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李登輝在淡水國小的講話,侮辱中國文化,說中國幾千年都是「騙來騙去」。這番談話,對島內二千一百萬人來說,已耳熟能詳,司空見慣了。但卻引了海外華人莫大的憤慨,甚至有人引為炎黃子孫的奇恥大辱。
此外,他還曾誣蔑中國是「面子的文化」,並自詡他「突破」了「面子」去訪問新加坡。殊不知「面子」就是「臉」,中國是有文明的禮義之邦,當然要「臉」,要「面子」的。李登輝「突破」了「面子」去訪問新加坡,還有「臉」,還有尊嚴嗎?
又如,他老忘不了皇民化教育,誣蔑中國為「不文明」。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還稱中國「尚不是文明的國家」。殊不知,雖各家「文明」之定義有別,但至少文明出現於城市的形成,希臘出現城邦,已形成文明。中國農業發明和定居,至少自神農氏開始;中國的城市形成,可溯自夏都古陽城,至少到商末周初的「封邦建國」,少說也有三千年。說中國「尚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這應當是李登輝「無知近乎勇」的創見。
如果李登輝只是豬哥亮,其不時演出的脫口秀,也就沒有理會的必要,但他位高權重,動見觀瞻,甚至「一言喪邦」,所以,我們不能不對李登輝的脫口秀有所澄清。
若我們說,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李登輝定會說,那是「騙來騙去」的。所以,我們願引述一些李登輝心目中「文明國家」的人對中國文化的評論,來答覆李登輝對中國文化的侮辱。
近代歐洲文明自文藝復興始,文藝復興的物質基礎厥為羅盤、火藥、印刷術,法國哲學家孔德在《實證學講義》中,曾以三大發明之歷史,說明近代進化之第一時期;並將此等發抈,歸功於東方的亞洲民族。
被尊稱為近代歐洲哲學之父的笛卡爾,他之所以能突破西方傳統哲學,就是跟他長期生活在荷蘭所接觸的東方文化有關,他所講的「理性」(Reason),和中國人所講「理」是一樣的。在他的名著《方法論》中多次提到「中國」,並說到:「在實際上,在中國人當中,也同我們當中一樣也有聰明人。」並沒有說中國「尚不是文明的國家」或「騙來騙去」。
被認為近代歐洲最博學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萊布尼茲不但受《易經》的影響,並直接論述中國文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版圖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再加上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李登輝崇尚近代西方文明,以皇民化之舌咒詛中國「不文明」,殊不知,實在是由於皇民化的「不文明」,而不知西方文明的代表老早已文明的說過,中國「遠勝於文明的歐洲」。
李登輝當然無知於「主權在民」,漢代谷永老早有言:「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正是「主權在民」。至少李登輝應該知道近代西方的「主權在民」來自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的第一號戰將服爾泰,服爾泰更是極稱:「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關於中國,只要聽到這種法律,我已不得不主張只有中國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了。」
鴉片戰爭後,中國地位陵夷,但有眼光和有深度的西方人士猶不敢小覷中國,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給德皇的報告中仍稱,中國戰爭失敗是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並稱中國人民的家庭組織和儒家思想遠勝於他自己的德國民族。
到了20世紀初期,中國已面臨豆剖瓜分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身歷維多利亞時代睥睨全球的英國大哲學羅素,卻在其出版的《中國問題》(1922)中說:「中國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獨立的問題,文化的獨立至少也與政治獨立同等重要。我在本書中試圖表明,中國人確實優越於我們。然而倘若他們為了保存自己作為一個民族生存下去而不得不降低到於我們的文化相同的水平的話,無論於他們於我們都不是好事。」
從西方大哲學家對中國文化的論述中,可見李登輝的淺薄和無恥。李登輝之所會這樣一再的輕蔑中國文化,除了他不能忘從小的皇民化教育外,也和他養成的「無教養之專家」(Uneducated Expert)背景有關。他完全沒有對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知識,但他卻握有絕對的權力,他有權力「教育改革」、「文化改革」,這樣的盲人瞎馬,童子操刀,能說這不是台灣人和台灣文化的悲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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