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發展之美國因素

3月23日台灣人民以直選方式選出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位總統與副總統。雖然整個過程未臻完善，由來已久之金錢與暴力因素仍免不了籠罩在選民與候選人之間，喻之為民主典範相去甚遠，畢竟在中華民國歷史是一創舉，美國歷經220幾年，民主政治仍是弊端叢生。因此這次的選舉，可算是一項值得自豪的壯舉。

總統的選舉迥異於地方性選舉，因為選出的國家領導人必然在新的政治環境裡有新的措施，不管大陸的文攻武嚇，李登輝能得到54%選民之支持，充分地反映了國人的殷切期盼，而在選戰中，「兩岸關係」之主張一直是所有候選人對選民之訴求，這一場「統獨」的決戰，不但攸關國家之存續，法統之存亡，更牽涉到整個亞洲的和平與安定，如眾所周知，在台灣統獨的問題植根於外國因素，主宰於國際強權之互動，因此選戰塵埃落定之餘，我們應仔細探討選舉後所帶來中美關係之衝擊，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政策及其互動與台島二千一百萬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

戰後規範美國對華政策之基本要素

四年之後，人類即將邁入21世紀，主宰世界格局的「美國世紀」從此日暮西山。在這一嶄新的世紀裡，人類渴望和平與安全的希望，由於科技的進步及戰爭之可怕，已讓人體會到戰爭不再是獲得國家利益的工具，和平似有曙光漸露的徵兆。雖然世界大同的國際社會，仍屬海市蜃樓，但50年前Louis Sohn與Glenville Clark所寄望的世界政府〔註1〕，已成為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目標殆無疑義。而國際權力結構，在由傳統之垂直從屬關係轉變為水平合作關係後，21世紀的格局將是經濟上的合作與競爭代之傳統上的政治與軍事對抗。造成戰後美蘇二國向外擴張的動力牽涉了許多因素。首先是安全理由及意識型態使當時的蘇聯採取了野心勃勃的擴張政策，而美國在天生優越及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影響下產生了「天賦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精神。於是義不容辭地以天下為己任，期許以世界警察這一角色，將世界和平重任一把挑，建立起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世紀〔註2〕。衡諸二次大戰後，美國之軍事及經濟力量，無疑地超過任何國家，其豐沛的資源及強勁的經濟，使它可以恩威並施。而作為戰後美國外交政策藍圖的國務院68號文件，更透露了當時美國要填補大英帝國沒落後在世界遺留下的權力真空。但這些四面八方的擴張，也使它需要開拓市場，增加資源（如自1944年起，美國便由石油輸出國變為進口國），在這些考慮下，歐洲因此成為美國重建的首要地區，一個健全與安全的歐洲，既符合傳統的夥伴精神，又是抵制當時蘇聯控制下的東歐的前哨，而亞洲則成為必須控制的首要地區，而地大、物博、人眾而又積弱不振的中國，近150年來已是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只惜遲來的約翰（Johnny Comes Late）為了鞏固西半球之疆土，未能躬逢其盛，到了19世紀末葉趕快跑出劃地自封的門羅主義，猛敲開放門戶。在民主體制之下，機會均等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中國之成為美國控制的目標，因此順理成章。

但稱雄世界，畢竟獨腳難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警察到底也要一些巡佐幫場助陣。當時大戰方殷，羅斯福總統想起了飽受災難的中國，「四強」之議乃應運而生。受寵若驚的中國當時山河破碎，幾億的人民顛沛流離，忝為「四強」（充其能算是「勉」強而已），未嘗不可為這出頭天揚眉吐氣一番，殊不知美國這位老大哥，袖裡另有乾坤。抗日期間比肩作戰的這位朋友蔣介石，既然不孚眾望，在內戰中節節失利情況之下，建議先以「隔（長）江而治」把情勢穩定下來。及至中共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大江南北。塵埃尚未落定，「對華白皮書」已出，昔日戰友今日變為蔽屣，在現實的國際政治裡，另抱琵琶再結新歡〔註3〕原屬無可厚非之事。

必須強調的是在長久以來「反中國」的行動中，台灣從未缺席地成為列強用以對付中國的棋子。甲午戰爭便是美國把台灣與琉球的利益做為日本與其結盟之誘餌，一則在於反制英法等海權國對台灣的覬覦，二則可疏離中日二國，以免中日結盟形成東亞巨大的強權〔註4〕。此二大原則便成了此後中美關係的基本策略，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為了保存西太平洋島嶼以及控制東亞的戰略，使美國成為支配西太平洋的勢力，台灣因其地理位置，便成了這一戰略的操作王牌〔註5〕，美國必須控制台灣來阻撓中國的發展。因此當甲午戰起，美國在本土疆域甫定之際，對數千里外的台灣這個小島雖想染指而力有未逮，便極力支持日本取得這塊土地。當清廷特使以惶惶之心遠渡東瀛議和，隨行的美國公使鄧比（Denby）即以顧問身份善誘利導地告誡李鴻章，對日人要割讓台灣之要求不可堅持〔註6〕，於是這一場始於遼東半島，卻意外地讓日本人的勢力驟然間伸入太平洋的西南〔註7〕，這也是美日聯手操縱台灣命運之始。嗣後的日俄戰爭，日本再度取得勝利，從而躍升為東亞霸主，開始威脅到西方國家在東亞的利益之時，美國乃決定以「中國牌」來消耗日本，此即二次大戰前後，美國的東亞政策。二次大戰後，中共的崛起，美國開始擔心此一情勢對其在東亞戰略之佈局會產生極大的衝擊，當蔣介石軍隊自大陸潰退之時，台灣再度成為中美關係之焦點，日本既然無理索回台灣，美國認為也不能歸還中國，乃有台灣地位國際化托管之議〔註8〕。美國遠東戰略小組柯喬治倡導了「台灣地位未定論」，也是以「台灣牌」來圍堵中國發展之濫觴。

美國勢力真正而有效地進入台灣，始自韓戰之爆發。美國不但派遣了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止國共兩黨的敵對軍事行動，並以軍事經濟援助予風雨飄搖中的國民政府。在1954年與台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促成了美國在東亞長程的戰略目標──封鎖中國出海，使台灣成了對抗中共的棋子，形成了如今歷經半世紀的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事實。因此台獨的政治主張與美國戰後的遠東戰略實具有共同利益基礎。而統一的中國，在擁有比美國與歐洲總和還大的領土與人口，以及令人瞠目咋舌的經濟成長率，這些都構成對西方國家經濟利益的挑戰者，也是「中國威脅論」的邏輯基礎〔註9〕。

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美國實是最先認識瞭解台灣在遠東具有無可取代的地緣戰略地位的國家。它屹立於太平洋之處就像一位守門神，非但是中國安全上的屏障，更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之咽喉要地，一百年來中國想從「立足台灣，邁向海洋拓展」，在美日聯手的陰謀下，只在二次大戰後短暫地1945至1949年擁有「歸屬權」（即使如此李登輝總統也不認賬，如他所說「如果中國從未統治過台灣」，那麼在那短短的四年裡，遍插台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代表那一個國家？也許這也就是他與司馬遼太郎所說的：「中國是個含糊不清的名詞」。既然如此，他這個20世紀的新摩西也當不成了，豈不令他抱憾終生？）二次大戰後，在遠東那些錯綜複雜的現實下，使島上居民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分歧。割讓給日本後，大陸與台灣的中國人由隔閡而產生疏離感，戰後回歸中國後，由於執政黨的昏庸無能，終至衍生出排斥感，反應在政治上便造成了今日統獨之爭。無怪乎民進黨的激進分子要以「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來把歷史一筆勾銷。當時蔣家父子如果真能「以國家存亡為己任」，不把大陸運來的黃金、美鈔這些大陸民脂民膏用為維護自己政權的反共本錢，而及早地從事一些「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建設，便不致有「反攻美夢」的憾事了。可惜蔣介石沒有歷史觀，偏要逐鹿中原，解救大陸同胞，如果能偏安於這個小朝廷，安全問題自有山姆叔叔這個護衛神，也不至有大誅異己的白色恐怖，為國家留下一批英才。在這點，蔣介石是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同罪的。要之，只是殺害無辜的數字，蔣介石似乎略遜一籌而已。今日中共的「一國兩制」、「民族大義」這些口號，在這些歷史背景下，是很難深植人心的。

美國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的真正角色

要前瞻台灣新形勢下的中美關係，必須瞭解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在這方面所扮演的真正角色。由歷史的軌跡裡便不難尋找出美國在霸權（Unipolar）的框架裡，留給我們什麼空間。

美國自1949年起便擔負起台灣安全的關鍵角色，韓戰爆發後，第七艦隊中立化了台灣海峽，更奠定了「一中一台」的基石。自此之後，美國對執行此一政策是既明顯又積極，將台灣儼然變成一保護地。自中共的立場來看，此一政策牽涉到「主權」大問題，因此40多年來，也毫不含糊地還以顏色，不惜兵戎相對。1954年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參議院有待批准時，中共便發動起9月3日的第一次台海危機，向此條約挑戰，將所謂的台灣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國務院當時考慮了三個方案：（一）放棄台灣；（二）無視大陸強烈軍事干預；（三）一種中間立場。為了穩定遠東與中共談判，最完美的辦法即（外交上）承認中共為一個脫離了中國的新國家〔註10〕。「兩個中國」之計畫隨後在1955年的咨文中，由總統向國會要求「用武力保衛台澎及密切關連之地區」，參議院並以85比3通過了這一議案〔註11〕。隨後在華沙公約的談判中，美國代表提出草案要求「中共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周恩來並隨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申斥「此一要求本質上就是企圖製造兩個中國」〔註12〕，而1958年的金門炮戰期間，美國更集結了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四十艘，並以第一海軍陸戰隊3,800人在台灣南部登陸〔註13〕。這些史實表明了美國自始即不曾希望「兩岸的問題由兩岸人民自行解決」，而「希望兩岸以和平方式解決」，無異是漫天謊言。

1979年中美雖然建交，但美國朝野絕對沒有人有放棄台灣的想法。專家、政客們一致肯定美國在台利益必須加以保護。因此外交關係一旦終止，儘管中美防禦條約也將廢止，但卻發明了外交史上的《台灣關係法》，使華府與台北間的關係持續存在，變相地代替了共同防禦條約的功能〔註14〕。

顯而易見，在將來的新世紀裡，中共及台灣都將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這十年來經濟的神速成長（每年都在9-13%，台灣也徘徊在5-6%之間），較之美國不及4%四的平均成長率，自然引起美國的警覺，加上中共軍費連續七年的雙數字成長率（去年即達6,309,000萬元）〔註15〕，構成了美國在蘇聯解體後，苦心經營的「獨霸」國際體系受到嚴重的挑戰，因此在朝野掀起了一股反華熱潮，信誓旦旦要遏阻、圍堵，而「分裂中國」。首先由《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LeslieGelb發難。在1993年11月8日發表了Breaking China Apart（《分裂中國》）前呼後應的有《時代雜誌》Charles Krathammer的Containing China（《圍堵中國》）（1995年7月31日），以及一些親台的議員們，在國會裡慷慨陳詞，誓言要與日本、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合作發展及部署導彈飛彈，把台灣納入「太平洋防禦系統」，中共如果對台使用武力，美國要有所反應，「戰鼓咚咚，煙硝四溢」。〔註16〕

到底中共的軍力如何及擴充軍備之目的何在？實在值得身處「中國威脅」最前線的我們仔細地推究。中共自建國之初，即處於敵人四面環伺的困境，一直到蔣經國逝世，我們的「反攻大陸」真是夙夜匪懈。西面雖有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但1962年的邊境之戰，印度飲恨敗北，造成了一個極不穩定的局面。南面的越南，在歷史的仇恨下，緊張之情勢始終未曾緩和下來。而北鄰的蘇俄，在四千公里的邊境上，曾經陳兵百萬，把三分之一的飛彈，指向曾是親密戰友的中國，邊防的危急，使中共軍事現代化變為當務之急，非得以「質量建軍」來保證軍隊現代化之作戰能力不可。軍費增加以改善訓練及補給是衛國保民之必須要求，而未來十年，軍費仍將持續成長250%〔註17〕。即使如此，以1993年國防預算為例，僅是美國2.5%，日本的25%。若以人計則美國是1,166元，日本是360元，而大陸僅五元而已，稱得上是杯水車薪。

今天美國─台灣─中共之間可說是建立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特殊而微妙的關係上。台灣與美國之互相倚重至深。可說是沒有美國之支持，即無今日之台灣（將來恐怕亦復如此），沒有台灣則美國在將來的世界戰略上，勢必困難重重。美國如想「以華制華」來鞏固它在國際社會上之主導地位，台灣是個最可靠而最有力之夥伴。它能在遠東扮演一個猶如以色列在中東的角色，美國很有遠見地看上這顆活棋。早年即投資了對台60億援助，為台灣今日之繁榮奠立了一個發展之基礎。但美國對台灣最大的貢獻不單是經濟，而是軍事和政治兼而有之。1955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使太平洋上面臨驚濤駭浪的這一葉扁舟（而非不沉的航空母艦），得以安然度過被中共統一之危機，也為美國建造「兩個中國」的長程計畫，打下了穩固的樁腳。自後的幾次台海危機，美國採取的措施及長達23年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都是為台灣護盤，都是製造兩個中國的手法。

建交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

這半世紀來，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政策，可說是一脈相承。以「一個中國」的大前提「由兩岸人民和平解決他們的問題」這二大原則把戲變盡。遠自1958年中美在華沙開始大使級的談判，當時杜勒斯國務卿即要求中共「宣佈在台灣海峽不使用武力」，甚至在「以華制蘇」年代裡的幾位總統，也都不忘把「和平解決」這一類的文字加在建交三公報裡。而只要台灣一有風吹草動，美國必然會在「模糊的戰略」下，採取及時措施。無怪乎李登輝在最近接受《新聞週刊》的訪問要「感謝美國為保護台灣而盡力」（見5月20號）。而談到中美關係過去、現在與將來，自然都應該建立在三個公報（對大陸而言）與台灣關係法（對台灣而言）之上，但這三個公報與台灣關係法都蘊藏著許多精神上相互矛盾的地方，唯對保護美國利益而言，卻是嚴密十分，推行合理。〔註18〕

為了「聯華制蘇」，美國自1977年2月起開始與中共建交談判，並邀請中國國家級領導訪問美國。中共的立場是非常直截了當。駐美辦事處主任黃華即毫不諱言地聲明「中國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只要華府仍有台灣大使，此事即無可能，美國必須作到斷交、撤軍、廢約三個先決條件」。整個建交談判過程充滿了曲折。在1977年至78年春，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心在致力於與蘇聯的緩和，全力支持爭取國會對第二回合的限制戰術武器談判（SALT II）的合作。但為了避免得罪對台灣關係良好的保守派參議員們，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只能暗中做，不能公開說。直到1978年春，當中蘇關係急遽惡化，才從「聯華抗蘇」的新戰略上積極推動。但國會中這一批的議員仍是一大阻力，迫使白宮堅持正常化必須是在「獲得北京關於統一台灣不使用武力，維持台灣人的和平生活的相關保卡之後……」〔註19〕。

這一立場與美國建交的另一聲明「承認海峽兩岸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自然是自相矛盾的，但為了安撫台灣，當時的副國務卿克裡斯多夫仍不得不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強調「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關係正常化結構中的一個基本組成部份」。並於建交前夕（1978年12月29日）對台灣作了五項保證：（一）美國仍然認為台灣有「國際身份」或「國際人格」；（二）美國沒有承認中共對台有主權；（三）美國繼續在台灣保持外交以外的全面關係；（四）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基礎仍是原有五十八項（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除外）；（五）將以新的形式來取代原有外交代表、組織機構〔註20〕。仔細檢視這兩項文件，不難看出《台灣關係法》實質上包含了許多與建交三公報精神背道而馳的地方。

首先關於「安全」條款，該法宣稱「美國決定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基於台灣之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這樣的願望。該法第二條第二款四項又規定「美國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禦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都是對西太平洋地區之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第二條第二款還規定「美國要保持抵禦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遇到這類的危機，對美國總統及國會「應依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這類危險的適當行動」這無異是堅持美國不承擔保衛台灣之義務，卻隨時有進行干涉之權利。

其次是台灣地位問題，《台灣關係法》實際把台灣視為一個獨立之政治實體。第四條甲款規定「美國法律適用於台灣應與1979年1月1日前相同」。（乙）款（一）項規定「凡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名詞含義中應包括台灣」。同條（丁）項又聲明「本法之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支持把台灣從任何國際金融機構中排斥或驅逐出去之依據。除此之外，第十二條也規定「美國可通過在美國在台協會同台灣締結新的協定」。《台灣關係法》並隱含台灣「自決」的條款表示「維護並促進全體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註21〕。這些條款自然招致中共之強烈不滿。官員一再強烈表示「中國政府反對按《台灣關係法》來處理美台關係，造成了發展關係之障礙」〔註22〕。

台灣新情勢對中美關係之影響

最近發生的台海危機已引發全球的關注，中共也早已認為東亞與西太平洋在政治與經濟方面是美國21世紀以後稱霸全球的重要一環。美國勢難容忍中國成為該地區的強國。而中共基於台灣與美國的准同盟關係，在十四屆五全大會，江澤民即已將西方某些國家定位為敵對勢力，從而確定中美摩擦關係的總體性質。因此也務實地設定了一些相應措施的大原則：（一）由最近之飛彈演習事件，台海任何爆發性的衝突，都會避免將其升級為直接的中美兩國對抗。衝突前雙方至少會謹慎地「打招呼」，類似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美蘇的作法。（二）示威性地從俄羅斯進口大量遠程投射武器，並加強政治、外交合作。5月初葉爾欽的訪華並簽訂了許多合作計畫即為一例。（三）在軍事演習過程中，加入了洲際彈道導彈試驗等〔註23〕。

台灣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的緊張雖然出現了降溫的效應，但在影響台海形勢的內外因素沒有轉變之前，侈言兩岸關係已「雨過天青」實屬言之過早。在所有高層官員的發言內容，所強調的與過去千篇一律的既定立場，毫無二致。中共對台政策大概要看李登輝就職後如何出牌再說，主要在確定他的統獨立場有無重大轉變。北京在選前就強烈懷疑台灣民選總統是要為台獨披上合法外衣，如果此一疑慮成為事實，或李登輝繼續他的「忽統」「忽獨」，或「明統」「暗獨」的一貫伎倆，加上外國黑手的推波助瀾，即使李登輝有54%的民意支持，北京面對此一主權存亡的問題，必會擺出更無彈性的立場。北京非常明白在國際上對「一個中國」之主權的堅持，稍一鬆動便後果堪虞。處此「只能上，不能下」的窘境，中共在坐上談判桌後，妥協之門非常狹窄，不言可喻。

毫無疑義的，中國統一真正的障礙是美國這隻大黑手。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對大陸政權的穩定，產生不了「起而效之」的效應。何況建立在「黑金」基礎上的選舉，除了台灣省長對遭暗殺死亡的議長會「痛失英才」之外，以「人牆」「背著衝鋒鎗」上政見說明會，不是政治上的進步，而是民主政治上的一大諷刺。北京真正的隱憂是在選舉旗幟下，隱含著「民族自決」的向國際社會的訴求，北京擔心的不是李登輝名正言順的登基，而是他要倣傚摩西，帶著台灣人民「走出中國」的大業。就如錢其琛副總理所說「台灣產生領導人方式的改變，絕不能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兩岸領袖在這種南轅北轍的政治認知下，恐怕只能引起長期的對抗，掀起全世界華人的反美情緒。

冷戰結束以後，亞太地區經濟上展現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像，以及隨之而起的軍事力量的膨脹。在帝國主義崩潰後，遺留下的領土爭議中，蘊藏著許多不安的暗潮。奉行獨霸（Unipolar）主義的美國，如讓此一格局自然地發展下去，將會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利益。而中台兩地的關係更是樞紐地帶。美國之必須主導兩者的關係，自是極合邏輯之事，但美國與中國自建交之初便歧見重重衝突迭起，商業利益更使二國在政治上找不到一個交叉點，導致了外交上的彷徨失措。例如極端支持台灣的參議員杜爾卻又是最擁護給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得力人士〔註24〕。所可斷言的是，在21世紀裡，美國必為其在太平洋的經濟及軍事利益，干涉亞洲事務，在中國視其為統一的絆腳石的情況下，兩岸要取得協議，便難上加難了。

如今大選已過，一些評論家認為李登輝會在這次導彈演習裡汲取教訓，立即會與大陸展開談判，制定一套和解政策。事實上，衡諸常情，李登輝內有54%的民意支持，復有及時而至的美國炮艦保護傘，再加上美國國會議員們的支持，邏輯上，他應會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年前與司馬遼太郎的訪問談話已清楚顯示出他對中國這「含糊不清」的名詞，原無感情可言。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以後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人，憑什麼激情使他會有統一之念呢？近數日台灣對大陸的路向已漸露端倪。「統一的問題可以慢慢來，統一談判，鄧後才有可能」（5月13日《聯合報》）。依他之見，鄧後的中國必然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屆時江澤民如仍掌權，可以與這位「相當講理」的領導人會談。「中國統一問題應該慢慢討論，不要動武，民主和自由很重要。中國人需要自由和民主」。同時台灣正在如火如荼地促成現代化的海軍，汰舊換新空軍的機種，在這種環境下，美國所希望的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恐怕只是緣木求魚了。

軍事演習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抑制「明獨」的目的，但也相對的使不急的「隱獨」佔了上風，使整個情勢呈現了「不急統」的拖延。李登輝原已行險僥倖，有幾分驕矜之氣，如今在民意的基礎上登殿，意氣風發自不待言，雖然暫不外出訪問，但爭取重返聯合國之心必疾志不渝。美艦雖撤，但伸出干預之手並未撤回。國會裡圍堵中國之聲仍不絕如縷，國會之外，「拆散中國」之舉動仍波濤洶湧。從刁難中國主辦二千年奧運，杯葛中國加入關貿到「炮艦政策」，也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的民族效應。加上李登輝的「出位」言論，無形中將「西式民主」和「西方人權」與「分裂中國」劃上等號，從而為江核心在後鄧時代護送了一程。

筆者自始對「中共之軍事演習構成危機」的說法，不以為然。中共始終昭告世界，他們不會對台灣用武（有別於動武），同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江八點」言猶在耳。中共敢冒世界輿論之不韙，在世界一片追尋和平聲中，漫不經心地玩他們的飛彈？「危機」之錯覺，顯然出自有心人之幻覺，深怕中美之間會擦槍走火。如果屬實，那是美國人的挑釁行為，自願把無敵的航空母艦送入靶區。君不見「獨立」、「尼米茲」二艦，始終在台灣東部外海及巴士海峽徘徊，未走近雷池一步。在演習期間，我們的領導人不是穩若泰山，要人民鎮靜，「要買股票、美鈔，盡量去買」。信號原極十分清楚，可惜虛浮的人心，偏偏要不嫌排隊之苦搶購美鈔。到頭來只讓銀行賺了一筆「台灣人民的心虛財」。事實上，中美早有默契彼此不會動武（《中國時報》5月16日），只是一齣戲，必須演得緊張而逼真。問題是有誰能確信美國航空母艦會永遠在台灣身旁？事實上這一問題也不要等待到「永遠」才顯露出來，一年後的香港回歸祖國，就會對台灣產生無可迴避的巨大壓力。97年之後，港台之間海空運如果被切斷，則無異在台灣丟下兩顆經濟原子彈。海運在封閉之後，現有邦交國與香港有航權交換，為了龐大的經濟利益，未來一年內，非得與大陸建立官方接觸不可，目前的南非和巴拿馬只是前奏而已。這是中共掌握的籌碼，逼使台灣回到「一個中國」的談判桌上，也不必培養「民族大義」「善意回應」這些不著邊際的氣氛。而屆時「美日安保體制」，美國的航空母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越近97年的7月1日這個「大慶」（豈可稱之為「九七大限」？）壓力也越大，這是李登輝不敢再度出國去從事「度假外交」的原因。他再花一億美元，康乃爾大學也恐怕無法再度表揚這位傑出校友。

圍堵政策與交往

台海危機已過，但雨過天青如何面對逐漸強大興起的中共，確是今後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大難題。十幾年來，對立意見辯論不休，無法得到共識。進入21世紀後，中美關係恐怕只會益形複雜。一年多前，影響美國政策既深且遠的紐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即完成了由其資深研究員James Sinn執筆的《中國政策的建議報告》，而作出「有條件與中國交往（Conditional Engagement）」的結論。由於中共經濟力量逐漸強大與持續的成長，專家們估計，下一世紀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而軍事力量亦將隨之增強，對矛盾叢生的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產生威脅，促成因應所謂之「中國威脅論」而有「圍堵」（Containment）與「交往」（Engagement）之爭論，但任何對策都有其利弊之兩面，反對圍堵之學者認為這種策略越談便愈使中共心態上相信其可能而加強其防備，而一旦成為事實，東亞各國以其本身的利益，不見得會參加此類之聯盟，更何況現在的政策是經過歷任總統共和、民主兩黨之認同，豈可輕言改弦更張。

尤有甚者，亞洲各國與美國之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關係惡化的波及，日本一旦面臨一個安全不穩定的東亞，必被迫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共和遙遠的美國作一選擇，其後果必然將美國帶入一個全盤皆輸的格局。一旦美國果真要圍堵中國必然被迫增兵海外，大幅投注國防預算，經濟貿易利益受到嚴重影響，不言可喻。與亞洲盟國的關係也可能生變，核子武器也可能大幅擴散，使世界更加危險和變化莫測，而在重要國際問題上，中共如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聯合國有效維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必將因此破滅。萬一中共改冒險妄動的路線，並積極推銷武器和核子科技以擴大其影響力。有鑒於此，華府的策士們乃倡導折衷的有條件交往（Conditional Engagement），希望揉合二說之長將中國社會導入國際社會。同時也與亞洲國家建立具有穩定亞洲作用的安全體系。

在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和中共關係因「台灣問題」而變得十分敏感。觀察家表示早先中共曾透過多種管道要求美國不再售台大量尖端武器，保證不再讓李登輝訪美未遂之後，復提出保證不承認台獨，不允許台灣進入聯合國，這些問題都仍將是今後中美關係的死結，而美國對這些問題並無退讓之跡象，為此中共十分關切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特別是在中共決定以軍事演習的壓力對台灣之美國採取強硬的態度，今年一月上旬，遭中共驅逐出境之美國武官艾迪斯和日本武官前谷憲治，就是赴海南、廣東兩地查證中共將俄售予的SU-7戰機主要是駐紮於海南或江西、福建。總之中共在持續對台施壓的同時，也將美國關注的因素考慮在內，也經由各種管道降低美國可能介入兩岸緊張情勢的可能。台海情勢的變化，無疑地原是未來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至於這次在台灣選舉期間的軍事演習，美國希望造成三個負面的後果：（一）促成李登輝之高票當選。（二）提高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警戒心。（三）最重要的是美國在太平洋軍事行動的重要性的再確認。是否達成此一目標是見人見智的問題。

自長久視之，中共也要接受一個事實：唯有經濟上及政治上取得成功及有責任感地融合港澳才能踏上統一台灣之坦途。現階段美國與中共都是在對影子揮拳。雙方都應培養互信，避免展示彼此的武力，否則擦槍走火必造成雙輸的局面。扶植台灣成主權國將是非常嚴重的事。在現實的國際環境裡，台灣的國際空間非常有限，山雨欲來的「中」斐建交，美國有力挽此既倒之狂瀾？美國對兩岸近期的軍事對峙態勢，雖然擺出一副軍事強硬的態度聲明必要時會捍衛盟邦，第七艦隊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在台海會有動作。但這些信誓旦旦的諾言背後卻隱藏著不少政治上退卻的玄機。今年柯林頓總統迫於現實否決了「美國海外利益法案」（即國會尋求做《台灣關係法》使其在法律上高於《中美聯合公報》）。如果沒有《台灣關係法》這個基礎，一旦兩岸陷入戰爭狀態，美國如何採取相應措施，參戰？派大軍佔領大陸沿海？派兵協防台灣？向大陸投射飛彈？不久前美國介入索馬利亞內戰尚未損兵折將，死了18個士兵即倉皇遁逃。殷鑒不遠，如今敢介入一場輸不起的戰爭？而韓戰、越戰直接間接都輸在中共手裡，因此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奈伊認為「台灣既已分裂分治幾十年，如果能安於現狀，不以『校友外交』『度假外交』走出去尋求法理上的獨立，何至有今日緊張之局勢？」

自冷戰以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夢魘即為被捲入台海兩岸的軍事衝突。韓戰的爆發及第七艦隊之執行台海中立化之政策，即在防止被蔣介石拖下水與中共作戰，1960年的大選，兩黨候選人都曾為是否協防金馬在電視上針鋒相對。1962年準備反攻大陸而引起台海第三次危機，甘乃迺總統也於該年6月26日知會中共不會支持國府而先落幕。美國防部長裴利2月13日在美國國防大學的演講中更具體地指出，「不圍堵中共並與之積極性建設性的交往」是美國必採行的政策。持平而論，中美兩國有許多共同利益，謀求此一地區之安定必是華府和北京之間所普遍存在的共識。但兩岸關係要改善勢必要先建立互信，循序漸進。至於美國華府雖不希望台海緊張再起，但也不希望台灣在外交上太過冒進而影響西太平洋的安全。外交冒進與窮兵黷武殊無二致，都會破壞現狀，絕非任何一方所願見。基此，今後台灣雖安全方面沒什麼顧慮。但所面對之外交情勢將會十分嚴峻。外交突破在中共之全力封殺下，必然困難重重，儘管中美之間仍然有潛在之衝突，但台灣卻沒有介入其中去縱橫捭闔的本錢。因此必須掌握大勢之所趨，瞭解自己之籌碼才能籌劃「想做的」及「能做的」。

〔註1〕Louis Sohn, Glenville Clark,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Peaceand Secur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8) 兩位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之聯合國體制充滿了信心，並預期30年後，世界政府之功能必能高度發揮。
〔註2〕見Ronald Steel, Pax Americana (The Viking Press. 1967)。
〔註3〕大陸易手之際，美國曾靈活地將外交人員駐廣州（國民政府所在地）台北與南京三地，司徒雷登大使留守南京大使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未久美國即邀請毛澤東訪美，以期建立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只是在一面倒的路線下毛未領情。否則冷戰歷史勢必重寫，參閱Barbara Tucker, “If Mao Had Visited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Fall, 1972 pp. 47-61.
〔註4〕見鄭浪平《強權大陰謀》（商周文化事業公司，1995）第6頁。
〔註5〕Thomas P. Shoesmith, “The Taiwan factor in the U.S. Polcy”in Jerone A. Cohen et al.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Preager Publishers, 1981), pp. 23-32.
〔註6〕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日本原來只想取得遼東半島，但在帝俄與德國之聯合反對下，及美國之居間調停，遂以台灣澎湖代替遼東半島，外加五千兩銀子的賠款，參閱Ernest R. may & james C. Thomas (e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 surve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67-68.
〔註7〕見馮啟人：《美國對華企畫之演變》（《海峽評論》第58期，第14頁）。當時美國為應付國民黨潰敗之情勢，曾有四個方案，包括「強佔」及支持台灣獨立。
〔註8〕「中國威脅論」一詞來自美國最保守的傳統基金會刊物《政策研究》，在《正在覺醒的龍－－在亞洲的危險來自中國》（1992、9、17）一文中提出「自拿破崙以來西方人一直預言一旦中國龍覺醒，全世界都將為之震撼」。對美國之經濟與安全利益之影響是巨大的。中國是世界上軍事力量正在迅速擴大的唯一大國，也是共產主義滿足人民經濟願望的第一個實例。
〔註9〕Arthur Dean, “U.S. Foreign Policy and Formosa,”Foreign Affairs, April 1995, P16.
〔註10〕艾森豪，《白宮歲月》上（中文譯本）526-527頁，S.E. Ambrose: Eisenhower, II, 483頁。
〔註11〕《人民日報》：1958年2月11日。
〔註12〕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政策》，上，130頁，張旭成教授曾在一項研討會的論文《兩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指出當初國務院控告「綜合法案」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文件，企圖淡化對台關係及降低對台關係之重要性，經過修正和強化的修案後，面目全非，與行政部門的原意大相逕庭，卡特總統雖有相當保留，但面對參眾兩院多數決議也只得接受。
〔註13〕據國軍資料顯示，中共國防資料有許多是隱藏其他項之下，如將國防列在基本建設，軍中科研，軍校預算列入文處教科研，各式武器研發列入機關工業部，民兵與武警經費由地方政府編列。參閱《聯合報》84年3月113日第10版。
〔註14〕杜爾參議員5月9日在他亞洲政策演說，所指出的「太平洋民主防禦方案」中所作建議，見《聯合報》85年5月10日第2版。
〔註15〕據報導中共之先進武器中，60%用於購買Su-27戰機，T-27戰機，SA300防空飛彈及K級潛艇。見《聯合報》85年3月13日第7版。
〔註16〕資中筠，同上，812頁。
〔註17〕資中筠，同上，817頁。
〔註18〕此兩文件實際意義請參閱John F. Copper, 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king Triangle, (Westview Press: 1992). pp. 27-60.
〔註19〕資中筠，同上，164頁。
〔註20〕資中筠，同上，830頁。
〔註21〕加拿大漢和信息中心《東亞外交與防衛評論》，1996年3月第6頁。
〔註22〕據資料顯示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在杜爾參議員的故鄉（堪薩斯州），設有僅次於西雅圖的裝配廠。而中共向波音公司購買的飛機佔其總銷售七分之一，且全部在堪薩斯州裝配，焉能不使杜爾在中共關係的立場上前後為難。
〔註23〕James Shinn, “America's Conditional Engagemen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6) pp. 12-19.
〔註24〕資中筠，同上，92-140頁。
〔註25〕《紐約時報》1996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