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又可笑的西方列強的御用文人

近來，中國的民族主義陡然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其中，主要承蒙余英時先生在年初海峽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發生問題﹐引來美軍艦隊大規模集結中國領海周圍的關頭，將這個問題推到前台，隨後，就有《中國可以說不》在北京出版﹑亞特蘭大奧運會電視轉播人非議中國和中國運動員引起留學生抗議事件，緊接著就是日本加緊侵佔釣魚島導致海外華人再次發動保釣運動，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目不暇接。發生在東亞以及圍繞著中國的這些事件，這樣密集地發生在短短的半年內，不能說是巧合，而沒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這個根源，有人看到的是事件背後有某些大國的地緣謀略，而余先生則抓住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余先生的文章中，把民族主義的各種刻板類型化的概念集之大成，它們無非是﹕民族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甚至是煽動性的情緒，有盲目破壞性﹔民族主義總是和獨裁相結合而排斥民主﹔民族主義就是對強大和力量的崇拜，它追求強權，最終必然發展成為沙文主義﹔民族主義動不動就翻出過去受外人欺負的陳年舊賬來作排外宣傳的材料﹔民族主義大多是受精英的操縱和利用，等等。既然余先生將諸多有關民族主義的類型化的乃至負面的議論一股腦地加在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頭上，因此也有必要對這些類型化的和負面的議論一一加以澄清，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真面目。

民族主義不等同於非理性和煽動性

將民族主義和非理性﹑煽動性﹑乃至盲目破壞性聯繫在一起的觀點似是而非。首先，人的本質就是複雜的情感動物。作為人都有平等﹑尊嚴和群體認同的需要，民族主義恰是出於人的這種需要。任何現代的意識型態，都有理性的因素，也有感性的﹑人文的因素。人類學和哲學的最新研究指出，連被認為是最客觀中立的自然科學，都蘊涵著帶有西方文化特色的一些根本預設。因此，沒有什麼所謂「非理性的﹑情緒性的民族主義」，和理性的﹑冷靜的個人主義和國際主義﹕這樣的二分法是不成立的。應該說﹕現代民族主義既有召喚人的平等﹑尊嚴和自強的本能的一面，也有理性地追求群體利益的一面。而個人主義和國際主義也同樣有類似的兩面性。比如﹕作為西方個人主義極致的後現代商業消費主義，在一些方面反而是動物性的和非理性的。其次，從歷史角度看，現代民族主義來源於18世紀法國大革命，它以「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性精神，和公民驕傲感取代舊制度中對國王的效忠和對封建等級的迷信，可以說，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代表了理性精神對非理性精神的勝利﹑民主對獨裁的勝利，而不是相反。至於將民族主義和非理性﹑煽動性﹑乃至盲目破壞性聯繫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是和本世紀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肆虐﹑以及勒邦的《人群》一書（書中認為理智的個體人加入到人群中就容易喪失理智）的影響有關。因此，應對不同的民族主義作具體分析。

兩種形同水火的民族主義

對不同的民族主義作具體區分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弱者的民族主義和強者的民族主義的區別。縱觀20世紀世界上的民族主義，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20世紀前半葉歐洲法西斯國家的民族主義，和20世紀下半葉非西方不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假如說，18世紀法國大革命中民族主義的主旨是確立民族國家的主權在民和公民平等，那麼，1848年在全歐洲範圍內發生的革命中，歐洲弱小民族以表達自己的民族意識的方式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壓迫，它代表了現代民族主義的另一個主旨，就是受壓迫的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抵抗。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意識，是在飽受強大外敵的百年屈辱﹑宰割之下，在「最危險的時候」奮起抗爭中形成的，孫中山先生遺囑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呼籲，道出了中國民族主義以弱抗強﹑爭取平等的真諦。二次大戰後，民族解放的大潮席捲了亞非大陸。究其實質，無非是1848年歐洲革命的理想波及到歐洲之外的世界。然而，現代民族主義誕生地的歐洲白人，當時已經是主宰世界的強權，這一次竟然站到了民族解放的對立面。從馬志尼到列寧到甘地，都認為，民族主義產生和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一群人感受到了外來勢力的集體壓迫。這種先有民族壓迫，才產生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就是所謂「弱者的民族主義」。應該說，近代以來，民族主義主要是弱者所有的一種意識，唯一的例外，就是20世紀產生的法西斯主義，它屬於「強者的民族主義」。也應該看到，現代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乞靈於民族主義，而是依靠另外一些抽像的意識型態，如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後冷戰時期西方的「有限主權論」﹑維護人權等。弱者的民族主義和強者的民族主義的區別，就是前者在最根本上，是同情弱者﹑聯合弱者，反抗強權的，而後者在最根本上，崇拜力量和強權，是一種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沙文主義意識型態。當前蔓延歐洲的新納粹運動，繼承了法西斯理念，除了排外言行外，更有對婦女﹑老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的蔑視和迫害。相反，由孫中山先生首倡的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提出「五族共和」﹑「耕者有其田」等平等主張。中華民族在自身解放過程中，也使歷史上受壓迫的少數民族提高了地位。1959年以來中國整理出的藏族史詩和文化史料，比達賴和領主統治期間的要多得多。同樣，在中國境內保留下來的蒙古族語言文化要比外蒙完整豐富得多，以致已經改用俄文字母的外蒙今天要從中國來引進蒙古的民族文化，從古籍到電視劇。將民族主義一概歸納為沙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型態，是將強者民族主義和弱者民族主義相混淆，這如同混淆了魚目和珍珠。

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也非像余先生所論的是那樣簡單的排斥。假如我們捨棄西方極端狹隘的﹑經常是帶雙重標準的民主觀念和人的權利觀念，應該看到，二戰以來第三世界地區民族主義的興起，大多是為其廣大民眾帶來了更完善的權益，在趕走外來殖民統治者的同時，給原來生活在傳統部落﹑宗法﹑和帝王制度下的人民帶來現代教育﹑衛生和公民權利。和西方殖民主義辯護者的宣傳相反，第三世界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生存﹑溫飽和發展權利）不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恩賜，而是被壓迫民族自主意識的覺醒﹑為驅逐帝國主義而艱苦鬥爭的成果。

民族主義不等於簡單的排外

對中國民族主義一個最省事的指控，就是它「盲目排外」和「義和團心理」。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一個歷史上受壓迫受欺凌的民族，假如對過去的屈辱歷史不能忘懷，那麼一定是因為歷史的宿債並沒有償清，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遺留下的不平等的關係依然存在。第三世界國家在贏得政治上獨立後，仍然不得不和後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作長期的艱苦鬥爭，就是因為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仍然保持著軍事干涉和經濟滲透的巨大優勢。中華民族和所有曾被西方欺凌過的民族，並不比任何其它民族更排外。對某種外部勢力的警惕和防範，恰恰是因為那個外部勢力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舉個例子說，蒙古人曾經粗暴統治過中原漢族人民，然而，這些舊事已經不再是現代中國人民心中的疙瘩，因為，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後代早已和漢族生活在一個融洽的大家庭裡，來自草原的鐵蹄早已不構成對現代中華民族的威脅。相反，日本帝國主義給近代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仍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個中心話題。這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陰魂，使中國人民不敢忘記過去，不得不保持警惕。首先，日本侵華的直接禍害至今仍在持續著﹕日本侵略軍的上萬枚化學毒氣彈還遺留在中國，二戰結束以來，生活在存儲化學毒氣彈地區附近的中國居民已經有多人中毒死亡，更多的人受到傷害﹑落下殘疾。日本的擴張本能以經濟超級大國的面目向前殖民地捲土重來。日本1955年的軍費已達五百億美元，是中國的七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軍事開支大國。在最近的釣魚島事件中，日本更表現得其勢洶洶，凶相畢露。中國人民假如忘記了過去的外侮，就等於無視今天眼前的危險。從更廣的範圍來說，西方帝國主義對世界不發達地區的數百年殖民掠奪和奴役，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的殘暴侵略，是當今第三世界長期陷於貧困和動亂的最根本原因。只要這個歷史遺留下的不公正一天不解決，第三世界人民對西方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憎恨就無法消失。94年當美國白人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週年時，美洲各地的原著民舉行了抗議活動，告訴世界這五百年的白人統治是對原著民的種族大屠殺﹑大滅絕。這些美洲原著民仍然記著這筆五百年的老賬，並不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排外﹑更記仇，而是因為今天美洲大陸上的種族歧視﹑種族壓迫及其它各種不公正，直接關係到五百年前開始的大災難。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人民性

余先生正確地指出中國近代產生的民族主義是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受盡外敵屈辱的歷史有關。然而，緊接著余先生就把這個複雜漫長的演變過程歸結為受共產黨所「操縱利用」和「挑動」，並把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內容概括為「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這樣一個簡單醜陋的形象。只要稍微瞭解歷史的人都知道，在半殖民地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下，中共從幼稚的﹑不成熟的路線，摸索到一條正確的﹑成功的路線，是因為中共順應了民族主義的高漲的情勢，而不是中共挑撥﹑操縱了民族主義。同樣，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也從簡單的「滅洋夷」思想，發展成為有原則﹑有策略的思想體系。通過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孫中山先生最先提出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主張，這其中聯合的對象，包括世界上的一切進步力量和其它被壓迫民族，而打擊的對象則是國內的反動軍閥和外來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戰爭機器，而不再是簡單地以夷夏之別作為敵我標準。在共產黨執政下，中國人民在為維護民族利益與帝國主義所作的鬥爭中，對帝國主義國家和其它敵對勢力從來都會區別其政府和人民，而從不把愛國主義和民族仇恨用來敵對某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全體。中共在教育和宣傳中，從未有過任何單純的「反對美國人」或「仇恨日本人」的說法，而是向來主張「統治階級是反動的，人民是好的」。這個區別統治階級和人民﹑區別統治機器和個人的政策，反映在中共成功地改造血債纍纍的日本戰犯的作法上。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提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要走工農路線，到毛澤東晚年將階級分析方法和民族解放問題相結合，發展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中國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總結出了一套珍貴的鬥爭經驗，這樣的民族主義也最能夠避免精英的操縱和利用。余先生作為堅決反共的人士，竟然對這種走階級路線的民族主義避而不談。以統治階級相對人民﹑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相對被壓迫人民與被壓迫民族這樣的二分法看問題，余先生把所謂的「羨憎交織」心理加在中國民族主義頭上就顯得格外荒唐可笑了﹕作為半殖民地受壓迫人民，他們所爭取的目標，不是要模仿帝國主義﹑取代帝國主義，而是要徹底改變那種所謂「落後民族對先進民族羨憎交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際秩序，建立起各民族間真正平等的關係。

中國民族主義向何處去？

正如同中國現代民族解放過程中發展成熟的民族主義有以上的特殊性，今天面對西方圍堵情勢下再次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也有可能走上這樣或那樣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些人主張「發展才是硬道理」，似乎實力發展了，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國際的尊重。另一些人建議和這個或那個大國結成戰略聯盟，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列強中周旋。然而，近百年來，國際秩序中帝國主義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行為準則並沒有改變，世界財富的分配仍然是西方少數富裕大國佔有大部份」勞動果實﹑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加劇，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短期內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富人俱樂部。這就是說，從孫中山到毛澤東所創立的民族主義，仍然符合當今世界的客觀情況。中國為了專心發展經濟，有人想一心一意只和西方富國打交道，只和各國資本家來往，乃至從國際政治中抽身退縮，韜光養晦。今年美艦介入台灣海峽和釣魚島問題上日本的囂張，給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敲起了警鐘。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就是她半個多世紀前在民族危難中團結一心﹑奮起自救的一段經歷，而這個精神資源的根本特性就是聯合弱者和正義力量﹑走人民的路線。中國人民假如重新煥發當年周恩來組織萬隆會議時的精神面貌，重溫並發展和運用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就一定能戰勝西方的圍堵，並徹底動搖近代以來西方帝國主義支配下弱肉強食的世界秩序，也一定能夠把余先生所謂的「羨憎交織」的可憐又可笑的心理贈送給曾經不可一世的西方列強的統治階層和他們的御用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