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取歷史教訓、開創現代中華

值得注視的「社會文化現象」

《中國可以說不》一書自從今年5月出版以來，隨即在華人世界躍登為非文學類暢銷書的榜首，並在海內外引起廣泛的評論。一般多認為該書充斥情緒性的宣洩，說理不足，並有鼓吹民族沙文主義之嫌。其實，《中國可以說不》本來就不是一本學術論著，其成為暢銷書毋寧是一個值得注視的「社會文化現象」。該書作者毫不保留地陳述當代中國青年對鴉片戰爭以來的帝國主義的憤慨與厭惡。因此，唯有從歷史和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才能探視到這一「社會文化現象」的本質。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陣營即進入以意識形態為名，以恐怖軍備競賽為實的災難性對抗。美、蘇兩大超強主導的「冷戰」格局從此規範了整個國際政治的運作。當時，由於中國的共產黨革命多少帶有布爾什維克的戳記，解放後的中國大陸普遍被西方世界視為是蘇聯在亞洲的一個附庸國。1950年韓戰爆發，中共和蘇聯站在同一戰線與美國對抗，美國派出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美關係嚴重交惡。美國積極介入亞太地區的經貿活動和戰略部署，1954年美國一手促成的「東南亞國家公約組織」（SEATO） ，其實已有從經濟、軍事和外交上圍堵中國的企圖。

進入60年代，冷戰愈加嚴酷，軍備上的恐怖平衡危如懸絲，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從1961年的豬玀灣事件，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到1965年美軍全面介入越戰，在腥風血雨中，意識形態戰爭的荒謬和愚昧逐漸被凸顯出來。美國內部面臨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反戰、反政府的風潮四起，到1968年達到顛峰。反觀中共自1958年與蘇聯爆發意識形態的嚴重分歧，因此 開始有意擺脫蘇聯附庸國的地位，積極與亞、非新興國家結盟，並逐漸確立其為第三世界國家盟主的地位。1969年，中、蘇邊界爆發「珍寶島事件」的流血衝突，更使中、蘇關係降到冰點 。做為中國「頭號敵人」的美國，從此被蘇聯所取代。而在美國 內部也開始醞釀「聯中制俄」的構想。

自70年代開始，美國內部主張打「中國牌」的，政界以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為代表，學界則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最有份量。1971年，季辛吉秘訪北京，安排尼克森總統的訪華行程。費正清則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 ，指出「自1950年以來，華盛頓官方送到月球上去的人，比送到中國去的人還多。」嗣後又與60位知識分子在《紐約時報 》發表一篇公開信，呼籲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國際組織，尤 其是聯合國。同年，中共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之間也以「乒乓外交」開始正式往來。

戴高樂率先打破冷戰僵局

但是，中美之間真正建立互信，是在1979年的「懲越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於1979年元旦正式建交，1月底甫於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改革開放路線取得政治主導地位的鄧小平訪問美國。2月17日，中共隨即向越南出兵。顯而易見，中共對越南發動的這一場以懲罰為名的有限戰爭，事先曾徵得美國同意。相對地，美國在聯合國內部運作對越南實施嚴格禁運的決議，則是在中共支持下通過的。波布政權得以在聯合國繼續代表高棉，也是中美通力合作的結果。79年4月，中共更進一步通知蘇聯廢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從此以後，在國際爭端上，中共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形成全球性箝制蘇聯的態勢。

中共主動實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並與蘇聯漸行漸遠，事實上已預告以意識形態做為集團界限的冷戰格局將面臨瓦解。果然，在全球性箝制的戰略佈局下，蘇聯的軍費負擔愈益沉重，長達10年的阿富汗戰爭更使得莫斯科如同踩在蜂窩裡難以脫身，老化的官僚結構積重難返，國內經濟則急遽惡化。戈巴契夫雖於1986年拋出重建（perestroika）和自由開放（glasnost）的藥石，卻已緩不濟急。先是柏林圍牆垮下，東歐國家紛紛脫離蘇 聯老大哥的陣營，華沙公約組織形同解體；1990年，兩德統一；91年，蘇聯分崩離析。美國眼中的「邪惡帝國」自此從地球上消失得無影無蹤。

西起波羅的海，東至白令海峽，所有社會主義政權在骨牌效應下，幾乎紛紛應聲倒地。唯獨越南、中國和朝鮮不為所動。尤其是中國，早於1978年即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實質上擋住了骨牌效應，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瓦解後，美國去除主要敵人，成為世界獨強。這時，「中國牌」成為多餘，中美關係隨而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事實上，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始終奉行「反霸」的立場，因此刻意與亞、非、拉丁等曾受歐、美霸權蹂躪或殖民過的第三世界國家結 盟。美國則因其本土在戰爭中從未受戰火波及，戰後憑其雄厚的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馴然成為非共國家的盟主。若說它在非共國家中曾遭遇挑戰，那麼其一是來自法國的戴高樂，其二是來自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戴高樂堅持「民族獨立」政策，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接受美國的軍事指揮；率先打破冷戰的僵局，主張與東歐國家和蘇聯「和解與合作」；第一個承認中共，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至於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石油一直是最重要的戰略物資，油田卻長期控制在英、美、法等西方強權的手裡。1973年，阿拉伯國家覺醒，成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掙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東油田的操控，並以石油做為「武器」，用禁運、減產、調高油價等方式向西方國家施壓，終於爆發全球性的石油危機，導致美國99%的加油站被迫自動關閉，英國為節約能源，也不得不將每星期工作天數減為三天。

將中國當成主要假想敵

但是，美國和法國之間畢竟有其歷史文化淵源，矛盾不致太過尖銳。尤其戰後歐洲殘破不堪，百業蕭條，美國以馬歇爾計劃協助歐洲重建經濟，直到1958年在比利時首府布魯塞爾盛大舉行國際博覽會，歐洲才呈現了復甦的跡象。1960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立；到後來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基本上都是以北美、歐洲、日本為主的「富國俱樂部」。因此，美國即使與其他先進工業國家有矛盾，其溝通管道仍是相當暢通的。

至於美國與中東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由於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歷史上有其共同的淵源，在天文學、數學、曆法，回教國家對歐美曾有重大的影響，在小亞細亞出土的查士丁尼法典與希臘文版聖經對歐洲的法律與宗教生活影響至鉅。尤其經濟上歐美對中東產油國有能源上的依賴，中東則是歐美軍火業的最大市場。波斯灣戰爭甫結束，西方國家即向中東出售了五百億美元的軍火，其中美國佔據泰半。美國與中東阿拉伯國家即使有矛盾，但是其血緣較近的文化背景和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卻是永遠牽纏不清。

唯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獨特的文字，卻又與西方十分陌生。歐美國家始終覺得中國難以理解。即使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與西方逐漸接軌，但是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卻又很快脫離了西方的想像和掌握。加上中國又有一套與美國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主導國家和人民的生活。中國的壯大，使美國產生恐慌，即使還不致威脅到它做為世界霸權的地位，但中國的發展模式卻是美國所難以掌控的。因此，在美國產生了「遏制中國」的聲音，在冷戰之後重新規劃的全球戰略中，也將中國設定為主要的假想敵。

相對於美國的「遏制中國」論，《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馬上提出「反遏制」的主張：「在美國所採取的每一個遏制中國的步驟中，我們都必須針鋒相對，絕不能有一點點姑息與寬容。」這是典型的機械式反射動作，缺乏泱泱大國應有的主體意識，充其量仍是受到美國一舉一動的制約。全書充滿著太多類似的反射式情緒，缺乏縝密的分析和有效的對策性思考，也缺乏作者所說的，做為一個大國應有的「優容」。因此，五位年輕作者對後冷戰後時代的「情感及政治選擇」常常是「以戰止戰」、「以遏制反遏制」、「以貿易制裁反貿易制裁」……。如果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可以簡化為「以牙還牙」，那麼也不需要政治家的運籌帷幄，不需要外交家的折衝樽俎了。

確認自己在世界上地位

做為一個文化大國，中國首先要確認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地處東亞，根據已出土的、散佈在黃河中游的數以千計的部落遺跡，中華文化的歷史發皇已逾八千年。在長遠的歷史中蘊育出人文主義傳統和興亡繼絕的王道思想。中國最古老的經典《周易》，正是總結了上古社會實踐的智慧結晶，經過文王、周公、孔子的匯整和詮釋，形成往後樸實、敦厚、講人道的文化傳統，並不斷吸引周圍的族群融入華夏這個大家庭之中，如此凝聚力可謂絕無僅有。

中國和西方的接觸除了東漢時甘英前往大秦（羅馬），中途折返之外，始於蒙古西征和傳奇人物馬可波羅的記述。成書於14世紀初的《馬可波羅遊記》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並使得中國傑出思想家的作品成為歐陸啟蒙運動的原動力。啟蒙運動初期的健將，如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萊布尼茨（Leibniz﹐1646-1716） 和吳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都極力推崇中國文化，而啟蒙運動正是推動歐洲邁向近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自覺運動，這一運動扭轉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即使在經濟層面，一般人都以為「市場經濟」的概念最早是來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版於1776年的《國富論》。事實上，早在1758年，法國「自然管理學派」的經濟學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即在《經濟表》一書中提出自由市場的觀念，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絕對的，經濟個人主義和市場都是構成經濟生活的基礎；而市場法則是和自然法則一樣專斷的。魁奈更明確指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正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型態。魁奈和其弟子都承認其思想來自孔夫子的啟發。

歐洲啟蒙運動健將對中國的認識多來自耶穌會傳教士。耶穌會傳教士最早是16世紀隨著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東來；到17世紀，荷蘭和英國商船也接踵而至。當時，中國與西方是對等、互惠的交流，傳教士帶來天文學和數學，也將中國的典籍、制度介紹到西方。可惜在1723年，由於耶穌會傳教士介入清室奪嫡之爭，雍正皇帝頒布了禁教諭，從此東西方的往來阻絕了一百年之久。

中國原本是自給自足，雄據東亞的文化古國，但是自從1840年，東西方再度接觸，卻伴隨著鴉片戰爭的慘酷烙印。西方首度以猙獰的掠奪者面目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赤裸裸、大辣辣地對中國傾銷毒品。自1842年簽下《南京條約》之後，中國被不平等條約捆縛得幾近窒息。在這個時候，整個西方只有馬克思為中國說話。他在《紐約論壇報》一再為中國仗義執言，譴責英、法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傲慢行徑和不當掠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會那麼快在中國被接受，是有跡可循的。

一部被西方列強蠶食鯨吞的歷史

一部中國現代史即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中國的歷史。中國在長期的內亂、外患中，艱苦地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摸索著現代化的途徑。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巧取豪奪尚無警覺，1689年康熙在位期間，居然在三度勝戰的情況下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糊里糊塗地讓俄國拿走貝加爾湖到外興安嶺的大片土地。鴉片戰爭才使中國看到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而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條約卻已紛至沓來。清廷的積弱、顢頇，令人憤慨。逮民國肇建，英、俄、日三國居然還提出要脅，分別以西藏自治、外蒙自治和滿蒙五鐵路的路權做為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條件。

《中國可以說不》一再提及的西藏問題其實可做為清末民初帝國主義侵華的一個樣本。1877年，英國併吞印度，而西藏地處印度至中國的通商要道，英國乃處心積慮要控制西藏。以英國當時號稱「日不落帝國」的政經力量，印度都可以輕易吞下，染指西藏更是輕而易舉。1904年，英印政府進兵西藏，入拉薩城，屠殺藏胞一千五百餘人，達賴喇嘛出亡青海，藏人被迫簽下《英藏條約》十款。英國一方面在印度大力鎮壓印人的獨立運動，一方面則在西藏鼓動藏人脫離中國而獨立。英國勢力早已進入西藏，一旦西藏成為「中立國」，英國即可隨心所欲予以駕馭。

今日的西藏問題是帝國主義侵華所留下來的歷史餘緒。前不久台灣的國民大會開議期間所爭執的外蒙古問題，其實與西藏問題如出一轍。俄國利用清廷崩亡之際，於1911年鼓動外蒙獨立，並隨即於翌年壓迫「庫倫政府」簽下《俄蒙協約》，俄國藉此全面控制外蒙，排除中國勢力。後來由於國民政府抗議，幾經折衝，才於民國二年換約，聲明「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

英俄的侵華策略，都是「捨名取實」，名義上是爭取藏、蒙自治，實質是慫恿其獨立，而後使其成為自己的「保護國」。所不同的是，外蒙於1921年終被蘇聯軍隊佔領，而後於1924年正式宣告獨立。西藏則由於英國國力日衰而得以倖免。

「不沈的航空母艦」

至於五位作者不斷以激情口吻論述的台灣問題，事實上也在日、美帝國主義支配下達一百年。台灣在甲午戰後於1895年的《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1945年雖歸還中國，又由於國共內戰、韓戰爆發而成為美國霸權所「保護」。戰時，日本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向東南亞進行攻擊。戰後，台灣又成為麥克阿瑟所說的「不沈的航空母艦」，是西太平洋上防堵共黨勢力向外擴散的戰略前線。其實，早在1942年，美國「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委員會」即主張戰後於太平洋上建立一條起自夏威夷，經中途島、關島、琉球以迄台灣的防禦線，因此，台灣應由國際共管。這裡所謂「國際共管」，其實即交由美國管理。1950年韓戰爆發，台灣地位更形重要，美國乃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以增加其在太平洋防務的游刃空間。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六月說：「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復，與日本和平解決，或由聯合國考慮。」這裡，似乎又給予日本對台灣問題的發言權，使得日本對台灣仍存有不當幻想，因而不斷暗中支助親日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從中圖謀政經利益。1957年，日本外務省官員即明白表示：「我們可以等到下一代，台灣將成為另外一個國家，那時候，日本將自兩個中國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險。」美國亦暗中運作「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政策，以確保台灣做為美國太平洋防線上的一顆棋子。曾任美國副國務卿和駐印大使的甘迺迪總統密友鮑爾斯（Chester Bowles）即在1960年4月的《外交季刊》上撰文道：「一個獨立的中台國（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可以顯出一個非共的近代化中國社會之特異……我們最好不惜費時使台灣在聯合國內獨立的地位得到承認……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前途，關係到自由亞洲的前途，尤其是與兩個地理上的政治安定力——印度與日本為然。」

美國想在亞洲孤立中國

中國分裂的狀態的確提供給美、日許多背後操縱和私相授受的機會。琉球群島原是日本利用清廷窮於應付內憂外患之際於1879年強行佔領。二次大戰期間美軍佔領琉球做為軍事基地，而後竟在1972年未照會中國的情況之下，私自將琉球交給日本，日本並隨即將其劃為沖繩縣，併入日本領土。如今，有關釣魚台的爭執正是肇因於此。釣魚台距台灣東北角180公里，位於東海大陸棚前緣，為台灣附屬島嶼。只因美國私自將琉球群島交予日本，又加上釣魚台海域被發現有豐富石油礦藏，日本乃提出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帝國主義的乘虛而入、得寸進尺，於此又是明證。

美國在中國近鄰挑起的爭端不僅於此。為了遏制中國，使中國疲於應付，美國先是默許中國的懲越戰爭，之後又積極改善與越南的關係，並挑起南沙群島的主權之爭，以擴大中、越之間的矛盾，拉攏東協（ASEAN），意圖在亞洲孤立中國。

美國90年代的亞太戰略是針對中國而設計的：在國際上散佈「中國威脅論」，製造「遏制中國」的正當性；對中國則推動「和平演變」，意圖將社會主義國家轉化為資本主義國家。1991年7月，美國副國務卿鄒立克（R.B. Zoellick） 在東協擴大外長會議中，具體說明美國未來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以北、中、南三線撐起防衛架構。其中，「北線」指美國與南韓既有的聯盟；「中線」指美、日雙邊關係和《美日安保條約》；「南線」是美國與東協的良好關係和美國對菲律賓、泰國與澳洲的安全承諾。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此三線所形成的「新月形戰略線」所要圍堵的正是中國。同年年底，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外交事務》 發表《美國在亞洲－浮現中的太平洋區域架構》專文，更指出美國的亞太戰略是：以美國為中心所輻射出去，從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洲所構成的一孤形「扇狀圖」。這一「扇形戰略」也明顯指向中國。貝克稱其扇沿為「新圍堵線」。

至於美國的「和平演變」論，可以前總統布希的談話為代表。1991年底，布希訪問亞洲，行前在紐約發表演講，指出「包括北韓，實施社會主義專制的緬甸，以及中國，這些政權頑抗政治多元化的世界潮流，而且恣意散播危險的武器」。

關於中國部分，布希特別強調美國的政策就是：保持接觸以使之發生良性的變化，即「和平演變」。

「和平演變」是「顛覆」同義語

克林頓總統比布希更強調「經濟安全」的重大意義，他將催化中共政權「和平演變」的戰略分為三個層面：一、防止核武擴散，管制傳統武器，限制中共軍力擴張；二、藉由經濟組織如GATT-WTO（關稅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條約和規章，以及雙邊最惠國待遇以及「301條款」等，迫使中共進行經貿體制的改革；三、在政治民主化與人權外交的前提下，刻意凸顯台灣地位以及西藏問題的殊異性，讓中共因內部政治壓力及地方特質發展的差異而「分權化」，弱化其做為單一國家的整體力量。

美國所提出的「和平演變」，說白一點，即是要顛覆中共政權，並按照美國所想望的方向來重構其政府形式。其實，中共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即無時無刻不在調整其對內、對外政策，一方面彌補過去封閉的極左路線所造成的損害，一方面適應國際上新的政經局勢，努力與國際社會全面接軌；並希望透過有計劃的政策推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解放國民的生產力和創造力。中國並不反對「變」，但是以中國那麼遼闊的國土和那麼龐大的人口壓力，最怕的是「變」得亂了套，「變」得失去章法。美國以自己設定的標準，要求中國遵循特定的「演變」方向，而完全無視於中國的主觀意願，這若不是霸權心態作祟，就是忽略了文明國家在國際外交上對他國應有的尊重和禮儀。

前面提到的「和平演變」的三個層面其實是相當可疑的。首先，美國始終拒絕簽署絕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諾，擁有的核子彈頭又遠遠超過所有核武國家，又有何資格要求限制中國的核子試爆？美國要求中國接受國際組織的規章和條約的約束，可是又百般阻撓中國爭取西元2000年的奧運主辦權，始終不允許給予中國GATT和WTO的會員資格，動不動拋出停止最惠國待遇、祭出301條款的威脅，這又如何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與其他國家平等往來呢？美國時常提出人權問題做為談判的交換條件，其實是將人權工具化、形式化。《中國可以說不》所提到的吳弘達事件、孤兒院事件，都顯然有CIA 或主流媒體操作的影子。美國的人權主張，有太多的時候是「選擇性執法」。俄國總統葉爾辛炮轟國會、鎮壓車臣，死傷人數千百倍於－－已成為美國人權圖騰的－－天安門事件。可是美國毫不保留地支持強人葉爾辛，認為那是「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以俄國當前的狀態，一旦實施民主，就會變成無政府狀態。美國對昔日勁敵俄國的寬容，讓令飽受指摘的中國感到驚訝。

某種形式的宣洩

1995年，五角大廈做過兩次中、美軍事交鋒的模擬演習。結論是：按照中國目前軍隊現代化和經濟成長的速度，到20110年，若是美國的海、空軍在太平洋西岸與中國遭遇，則美軍敗北。中國解放軍也做過同樣的模擬，獲得一樣的結論。

關於這樣的結果，美國內部有兩種看法。一種是認為：中國成為下一世紀的世界強權，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因此，美國應及早理性地承認並接受這一事實，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應主動與中國諮商，兩國的合作將可以有效維持世界的和平。另一種看法是：美國既然在15年後即無法在軍事上屈服中國，那麼就應該把握時間，在15年內盡量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箝制中國，遏阻中國對外擴張，甚至找機會對中國開戰，以防患中國成為另一強權。

後者是典型的、妄圖以主觀意志改變客觀現實的帝國主義者的想法。前者代表的是美國內部理性的力量。我們應該透過有效的溝通，明確告知美國人民中國有愛好和平，及與人為善的文化傳統，以壯大這股理性的親華力量。反之，若任令《中國可以說不》的憤怒情緒和報復心理蔓延，則狂妄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將更有理由煽風點火，製造事端。

狂熱的民族主義常是歷史悲劇的來源。我們相信，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必有其理性的力量，可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會徒然地在媚外和仇外的情結之間搖擺不定。

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於1990年與新力公司老闆合著《日本可以說不》。但是石原慎太郎始終認為日本當年對亞洲鄰國的侵略戰爭是為了使亞洲擺脫白種人的統治，受日本侵略的鄰國應對自己歷史上的失敗負責，日本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對於日本的侵華戰爭，他稱之為「對支那進行大規模的進出」。《日本可以說不》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缺乏反思能力的悲哀。最近，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又到擺置二次大戰戰犯的靖國神社憑弔，正可以看出，日本這股狂熱民族沙文主義的逆流仍然蠢蠢欲動。

《中國可以說不》所表現出來的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憤慨，我們可以理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強權的欺壓和凌辱。長期的壓抑需要宣洩的管道，《中國可以說不》正是某種形式的宣洩，這也是它得以暢銷的原因。中國人的集體憤怒，美、日要負擔大部分的責任。但是，憤怒是一時的，和平與希望才是長遠的；在憤怒之後，我們對於中國的未來前途仍要冷靜面對。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幼兒約在二歲半至三歲半之間開始會不自覺地說「不」。這個階段，自我意識甫形成，常會很情緒化地說「不」，故意唱反調，以證明自己的存在。父母親若是只知權威地加以壓制，而不知適時地疏導，子女的自我意識無以發展，會轉為下意識或潛意識的反抗。同樣地，中國過去飽受列強巧取豪奪，經濟上任人擺佈。如今，在積極實施改革開放之後，經濟上總算獲得初步成就，於是自我意識形成，也不知不覺進入說「不」的階段了。此時若是不妥為處理，善加疏導，對於往後整個國家社會的心理發展恐將留下不良的影響。

說「不」正是說「要」的前提

其實，不知道說「不」，就不曉得說「要」，說「不」正是說「要」的前提。而一旦說「要」，也就牽涉到「自由意志」的問題。英文的Will，在動詞是「要」，在名詞則為「意志」。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乃是因為它能依循普遍的律則來「要」，而非如同禽獸一般，做漫無限制的「要」。正因為人的意志會「要」得合於思維的律則，會「要」得不自相矛盾，所以各個人的意志也才能「要」得彼此不相矛盾、「要」得彼此和諧並存。也就是從個人的私慾（I will）擴展到整個社會的普遍意志（generalwill）。合理的國家秩序也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同樣地，合理的國際社會秩序又何嘗不然？每一個國家就像個人一樣，也都可以「要」得與國際社會的普遍意志並存不悖，中國可以說「不」，正是中國可以說「要」的前提。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出現過洋務運動、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等等各種主張。推翻帝制後，國內又出現了幾股各行其是的力量：共產黨以蘇聯為師，蔣介石身邊有人傚法納粹，胡適、蔣廷黼等人則唯英美是尚。在紛歧的、以自我經驗為中心的現代化提法中，始終未出現足以凝聚國人共識現代化道路。所幸，自從1978年確定改革開放政策，1992年又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焦點，中國人終於摸索出一條現代化的道路。

鴉片戰爭是中國現代史的原點。一百五十年來，外有帝國主義的侵凌，內有太平天國、捻亂、回變、義和團、國民革命、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十年文革等鉅變。其間稱得上是太平時期的只有20年代的「黃金十年」，1949到57年的解放初期，以及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尤其1978年到現在，是歷來持續最久的和平發展期，百姓生活明顯改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這18年來未曾間斷的改革開放，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自商鞅變法以來最成功的和平改革範例。

改革開放的成就，燃起了中國人對未來的希望，也重建了中國因長期內憂外患而幾乎喪失殆盡的民族自信心。於是，傳統文化的價值終於有機會重新受到重視。綜觀人類歷史，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而能完成現代化的。筆者認為，在此民族自信心甦醒之際，也正是我們重建「文化主體意識」的時候。文化主體意識的重建，不僅決定了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敗，更決定了中國全方位現代化的目標能否達成。

要重建文化主體意識，首先要喚醒全民族有意識地接受並承認八千年的傳統文化為我們所固有、所獨有，並進而認識傳統、批判傳統、超越傳統，從而創新傳統。面對現代化的課題，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都將逐一浮現。唯其為一個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民族，才能在面臨問題時，知道如何衡量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力，審時度勢，靈活應變，而後將問題加以解決。

文化主體意識的再興

《中國可以說不》坦誠地說出當代年輕人的想法，也具體地表達了中國追求民族尊嚴的決心。部分評論對其外露的民族主義情緒加以撻伐，這是反應過度。放眼當今世局，日本有「再亞洲化」的呼聲，阿拉伯世界有「再回教化」的浪潮，印度則有「印度教復興運動」，即使在歐洲，當區域聯盟不斷擴張之際，「民族認同」（法文稱為identite nationale）的問題也成為輿論爭執的焦點，可見「文化主體意識」的再興是世界性潮流，《中國可以說不》只是符合這股潮流而己。

但是，內省式的重建文化主體意識，總比宣洩的狂熱來得久遠，而且深刻。中國歷史的悲劇之一，就是有太多的「鉅變」，常常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今，中國確定以「社會主義巿場經濟」做為改革開放的張本，這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條－－能有效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與其週期性的「鉅變」，不如與時推移的「微調」。「微調」是穩紮穩打，隨時適變、應變，不是固守成規，也不是急功冒進。如同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以實踐做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孟子．盡心篇》有謂：「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這也是告訴我們權衡時勢，隨機應變的重要。畢竟，為政之道，最怕的就是「執中無權」、「舉一而廢百」了！

《中國可以說不》激亢的反美情緒是對美國的一個警訊。美國可能是一個需要敵人的國家，但是它刻意設定中國為首要假想敵，對中、美雙方可能都將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中國可以說不》也可以視為是對台灣的一個警訊。作者在書中將台灣問題形容為「中國的私處」，可謂敏感至極。在中共內部高昂的民族主義抬頭之際，台獨訴求更將刺激其情緒的暴漲。台灣與大陸之間，合則兩利，執意對抗則將釀成兩岸間的歷史悲劇。大陸方面應體認到，台獨問題的產生有著複雜的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背景，與其一味地予以恐嚇、打壓，不如寄予同情的理解，並以最大的耐心和智慧來化解。同時，大陸也不應迴避政治改革的問題；若大陸能推行政改成功，不僅可確保經改的成果，對化解台獨問題也將會有莫大的助益。至於台灣方面，對於美、日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應有高度的警覺，切莫援引外力來介入台海問題。身為中華民族的後代，台灣要極力避免成為帝國主義者侵凌中華的馬前卒。

其實，大陸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與台灣自1986年以來的政治改革，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現代化成果。台灣的政改打破了中國人不適合實行民主的迷思，而大陸的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是兼顧到有效解放國民生產力和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問題，也是變法成功的一個典範。這些輝煌的成就，足令全體中國人同感驕傲，這也是中國走出苦難與屈辱的契機。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我們肩負著跨世紀的使命，要讓中國擺脫一百五十年來的苦難與屈辱，要開創現代中華的國家目標。而兩岸的彼此尊重、培養良性互動、擴大互信基礎，則是完成此跨世紀使命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