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的兩岸關係

一、前 言（台海和平的形成與其主要影響）

台灣的與海外的關心與觀察海峽兩岸關係與其相關事務的人們，在經歷了始自去（1995）年7月、迄至今年3月的中共一系列軍事演習，以及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的調動事件之後，悚然驚覺，許多人意識到，持續了頗長時間，已被視為常態的台灣海峽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一夕盡毀的，也因為如此，兩岸之間此前這一長時間的和平狀態，乃是彌足珍貴也值得努力去保持的。

但是，和平與戰爭一樣，有其必要的形成原因。一般說來，由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時間，台海基本上已沒有戰事，特別是1979年以後，因中共對台政策的大幅改變，台海形勢在大陸方面主動去除對台敵意的情況下，兩岸的和平呈現出更確定與令人安心的面貌。

簡要的說，中共在1964年取得核武自主能力後，美國相應的調整了他介入台海或中國問題的態度，國民黨當局也隨之減少與停止了其50年代以來的對大陸東南沿海的游擊騷擾與偵照行動。可以認為，大致上在1965年之後，所謂「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均因兩岸轉而集中力量於內部事務，而只具口號意義，國、共雙方似乎達成一個務實的共識，把解決對方在政策上的急迫性與重要性予以降低，使之成為一個沒有時間表的問題。在今天看來，這樣一個無論是出於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動的兩岸的共識，確實為兩岸問題最終的更好的解決，提供了可貴的可能性。

我們瞭解，50年代期間美國對蔣介石在台灣的權力的支持與認同，大體出於兩個原因，其一，美國並無力扶植出足以在台灣取蔣而代之的人物與勢力；其二，蔣氏是當代中國最醒目的反共形象。在歷史的那個階段，只要台灣是反共的，便沒有中國統一問題。但事實上，美、蔣之間表面上在反共課題上的合作，仍然包含有內裡的角力，此即「兩個中國」與「一個中國」之爭。蔣介石在台灣堅持「一個中國」，除了可以在國、共鬥爭的過程裡面強調其正統、合法地位之外，也因此而跟中國大陸形成一種相倚互補，這無異間接的給了蔣氏另一個空間，即一旦他無法在台保衛「一個中國」，他便有權借重另外那個「一個中國」出面來保衛台灣。有人相信，這是蔣介石在台灣得以安享天年的主因。在「台灣主權獨立」的主張尚未在台灣內部取得必要的優勢之前，美國官方並無立場也無權為此表態，因此，在蔣介石時代，美國固然早有「台獨」方案，但卻十分自制。蔣氏的技巧在於，美國只要以「台獨」或「兩個中國」為名而不利於他，便同時打開了中共對台灣的主權主張與收回權。

對美國而言，台灣本身（主體）如何與美國有一致的認識，即除了反共，台灣還有其不屬於中國的主權，是這整個問題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國家利益的核心。而蔣介石亡故後的台灣朝野「主流思想」的發展正是朝向此一認識進行的。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政權與美國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不和，在其身後，並未被他的接班人繼承。揆其原因可能是，一、接班人等不像其父輩一樣認為「一個中國」有必須堅持的價值；二、這是順利接班的交換條件。

30年台海和平期間，提供台灣經濟發展富裕化的有利外環境，也使得台灣在許多方面成為以美、日為首的西方的一部份。從某一個角度觀察，兩岸關係問題是因此而愈趨複雜的。基本上，中國與西方在意義上是很不同的，甚至也可以被詮釋為是對立、競爭的。於是，中國大陸若既要和平又要統一台灣這個西方在中國的代理人角色，便不免要面對繁雜的麻煩，也必須隨時小心提防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有些人希望中國大陸應該也在經歷「西化」階段後，再談與台灣是否統一的問題，但這些人卻也指出，一旦大陸相當的「西化」之後，便不會堅持統一，甚至對「主權觀念」也會「推陳出新」；而且也無人能保證，在中國大陸的「西化」過程中，其不免產生的各種國內的不平衡差距，並不致造成混亂分裂，使中國重又陷入災禍。

台海三十年和平，對海峽兩岸的現狀與前途，都有巨大的意義與影響，但這裡最令人驚奇的是，美國在這一時間過程之中，因為台灣徹底的與中國大陸的隔離，取得了對台灣片面的進行塑造、引導的優越地位，台灣的政、經、文化菁英因此而嚴重的異化，這批人從中國近代以來追求現代化與統一的歷史使命背離脫逃，甚至以反噬祖國為其職志。這是21世紀中國騰飛之前無可避免，必須面對與解決的西方的挑戰。

二、蔣經國晚年時期的兩岸關係問題

蔣經國亡故於1988年1月，為蔣氏父子在台的國民黨專政獨大時代劃下句點。不過蔣經國主政時期之對大陸政策，仍然出現若干值得重視的改變，譬如1981年3月，國民黨通過的《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中，就表示對兩岸（台灣海峽地區）浮現的「民間層次」的接觸問題，採取「不鼓勵、不支持、不反對」的原則，間接說明此前「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僅為對台灣與大陸官方當局的一種限制。另外，1983年九月，孫運璇以行政院長身份公開申明，指中共的和談建議系企圖併吞台灣，並提到如果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與台灣的差距縮小，中國統一的條件便自然趨於成熟。而在次年的1984年2月，鄧小平於接見布裡辛斯基時，提出「中國統一之後，台灣可以搞他的資本主義，可以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同年5月，趙紫陽以國務院總理身份在向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些似乎說明了兩岸在既存的和平基礎上，通過自說自話的溝通方式，向對方逐步放寬達成國家重歸一統的條件。總的氣氛是良好的，前景是樂觀的。

我們認為，如果兩岸均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則基本上淡化了敵對情結的國、共兩黨，所爭者便只是國家制度問題，而「一國兩制」正是使兩黨的制度之爭得以正常化發展的理性解決方案。中共當局顯然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厚望，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政策在1984年5月確定下來，當然是向同時就任其第二任總統的蔣經國提議。隨後，兩岸間的互通漸趨熱絡，湧現間接通郵、台商私人赴大陸考察、投資、大陸出產的消費商品在台灣市面上普遍化等現象，這一情況最重要的影響便是台灣民間一向的對中共或大陸的敵意、恐懼、反感，在消褪。1986年3月，蔣經國在國民黨的中全會上發表《中國和平統一與世界形勢》的報告，肯定表示要推動「政治革新」，同時亦將盡可能的開放兩岸聯繫；1986年5月，兩岸為華航貨機歸還問題，即各派代表在香港做直接談判；1987年11月，蔣經國更親自決定，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這些都具體的標誌出蔣經國在其晚年，已儼然扮演台灣向大陸打開門戶的主角。這些突破當然是有利於國家統一的。

80年代中期，海峽兩岸關係出現較確定的進展。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似不能忽視中共始於一九七八年底的「改革開放」政策，到了一九八五、八六年期間，已取得一定的正面成果，除大為改善其國際形象外，也有助於增強海外中國人對中共的好感或者是改善對中共政權原存的反感。即使在台灣，較重要的大眾傳播媒體上，也逐漸出現多起來的對大陸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正面報導與評論，往昔那種一味抨擊控訴的語調明顯的在減少。林林總總的這些，彙集出一種希望政府對中共邇來之建議作出回應的壓力。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