面對北京強硬無理的要求，華府的懷柔政策必然不會有任何實際效果。

不過，同日的社論《第七艦隊在那裡》則凸顯了《華爾街日報》對台灣的支持及對北京的強硬立場。這篇社論非常重要，它建議美國政府派遣一支特遣艦隊到北京試射飛彈的東海地區去執行威力巡邏。社論說，如果美國政府繼續以滿不在乎的態度，來看待台灣所遭受的威脅，它就將要冒著亞洲地區出現新的政治不穩定的危險。《華爾街日報》派出第七艦隊粉碎北京對台灣局部封鎖的建議，顯然已打破了柯林頓政府謹慎而遮掩的「介入」（Engagement）政策與作為。很顯然地，代表美國工商界利益的《華爾街日報》非常擔心優柔寡斷的柯林頓及抱持張伯倫主義或季辛吉主義的國務院將招致未來更大的禍害。

另外，在1995年8月3日出刊的《遠東經濟評論》——西方資本主義在亞洲的堡壘，在以「輕柔地走」為題的封面故事中，認定了圍堵中國的實際必要性，但它指出，東協的「亞洲區域安全論壇」這個粗具「歐安會議」雛形的組織尚不知如何處理野心勃勃的中國。東協各國雖已有圍堵中國的共識，但仍顯得有些猶豫和惶恐。

輿論界的主流觀點是如此，美國政府與國會持的又是什麼觀點和立場呢？

太平洋美軍司令部於1992年以《為在太平洋地區貫徹『新軍事戰略』》為題，召開一次專題討論會。會中提了這樣的說法：「中國軍隊綜合實力日趨強大，嚴重影響到亞太地區軍力平衡。現在亞太地區有十幾個地區衝突熱點和許多邊界爭端，未來引發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很大。駐守亞太地區的美軍除要對俄軍保持警戒外，將把中國、北韓、越南作為主要作戰對象。第七艦隊同時把迅速發展的中國海軍視為該地區對美構成重大威脅的主要對手之一。」

1994年10月16日，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為了執行「介入」中國之政策，訪問中國，協助中國軍事工業轉為民用之工作，並催促中國將其國防計畫、戰略和軍事政策予以透明化，以建立美中兩國互信，減少摩擦。裴利並向中國保證，美國國防部並無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就在裴利返美後，10月27日，美國「小鷹號」航空母艦在黃海巡弋時，發現一艘中國核子潛艇，立即派遣S-3 海盜型反潛機追蹤。10月29日，兩架中國殲七型戰鬥機臨近美軍戰機，最後，中國核潛返回北海艦隊總部青島基地，才結束了雙方的對峙。這件事直到12月中旬經《洛杉磯時報》披露，國際輿論方給予極大的關注。1995年1月16日，《北京青年報》以《回擊挑釁》為題，發表了對此事件的分析報導，指責美軍挑釁。該報透露，近一年多以來美國海軍已經與中國海軍發生過多起「遭遇」。2月27日的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引述美國一名官員的話說，由於中國逐漸成為區域性的強權，類似「黃海事件」中那種貓捉老鼠的追蹤演練，今後將是一種例行事件。

美國主動透露「黃海事件」，一般認為，美國有警告中國及警惕亞洲國家的用意。美國要藉此事件，突出「中國威脅論」，讓各方正視中國日益上升的軍事力量。

1995年2月7日至2月10日，美國國防部、國務院高級官員、海軍軍官及亞洲事務專家大約50人，在海軍戰爭學院進行三場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為假想敵的電腦模擬戰，結果均是「共軍獲勝」。美軍高層對模擬戰的結果感到訝異，已下令進行研究。不過，美軍內部對模擬戰的假設條件，以及是否與共軍展開模擬戰曾進行激烈的辯論。

這三次的電腦模擬戰系針對共軍而設計的，時間分別設定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戰爭發生地點在台灣海峽附近和南中國海。美軍為共軍所設計的強大作戰能力的前提是，中國沒有受到嚴重干擾，經濟持續發展，國防預算繼續增加以及國防現代化持續進行。

發生在2000年的這場「戰爭」，系假設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並宣佈獨立，然而北京政府運用台商給民進黨政府施加壓力，再輔以政治威脅和軍事行動，終而迫使台灣接受了北京的統一方案。在這場「戰爭」中，美軍對這種台海關係的急速變化顯得無能為力，沒有作出積極的反應。

發生在2005年的「戰爭」，那時共軍已擁有一艘航空母艦。北京運用強大軍力，迫使越南在南海做出讓步，承認中國擁有南海島嶼之主權。對此，美軍也找不出政策，未能介入這場爭奪。

假設時間是在2010年的那場「戰爭」，共軍進攻台灣，第七艦隊在中國附近海域巡邏。美國軍艦沒有能夠靠近共軍，在美國軍艦的防禦系統投入運轉之前，共軍便「成功地」用巡弋導彈「擊沈」了美軍的航空母艦。

「五角大廈」對電腦模擬戰的結果進行激烈的辯論。大家對共軍正在擴張以及正在現代化的看法並無分歧，但對於下世紀初，共軍就能輕易擊敗美軍一事則有不少人表示懷疑。曾經負責亞太地區軍事事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傅利民（Charles Freeman）於1995年1月25日表示，我們還不能假定到2010年時，共軍的軍事力量就有那樣革命性的提升。不過，傅利民認為，像中國這樣有自己的武器研發（尤其是吸收了大量的前蘇聯武器專家）能力及完善國防基礎工業的大國，在21世紀將可能在軍事上成為與美國對抗的潛在勢力。類似這樣的看法，似乎已成為美國國內的主流觀點。季辛吉也曾說，中國是21世紀中能以軍事威脅美國的國家。

曾任職美國國會的中國軍事問題專家崔普利（William Triplett）認為，中國領導有意使中國發展成一個「軍事強權」。以中國的幅員、人口、自然資源、發展中的經濟以及中國人的創意，到21世紀可能成為一個軍事強權。不過，由於中共政權是一個「非民主政府」，共軍很可能會走向對其鄰國行使支配權的道路，這意味著亞洲將出現戰爭。

電腦模擬戰，傳統上，是一個機密而不對外公開的演練作業。美國方面這樣大肆張揚，顯然有它的用意。這是宣揚「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環節，進行圍堵中國的一道步驟。美國方面對深具敵意且具有擴張意圖的中國不敢掉以輕心的人士，必須為保住及增加國防預算而造勢，也必須為美國在西太平洋維持壓制中國擴張的軍力而製造輿論。果然，「五角大廈」在1995年2月27日宣佈放棄原來擬逐步減少在東亞駐軍的計畫，轉而強調十萬美軍對維持亞洲局勢穩定的重要性。

從兵棋推演及其他事件看來，雖然美國高層人員不斷重複美國無意將中國視為敵人，但是在美軍內部的一系列會議和工作上，卻已明顯地把中國視為假想敵，並在利用各種機會，進行試探、摸底和瞭解。

中國方面亦然。前面說過，1993年出版的《中國軍隊能否打贏下一場戰爭》一書，已明確地指出，世界頭號軍事大國美國是中國的敵手。中國為了挑戰美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正積極整軍經武，發展投射武力及遠洋海軍。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引述江澤民對成都軍區將領的一項秘密談話說：「中國仍將西方視為敵人。」我們可以很合理地說，北京與華府已互相把對方視為在亞太地區爭奪領導權的敵人，是一項「公開的秘密」。

1995年2月27日，美國國防部公佈《美國亞太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主管國際安全的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S. Nye, Jr.）在記者會中表示，「一個繁榮安定的東亞，攸關美國和世界的安全，而穩定的東亞秩序，則取決於美國的繼續駐防」。這一項報告修正了1990年與1992年所制定的東亞安全戰略，打消了亞太地區部署「戰域飛彈防衛網」，以反制中國威脅日增的飛彈攻擊能力，確保亞太安全與和平。《美國亞太地區安全戰略》系由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國務院和國防部等部門共同研擬，它的一個結論是，10年後中國會威脅美國的安全，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由於這是有關部會共同研擬的報告。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正在對中國的擴張進行全方位的監控與反制。

1995年6月1日，加州選出的共和黨籍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 ）於結束泰國與寮國訪問之旅，在曼谷的記者會中警告說，東南亞應能期待要去面對「在未來是一個具有敵意的、擴張的及反民主的中國」。他說，「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天安門屠殺是與柏林圍牆倒塌發生在同一年。當柏林圍牆倒塌，和平的機會戲劇性地增加，然而天安門的屠殺以及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卻使中國走向反世界潮流的方向」。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