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爭取不作奴隸的權利

余英時反中國的言論在台北《中時》《聯合》兩報刊出後引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憤慨。台北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吳瓊恩接受本刊編輯訪問，批判余英時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歪曲，以下為訪問全文：

反台獨乃是反帝國主義

問：在後冷戰時期，原先被美、蘇兩極對抗壓抑下去的民族意識興起，而被冷戰對峙分斷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接續，是否能像余英時所誤解的，「反台獨難道就是反台灣？」「反分裂難道就是反民主？」

答：二戰結束後，兩大集團的冷戰形勢崛起，雙方鬥爭的焦點，在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之衝突。鬥爭結果，雖然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垮台，但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出現嚴重的危機，經濟不景氣，財政嚴重赤字，社會治安敗壞及精神生活的空虛，愈益明顯。

兩種意識型態的對立，都根源於一種思想的錯誤，即人類社會有最後真理或普遍性真理可以追求，其實這只是三百多年來牛頓物理學典範下所流行的世界觀。

因此，冷戰結束後，有的學者如日裔美人福山，認為歷史已終結，今後將是民主時代的來臨，這未免太天真了。不過，可以看出，後冷戰時期是一新秩序重組而尚未成形的空檔時期，無所謂極左與極右這樣二元對立的絕對性存在。Daniel Bell 認為社會條件的進步，使得意識型態已經終結了，這個看法並不正確，因為人類的階級鬥爭並未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已無法取得普遍性的真理特質，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皆無客觀的終極實體（Reality ）可以追求，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交往一方面基於互利互助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基於自保自助的本能需求，民族意識的興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尤其是中國，在她歷經一百多年來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集體記憶的作用下，面對國土分裂，國家尚未統一的情境，自然要歸咎於帝國主義的霸道所造成的悲劇。這種民族求進步的精神，絕非任何武力所能壓抑的。

台獨問題的產生，應追溯其源，若非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即使再衰弱，也是求合不求分的。台獨之所以成為問題，是中華民族內部有少部份人，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失望，不願再作中國人，而另覓他途的結果。但是，他們因缺乏獨立建國紮實的理論基礎，又不得不利用外國勢力，以逃避國共兩黨的壓力，因此給予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利用的機會，以制衡國共兩黨，所以台獨問題追根究柢，是國共內戰的產物，給予帝國主義有利可乘之機。

所以，反台獨乃是反帝國主義，切斷台獨的後援力量，它絕非反台灣，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的文化生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差異，國民黨喜歡就表象的差異擴大宣傳，其實，從兩岸中國人的「思惟傾向」（Mindsets）來看，根本同質性大於異質性。兩岸目前只有和平統一，才能避免反華勢力的挑撥利用，而台獨必須勾結帝國主義才有行動的能量，這根本即是反台灣的。

而台灣的民主建設，也必須在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凝聚精神力量。因為民主並非移植西方形式上的選舉就夠了，主要還需文化意識的提升，否則選舉運作的結果，必將弱肉強食，缺乏平等精神及責任意識。而文化精神的內聚力，當然要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否則依靠外來文化，未蒙其利，自己的思想精神先已四分五裂了，還談什麼民主建設。

《中國：下一個經濟超強》

問題是，經過一百五十多年來，中華文化的衰退，她還有整合西方文化的能力或生命嗎？如果沒有，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則是一句空話。很幸運的，從當代新物理學的發展，我們已瞭解到，中華文化的高明，的確有整合中西印三支文化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將在其他各點問題中提出進一步的解釋。

問：余英時認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已從斯大林式的「一國社會主義」轉向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以民族統一代替階級鬥爭」，請問這種說法有何盲點？

答：中國社會政治在轉型中，正如美國社會也在轉型中，這是後現代社會尚未形成新秩序的過程中。但是，余英時把中國社會的轉型，描述為從斯大林式的「一國社會主義」轉向為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點吾人不能苟同。余英時既未到大陸仔細觀察，又欠缺經濟學的觀點，才有這樣滑稽的看法。

如果要以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來觀察，則中國早已不是這樣的社會。但是，若把時光倒流20年至30年，當時的中國，的確比希特勒德國還糟糕，但現在已經不一樣了。曾經擔任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William Overholt博士在其名著《中國：下一個經濟超強》（China:The Next Economic Superpower, 1993）乙書中有這樣的話：

「20年前的中國是一幅極權主義的圖像，在控制個人的程度上，比希特勒的德國還要糟糕。……今天中國雖然仍是一威權體制的國家，但烏雲已開始散去。人們的言論已有相當的自由；甚至北京的政府官員在較陌生人面前，也可以尖銳地批評他們的高級領導人，這在以前必將處死刑。極權主義的面向已消逝，生產建設的時間較多，而政治課已少多了。較重視效率與專業較不重視政治的正確性。數百萬的外國人和台胞遊覽中國，傳播外國的理念。外國雜誌與新聞普遍可見，懂英文者也能在旅館的書店購買《亞洲華爾街日報》或《國際前鋒論壇報》。……政客與共黨機關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最近，黨提名的地方官員候選人，也常在選舉中落敗。」（頁86-87）

從以上的引文可見，今天的中國已非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可見余英時的「反共」偏見極深，他是先有這個「信念」（Believing ）才看見他所認定的「世界」圖像，所謂Believing is seeing 即是此意。

既然冷戰已結束，冷戰後的新秩序尚未形成，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或以學術言之，在實踐中創造理論，則現階段中國在邁向富強的程途中，反思批判過去，放棄階級鬥爭，以中華文化為基礎（江八點和李六條的主要精神）作為凝聚民族統一的精神力量，又有何不對呢？李登輝抄襲余英時的觀點，認為民族主義是對外不對內，這是一種無知，我未見政治思想史專家，有那一個人會說民族主義只對外不對內的，何況今天帝國主義尚未消失，有帝國主義就有民族主義，這是下面還要談到的。

問：余英時使用台獨人士標準修辭說中共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否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卻又期待透過落實「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來避免海峽危機，這是否緣木求魚？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政治合理化真能保障台海和平嗎？

李登輝偏要打破「現狀」

答：據我所知，中共目前的主要戰略價值，是先把經濟搞上去，不急著統一台灣或「併吞台灣」。換言之，維持蔣經國所留下的現狀最好，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促進兩岸的探親、旅遊、經貿和文化交流。等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有了相當基礎後，台灣自然要隨形勢向大陸靠過去。但李登輝偏要打破這個現狀，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把戲，他認為「務實外交」和「重返聯合國」是給台灣人民爭尊嚴，這其實是政治領導人的誤導。

一個人的尊嚴不是建立在他的「外在價值」上，有錢有勢而無文化教養，是不可能贏得「尊嚴」的，君子是「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莊子），君子也是「不怒而威」的（荀子），中華文化所謂的尊嚴是建立在「內在價值」的基礎上，「內養足，不怒而威；內養不足，怒而不威」。所以，台灣把尊嚴建立在「外在價值」的爭取上，而又不自量力，行其所不能行，這那有什麼尊嚴可言？這簡直是「蚍蜉撼大樹」的作為。也可見無道的政客，內養不足，根本不知尊嚴的內在價值是什麼？一味地往外追求，其實只是自卑心理的反射而已。

所以，如果想要走「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路子，不僅在國際上走不通，更增加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和危險性，這是中共的底線，說穿了就是「你要不要做中國人」的問題，而中國只有一個，雖然現在有兩個國號，但那是政權意義的國號，是一個中國內戰尚未結束的產物，要結束內戰，或要求和平，這是兩岸中國人都衷心盼望的一件大事，如果不幸要走分裂的路子，那很簡單，台灣朝野上下有沒有決心打這一仗呢？

台灣的本土化，如果是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本土化，批判選擇美日或其他外來的文化，則應能維持兩岸的和平往來，良性互動。台灣的民主化走得比中國大陸快一些，但如果只停留於「黑金政治」，或缺少「責任意識」的憲政制衡架構，則這種民主化是無法贏得全體中國人的信賴，也就難以「以理造勢」了。如果這種民主化，同時也是脫離大中華民族主義精神的話，不但無法凝聚文化意識的上揚，它將永遠得不到中共的認同，兩岸也就永無和平可言。

問：余英時說大陸和台灣今天都不存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難道軍事─政治殖民主義之外，文化帝國主義、傳播帝國主義與電子殖民主義等文化霸權不是一種變相奴役嗎？

答：從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有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帝國主義四種，二戰以前這四種帝國主義都存在的，冷戰時則是意識型態的鬥爭最為激烈的，冷戰後雖然已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立鬥爭的情況，但文化上的鬥爭已然開始，Huntington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即是一例。

「西方不能壟斷一切價值」

南方朔在《戰雲下的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明報月刊》，1996年3月號）乙文中說得好：「第三世界國家在近代普遍深陷在一種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中，它只會被西方強權所定義，自己則缺乏權力來定義強權。」美國思想家Edward Said 也說：「除非現實的權力關係出現改變，否則後進國就只能局限在這個說法和那個說法之中，而無論那種說法，都只不過是舊說法的反芻。」（轉引自前揭文）亞非民族主義其實只是對歐美宰制的反應而已，現在雖無殖民侵略問題，但爭取解釋權的文化鬥爭則為當前的現實。新加坡李光耀反對西方媒體的壟斷解釋權；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說；「西方不能壟斷一切價值」；Huntington在1993年夏季提出儒家和回教文化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化，這都說明了政治、外交、經濟、軍事的鬥爭，其利益衝突是表面現象，各文化內在的深層結構，或世界觀，或典範（Paradigm）的鬥爭才是本質，這一點下面還會談到。

但是，亞非拉丁美洲百年來的痛苦經驗，已經得到啟示和覺醒，外來勢力的干涉與外來文化價值的壓迫，使他們失去自主性，以中國為例來說，中國人忽而西化，忽而俄化，都是徒慕外來文化，對自己的本土文化失去信心，才有「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的破壞傳統文化。方法學大師Paul Feyerabend 在批判西方的科學沙文主義和理性主義之後，認為現代人也必須尊重原始人的世界觀，現代人的世界觀並不一定比原始人的世界觀優越。

現在美國人也犯了這個毛病，總以為人家反美不理性，他老是以他的民主、自由、人權、智慧財產權、環境生態等理由干涉第三世界國家，喜歡把民族主義視為不理性的、盲目的反美，在這樣的情況下，李登輝從政治利害反對民族主義，我們可以理解。最沒出息的是余英時，他仍與西方一鼻孔出氣，說來說去都是為西方文化霸權合理化，企圖說服亞非國家默認這種文化霸權的流行。其實追根究柢，當代西方文化霸權的盛行也不過三、四百年的事，沒有理由會永遠盛行下去的，隨著美國近年來經濟嚴重的不景氣，她的定義權也將逐漸衰弱。

問：美國1972年雖在《上海公報》確立「一個中國」原則，但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卻明示要和平演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後冷戰時期更提出所謂「全面牽纏」（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請問這是否一種文化霸權的強制，要中國人接受「美國價值」？

答:這當然是一種文化霸權的強制，美國對中國已無法採行有形的圍堵或封鎖政策，但無形的滲透，從文化上滲透美國價值，將中國的發展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則是持續不斷的工作，這就是文化帝國主義，余英時還說帝國主義侵略不存在，簡直是睜眼說瞎話，不得不令人警惕他的心機深沉。

1907年老羅斯福總統正式退回庚子賠款，以培植中國留學生，通過對中國將來的領袖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控制，將中國的發展掌握在他們手中。美國對余英時，日本對李登輝都是這樣的產物。真正瞭解中國文化的人，他在方法論上必是超越實證主義者，對儒釋道的內省真理（Intentional Truth ）必有真修實參的體悟，這種人也就不易成為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俘虜。

美國價值受到挑戰

1991年12月7日，前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在哈佛大學的「艾可論壇」（ARCO Forum）表示：「我們提供獎學金給中國學生，邀請政府官員來美國等作法，就是要和平演變中國大陸。」

1993年夏季，Huntington發表《文明的衝突》，也是警覺到「美國價值」已受到儒家和回教文化的挑戰。美國人總以為他們的文化價值有其普遍性、永恆性，這是一種盲目的我執中心主義，20世紀的新物理學已啟示我們，科學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追求接近真理（Verissimilitude），一切的文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在不同時空條件下而有其相異的意義，這也是釋義學（Hermeneutics）給我們的啟示。

美國人的口是心非也是有名的，其文化戰略更是深謀遠慮，試看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報》原來的記載：

There are essen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ir social systems and foreign policies. However,the two sides agreed that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systems, should conduct their rela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non-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

既然雙方都應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但讀者請看1993年1月13日美國國務卿Warren Christopher所說的外交政策：

Our policy will seek to facilitate a peaceful evolution of China from communism to democracy…

這就是美國價值的文化侵略，中國人不需要美國人的干涉，或和平演變，中國歷經一百多年來的慘痛教訓，即使不走共產主義，也不必美國人來指點走什麼路，何況美國的民主選舉愈來愈商業化、廣告化，也愈來愈缺乏責任政治的實質內涵，美國的這種遊戲規則有其普遍性嗎？茲介紹美國賓州大學K.H. Jamieson 博士的名著《骯髒的政治》（中譯本，李昶誼譯，1996年3月，鹿橋文化公司）即一目瞭然這種民主政治之虛偽假象。

中國有悠久的文化，有豐富的治國經驗，西方政治經驗的優點，我們都要學習，但首先要對自己的文化價值有信心，從傳統出發，再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風土人情的政治制度，我們不需要美國人來和平演變，美國人這種自大心態，就是孟子所說：「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美國人應先把自己的經濟搞好，青少年問題搞好，種族糾紛搞好……你自顧都不暇，還有時間和平演變他國的內政？這不是笑話嗎？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美國價值乘虛而入，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可說是「美國價值」滲透中國的成績總驗收，這一代中國青年還以紐約的自由女神像為精神標竿，可見思想和精神仍牢牢地掌握在美國人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民主自由，應是中國人思想的精神獨立後的創造物（Artifacts），這一點不可本末倒置。

問：美國自50年代即與中共秘密接觸，上百次的華沙會談，始終因中共抗議美國佔領台灣，干涉中國內政，要求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推遲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這種堅持有無意義？

如此還像個中國人嗎？

答：這種堅持當然有意義。國共鬥爭根本是一內戰嘛！不管雙方的國號是什麼，都不能改變這一內戰的本質。國共內戰歷時甚長，數十年來也都各自依恃外國勢力的介入，不過當中國民族主義覺醒時，自然體認到外國力量不足為恃，只有自立自強，才是自救之道，這是中華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結論。所以，一個中國原則應是國共雙方所共認的原則，在1979年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前與之後，都是一個中國原則，只不過代表這一個中國者有所更換而已，這也是政治的現實。

美國人不是支持民主國家嗎？但在「國家利益」（注意：不是民族利益）的考量下，他還是不得不向中國「磕頭」，1972年的《上海公報》，還不是為了聯中以制蘇，現在中美合作，搞垮了蘇聯，雙方的鬥爭自然會浮現出來，原來的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因此經濟戰和文化戰就冒出來了，什麼智慧產權、人權、文明的衝突等等，都是這一鬥爭的現象。而在這一鬥爭中，台灣是一可利用的牌，台灣何去何從？如果還看不出中國人崛起的機運和美國勢力衰退的徵兆，甘願成為美國人的一張牌，遲早不得好下場。余英時說中國人「羨憎交織」，其實，美國人正走下坡，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呢？當然也不值得憎恨，中國只要對本國文化有信心，今天不必要憎羨他人了，埋頭苦幹，繼續努力，21世紀的中國人很有希望和機會出頭天。台灣只有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才有真正的前途。那些受洋人思想洗腦，精神已被俘虜的官員，最可悲的一點是，滿腦子只有權力慾，一點中國文化的興趣和認識都沒有，如此還像個中國人嗎？

問：美國既然在文化和經濟上採取「全面接觸」，培植親西方的領袖，以和平轉化中國，這可說是一種精緻的帝國主義，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應如何因應？

答：從前面所提美國的文化戰略可知，今日世界仍存在著比軍事帝國主義還可怕的文化帝國主義，他們美國人想洗中國人好幾個世代的腦，真是可怕啊！

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過去他們的資本家在國內如何洗別人的腦，今天就會重施故技，用來洗別國的腦。

義大利哲學家Antonio Gramsci（1891-1937）就提出「意識型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這個名詞。統治階級透過強調維持秩序、權威與紀律的需要，創造並持續這些信念系統，以求權力運用的正當性，並有意地使抗爭和革命的可能性消弱。其作法是在學校、家庭與工作場所，以意識型態的霸權來促進統治階層無形的權力運用，攻擊或灌輸工人的意識。因此，意識已非抽像和精神的東西，它是具有政治目的的具體力量。

Gramsci這個說法，可以提醒大家瞭解到美國今日搞和平演變的把戲。民族主義不僅是因外有帝國主義而起，它對內更有喚起民眾，爭取民族自由，以求思想解放的意義。

西方羨憎交織的情結

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人類這三、四百年來，是西方文化取得優勢的一段時期，其特徵是擴張的、進取的、苛求的、競爭的、男性主義的、理性的、分析的；而中國文化較重視的特徵如內斂的、回應的、保守的、合作的、女性主義的、直觀的、綜合的等暫居下風。

所謂美國價值，如果仍未認識到牛頓物理學典範所帶來的那些價值觀念有其局限性，其發展的勢用已呈筋疲力竭，而仍繼續發揚，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沒有出息的。現在她已在經濟不景氣，財政嚴重赤字，政客狡詐虛偽，青少年吸毒性氾濫等問題上，逐漸在腐蝕美國文化的精神。如果他們能覺醒新物理學典範下的哲學意義，如海森堡（1901-1976）的「測不准原理」和普裡高津的「混沌理論」，都是東西文化會通的思想起點，從而採取互補互利互通的措施，在全球化已然來臨的21世紀，雙方平等交往，相互借鑒，不要自以為是，老提「美國價值」，則雙方有水乳交融的可能。而中國文化本來是走美學欣賞的態度，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值得各民族、各文化相互學習。中國文化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但此為「無為而無所不為」之意，並非西方「有所為而為」的工具理性的態度。

問：余英時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話，是中國人對西方「羨憎交織」的民族情結的具體表現，中共正挑動並操縱此一情結，你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答：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那裡是中國人對西方的「羨憎交織」的情結。我要說，此一情結早已成為過去式，就好像余先生指中共現在轉化為希特勒式的政權，早已成為過去式，可見余先生的偏見極深。

中國人百年多來，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欺侮，余英時為何對這種霸道，慘無人性，毫無民主人權修養的作法，不作一語譴責，反而責備中國人羨憎交織的情結。儒家講中庸之道，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對西方人霸道的作風，恨一下有何不對？而他們的確有許多地方比中國人進步，羨慕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們羨憎交織的情結有過份嗎？相反的，美國人「羨慕」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商機，「憎恨」中國人日漸富強，經常有意無意地提出「中國威脅論」、「和平演變論」、「分裂中國論」、「文明衝突論」這些不都是嚴重的西方人羨憎交織的情結？

何況「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話最早也不是中國人提出的。本世紀初，美國老羅斯福總統就曾說過：「19世紀是地中海世紀，20世紀是大西洋世紀，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歐美投資家看到中國大陸的崛起，既羨慕又感歎的說：「90年代這一太平洋世紀已提早來到了。」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對中國21世紀的崛起，早就有預見。

由此可見，20世紀初期，中國人忙著對抗東西方帝國主義，那有心情想到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必須是最近幾年，兩岸交流後，大陸的改革開放，有了這個客觀存在的遠景，才有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說法，這是樂觀的期許，自信的語言，豈是「羨憎交織」的情結？

問：中國最近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否為一可怕的力量，對台灣有威脅嗎？

答：兩年前李登輝總統把「委任直選」改為「公民直選」，甚至早在1988年李登輝和平繼任總統，中共並未興起什麼民族主義大潮流，中共並未害怕台灣的民主選舉，中國大陸也已實施地方上的選舉。中共所擔心者，台灣借民主選舉，搞脫離中國的把戲而已。

中共原來對李登輝懷有甚大甚好的「寄望」，但兩年前他與日本司馬遼太郎對話，充分暴露李先生的皇民化思想，這才激起中國民族主義蓄積已久的傳統因素，中共有操縱嗎？連海外民運人士，都激起民族主義了，中共反帝鬥爭反了一輩子，她能無動於衷嗎？所以把中國民族主義再度崛起，歸咎於中共的挑動和操縱，其心可鄙。

永遠支持當權派的余英時

從中國近代史來看，中國民族原本一盤散沙，孫中山民國13年講《民族主義第一講》時，還認為中國民族的團結僅及於家族和宗族，尚未及於國族。真正有了國族主義，是因日本侵華而起，這是誰逃逗的嗎？這是中華民族內在具有的文化內聚力的發酵。之後國民黨已國不成國，而新中國成立後，歷經韓戰、越戰、中蘇衝突等都有民族主義崛起的條件因素，只要有外國勢力的介入，就自然有民族主義力量的崛起，這也就是蘇聯會垮，中國不會垮的道理。今年3月美國想介入台海局勢，自然就有中國民族主義再度的崛起，以後都會如此，不需要誰來挑動與操縱。

台灣只要「認祖歸宗」，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沒有危險，如果要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或則表面承認，但裡子仍是依恃美國人或日本人的文化價值，則相當危險，兄弟打架，娘舅仲裁，誰也沒話說。如果要依仗外人外力，誰也不服誰，那就很危險。儘管你是喝洋墨水的博士，但中國人這個根本精神，必須吃透在心，才能開啟和平之門。

問：去年7月，以迄今年3月，中共的飛彈演習是一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嗎？

答：我沒有義務也不願意為中共講話。但作為一個中國人，請問你老兄，中共這三波的飛彈演習，侵略了誰的領土？沒有嘛！它只是打退美國霸權主義的心態，和台獨分裂國土的主張而已。可說只是點到為止，這仍然是百年多來，中國自衛性的民族主義，以保衛領土的完整，和主權的不容分割，這麼單純的思想而已。

余英時站在美國人的立場，有意誤解這種自衛性的民族主義為侵略性。他說：「至今中國人在潛意識裡，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事實。」真是豈有此理！中國人怎能不接受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呢？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爭的就是「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那些崇洋媚外的買辦政客和買辦學者，才會覺得中國人爭取不願受奴隸、宰制、壓迫的權利，是一種侵略性的行動，侵略到他們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特權，使他們的買辦生意再也做不下去了。

有買辦性格的人，永遠是支持當權派的人，余英時當年捧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文章，和現在捧李登輝的文章，都是同一性格的表現。他現在依附美國為生，捧美國的立場，也是這一性格的表現，將來中美之間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關係發生改變時，我們再來看看他會捧誰，這或許是一件十分有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