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的計畫

美國《世界政策雜誌》載文認為，美國內在對華政策上基本分成兩派：遏制派和接觸派。其實他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目的都是想如何延緩中國上升為強國地位的速度。美國在東亞有兩種可行的對付中國的總戰略方案：遏制和海外平衡。海外平衡就是美國自己不直接與中國對抗，而是讓該地區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家承擔遏制和對付中國崛起的責任，美國在安全的距離外旁觀。雖然「江柯會議」已建立了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編者

在美國外交和防務政策決策者圈子裡，現在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到21世紀頭幾十年，中國將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一百年後的史學家在寫我們這個時代時，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即最重要的事件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裡出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市場經濟──還有軍隊。」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和分析家開始集中注意中國向大國地位上升的戰略意義就不足為怪了。

美國對中國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派把中國看作對美國在東亞利益近在眼前的威脅，因此主張華盛頓必須「遏制」中國。遏制政策基本上是一種地緣戰略政策，它以美國的軍事力量遏制中國的野心，並迫使北京在軍備控制、武器擴散、貿易和人權等問題上遵守華盛頓的遊戲規則。在有些人看來，遏制意味著利用美國的影響迫使北京同意使中國國內政治體制自由化。

另一派則認為，通過與中國接觸──通過將它納入全球經濟和各種多邊機構框架──可以駕馭中國向大國地位的提升，而且也可使北京在國際政治中「負責地」行事。接觸政策是基於這樣一種看法，即隨著中國同外部世界接觸的增加，它對「西方」（也就是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的接觸將導致中國國內的漸進性的政治變革。如此看來，遏制是一種更多地借重傳統的治國手段（經濟）槓桿，特別是軍事力量）的一種策略，而接觸政策則是更加注重思想的力量。遏制政策認為，中國必須改變其國內制度，「否則將付出代價」。接觸政策認為中國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遏制政策強調使用美國的力量。接觸政策則強調同國際社會合作對中國的好處。

最近出版的兩本書反映了這場關於中國的辯論的情況。它們就是理查德．伯恩斯坦與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的安德魯．內森與羅伯特．羅斯合著的《長城與空城──中國尋求安全》。雖然作者聲稱不能將他們歸入遏制派或接觸派，但很明顯，伯恩斯坦和芒羅反映的是遏制派的觀點，內森和羅斯至少在表面上是站在接觸派一邊。然而，對於未來的中美關係有一種已成為主流的共識，而在這種共識之內，接觸派與遏制派的差別只有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不同，這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主要集中於幾個突出的問題。中國是否正在變成一個大國，如果是這樣，它會不會威脅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正在變為大國，那麼能否駕馭這種轉變過程？中國與全球經濟聯繫的增加是否會使北京變得比較柔順？在約束北京的行動和幫助中國和平地納入國際體系方面，國際機構能起何種作用？中國會否變得更加民主（美國為促進中國的民主應該做多少事情）？從美國的安全角度來看，中國民主與否有無區別？目前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涉及的就是這些問題。然而，如果不進入看似險惡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就不能正確地理解這場辯論。

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

對於中國正在作為大國而崛起這一事實，這兩本書都說對了。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每年以高於10%的速度增長。而在此期間，美國的經濟每年增長2-3%。因此，從比較的角度來看，中國日益強盛，美國日益衰弱，中國的飛速發展是使中國向大國地位提升的動力。正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差別帶來了如下前景（「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發展」）：中國可能最終超過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支配力量。

這一例子也能說明另一個主要概念：相對力量的重要性，從絕對意義上說，美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富更強。但是，美國的財富和力量如果拿中國和日本的尺度來衡量。那麼從相對意義上說，美國則比50年前、25年前、甚至10年前弱得多。因此，國家之間相對力量分配的不斷變化，是大國形成的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正如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所證明的那樣，相對經濟力量的變化預示著新的大國的崛起，這些大國有一天將對「軍事領土秩序」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中國的動力是什麼

《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和《長城與空城》的作者都指出，中國的行為非常符合現實主義理論的預言。中國的決策者對相對力量問題和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確實很敏感。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正在迅速增強：自80年代初以來，中國經濟驚人的發展速度，根據某些標準來衡量，把中國推上了世界第二大經濟的位置。如果它的這種將近兩位數的增長率能夠持續到下世紀初的前幾十年，估計它就會超過美國，而成為居於世界首位的經濟。

伯恩斯坦和芒羅認為，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是因為採取了一種新的重商主義的經濟戰略，這一戰略專門以「獲得最先進的技術為目標，包括軍民『兩用』技術」。

內森和羅斯也注意到，中國的政策受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迫切需要的驅動。像伯恩斯坦和芒羅一樣，他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戰略有一個清楚的定式：中國向美國出口低成本和低技術產品掙取硬通貨，以購買對它的經濟和軍事現代化至關重要的高技術。正如現實主義理論使人聯想到的那樣，安全方面的考慮正在促進中國的經濟現代化。中國領導人瞭解那種安全兩難窘境（也就是說，只要中國虛弱，它就容易受到傷害），而且也正如伯恩斯坦和芒羅指出的那樣，對國際政治持一種基本是現實主義的觀念。北京認為由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有一種固有的威脅。因此，中國決心「抗衡」佔優勢的美國力量（通過加強自己的能力），並主張建立一個多極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美國的勢力將會減弱。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新的大國的崛起通常對國際政治有一種破壞穩定的影響，或者說，在新的大國形成期間比較容易發生衝突，因為新興的大國和老牌的大國的相互對立的利益很難調和。中國上升到大國地位會不會有破壞穩定的作用，這是分析家們在預測未來時必須回答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國際體系有助於中國順利地與和平地轉變為大國，有三個論點可以支持這種看法；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引向和平；國際體制引向和平；民主引向和平。

中美衝突不可避免嗎？

如果經濟互相依存、新開明派的現存國際制度神聖論和民主和平論不能保證崛起的中國成為一個「和平、負責的」國際角色，中美衝突不可避免嗎？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人們必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將來很可能出現美中之間的強國之爭。強國爭奪是國際政治中的正常現象，其原因有以下幾點：國家之間無法無天的狀態造成了對安全的合理的擔心，這種擔心要求自助並證明自助是正確的；國家利益的理由壓倒人際間慣常的行為準則；在決定國家的行為時，權力關係壓倒內部政治特性。

但是，如果說爭奪是肯定的，那麼戰爭並不是肯定的。事實上，和平可能是國際政治中多種因果關係造成的現象。

美國和中國未來是否會處於戰爭邊緣，既取決於北京的政策，也取決於華盛頓的政策。在這方面，伯恩斯坦和芒羅說明了在不成熟的情況下奉行遏制政策潛在的危險。《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的中心思想是中美衝突確實要來臨，並且很快就要來臨。

凡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都會同意，一個新強國的崛起會引起人們的不安。然而，感到不安是智慧明達的，而驚慌失措則不明智。中國正處於崛起為一個強國的過程中。但是它要達到成為強國的目標還有相當漫長的道路要走──而且可以設想，中國不會達到這一目標（儘管多半不會達不到）。

中國能否取得強國地位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經濟增長和國內政局。從經濟方面講，中國只要在今後一、二十年保持7-8%的年增長率，就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的經濟。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樣的增長率看來是可行的，甚至是可能達到的。然而，情況並非如此，這就引出了與中國國內凝聚力有關的第二個因素。不少人猜測中國爭取強國地位的努力會因為國內出現的情況而失敗。中國爭取強國地位的努力大概不會因為國內政治情況而受到阻礙。

即使中國成功地取得強國地位，它至少還要過10年（也許更長）才可能在軍事上向美國挑戰。然而，伯恩斯坦和芒羅描繪了一幅讓人透不過氣的「中國威脅」圖畫。他們看到中國正在緊張地進行一項軍事現代化計畫，並且迫切希望在國際舞台上顯示新獲得的實力。在他們看來，中國不久就會在東亞真正要求得到霸權地位。內森和羅斯對中國威脅的看法遠沒有那麼嚴重──在某種程度上比較現實。他們對伯恩斯坦和芒羅的觀點作了適當的矯正：中美關係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現在，而是在未來。

中國能成為實際的軍事強國嗎？

中國在軍事效益和軍事能力方面能否趕上或超過美國的問題與中國能不能取得強國地位有關，但是從邏輯上講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強國地位是一個門檻，跨過這個門檻就意味著中國擁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擁有）部署能與美國較量的軍事力量所需要的有形資源（資金、國防工業基礎、技術和技術熟練的工人）。然而，中國實際上能不能有效地利用那些資源是另一個問題。正如軍事歷史學家艾倫．米萊蒂、威廉森．默裡和肯尼思．沃特曼所說：「軍事效益是把資源變為戰鬥力的過程。」因此，關鍵的問題是中國能不能把它的資源變為有效而強大的軍事力量。

然而，現實有力地表明中國經過一段時間能彌合目前與美國的軍事差距。

安全專家巴裡．波森發現了與一國在軍事上的成功發明有關的外部因素：一是認為國際環境有很大的威脅性。二是修正主義的野心。中國符合波森講的情況。它是一個認為自己生活在非常危險的環境中的國家，對台灣和南中國海有統一領土的目標。美國決策者最保險的設想是，在下個世紀頭幾十年中國將成為美國的軍事競爭者。

如果中國真地成為強國，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會加劇，戰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武裝衝突的可能同樣既取決於北京的政策，也取決於華盛頓的政策）。很容易發現可能促使中美兩國之間在下世紀初發生強國之爭的問題：台灣的地位，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對南中國海（以及更遠的地區）運輸線的控制。

引發衝突的因素

台灣是個一觸即發的問題。中國仍然決心實現國家統一，然而台灣正在明顯地轉向獨立。北京幾乎肯定會把台灣宣佈獨立作為交戰的理由，不清楚美國會對中國與台灣的衝突作出什麼反應。

然而，可以預料，國內會出現主張美國干涉的強大政治壓力。除了提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有損美國在穩定的世界秩序中的利益從而是不能容忍的「侵略行為」外。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反感和對正在實行民主的台灣的支持是美國干涉的強大推動力。

美國設想的在東亞的經濟利益是另一套可能促使美國與中國衝突的利益。現在人們普遍認為東亞是全世界經濟最有生氣的地區。許多觀察家認為與東亞的貿易和投資聯繫對美國的經濟健康極其重要。這種看法反映在美國官方的思想中。《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戰略》說，東亞的繁榮和穩定「對美國經濟健康關係重大」。美國戰略家認為美國保持與東亞的軍事接觸對維持有利於經濟互相依存的政治和安全環境是必要的。

因此目前美國的戰略是致力於維持東亞的地緣政治現狀。然而美國保持現狀的願望可能與地位上升的中國的雄心相衝突。作為一個強國，中國對東亞應該有什麼樣的政治和安全秩序無疑有自己的看法。除非美國和中國的利益能夠互相協調，否則未來出現緊張局勢或者更壞的情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對南中國海的控制是第三個可能引起衝突的因素。中國聲稱南中國海廣闊的海域屬於它的領海。由於安全和經濟原因，南中國海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地區。從戰略上看，它的重要是因為它可以作為保衛大陸中國的緩衝區，又因為東亞到中東的海上運輸線從這裡經過。在今後的年月，隨著中國對海外能源依賴的不斷加深，後一個因素可能變得特別重要。

事實上，對能源進口的依賴可能成為引發中國、日本和韓國在保證自己的安全方面進行競賽的催化劑。從經濟上講，南中國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能是能源（石油）和其他原料以及食品的來源。

儘管美國的安全利益與南中國海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如果中國試圖獨家控制這片水域，作為世界上的海上大國，美國會感到不安。

更重要的是，只要美國保持與日本的安全關係，它就不能對日本大部分進出口商品經過的水域受到控制漠不關心。怎麼辦？

當然，對外政策長期存在的問題是怎麼辦。《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和《長城與空城》最終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它們給的答案從根本上講是一樣的：維持美國在東亞的霸權，遏制中國。

伯恩斯坦和芒羅與內森和羅斯的分歧實際上是微小的。內森和羅斯代表了一種比較溫和的遏制，而伯恩斯坦和芒羅對遏制採取的是一種非常強硬的（實際上是一種魯莽）的態度。

內森和羅斯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表示樂觀，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的二重性。因此北京很可能在對外政策方面具有可塑性，小心謹慎，避免破壞它匯入國際經濟的大局。

然而，在經濟互相依存和新開明派的國際現存制度神聖論的下面，他們給北京發出的信息與伯恩斯坦和芒羅發出的信息是一樣的。是否讓中國加入世界秩序取決於中國是否願意遵守在武器控制和擴散、貿易、人權以及民主化方面按美國旨意制定的行為準則。同伯恩斯坦和芒羅一樣，他們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必須以維持美國在東亞的軍事主宰地位為基礎。在這方面，兩本書都透徹地講到目前美國有關對華政策辯論的一個要點。在決定美國對外政策的人士中，有關中國的辯論不是遏制與接觸的辯論，而是對不同的遏制手法的辯論：在人權、民主、貿易和擴散問題上，華盛頓應該對中國施加多大的壓力？華盛頓應該現在就與中國對抗，還是希望民主的努力阻礙中國成為強國？美國應該積極尋求破壞中國的穩定嗎？

這兩本書引出了值得討論的三個有關遏制的具體問題：貿易、美國力圖使中國民主化和台灣問題。貿易是目前有關對華政策辯論中幾乎所有方面看法都有誤的問題。接觸（以經濟互相依存和自由貿易為基礎）既不會使中國的行為「負責」，也不會促使中國國內制度發生根本的轉變（在任何政策的時間範圍內肯定不會）。然而，不加管制的自由貿易只會加速中國成為強國的速度：中國與全球經濟聯繫越多，它絕對和相對經濟實力增長的速度越快。誠然，只要不發生預防性戰爭，美國就無法阻止中國最終成為強國。因此，簡單地中止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對於如何同北京進行貿易以及為什麼同北京進行貿易，美國必須仔細考慮。

由戰略推動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應該由戰略而不是市場考慮來推動。如果華盛頓不能阻止中國上升到強國地位，它多少總能控制中國成為強國的速度。美國幫助加速這個進程的貿易政策是目光短淺的，與美國的戰略利益背道而馳。美國的目標應該是減少中國的貿易順差，使它沒有硬通貨儲備來進口高技術（它用來使軍事現代化的高技術）。華盛頓還應該嚴格管制重要的先進技術通過出口許可、建分公司和合資企業，從美國流向中國。單個公司可能希望加入中國市場。但是，比如說，允許美國公司為中國發展先進的航空航天業提供方便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另一方面，美國的強硬派希望把中美貿易變為強迫北京在人權和民主化方面按美國旨意行事的大棒也是錯誤的：一方面，美國施加壓力的手段有限，不會有什麼重大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華盛頓試圖改變中國國內的狀況會給中美關係火上澆油。

美國試圖向中國「輸出」民主特別目光短淺，並且是危險的。美國的價值觀並沒有被世人看作倣傚的樣板，更不用說中國了。另外，美國試圖普及自己開明的價值觀和制度更可能被他人視為行使霸權，而不是無私的利他主義。確實，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把自己的價值觀作為使它主宰國際政治合法化的手段，正如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說，以自由民主的思想普遍適用為基礎的美國政策是「與非西方文化對立的西方的意識形態」，美國努力迫使中國按美國的準則和價值觀行事實際上加劇了中美關係的緊張。

縱觀歷史，強國儘管意識形態不同，很少把對方視為朋友，但是能調和互相衝突的利益。現代國際史上的強國只有美國似乎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強國必須與不喜歡它們或者不同意它們價值觀的國家生活在一個世界上，那種認為美國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必須在全球普及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的主張，在過去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美國的霸權戰略

柯林頓政府最近重申美日安全關係，隨之而來的是決定把更多的重點放在戰略合作上而不是雙邊經濟問題上，這表明美國已經暗暗採取了一項遏制中國的總戰略。這種遏制戰略即使最溫和的形式對美國也會造成麻煩的影響。首先，遏制政策可能成為本身最終實現的預言。如果把中國作為敵人對待，那就可能加劇安全方面的問題，使中國真的成為敵人。

第二，如果像這兩本書所講的，同中國的和平取決於北京是否願意接受美國在東亞的霸權，那麼未來中美發生激烈對抗幾乎是肯定的。北京如果接受美國繼續主宰東亞，它就不能成為強國，而中國的目標顯然是成為一個強國。

第三，隨著中國成為強國，遏制使美國成為東亞安全的首要負責者，這意味著美國會招致中國的敵對。

第四，成功的遏制政策依據的是這樣一種設想，即美國在東亞的延伸威懾保證可靠而有力。雖說今天美國的安全承諾可能具有這樣的特點，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中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軍事力量的不斷增強，美國延伸威懾戰略的可靠性將下降。

美國迫切需要重新審查它的霸權戰略，因為這種戰略正在迅速變得難以持續，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延伸威懾的可靠性必然的降低和美國相對力量的不斷下降，從美國霸權戰略的邏輯推理中可以看出為什麼這種戰略必然失敗。首先，要保持美國的主宰地位，就不能允許出現任何新的強國。第二，要使「友好」的潛在強國，在日本，不謀求這種地位，美國必須承諾保衛他們，使他們的安全不受到威脅（理由是，如果它們得到華盛頓的保護，就不必發展自己的軍事能力）。如果美國允許其他國家保衛自己的利益，結果會是地區動盪。如果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就會受到危害。

經濟互相依存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美國的霸權戰略。因此，維護東亞互相依存關係的必要性不會導致和平。從最好處說可能使美國在戰略上攤子鋪得太大，從最壞處說則可能使美國捲入東亞未來的強國之戰。霸權戰略是靠不住的。動盪不利於互相依存，但是美國不能防止地區動盪。美國不能防止新的強國的出現，不管是友好的還是不友好的。美國很快就會失去保證東亞安全所需要的軍事和經濟手段。

美國決策者開始把從1945年以來的「持久和平」看作國際形勢中一個持久的特點，實際上，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東亞（以及其他地區）的國際政治正在恢復正常。一國稱霸──儘管這個國家是美國──顯示是不正常的。美國有必要進行調整以適應國際政治恢復正常這樣一個將影響21世紀對外政策的基本現實。

現實的取代辦法

美國沒有必要對形勢的這種變化驚慌，因為有取代霸權戰略的現實而可行的辦法：海外平衡。採取這種戰略，美國可以逐漸在軍事上脫離東亞。讓國際政治中那種正常的力量平衡行為來遏制中國。美國不是自己直接與中國對抗，而是讓該地區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印度和俄羅斯這類潛在的強國以及中等強國）承擔遏制中國和對付中國崛起的責任。

美國多數戰略家今天會反對海外平衡戰略，因為這種戰略可能使日本「重振國家雄風」。人們說，日本擁有強國能力會給日本的鄰國造成安全上的麻煩，破壞東亞的穩定。結果可能是該地區出現為保證自身安全的競爭、核擴散和常規武器競賽──總之，是東亞地區動盪不定。

隱藏在這些擔心後面的是沒有言明的美國對日本崛起的擔心。從這方面講，目前美國的東亞戰略力求遏制中國和日本。然而，歸根結柢，美國既不能阻止中國成為強國，也不能阻止日本成為強國。實際上，不管美國是否繼續在軍事上介入東亞，中國上升為強國（以及人們對美國安全保證可靠性越來越大的懷疑）將大大刺激日本成為戰略上依靠自己的強國。美國不應擔心日本成為強國，而應該利用這一點。美國最理想的戰略不是力圖同時遏制中國和日本，而是使中國和日本互相遏制，美國在安全的距離外旁觀。

從現實情況看，美國在東亞面臨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強國的挑戰。儘管美國人不認為日本是軍事強國，但是日本已經接近於軍事強國。日本有占世界第三位的國防預算（儘管它的國防開支比美國少得多）、裝備極好並且訓練有素的自衛隊、先進的高技年進口大量鈽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日本如果願意的話，可以迅速製造出彈頭並把它們裝上洲際運載工具（表面上是為發射衛星研製的H-2導彈）。

值得讚揚的是，伯恩斯坦和芒羅承認日本的軍事能力在增強。認為應該利用它的軍事能力來為美國的遏制中國戰略服務。在這個有限的方面，他們的觀點不同於主流派提出的美國應該像「瓶塞」那樣壓制日本成為強國的觀點。確實，他們承認美國是一個日趨衰落的強國，認為沒有軍事上強大的日本的援助，華盛頓不能成功地遏制中國。

他們下面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們認為日本成為強國後仍甘心做美國在東亞的叭兒狗是錯誤的。作為一個術國防工業，並且實際上已經是核國家（1992年至1993強國（擁有強國的軍事能力），東京會奉行增進自己利益的政策，而它的利益不可避免地會與華盛頓的利益發生衝突。像伯恩斯坦和芒羅講的那麼強大的日本沒有必要聽華盛頓的教導。

像美國這樣兩邊是海的大國對這種形勢的最佳戰略是海外平衡，讓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天然的對手互相抗衡，美國作為海外起平衡作用的國家，能從東亞的多極中得到兩大戰略好處。第一，東亞國家之間的爭奪將迫使這些國家把資源從經濟發展轉入國家安全，其結果是美國的相對力量增強。

第二，日本和中國都是美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對手，可以讓它們互相遏制，美國不必冒直接與其中的一個對抗的危險。

當然，美國要在東亞採取海外平衡的姿態，就必須徹底改變總戰略思想，它必須放棄認為美國霸權能夠維持（以及多極可以防止）的幻想。它必須放棄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抱負，這些抱負是美國對自己的世界作用的看法的基礎。美國決策者必須重新考慮他們在重要的具體問題上的立場，特別是日本成為強國，經濟互相依存對促使美國作出安全承諾的作用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這種總戰略能不能或者實際是否發生根本變化，是一個大問號。當然，《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和《長城與空城》沒有新的見地。如果它們準確地反映了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精英的思想狀態，那麼常識仍然佔上風。然而，看來清楚的是，歸根結蒂，中國上升到強國的地位將使美國在東亞只有兩種可行的總戰略方案：遏制和海外平衡。這兩種戰略都包含非常現實的危險和代價。美國戰略家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那種戰略縮小這些危險和代價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