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必須承認中國是偉大的國家

接到讀者劉秉義先生5月28日來函謂：「聽說最近美國少數富正義感的政治家之一的季辛吉先生，有一些評論文章在美國報刊發表，懇請貴刊是否考慮搜集擇期刊出以饗讀者是幸！」

收到這封信有幾點感想：（一）台灣不已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了嗎？為什麼我們人民「知的權利」仍然如此的不民主，新聞報導也還是如此的被封鎖而不自由。（二）《海峽評論》雖然忝為新聞局法定的「新聞紙類」，但實在不是什麼「新聞媒介」，而只是海內外一群愛國主義知識份子的「同仁刊物」而已。有讀者自《海峽評論》探求資訊，實在愧不敢當，也受之有愧。

為不負劉先生的期望，我們蒐集了一些國外自3月份台海危機以來的一些比較公正和理性電訊及文章，並介紹給讀者參考。但這些意見是否能改變美國霸權主義對華政策的方向，恐怕還得有待時間來觀察。

超級大國的赤祼政策

自美國政府訓令尼米茲航艦與獨立號航艦在台海會合之後，台海形勢陡然升高。3月12日，《紐約時報》作了傾向支持美國政府的報導：

「中國在台灣主要港口附近進行導彈發射試驗，對此，美國派軍艦在台灣海峽進行巡邏。然而美國對其保衛台灣免受攻擊所作的承諾達到多深的程度，仍然故意模糊不清。」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早就認為這種含糊不清的態度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但是現在，當國會中的一些共和黨人呼籲華盛頓對保衛台灣作出更加明確的保證時，這種歷來一致的立場受到了威脅。

儘管一些共和黨人仍支持制訂政策的人所稱的「戰略上的含糊立場」，但越來越多批評中國的人敦促政府作出更加明確的承認。

佐治亞州民主黨參議員薩姆．納恩在會見記者時說：「政府這兩三天採取的行動是經過仔細考慮的、慎重的而且是必要的步驟。」納恩說：「但是只強調一個方面，強調軍事力量，中國將使美國很難保持兩黨都對這一政策的支持。」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斯坦利．羅思說，雖然讓中國知道華盛頓會作出反應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如果這成為正式的防務義務，我們也許會後悔作出了這個承諾」。

他說，保衛台灣防止受到無緣無故的侵略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台灣宣佈獨立，「如果你真的干預一場50年的中國內戰，則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說，要採取一項太強硬的政策，會使美國的亞洲盟國感到驚恐，作出的反應太軟又會損害美國作為在亞洲「起巨大平衡作用的國家」的信譽。

亞洲一位高級外交官對華盛頓顯示武力拍手叫好，但是說，鑒於中國對該地區的重要性，「如果你們與中國陷入直接對抗，你們大概會處於孤立地位。沒人希望打一場戰爭，但是人人都擔心，鑒於美國、台灣和中國的實力，局勢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失去控制。」

同為3月十二日，從華盛頓發出的法新社電訊，報導的立場則不是那麼「主流派」了，標題就是《美國對華政策混亂加劇了在台灣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其報導云：

專家們說，基本由美國國內政治支配的對華政策混亂，使長期來在台灣問題上的緊張關係發展到目前接近危機的地步。

政府本周命令第二個航空母艦戰鬥群與本來已在台灣海域的一個戰鬥群會合。這是自從越南戰爭以來美國在該地區採取的炫耀軍事力量的最重大措施之一。這樣做的部分目的是要表明它對中國正在舉行的軍事演習是多麼認真看待。

但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今天猛烈批評美國對世界上正在出現的這個超級大國所採取的赤祼祼政策。

密歇根大學中國問題學者肯思．利伯索爾說：「我們自己的表演很拙劣，如果你到國會山莊去，情況還要糟。」他是克林頓政府的非正式顧問。他說，由於不重視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強決心，由於錯誤地認為這個問題將由於海峽兩岸的貿易和投資增加而消失，以及國會愚昧地武力恫嚇，使本來已經緊張的局勢更加加劇。

分析家們一致認為，台灣總統李登輝去年6月對美國進行的有爭議的訪問──人們通常認為這是美中關係的轉折點──以及在此之前做出的一系列決定和錯誤認識使目前的緊張關係實際上成為不可避免的。

與此同時，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抨擊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和踐踏人權的情況下，美國選舉之年的政治形勢促使克林頓政府把重點放在可能是致命弱點的對外交政策之上。

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說：「政治的問題有一部分是它自己造成的。」

他說：「它們是沒有長期給中國問題以足夠的重視，並使自己受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衝擊。」

美國曾控制著台灣

古巴哈瓦拉發出的拉美社3月12日電訊，就直指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了，文章說：

美國一支強大的海空作戰艦隊今後幾天將到達台灣海峽和中國政府對此提出的警告，使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出現緊張，同時也使國際社會感到不安。

克林頓總統決定調動軍艦和戰鬥機開往被台灣海峽分開的中國大陸之外的台灣，是在向台北當局傳遞錯誤的信號，表明白宮支持台灣的分裂主義的努力。

美國曾利用台灣進行過朝鮮戰爭，這個地理位置可以廣泛地控制通向亞洲北部東南部的太平洋地區的商業和軍事通道。

1949年之後，美國曾在這一地區保持著軍事力量，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控制著台灣。

目前，美國大的工業投資構成了台灣的當地經濟，同時美國還提供著大量的武器裝備。

致力於國土統一（包括香港和澳門）的北京政府出於歷史的權利和主權原則，當然不會允許台灣分裂出去。

分析家們認為，美國領導機構所發表的講話和所採取的恐怖行動，只能被看作是對中國國內事務的干涉，它只會增加雙方和亞太地區的矛盾和緊張氣氛。

3月13日，路透社從倫敦發出電訊謂：

外交官們說，擔心、希望、實在的利益和不尋常的外交狀況等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因素，使得國際社會沒有對中國在台灣附近的大張旗鼓的軍事演習採取更加強硬的方針。

美國已派了兩艘航空母艦到那個地區去，但它說這種部署是一種「預防性行動」，並不是意在加劇緊張。美國政府一直因為沒有採取更加堅定的態度而在國內受到批評。

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呼籲保持鎮定，並批評中國的行動，但措詞相當溫和。沒有人要求舉行聯合國緊急會議，也沒有人建議對北京實行制裁或採取其他措施。儘管一些國家對中國的人權記錄、貿易爭端以及現在台灣的問題不斷提出批評，可是外交官們說，大多數國家對於中國採取謹慎的態度是有若干理由的。

擔心激怒中國是原因之一，中國是一個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大多數國家寧願在同中國打交道時小心翼翼。

同時也涉及到利益問題。中國欣欣向榮的經濟，是那些想要在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裡賺錢的外國投資者們夢想的目標。許多國家擔心激怒中國，使得它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和採取不那麼合作的態度，從而有可能不但危及亞洲的安全，而且危及亞洲的經濟進步。

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今天說：「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動將會受到損害，如果這種緊張局勢繼續下去，或者是變得更加緊張的話……讓我們使局勢冷卻下來吧。」

一位歐洲外交官說：「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各方面同中國打交道。就任何一個具體的問題引起一次攤牌是沒有意義的。」

外交官們說，中國既沒有政治意志，也沒有進攻進的軍事力量去發動對台灣的入侵，而這種情況也是使得國際上的批評比較溫和的一個原因。

此外，人們希望在3月23日台灣的首次總統選舉過後，中國的行為會漸漸平靜下去。

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同台灣有著一種很特別的關係。外交官們說，這種狀況也是國際上對目前的危機保持沈沉默的原因之一。

除了某些國家──其中大多是小國和赤貧的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同台灣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亞洲國家和其他大國基本上接受中國的這種觀點，即它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一個背叛的省。

另一位外交官說：「從外交方面來說，我們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不大可能因為擔心對國家主權之類的威脅而感到非常不安。我們必須記住台灣人自己也贊成統一。」

過早遏制只會激怒中國

在台海危機還沒有升高之前，美國《外交雜誌》常務主編法德裡．扎卡里亞就在《紐約時報雜誌》（2月18日）撰文呼籲，對中國不可采冒進的遏制政策，當然，扎卡里亞已得美國主流派的訊息於先，早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他的文章內容如次：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稱中國目前的經濟和政治綜合體是『市場列寧主義』。這個用語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國的兩個方面，但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的辯論的兩個方面。那些喜愛『市場』的人認為中國日益發展的經濟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許多實業家和一些學者看來：成果是這麼豐碩，一切別的東西都應置於次要地位。而對那些被中國的「列寧主義」嚇得目瞪口呆的人來說，中國日益發展的經濟並不是一種機會，而是一種危險。」

從這個出發點可以清楚地看出，華盛頓面臨著一種選擇，即對中國要麼實行綏靖政策，要麼實行遏制政策。它迄今還沒有作出選擇。如果北京基本上是友好的，我們可以容忍它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正像英國過去對美國所做的那樣。

如果北京抱著固有的敵視態度，我們可以付出巨大代價對付它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並努力改變它，正像我們過去希特勒的德國和蘇聯所做的那樣。但是中國處於這兩種極端之間，華盛頓不得不對它容忍一會兒。隨著中國的將來變得更加清楚，美國政策也會變得更加清楚。

實施綏靖政策有時是徒勞的，可能會產生適得反的結果。那麼如果綏靖不起作用的話，為什麼不實行遏制呢？遏制也不會奏效。如果得不到幾個重要國家的持久支持，要遏制一個很大的強國是不可能的。今天不存在得到這種支持來對付中國的可能性。不過，更加重要的是，遏制尚為時過早。中國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德國，也不是斯大林的蘇聯蘇聯。中國並沒有一個牢牢掌握權力的，一心一意要向國外擴散其權力和思想觀念的侵略成性的獨裁者。在對外關係中，中國現在仍處於過渡階段，過早的遏制只會激怒中國。

中國採取的哪些行動會促使（美國）採取遏制的做法呢？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威脅東亞穩定的行動。

目前，我們應當反對中國企圖通過打破南中國海、朝鮮、越南和台灣現狀來擴大其勢力的做法。關於台灣，美國應設法使這種不穩定的均衡長期保持下法，因為它使中國和台灣雙方都繁榮昌盛。華盛頓應向雙方表明，它將積極反對單方面改變這種現狀的做法。不管這是發動進攻還是宣佈獨立。

最危險的是美國唱的是遏制的高調，而實際上做的是姑息；應在中國問題上嚴格劃定界線，表明我們將繼續不斷地譴責北京但又不願為反對其政策付出代價。

由於中國是個大國，因此對它採取的任何政策的代價都是昂貴的。過去為了遏制和改造蘇聯政權，世界性的聯盟花了40年和數以萬億計的美元。

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發展得那麼迅速而又不發生政治和社會動亂。這就是我們要採取靜觀政策的最有力的原因。

美國可能羞辱性的退卻

美國凱托研究所，負責防務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長特德．蓋倫．卡彭特，也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題為《超越冷戰理論》，特別提醒「台灣不是歐洲，中國不是蘇聯；我們對中國威脅時，必須小心謹慎行事」。並言：

「中國最近對台灣進行武力恫嚇，使得許多學者、政策專家以及政界人士主張美國作出堅決的軍事承諾，保衛台灣事實上的獨立。但是美國人必須問一下自己，他們是否真的願意就這樣一個問題承擔與一個核子大國進行對抗所冒的風險。提出奉行威懾政策的人樂觀地認為，如果北京看到美國明顯表示出的『決心』，它會退縮不前。這幾乎完全是從美國在冷戰時期的經歷得出的經驗。」

要確定施展威懾手段（試圖阻止對一盟國或被保護國的進攻）是否有可能成功，有三個因素尤為重要：同保護者的利害關係是否重要；同「侵略者」的利害關係是否重要，以及這個「侵略者」進行賭博的執著程度如何。

所有這個三因素在與蘇聯對抗時使華盛頓所處的優勢地位達到不尋常的程度。當美中兩國就台灣問題明顯可能發生對抗時，這三個因素則變得極不相同了。台灣對美國來說可能是具有某種重要性──重要的貿易夥伴和親密的民主國家，但其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卻很難與冷戰時期西歐和東北亞國家在美國心目中所處的核心地位相比。為使西歐東北亞不受前蘇聯控制，美國會冒險打一場核子戰爭。但是中國人認為華盛頓決不可能只為保衛台灣而冒同樣的風險。

雖然台灣對美國沒那麼重要，但對中國卻重要得多。對北京來說，台灣不只是政治和經濟必爭之物；其地位還涉及中國的民族自豪感與民族尊嚴。台灣和香港一樣，使人想起中國過去在列強手下長期蒙羞的歲月。

認為美國在大國對其在世界各地的被保護國施加壓力時可以始終採用威懾手段，這種看法至少是危險的。華盛頓對前蘇聯施加這種手段獲得成功可能是個例外，是幸運與一些因素結合在一起的產物。如果是這種情況，在與其他大國對抗時使用冷戰時的經驗，可能使美國出現羞辱性的退卻或陷入一場災難之中。

台灣遊說美國參加中國內戰

3月23日，台灣總統大選完畢，中共軍事演習也近尾聲，季辛吉發表了他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題為《對華關係，利害攸關》，3月31日《華盛頓郵報》的全文摘要如次：

雖說台灣海峽眼下的危機很可能消弭，但是，如果各方對對方的看法不改變，這種危機肯定會不時地再度發生。

中國認為，台灣純粹是本國的問題。華盛頓則把中國的態度看作是故意挑釁。北京把我們的人權政策和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的行動解釋成一種旨在削弱和肢解中國的戰略。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先後六位美國總統──他們中既有民主黨人也有共和黨人──培育起來的體現國家利益的美中關係就會破裂。

當然，假如中國有朝一日威脅到我們的安全，那麼一項對抗政策就將得到廣泛的支持。與此同時，兩黨中極力要使美國走上一條同這個人口最多、可能成為亞洲最強國的國家發生衝突的道路的那些人應當考慮一下後果。如果同中國敵對將成為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永久的方面，那樣我們就找不到盟友了。正如美國的聲望曾經隨著對中國開放而日益提高一樣，到那時，大多數亞洲國家將會指責美國挑起了一場人們所不希望的同北京的冷戰。

中國將越來越成為亞洲穩定以及世界和平的關鍵。每當一個具有中國這種潛力的國家取得強國地位的時候，一個調整和緊張時期總是隨之而來。

儘管中國同美國之間目前存在著緊張關係，在我看來，使亞洲實現和平的演進仍舊是中美兩國共同利益之所在。在現階段，中國關注其安全與領土完整甚於關注它的支配地位。

美國的政策若是明智的話，它就不該謀求過早的對抗。它應當竭力從我們最大的資本中獲取好處，這個資本就是：我們同亞洲國家之間的實際爭論少於它們彼此之間的爭論，這使我們可以在亞洲的均勢中發揮一種平衡作用。

那些念念不忘美蘇冷戰時代的人必須記住這樣一點：北京不是莫斯科。蘇共政治局施展手腕的結果使自己在所有工業國以及中國面前陷入孤立。北京領導人要比他們精明得多。如果同美國發生對抗，它就會喚起亞洲的民族主義，並使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成為一個爭論問題。它還會爭取同日本以及歐洲和西半球的其他工業國實行經濟合作，而所有那些國家也都求之不得地要抓住我們可能放棄的機會。

誠然，同美國的交往也關係到中國重大的切身利益。雖說它能比較容易地找到替代美國投資者的資金來源，但是要發現可以代替美國的市場卻是談何容易。然而，早在1959年，中國在政治上毫無選擇的時候，它就同蘇聯人決裂過，而且這種冷淡關係持續了30多年。在被逼得無奈的情況下，它今天還會為它的自尊付出必要的代價，而且會長期堅持這樣做。

美中之間可能出現對兩國來說都是不幸的局面，這責任並不完全在美國方面。中國最近在台灣海峽採取的行動使人感到惱怒。倘若這種態度繼續下去，一場軍事對抗終於發生──甚至有可能是一場具有戰略意味的對抗──那樣，我們當中那些對於兩國關係的這種局面最感遺憾的人士將會站在本國的一邊。

出現這種緊張關係，台灣也有責任。台灣越來越起勁地向一個中國的政策提出挑戰。這一政策也是包括現任總統在內的六位美國總統所倡導的，而且寫進了尼克松、卡特和裡根三位總統批准的三個聯合公報之中。台灣利用自己的經濟桿桿，廣泛進行遊說，竭力使美國放棄對和平解決的支持，接近於參加中國的一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內戰。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北京肯定會不計後果地訴諸武力。

最後，美國對此負有重大的責任。遺憾的是，這種危機氣氛的出現，兩個政黨都有份。然而，正是由於政府未能提出一項前後如一的戰略才使得它的搖擺不定的策略在中國失去了信譽，在國內妨礙了一致意見的形成。當華盛頓迫於自己規定的限期的壓力而放棄了──我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它的對抗性的人權政策的時候，北京明白了它原來是能夠拆穿我們的恫嚇的。此後的建設性交往的政策不是作為確定共同利益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加快中國內部改革速度的途徑提出來的，因此，不論我們可能怎麼認為，它不能成為促使對方給予回報的刺激因素。

美國應信守一個中國的默契

在這一過程中，進行一種設法確定共同利益的對話的基礎就受到了損害。

如果沒有一種謀求共同利益的決心，所有其他問題──從核不擴散到台灣問題──都會變成實力的較量。我們似乎覺察不出下面這樣一項政策所包含的傲慢意味；這項政策的主要武器看來就是制裁（從最惠國貿易地位到進出口銀行貸款），它把友好關係當作一種單方面的恩惠，給不給北京全由華盛頓來決定。

眼下最迫切的問題是台灣問題。我們的新聞媒介和許多國會議員都把這個問題解釋成如何制服中國。真正的難題卻是如何證明我們希望在不採取兩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下和平解決這個問題。從最初舉行會談之時起，中國領導人就拒絕兩個中國的解決辦法，也反對一中一台的結局。從那時起，每一位美國總統（包括克林頓在內）都申明美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與此同時，每一位美國總統都表示關心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漸漸地，形成了一種在將近四分之一時間內一直是行之有效的默契：美國申明一個中國的政策；北京則表示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美國避免將這個問題國際化；北京則不進行威脅和施加壓力；台灣也沒有超越這些界限。

然而，令人無法容忍的是為李登輝發放簽證一事。此前一個月，克里斯托弗國務卿還向中國外長保證決不會發放簽證，因為這是違反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只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的。

就是在美國為李登輝發籤證的那個時候，中國領導人認定，若不及時制止這種做法，一個中國政策受到的侵害就會導致中國的正式分裂。每一個觀察中國局勢的人都確信，中國對於它認為是其領土的地盤，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捍衛，決不會放棄。

如果中國最近舉行軍事演習的目的就是要向台灣和世界其他地區證明這一點，那它就做得太過分了。華盛頓的行為也使得事情更加惡化了，在瀕臨絕境的情勢下，各方都必須認真地作出努力，扭轉這種朝著對抗的方向急劇發展的趨勢。

北京應當對驅使美國行動的那些價值觀念表現出更大的理解。還要讓台灣明白，美國雖然希望能有一個和平的結局，但決不會重新介入中國的內戰，不論是公然介入還是尋找藉口介入。台灣應當認識到，如果能把中美之間的一場持久的衝突歸咎於它要的花招，那它目前得到的支持就不會長久。北京和台北應當恢復對話。

至於美國的政策，政府應當重新信守其實行一個中國政策的默契。免得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和採取威脅行動。這就需要：（一）不再把對外政策作為一種取悅國內一些互不相容的選區的手段；（二）尋找並公開承認同北京之間的某種共同利益；（三）進行認真的對話來使這種共同利益具有生命力。

迄今為止所認為的對話不過是企圖說服中國接受美國擬定的議程而已。在制定這項議程時根本沒同中國商量。美國為「對等」所下的定義是：以撤消某種禁運威脅來換取中國方面的讓步。

與此同時，我們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採取的政策應當同美國的其他目標聯繫起來。

若能從共同目標出發，在台灣問題上各自實行克制，恢復北京同台北之間的對話，通常的危機大都是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

沒有中國不能解決問題

史坦福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邁克爾．奧克森伯格，在《新聞週刊》（4月1日）發表《我們需要怎樣的中國？》他說：

「一個大國的崛起從來都是不容易的。中國的崛起對美國來說是個難題，其力量日益強大似乎威脅到我們自己的利益。最近華盛頓和北京互相猛烈指責使中美兩國利益的一致性變得不引人注意了。我們希望中國繼續保持發展的勢頭。我們的共同利益應當決定我們對北京採取的方針。

「眼下兩國關係正朝著敵對的方向發展。兩國不是把注意力集中於合作的領域，而是肆意把重點放在惱人的事情上。我們需要對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做出明確的答覆：美國需要的什麼樣的中國？

「首先，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中國，它在諸如不擴散核武器和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至關重要的問題上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但是如果僅僅對它提出一系列要求，它是不會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建設性行動的。必須讓它參與建立冷戰後的時代。這就是說，歡迎中國參加確定未來的世界的論壇，如世界貿易組織、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及至七國集團。

「美國需要中國在這樣一些問題的地點有助於實現地區性穩定，如北朝鮮、南中國海和南亞。除非別人考慮到中國自己所關心的安全問題，否則它是不服約束的。

「中國打開它自己的市場並以非破壞性的方式進入其他市場，以此幫助促使全世界的經濟獲得增長，這是完全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在一代人的期間裡，中國的經濟將接近於美國的規模。鑒於中國對全世界的影響，它就必須迅速通過國際手段把其經濟管好。否則其實業界出現的大擺動和國內商界的違法行為將打亂國際經濟。在解決諸如環境惡化、有組織的犯罪活動和不加控制的移民等全球性問題上，中國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中國的參加，這些問題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徹底解決。

「美國不應當指責和制裁中國，而是應當幫助大陸致力於改變現狀的人。中國自身的利益與美國的願望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和韓國同中國的利害關係與美國的目標大體上是吻合的。中國在地區性和國際事務中作用的提高不會導致中美的敵對狀態。

「但是人們不要拘有幻想。中國的崛起仍將證明是艱難的。讓這個幅員遼闊、力量強大的國家參加國際事務將給美國帶來一些大難題。但是如果通過建設性的安排同中國接觸，那麼將極其可能得到它的合作。

「直到不久以前，華盛頓一直採取這種方針，並且證明是成功的。這給台灣帶來民主與繁榮，給中國經濟帶來迅速增長，並且在經濟上和戰略上給美國帶來好處。

克林頓政府應採取四個步驟恢復那種方針，即制訂首尾一致的對華政策、通過高級官員互訪研究我們的關係，向台北闡明我們對它今後行為所抱的希望以及指派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負責協調對華政策。」

中國難以輕易加以遏制

國際問題專欄作家科德．邁耶，在《華盛頓郵報》（4月26日）撰文呼籲，要制定兩黨一致的對華政策，他說：

「中國擁有12億人口，據預測，要等人口增至16億以後才會穩定下來，並且其核能力已得到證實。這一切對美國對外政策官員構成了極不尋常的威脅。中國太大，難以輕而易舉地加以遏制，因此將需要美國決策者給予高度、審慎而堅持不懈地注意，由於關係如此重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允許爭奪黨派政治優勢的狹隘鬥爭來決定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制訂一項取得公眾最廣泛支持的、兩黨都贊成的對華政策。」

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地位問題。中國目前的最惠國地位要在七月份延長，國會的很多議員贊成懲罰中國。問題在於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地位是不是對公認的普遍侵權行為的恰當的對策。

國務卿克里斯托弗4月19日在海牙與中國外長錢其琛會晤時告誡，如果中國能在實現尊重知識產權的諾言方面取得進展，將有助於政府與國會展開「非常艱難的鬥爭」。如果中國人拒絕停止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那麼政府寧願有選擇性地提高關稅作為懲罰，而不願實行全面的懲罰性制裁，即取消最惠國待遇。

邁耶最後說：「正如對外關係委員會在不久前的《對亞洲項目的政策報告》中指出的，中國人口的增加使經濟增長和迅速創造就業機會成為『希望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國領導人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他們將需要獲得對外貿易和投資機會。」

由於這次的台海危是由李登輝訪美引爆，李登輝訪美，是國會通過決議後，才由克林頓批准的。所以，在討論對華政策時，就不免檢討國會了。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格雷格．馬斯特爾在《商業週刊》（5月16日）發表題為《對中國問題辯論採取的新方針》中，就對國會有所「建議」。其文章內容如次：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國問題上，國會現在發出的聲音不大像是已破的唱片。在過去的八年內，每到5月底或6月份，國會每年都提出敘述中國過錯──侵犯人權、盜版和出售核材料──的一份長長的清單，並威脅要取消北京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在最的幾年內，這個例行公事是可以預測的，而且完全沒有信譽。不過，今年，一些國會領導人提出了處理美中關係中人們所關心的事情的新辦法。最有希望的辦法是讓國會要求在關於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擁有正式的發言權。

威脅要取消貿易最惠國待遇。對美國來說是個難題，因為這種威脅既不可信，也會不起作用。兩國都會遭受損失。況且，幾乎所有的中國問題觀察家都認為，中國不願意改變它持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也不願意在政策上作出其它根本性改變來消除美國要取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威脅。

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華盛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每年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辯論上，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許多實際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這些問題當中的首要問題是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十大出口國之一，到下個世紀初，中國在經濟上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但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在許多方面是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自由市場政策的。因此，中國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申請引起一些困難的問題。如果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得到恰當的處理，那就可能加強中國的經濟改革，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並促使全球經濟的增長。但是，如果讓中國按照自己的條件──也就是說，不承擔進行法制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義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就會產生廣泛的消極影響。那不但會失去比較自由的貿易的潛在好處，而且會嚴重損害世界貿易組織的信譽。

從這個觀點來看，國會在是否批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安排方面起正式的作用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是早就應該具有的。畢竟，憲法是贊成國會而不是責成總統負責制定貿易政策和確定關稅稅率的。

此外，在達成協議之前需經國會正式批准這條規定，將有助於防止是否有資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問題被用來作為在同中國的其它一些爭議問題上達成交易的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些爭議問題舉例來說有台灣的地位問題和中國出售武器的問題。

不過，國會應當小心謹慎，不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問題的辯論同與北京爭議的其它問題聯繫在一起。中國是強大的、獨立的國家。如果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僅僅在某個問題、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資格問題上的影響力改變江澤民先生在人權或台灣問題上的政策，那完全是不現實的。要求中國對貿易政策作一些具體的改變也許是適當的，但是國會如果提出一長串涉及許多問題的條件，不僅根本不會得到滿足，而且無疑等於是禁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健全安排的潛在好處。

由第七艦隊執掌大棒

美國的外交政策一向都是理性的、實用主義的、霸權主義的，處處以「美國利益」為主的，而從來就缺乏「善意」和「道義」，純粹的馬基維利，毫無道德可言。此次台海危機之所以爆發對華政策的討論，並不是尼米茲號和獨立號有效的嚇阻了中共對台獨的恫嚇，相反地，美國清楚的知道，一旦介入台獨引起台海戰爭，美國最後可能「羞辱的退卻」。3月份，中美在台海的軍事「比劃」，被嚇阻的是美國支持台獨的陰謀，被激起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保衛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昂揚鬥志。

美國的炮艦外交頓挫後，《華爾街日報》5月17日，刊出檢討克林頓對華政策的文章，文章說：

「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中最明顯混亂的莫過於對華政策了。由於缺乏起支配作用的遠見卓識，它先是朝著一個方向前進而後來又改變方向，朝另一個方向走。舉例來說，起初台灣總統李登輝不能訪問康乃爾大學，後來又可以訪問。先是說江澤民主席可以對這裡進行國事訪問，但是後來又不可以了。」

國務卿克里斯托佛在紐約發表了據說是一篇重要講話。令人遺憾的是，不管他說什麼，現在也沒有很大用了。美國在中國以及在亞洲失去了太多的信譽，因而克里斯托弗先生可以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闡明一個政策，並恪守這一政策。

政府執行政策沒有章法的隨便態度已經惹怒了中國人。現在所需要的是尼克森的對華做法──加強往來，更多地對話以及更堅決地採取一系列刺激和威懾手段。胡蘿葡加大棒的做法為我們很好地服務了20年，今天還可以發揮作用──比較可取的是，以最惠國待遇為胡蘿葡，由第七艦隊執掌大棒。應當發出這樣的信息：是的，中國是太平洋地區的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同樣的清楚的是美國在那裡顯然也有至關重要的利益。我們將讓你們進入美國市場，但是我們也要在亞洲駐有強大的力量。在著名的《上海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中，美國自己許諾實現台灣與大陸的和平統一。如果美國不遵守這一承諾，任何人都不會相信我們會尊守我們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承諾。

中國官員這些天似乎沒有那麼大的興致進行適當的討論，我們剛才簡要提出的那種政策有冒著對方發出更大怒火的風險，除非政府證明自己在處理國事方面的運作藝術比其迄今表現的要有所改進。

我們注意到，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問敘利亞20多次，而對中國只是在1994年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訪問。我們並不反對以國事訪問來對江主席表示敬意。也不反對美國總統去北京，承認一個代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併力爭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大國。

然而現實情況是，政府做的工作那麼糟糕，以致現時它大概做不了麼努力來消除對中國人的輕視態度。一項確實成熟的政策將必須要等到政府──不是在北京的政府而是在華盛頓的政府──更迭之後才會制訂出來。

乘空軍一號去北京

哲學家霍布斯說：「人之相遇也如狼」，只有在勢均力敵，可能兩敗俱傷的情形下，為了自利的目的，人才能妥協讓步，進而合作。美國威嚇遏不了中國的情形下，除了要「承認一個代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併力爭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大國」外，不得不又想起了前總統尼克森的名言──「我們簡直承受不了讓中國永遠待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的代價」。時移境遷，今天的中國又已不是尼克森說這話的1967年了，有識之士如季辛吉就體認到：「如果同中國敵對將成為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永遠方面，那樣我們就找不到盟友了。」所以，今日要「讓中國待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的代價」，很可能是美國得要付出離開國際大家庭的代價。

穆罕默德要「山過來」，山不過來，穆罕默德只好過去了。克林頓總統前國家安全政策顧問塔拉．索南沙因，和馬裡蘭大學教授瑪格麗特．皮爾遜，聯名在《華盛頓郵報》（5月19日）發表文章《相會在北京》，就建議美國總統當親訪北京。文章說：

不管明年誰入主白宮，不管是克林頓還是杜爾，都應該把訪問北京列入他新年的首批海外出訪之列。現在美中關係是令兩大政黨傷腦筋的問題，任何一位競選人敢於提出進行這樣的訪問大概都是令人吃驚的。

明年2月是尼克森訪華25週年。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使我們同北京的關係發生了從疏遠到「正常」的根本變化。歷史學家說，尼克森冒了風險，但是他又消除了風險，尼克森斷言，同中國建立關係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歷史證明他是對的。

總統訪華有什麼好處？首先，它可以用具體行動來充實兩黨關於中國具有重要戰略作用的言論。還可以該國內外看到美國在中國問題上意見一致，減少惡劣的言辭和兩黨的爭吵，訪問還有助於使這個國家不至向反華的方向倒退。

總統訪問可以使白宮控制對外政策。同中國的關係常常因為對外政策方面插手的人太多而被搞糟。

混亂的信號和多重的聲音使任何雙邊關係都難以發展。我們只有一位總統，而中國需要直接聽到他的講話。

總統訪問也是對東道國的尊重。國家元首在西雅國或雅加達開會期間會晤是一回事，美國總統乘空軍一號去北京則是另一回事。中國知道這中間的區別。總統在北京對話無疑會使人產生一種無形的受到尊重和可預料感。這是國際關係所需要的。正是這種互相尊重使一些國家能經受住不可能避免的緊張和衝突。

美國總統訪問北京還會給其他國家一個強烈的信號。在葉爾欽最近的北京之行以後，如果美國總統訪問，那就會提醒亞洲國家的政府，我們在該地區發揮著重要作用。朝鮮和韓國會注意到美中兩國都希望朝鮮半島穩定，在那裡有合作的歷史。台灣會注意到，我們大力支持並鼓勵它朝自由和民主發展，但是我們也主張海峽兩岸對話。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最後，總統訪問可以把中美牢固關係的兩個重要成分即象徵與實際結合起來。我們有機會闡述我們的輕重緩急和政策，給人以明確的概念，讓中國人知道我們的立場。

1967年十月，《外交》季刊登載了篇題為《越戰後的亞洲》的文章。作者說：「從長遠看，我們簡直承受不了讓中國永遠待在國際大家庭之外的代價。」這位作者是理查德．尼克森。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倣傚他的做法。

亞洲人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美國的對華政策還牽涉到美國的亞洲政策，亞洲在變化，美國的亞洲政策能不變嗎？《國際先驅論壇報》6月3日，發表《美國須學會與亞洲相處》，因為「自從五百年前葡萄牙人航行進入亞洲水域以來，西方人已經習慣告訴亞洲人該做什麼。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文章說：

美國可能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發生重大的衝突，因為沒有共同的威脅使他們團結一致。美國不像冷戰時期那樣需要朋友和盟國，現正用其經濟力量來迫使亞洲國家為其出口商品開放市場及朝西方民主的方向發展。美國的壓力正使亞洲國家認清它們的共同點，及幫助它們克服引起它們依靠地區以外大國的分裂。然而，美國與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是不可避免。東亞以出口為主的增長的必然結果是要依靠美國，並且容易受到其貿易政策變動的傷害。

然而，隨著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正迅速地發展，包括投資，美國的份額正在縮小。但美國仍然占東亞總出口的四分之一。東亞國家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如有突然或重大的減少，將會引起它們的經濟失調。

東亞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美國商人像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同行一樣認識到他們不能放棄這個市場，把它讓給競爭對手。正如亞洲需要美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現在需要亞洲。經濟力量的對比正穩定地朝著有利於亞洲的方向發展。目前對東亞特別是中國來說，美國市場仍然是重要的。中國是亞洲地區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日本。冷戰結束對國家之間的關係有深刻的影響。蘇聯的解體使美國能夠更積極地追求本身的利益，特別是在削減商貿赤字和促進人權方面。克林頓把這兩個問題與貿易掛鉤，威脅稱除非中國滿足某些與貿易和人權有關的條件，否則會取消兩國關係正常化後不久便給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地位。但正與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商人擔心會出現兩國之間的貿易銳減前景。

商業團體開展遊說活動，說服政府和國會把這兩個問題與延續最惠國貿易地位脫鉤。然而問題遠未解決。再過幾周國會再考慮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問題將又再次出現。華盛頓與北京之間在貿易與人權方面的危機再度出現，已經影響了雙方公眾的態度，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給兩國曾一度以友好和互利為特點的關係注入了懷疑和敵意。其他東亞國家領導人認為一個弱的和分裂的中國比一個強盛和團結的中國更加危險。目前他們視這個巨大的鄰國為一個機會而不是一種威脅。他們歡迎中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論壇和東南亞國家聯盟關於安全問題的地區論壇。人們對於華盛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提出高度要求感到很難以理解。

美國對東亞曾作出貢獻。它幫助這一地區改革，並把自己的一些價值觀念傳給這個地區。物質主義在東亞幾乎普遍地存在。但甚至在日本，雖然戰後在日本駐軍給了美國人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機會，但他們卻無法按照他們自己的形象來改造一個亞洲民族。全球化正變成經濟上的現實，但這仍遠遠未能磨滅亞洲文化。相反地，美國的壓力正使亞洲人意識到他們的共同點，他們抗拒西方個人主義，維護「亞洲」價值觀念的合法性。

亞洲人儲蓄高的高比率正是亞洲與西方文化差異的有力客觀證據，大力地促進投資和穩定地增強他們的力量。因此，任何按西方方法來改造亞洲國家的努力都不會成功的，會帶來引起與西方之間另一場衝突的危險。如果亞洲發現它們進入美國市場正受到限制，對美國的出口在下降的話，它們可能會被迫再尋找一種沒有亞太經濟合作那麼開放，但較具保護性的較緊密的地區性合作機會。如果削減是以人權或民主的名義來進行的話，它們這麼做便可能更容易了，因為亞洲人對這兩個問題的看法與西方人是截然不同的。

亞太經濟合作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它們受惠於東亞的迅速增長和達到克林頓總統於1996年提出亞太地區是團結而不是分裂的理想。但要達到此目的，西方人必須平等地對待亞洲人。亞洲人有權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為了繼續和平地生活和共享經濟迅猛增長的利益，太平洋兩岸的人民必須承認彼此間的不同點，以及互相學習。自從五百年前葡萄牙人航行進入亞洲水域以來，西方人已經習慣告訴亞洲人該做什麼。那些日子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亞洲國家正強盛起來，足以宣稱和維護它們的自主權。它們將自己方式，以它們自己的速度來發。任何來自外部干預的試圖可能會起反作用，甚至是危險的。

未來的歷史將會回答

美國的對華政策將如何演變，我們乃不得而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政治的季辛吉深知，美國的興起變更了英國支配全球的國際政治秩序，是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的震撼。美國支配的國際權力結構也必然有解構之一日。在70年代，季辛吉就高瞻遠矚的看到，世界的國際權力將由西方（美國）一元化，邁向美國、西歐、蘇聯、日本、中國的五中心化發展。雖然，現在離季辛吉秘訪北京（1971年）已有了25年，其間蘇聯已然瓦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強，但是，季辛吉的「五中心」說仍是現今國際權力發展的趨勢。美國要強居世界唯一支配地位發號施令，愈來愈顯得捉襟見肘了。

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否能教訓美國的「傲慢與偏見」，讓美國的外交政策回歸國際政治的現實和歷史的規律，或者美國一定要自不量力的維持其支配世界的霸權主義，而終於瓦解，則有待於觀察。

1987年，保羅．肯尼迪教授出版《強權的興衰》乙書，從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的觀點，分析自16世紀以來的世界強權，並預測蘇聯的瓦解，接著就是美國。1991年，蘇聯果然瓦解，下一步美國會瓦解嗎？未來的歷史將會回答保羅．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