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解放中國人民的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

羅拉巴克接著說，「我相信，北京政府對人權的侵害、在西藏實施的種族屠殺、在緬甸建立附庸國式的擴張行為，以及在南沙群島的威嚇行動，在在均顯示中國的發展走向是錯誤的。除非我們現在就加以處理，並讓北京政權知道──而且應該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則我們將要付出代價，意思是美國及東南亞地區的人民均要付出代價。」

他又說，防止與一個反民主國家衝突之道即是要保持堅定、強大和維持原則。「北京政權必須瞭解，我們將不會容許它來恐嚇它的鄰國，它也必須瞭解，我們絕不接受它對人權的重大侵害。如果東協各國與美國合作，我們將可避免一場可能與中國進行的對抗。」

避免對抗即是圍堵的最高目的。如果任令一個軍事實力正在成長，而擴張主義及病態的民族主義正如脫韁野馬的中國不受任何阻遏與約束，到頭來美國仍免不了與中國進行一場熱戰，這樣的一場高科技戰爭，必將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

1995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亞洲戰略策畫人坎貝爾在華府發表演說，公開指出：「亞太地區今後在中長期內最令人不放心的，就是中國的興起，因此，美國有必要圍堵中國。」

「五角大廈」官員已公開表明美國軍事圍堵中國之政策，而做為牽制美國共和黨「新保守派」（包括代表日益傾向新保守派觀點的廣大中產階級及輿論界、學術界）所控制的國會和美國國務院的立場又如何呢？

1995年2月9日，娶華裔作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為妻的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羅德，在國會一項聽證會中說：「中國不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不過很明顯的是，今後幾十年，中國將變得越來越強大，因此，我們正在奉行一種政策，以便設法遏制這種潛在的威脅。」

1995年6月間，溫和敦厚的羅德助卿又一反常態，公開地說了一段重話：「美國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但是美中兩國成為長期敵人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可能不得不轉向圍堵政策。」

這位曾任駐北京大使的資深外交官系以非常謹慎、不會引起爭論的措詞來包裝美國的圍堵政策，這段話出自有「小季辛吉」之稱的羅德之口，我們已足以確定美國已在執行對中國的新冷戰，這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及蘇聯解體後逐漸形成主流觀點的「中國威脅論」轉化為「圍堵中國」實際行動的最佳證詞。

由於外交官員審慎的個性以及使用中立、美麗辭藻來包裝衝突的傳統，所以，我們看到的美國國務院是一個對中國顯現妥協、合作及拉攏的國務院，其實這只是一個表象，因為國務院只是一個對中國執行「胡蘿蔔與棍棒」策略中的胡蘿蔔政策的機關，它執行的正是新冷戰策略中「介入」及「和平演變」（從北京的觀點來看，是內部顛覆和笑裡藏刀）政策的尖兵。國務院所表現的只是美國要繼續擴張在中國市場的商業利益的一個機關，或者說，國務院執行的是柯林頓剛上台後所制訂的「全面介入中國政策」。

根據我們的瞭解，在李登輝總統訪美之前，一群國務院外交官員和一些亞太問題專家，在華府一次不公開的討論會中，重提冷戰時期圍堵中國和蘇聯的政策。與會人士一致認為中國已顯示具有向外擴張的野心，不過，他們在對於如何防止中國擴張一事，卻有不同的看法。一派主張重彈冷戰時期的圍堵舊調，另一派則主張對北京採取「介入」的策略。這兩派人馬辯論熱烈，沒有達成共識。這顯然也是目前美國對中國採行公開「介入」暗中「圍堵」的另一個肇因。

1995年6月27日，羅德助卿在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中作證，否認北京的指控。北京聲稱，美國正在強力支持台獨，因為這是圍堵工作的一部份，而美國也正在防止中國扮演強權的角色。羅德辯稱，柯林頓政府正在執行的是「介入」中國，而非「圍堵」中國的政策。

1995年7月24日，羅德在華府上美國新聞總署的「世界網」節目。他在接受印尼方面的詢問時，答道：我們不認為中國是敵人。另外，他在答覆東京方面所提的問題時說，「美國對中國的基本立場是『介入』，是建設性介入。這不是圍堵，如某些人所指稱或懷疑的。我們認知中國是一個地區性及世界性的重要國家，它將在下一個世紀變得重要，以可能的建設性的方式和中國交往是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的」。

1995年7月25日，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魏德曼（Kent Wiedemann ）在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事務小組中作證。他說，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已經對美國的根本利益有了重大影響。因此，在1993年9月，柯林頓政府制定及採取了一項「全方位介入」的戰略，以做為對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魏德曼表示，「柯林頓政府相信，與一個強大、穩定、開放、繁榮的中國發展和維持建設性關係最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我們要進一步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以使中國逐漸看到由於它遵循國際規範而獲得利益，不管是人權、反武器擴散或貿易方面。」

在「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急轉直下，氣氛變得嚴峻。表面上看，布希政府雖主張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但美國國內整個形勢對北京政權相當具有敵意，尤其是國會和輿論界，有點浪漫的「中國熱」已徹底在美國版圖上消失。柯林頓上台，雖然個人對北京政權相當不具好感，但是還是在接掌白宮後，對北京採取「全方位介入」之政策。不過，北京好景不長，在1994年美國期中改選，共和黨「新保守派」控制國會參眾兩院及接掌多數的州政府之後，軍事圍堵中國的呼聲成為美國對北京政策的基調，而經濟層面及文化層面的「介入」則變成輔助手段。

國務院官員，如羅德，在對中國政策上措詞的謹慎還來自另一層考慮，因為「圍堵政策」可能會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一旦採取了圍堵政策，則雙方的關係就會急轉直下，終而導致對抗或武裝衝突。如果先說「介入」，就有轉圜，就有彈性，並進而有對北京再就其威脅意圖與能力進行評估與觀察的機會，如果北京在這段觀察期間，繼續顯現蠻橫而不合作的態度，則再全面進行圍堵也不遲。就是因為審慎的國務院持這種觀點，所以美國政府與輿論有時會出現看似出爾反爾，前後矛盾，忽軟忽硬，忽冷忽熱的說詞，從某個角度看，新冷戰政策尚未完全成熟，從另一個角度看，則似乎純屬策略運用，亦即在某個特定時刻，軍事圍堵色彩較強，而在某個時刻，又是經濟介入及文化介入呼聲較高。

在前面提及的1995年6月27日眾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所舉辦的聽證會中，羅德助卿很坦誠地說，「圍堵是一個會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絕不天真，我們無法預測21世紀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我們可能不得不與其他國家重拾圍堵政策。但我希望不會，我們嘗試要阻止那件事發生，我們對這種潛在可能性一點也不天真，但是我們很誠摯地相信，要使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強權而不是侵略性的或搗蛋性的強權，最好的辦法是『介入』它。我們的政策乃是建築在一個穩固的現實基石之上：我們的前進軍事部署、我們的多項軍事聯盟以及我們與中國接觸的區域安全對話等等。我們藉這些方式來探測中國的意圖以及緩和我們的誤解。我們也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以迫使中國增加軍事透明度。」羅德又說：「那是我們的長程戰略目標，而全方位介入則是我們要達到那個目標的方法。」

有關這一方面，我們不妨再以同一個聽證會裡頭，太平洋美軍司令馬凱海軍上將（Adm. Richard C. Macke ）的證詞來補充。他認為，中國是否成為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要從它的意圖及能力去分析與觀察。他說：「能力，他們將會擁有，只要他們的經濟持續發展並支持軍事力量成長，則中國將會威脅亞太的和平。我們在這方面能做的可以很多。」接著他又說，「如果我們直接尋求對抗與圍堵，則我們將無法控制他們的意圖，可是如果我們與他們一起工作，那麼我想我們有可能辦得到。」馬凱在最後告訴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瞭解，我們尚未決定把中國視為必須圍堵的『下一個敵人』。」

助理國防部長奈伊也說，就威脅亞太地區的能力而言，中國的軍事能力很肯定地將會成長，至於威脅意圖，我們就無法探知，事實上，專家們在這方面意見分歧，但是有許多專家認為中國發展成一個對美國具有敵意或在國際事務上不負責任的國家並非不可避免。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採取圍堵的政策，你將把中國視為百分之百的敵人，你已經把中國可能變成一個友善的國家的前景毀滅，而且你基本上正在毀掉一個美好的未來。不過，如果這種努力失敗，倒退到圍堵政策是可能。

美國官員的審慎，於此可見一斑，他們都不太願意承認對中國的圍堵政策已進入實踐的初始階段。不過，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得到一個結論，現階段美國對中國政策，比較接近真實的陳述應該是：新冷戰及圍堵政策基本上已經成形，軍事包圍圈大抵已形成，但另一方面，經濟與文化的介入仍持續進行，以獲得加乘效果。也就是說，美國事實上已迅速地完成圍堵之部署，它已經跳過了政策辯論及理論構築的階段。美國的新冷戰政策其實在「六四」以後就開始萌芽，到1995年2月27日「東亞安全戰略報告」出現，可說大功告成。

前面說過，美國在執行「圍堵」與「介入」時，是一種平行及交叉式地運用，它們是「新冷戰」這場「十字軍東征」的兩個重要環節，不明就裡的人以為美國政策呈現反覆和矛盾，其實這是傳統的「胡蘿蔔與棍棒」軟硬兼施的策略與手法。

1994年10月16日，美國國防部長裴利前往北京訪問。從1980年以後，到1994年2月3日，出任國防部長之前，他已對中國進行了九次訪問。一般觀察家認為，裴利此次北京之行，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裴利強調此行繫於「六四」之後，為了推展美軍與共軍關係之正常化，美國軍方要協助中國軍事工業轉為民用，而且要促使中國軍事透明化，以減輕各國對中國軍事發展之疑慮。10月18日，裴利應邀前往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以「美中對地區安全情勢共負的『特殊責任』」為題，向共軍軍官發表演說。他指出，中國有些人認為美國視中國為威脅，或者至少是未來的威脅，但這絕非美國的國防政策，這種誤解更顯示我們需要彼此開誠佈公。他同時透露，美國國內和盟國中，也有人批評美國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

基本上而言，1994年以後，美國與中國進行的軍事交流與有限度的軍事合作，系出於摸底的動機，以進一步掌握共軍之實力與動向。不過，1993年蘇聯崩解後，美國方面在媒體上宣傳中國擴張軍備，但又突然在1993年底來個180度大轉變，轉而說中國並無選擇擴軍之事實，這其中當然含有軍售之強烈動機，否則很難自圓其說。而從1995年7月以來，美國各界又開始重視中國軍力擴張的事實，並指出北京對東亞秩序顛覆的危險性，雖然中國軍經實力預估要到十年後才可能會對美國構成立即而直接的威脅。

美國國內當然也仍不斷出現反對孤立及圍堵中國的觀點。此外，也有人認為「美國圍堵中國」的策略根本是空穴來風，子虛烏有，不過，現在卻很可能弄假成真。美國道瓊國際公司總裁豪斯（Karen Elliott House ）女士在一篇專文中認為，北京「無法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粗心與無能交織而成的急就章，北京內部決策圈把美國的無心之舉，看成來者不善。」Karen 的觀點，與我們大相逕庭，我們認為，現在的美國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低調白宮與強勢國會的雙軌制外交，亦即是「介入」和「圍堵」平行進行和交叉運用，它們是新冷戰的時代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兩大支柱，目標都是要再度為西方取得勝利，以維護和發揚西方的價值系統及建構理性和平的世界秩序。

1995年7月11日，美國與越南恢復邦交。表面上表現君子風度，但骨子裡充滿猜忌的北京，透過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表示，中國「一向表示樂見」美國的復交行動，「並一向持美越改善關係，同時希望此種改善措施，能有助區域和平穩定的態度」。北京是言不由衷的，它的外交詞令掩飾不了它內心的惶恐與疑懼。

為了維護美中關係，美國在宣佈與越南建交當日費心地向中國方面保證，美國承認越南將不會影響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柯林頓總統宣佈與越南建交後在記者會中說，「美國與越南建立正常關係之舉，當然並非針對任何國家。」當被詢及復交的決定是否影響美中關係時，羅德助卿指出，中國官方已發表贊同美越建立友好關係的看法，「所以，我認為中國是歡迎此項決定的……。我們今天所採取的行動背後並沒有一個『中國動機』。」北京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誠如柯林頓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於1995年7月20日，應「全美戰俘及失蹤軍人家庭聯盟」之邀發表演說時所言，美越關係正常化符合了許多美國利益。他說道：「柯林頓政府一直努力要建立全亞洲的安全聯盟。」在全亞洲建立安全聯盟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雷克雖然沒有明說，但大家都心理有數

美越復交，並進行軍事合作，以牽制中國往南海擴張的戰略構想，近年來陸續有人提出。1992年春季號《亞洲事務》期刊裡頭「美越關係正常化」的作者尼爾森（Kelley S. Nelson）即持此觀點。這位在「國際戰略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 ）擔任政策分析人員的學者認為，美越關係正常化將給美國一個在亞太地區創造新的權力平衡的機會。1994年2月17日出刊的《遠東經濟評論》（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封面故事，對越南加以專題報導。從事推動美越關係正常化的共和黨籍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 ）說，有一個經濟上能夠存活以便對抗來自北邊巨人的高壓策略的越南是美國的利益。」另一方面，越南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黎文邦則說，越南與美國在此地區就安全與穩定事務有許多相同的觀點。」

在美越復交前數日，華府的主流媒體《華盛頓郵報》在7月3日的社論中鼓吹「美國應與越南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以牽制中國。」在獨立紀念日前夕拋出這篇社論，顯然系為了替將做成的重大決定進行輿論準備。

柯林頓總統宣佈與越南復交之翌日，北京即透過它在香港的喉舌《大公報》發表評論。該報指稱，在北京與華府的關係因李登輝訪美而陷於冷卻惡化之際，柯林頓又迫不及待地宣佈與越南全面建立關係。這不難看出美國在對中國打「台灣牌」的同時，還企圖打「越南牌」，將南沙問題國際化。該社論又說，掌握亞太地區整體主導權的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潛在敵人，「千方百計地製造麻煩」，企圖「抑制」北京，「干擾」中國的發展。

柯林頓與越南復交的決定普獲民主黨國會議員之支持，但大多數共和黨籍國會議員則持反對之立場，來自亞利桑那州的麥肯參議員是一個有名的例外，麥肯在越戰期間是一名海軍飛行員，1967年到1973年之間是北越的戰俘，近年來，他與若干民主黨籍的國會議員攜手，為美越復交而努力。

在美越復交翌日，麥肯參議員應公共電視系統（PBS ）之邀，與羅德助卿一起上「查理‧羅斯秀」（Charlie Rose Show），就美越關係正常化一事發表他的看法。

麥肯參議員告訴主持人及觀眾說：一個強大的越南，一個強大的東協，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很顯而易見地，我們需要有一個反制的力量──不是對抗──以牽制逐步在伸展的「中國勢力」。

麥肯從來不諱言他支持美越復交的理由與動機，他相信中國的擴張將對美國產生威脅，他率直地認定，中國是具有侵略性的、危險的敵人。

緊接著美越復交之後，1995年7月28日，東南亞國協第28屆外長年會在汶萊召開，正式接納越南為第七個會員國，結束了越南與東協近30年來的意識型態分歧和軍事對峙，越南因加入東協，安全更形穩固，而越南也成了遏阻中國勢力南進的前線國家。

很顯然，美國第七艦隊正式重返金蘭灣的日子已為期不遠。在80年代末期，越南政府即在探詢美軍重返金蘭灣的可能性。現任的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馬凱海軍上將在1994年10月前往越南訪問時，和他的前任拉森海軍上將（Adm. Charles Larson ）於1994年1月訪越一樣，均曾向越南提出，華盛頓有意重返金蘭灣海軍基地。由於雙方均有此意，所以美軍進駐金蘭灣，維護中國海航道暢通及維護南中國海海域的和平之日應已指日可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