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機的回顧與展望

過去幾年，由於兩岸關係日漸緩和，一般認為，僅管雙方政、經體制及生活水準的差異會使得兩岸之間長期存在著大小、程度、等級不同的摩擦和歧見，但兩岸兵戎相見的可能已經大幅降低。換句話說，歧見雖不可避免，但應不至激化成為對抗，摩擦雖會存在，但應不至演變成為衝突。兩岸關係或許已由早期的敵我矛盾「暫時」轉變為人民內部的矛盾。

但是，正當各界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稍微抱持審慎樂觀態度之際，台海局勢卻又急轉直下。1995年6月李登輝總統成功訪美以後，中共除了連續對台發表措詞嚴厲的抨擊之外，更採取了一連串的軍事演習。1996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之前，中共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更是達到高峰，飛彈試射範圍已經直逼台灣大門，台北開始積極應變備戰，一時之間戰爭頗有一觸及發之勢。

台海危機的成因

談到這次台海危機發生的原因，台北有台北的看法，北京有北京的解釋，由政經發展、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權力鬥爭、內政外交、誤判誤解都可找到理由，但恐怕都不足以解釋問題的全貌。兩岸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並非始於今日，中共的權力鬥爭更是所在多有，而兩岸政經的發展也只能說明衝突能量的積累，並不代表兩岸就該在此時，以這種方式發生衝突。問題的癥結恐怕多半出在更深層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上。

就以中共的權力鬥爭來看，台北堅稱，這是造成這次台海危機的主要原因。當然，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充其量而言，這只是部分原因，而且很可能是果而不是因，有人企圖在危機發生後將其轉化為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事實上，過去的實證研究一再顯示，當北京內部發生權力鬥爭的時候，中共對台北的言詞恫嚇（文攻）是有增加的跡象，但是實際作為（武嚇）能力反而降低。此時北京為了內部奪權，反而多半無意在台海地區另生事端，使問題更加複雜。

近年來，雖然台北官方一再重申，中共不等於中國，台灣反對中共但不反對中國，台北無法接受中共的意識形態、政經制度，但仍然堅持追求國家統一的最終理想，可是一方面由於實務上很難將中共與中國明確的加以區隔開來，另一方面台北當局近年的許多言行作法確實也有啟人疑竇之處，如由一個中國取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到目前的避而不談一個中國，支持澳洲主辦奧運以打擊中共，都增加了對岸對台北現行，及未來政策的不信任感。

至於台北為何會勇於打破兩岸間既有微妙的平衡關係，除了生存、成長的原因之外，其中還有幾個可能的因素。其中之一是李登輝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政府認為，中共定義下的「一個中國」根本是一個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台北既然鬥不過中共，於是決定另起爐灶；另外則是一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言，由於成長的經驗不同，李總統是透過日本人蔑視中國的角度觀察問題，對中國較少情感。對於前者，中共應該檢討，關於後者，台北或許也該反省。

更具體的來看，當局或許研判，儘管中共實力正在成長，但是北京仍苦於內外問題重重，內有官倒腐敗、國營企業嚴重虧損、景氣過熱、沿海內地的差距等問題，外有1997、1999收回港澳問題，都使得中共無暇他顧，不敢鬧事，台北必須趁北京勢力尚未崛起茁壯之前突破中共的封鎖，否則前景堪虞。換句話說，台北要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此之所以李總統會不顧官僚系統、學界、輿論的部分保留意見，積極推動重返聯合國運動、堅持赴美訪問的重要原因。

其實，為中華民國爭取合理的國際生存空間，讓台灣的經濟實力及政治民主適當的反映在國際舞台上確實是合乎台灣民意的要求，但是國人對於政府是否應該迴避一個中國的原則顯然也有不同看法，政府的現行政策不但激化了兩岸之間的矛盾，削減了彼此迴旋的空間，也造成了國內國家認同的困擾，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這正就是兩岸危機、當前困境的癥結。

雙方的鬥爭技巧

仔細檢討這次台海危機，我們們發現，北京的鬥爭策略是先穩住（改善）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然後全力處理和台灣之間的歧見，先讓台北感到有被出賣的可能，同時再以粗暴的文攻武嚇手法企圖逼迫台北就範，並將李登輝先生與台灣人民分開對待，讓李先生感到腹背受敵的壓力。北京採取的是「戰爭邊緣策略」，企圖以戰迫和，讓台北在戰爭的陰影下有所節制。北京至少成功的讓世人，尤其是美國、日本、台灣瞭解其對國家主權的堅持絕非兒戲，今後或許知所進退。

談到中共的錯誤，首先，1995年的飛彈演習北京恐怕多少期望李登輝先生因此放棄競選連任，1996年對台灣海域的導彈試射，中共或許希望能讓李先生落選，或讓其得票率低落，但是結果李先生不但不為所動，反而高票當選連任；其次，中共的演習增強了美國、日本、亞太國家對大陸的戒心；還有，北京的演習不但打高了台灣的國際知名度，凸顯了兩岸關係的不盡合理之處，也傷了台灣民眾的感情。中共所為未必划算。

在台北方面而言，李登輝先生堅持務實外交，台北絕對不在中共的打壓之下輕易低頭，但是由於兩岸幅員、人口、實力相差懸殊，於是在戰術上台北採取堅決不與中共進行軍事對抗的作法。因此，台北採取「你硬我軟，你軟我硬」的「危險邊緣策略」，當情況有失控可能時，台北就低調以對，當局勢稍見緩和，台北又採取較為強硬的立場。台北也成功的測試出中共的政策底線，凸顯了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除此而外，我們發現，李登輝先生成功的把問題轉化，把中共對他個人的批評轉為對台灣人民的整體攻擊，把北京打擊其參與選舉的行動轉化成是要破壞台灣的民主、自由發展，而且強調台海危機對區域安全的影響，讓區域內國家，如美國、日本、東協、紐澳都為此感到焦慮，以間接增加對中共的壓力，增強對台北的保障。這些都是台北，或至少是李登輝先生的成功之處。

當然台北也犯了不少錯誤。一是台北相信北京不會、不敢、不能對李總統的訪美行動有太大的反應，台北未能正確研判中共會有如此強烈反應；二是台北未能預見中共會主動推遲擬議中的辜汪第二次會談，在會談中斷之後，台北還誤判這只是暫時性的，不會對兩岸關係發生結構性的傷害；三是台北一再放話選後要積極改善兩岸關係，結果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台北可能也因為此承擔部分責任。

兩岸衝突雖非必然，但也絕非偶然

兩岸關係目前進入一種「暫時」的穩定狀態，但是問題的癥結並未解決。台北認為李總統的就職演說已展現善意，今後雙方關係的發展端賴中共方面善意的回應；北京方面則堅稱，改善兩岸關係的障礙仍在台灣方面，如果台北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行動，兩岸關係無從回到從前。

現在，台北方面以為球已在中共場內，殊不知北京卻認為球還在台灣這邊。台北避談一個中國，只希望在各自表述的原則下盡早重開協商管道，但北京堅持在台北沒有具體行動之前不作任何善意回應。雙方立場迥異，毫無交集可言，其中兼具鬥爭的考慮，和原則的堅持。衝突的種子已經埋下，僵局似乎隱然成形，兩岸關係未來發展令人憂心。

其實，根據國際關係的理論，貧窮、發展停滯並非引發衝突的主因，反而是社會的變遷、發展，如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現代化有激化衝突的可能，而且變遷的速度越快，發生衝突的機率也就越大。過去多年，兩岸雙方之所以能夠維持相安無事的局面當然有其主、客觀的原因，但或許也是在積累當前衝突的能量。兩岸目前的衝突雖非必然，但也全非偶然，可以說是經過了一個醞釀、發展、成形的過程。

過去，台北之所以沒有、不願積極挑戰一個中國的政策，強力推動重返國際社會有各種不同的政策考慮，但是隨著台北經濟實力的成長、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李登輝總統個人對某些信念的堅持，再加上此時中共國力已經大幅成長，有意展現實力，不願容忍台灣的「挑釁」行動，終於使得兩岸發生正面衝突。說起來，兩岸危機的產生有其遠因、近因，李總統的美國之行不過是導火線罷了。

兩岸衝突不易避免 但可不必訴諸武力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衝突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暴力、非暴力，可控制、不可控制，能解決、不能解決等等。牽涉到基本原則，如國家主權的衝突多半都是無法妥協、不能解決的。兩岸當前情況正是如此。不能妥協的問題雖然最後難免要面臨攤牌，但這並不意味就非要以武力的方式解決不可，涉案各方仍然可以將歧見盡量約束在可控制、非暴力的範圍之內，以逐步、漸進的方式尋求可能解決之道。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美國與中共的對立可以說是全然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但是雙方仍在1950年代初期同意擱置爭議，展開馬拉松式的華沙會談，迴避、延長攤牌時刻的到來，雙方後來並就所謂的「台灣問題」發展出一套雖不滿意、但必須接受的遊戲規則。台北、北京其實都應由此得到一些啟發，兩岸雙方過去似乎都在朝此方向努力，但最近卻因雙方處置不當、過當，讓情勢逆轉，實在令人遺憾。

根據學理，解決衝突可以透過科學的方法，對衝突的形態，雙方價值觀變異的情形，以及社會組織，機關架構及敵我雙方互動模式，－－等問題進行研究。美國學者費雪（Roger Fisher）主張，把衝突的原因由抽像的概念加以具象化，使其落實到可以具體處理的層面上，然後再詳細的區分為最小的組成部分，逐一的加以處理。此一觀點應可適用於當前的兩岸衝突，北京尤其應該仔細加以思考。

同樣的，多數學者都同意，談判應是是解決衝突相對較佳的方式，國際（如聯合國）調停也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在衝突可能逐漸上升之際，調停者「適時、適度」的介入，可以讓衝突雙方調整其原始政策目標。談判本身是一個過程，並不排斥競爭，斡旋的目的是在達成協議，而非任令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勝利，在理想的情況下可以是一種雙贏、多贏的結果。因此，談判技術、斡旋時機的掌握就顯得非常重要。兩岸或許可以共同朝此方向努力。

問題重重，僵局難解

西方心理學者在分析國際衝突時，提出一種所謂鏡象（mirror-image）的概念，認為當敵對雙方長期處於具有強烈敵意的對抗狀態中，就會形成一種固定的和歪曲的觀念，在雙方疑心極重的情況下，一方所採取的防禦性行動在他方可能視為挑釁行為，從而引起後者的進一步防禦性反應，而此一反應又恰恰證實前者的猜忌，於是雙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之中。當前兩岸關係正好符合此一描素，確實有令人憂心的道理，如果不能採取適當措施，情況可能愈發不可收拾。

不過，若由好的一面來看，我們發現，在這次台海危機的過程中，在囚徒困境的遊戲（chicken game）模式裡，兩岸雙方在衝突的最後階段都有迴避動作。中共表明只要台北不搞台獨，重返一個中國政策，雙方關係自能柳岸花明，而台北也放低姿態，停止演習，避免進一步刺激中共。台北覺得並無與中共進行軍事對抗的必要，而中共也無摧毀台灣的意願，雙方都無意（或無能？）把問題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事情仍有轉圜的空間和機會。

但如果就壞的方面而言，雖說台北由經濟、事務、技術性層面先行改善兩岸關係的堅持並非不能理解，但如果台北的目的並非要藉此解決問題，而只是要營造氣氛，拖延時間，甚至於有意、無意間讓北京誤會其中有分裂國家的陰謀或陽謀，造成中共方面的痛恨、猜忌，更堅持逼迫台北上桌進行政治談判，非把原則問題確定不可。目前，兩岸雙方在原則問題上都沒有絲毫讓步的跡象，短期內也無解決的方案。

對於這次台海危機，台北指責中共反應過當，表現缺乏理性，有關指控全屬無的放矢；但北京則認為台灣的政策發生偏差，背離一個中國的默契，觸動其政策底線，而且其中可能還隱含有國際陰謀，於是不得不強烈反應。台北當前要求、盼望兩岸關係重返危機前的情況，可是中共在台北未付代價之前已然不予同意。就目前看來，兩岸之間過去存在的微妙動態平衡關係已告打破，要再重返當年的情形確實有其困難之處。雙方都得有一段摸索、調適的時間，是福是禍且看未來發展。

可能的解決之道

兩岸未來只有三種可能，一是維持現狀，二是軍事衝突，三是談判解決。維持現狀的困難在於中共的壓力不斷，1997香港回歸，兩岸經貿問題日趨複雜，台北面臨短、中、長期的時間壓力，但是中共也有台灣由政治本土化、文化地域化而日趨獨立的長期隱憂。軍事對抗將毀掉台灣，傷及中國富強的難得機會，更屬下策，雙方都無意願，也無必要為此孤注一擲。剩下的理性解決方案只有談判一途。

在此前提之下，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政權利益、或黨派利益有所區分，界定國家的短、中、長期利益，分清那些是屬於核心、不可讓渡、無法妥協的利益，那些是雖然重要、但不妨讓步的邊緣性利益，適時（每三個月或半年）檢討、調整兩岸關係中敵我矛盾及人民內部矛盾之所在，試圖緩解雙方的對抗性利益，優先鞏固彼此間合諧性的利益。唯有綱舉才能目張，原則必須先行確立。

不管未來的兩岸關係是要以鬥爭為主軸，或以和平為優先，台北都必須慎選議題，對談判時、地、對象的選擇必須掌握主動。交互運用攻擊、防禦的策略，把握局部的優勢，拉長戰線，迴避決戰，避免攤牌。盲目的挑釁、一無原則的退讓既不符合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也未必有助於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台北絕對要有充分的政治智慧，掌握主動，運用台灣小巧、靈活的特性，民主發展的事實來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客觀的來看，若純就對敵鬥爭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如果適度的運用外力、不反對國際斡旋（但非干預），利用台獨的言論訴求（而非行動），以增加中共的壓力並非絕不可行。同樣的，利用北京內部的矛盾，培養友我力量，把握中共中央和地方的歧見，沿海和內地的不同發展，政治和經濟的不同的步調也非不可考慮。但台北必須絕對的小心，這其中有太多的風險，還牽涉到政治實力的問題，稍一不慎可能可能引火自焚，悔之莫及。如果台北自覺無此能力及智慧倒不如迴避的好。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對內、對外，或對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掌握充分主動，台北的大陸政策必須要有適度的可預期性，和一貫性，如此一來雙方才能在既定的規範中漸進的發展、改善關係。當局言行之間必須一致，官方立場應該明確，不能有所模糊。台北應該要有遠大的胸襟和抱負，以空間換取時間，發揮積極作用，苦撐待中共之變，而非一如中共所指控的苦撐待台獨之變，避免給中共任何誤判、曲解的空間和藉口，偏安江左的結果絕無善終。戒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