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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的精神狀態
中共十五大開幕之前，人們就已經在「慶祝十五大勝利召開」，不但北京天安門廣場喜氣洋洋，就連貧困山區與偏遠鄉鎮在十五大閉幕多日之後，都仍然掛著內容一致的慶祝旗幟。十五大閉幕之後的一周之內，中央省市各級單位紛紛表態學習十五大報告，螢幕上接受訪問的民眾一個接一個，表示對十五大報告既感動又興奮。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家，甚至每一人恐怕都不能對自己的言行要求一致，但12億人居然能異口同聲歌頌同一份報告，沒有一點兒雜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肅的集體精神狀態。事實上，十五大報告的本身，處處都充滿了警告，人們蠻應該抱著戒慎的心情，面對來臨的巨大挑戰，結果，非徒不見緊張的氣氛，反而額手稱慶！是慶祝挑戰將至嗎？
其實，緊張的氣氛隱藏不住，會議期間，處處有巡邏的人，境外的書籍凡是海關有疑慮者，就加以沒收。可是，這種緊張與十五大報告之中講的嚴峻挑戰毫不相干。十五大要求人們認清局勢的險峻，人們卻為此報告彼此祝賀；讓人緊張的，顯然是可能有人不能融入慶祝的氣氛，而對普天同慶的十五大澆冷水。所以，認真聽到十五大報告牘牘警語的人不能繃緊臉龐，不能深鎖眉頭，而要笑逐顏開，免得成為異類。
這份讓人們高興的報告說，「我們面臨嚴峻的挑戰」、「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給我們很大的壓力」、「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係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註20〕憂國憂民報告執筆的人，如果看到舉國已經歡騰，不知做何感想。
自信是沒有辦法靠宣傳的，當領導人宣傳自信時，反映出的就是欠缺自信。人們顯然對任何雜音都極度敏感，因為那將表示，本次大會以「團結」為結語的號召，受到挑戰。〔註21〕但真正的團結，應該是人們可以彼此容忍差異。完全沒有差異或沒有人皺眉頭，反而說明潛意識裡的神經緊繃，因為心底關切的不是團結，而是團結的模樣，也就是說，人們潛意識裡根本不相信團結已然完成，所以不給任何人有機會表達一丁點兒的雜音。
大陸上對異議雜音採取的強勢封鎖，和台灣對巧取豪奪採取的無奈逃避，其實是同一種精神狀態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前者高度緊張但未崩潰，是因為既有宣洩的對象，又有領導萬能的錯覺在支持；後者已經瀕臨解構，正試圖找尋宣洩的對象，鞏固出一個萬能的領導中心。
大陸這種對雜音的高度敏感，一定不能容忍台灣那樣處處雜音的現象，更不能容忍美國國會有人不但不慶祝十五大勝利召開，還要和台灣聯合搞戰區防禦，〔註22〕公然挑戰台灣是中國主權範圍的主張，偏偏這個主張恐怕是十五大報告中，12億人唯一可以團結奮鬥的項目。
自信不足卻以為自己信心滿滿的領導，高度緊繃而不自覺的人民，會立刻把所有不識相的人，都當成不可饒恕的假想敵。因為澆冷水的人所挑戰的，不是什麼像國企改革、反腐敗等具體的戰略目標，而是勝利的表象。沒有這個表象，缺乏自信的人就會開始擔心，自己內部隱藏的不團結會暴露。但他們不願意相信有不團結，所以不能正視不團結的根由，當然就不能判斷到底有多大的不團結。於是，對外在有意無意的挑釁，會瘋狂的反撲，才能嚇阻雜音，粉飾團結。所以，反撲雖是看似向外，其實矛頭是對內。
97年年底江澤民訪美，不論江澤民在美表現的多麼輕鬆自在，心情必然嚴肅緊張；不論他聽聞各種抗議時多麼有風度，難免不耐與不悅。這是中國人的氣質，為大局掩飾自己的情緒。結果，最擔心的時候假裝平靜，最嚴肅的時候假裝輕鬆。江的美國行企圖勾畫開明的形象，當他聽到十五大時他絕聽不進的一些話時必須容忍。這次的忍，是要讓美國人接受中共，當然又是一個大局問題。緊張在心理，微笑在臉上，必然製造內在壓力。中共愈在外顯得開明，就愈需要內在的一致，就愈得粉飾。一得粉飾團結，二得粉飾與美關係和諧，前者在大陸內部，後者關係到台灣。倘若不能滿足，精神恐難支持，其後行徑無法逆料。這將是主導世紀末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
台北可以高興的是，北京與華盛頓的長期關係維持衝突的話，華府就有理由提供台灣保護，但值得擔心的，則是北京一定把氣出在台北身上。不過，這也有利於台北藉此鞏固領導中心，轉移內在紛歧，則十五大的粉飾團結，反倒讓台北也能粉飾團結，惟獨兩岸關係受到損害。
八、精神創意治療之一
精神現象的症候主要是處理不了人我關係，一個恐懼環境的人只能自我退縮，不相信自己可以獲得別人的愛，萬一真的有人表示關愛，反而可能故意作出令人厭惡的事，氣走關愛的人；碰到了有大愛心的人執意奉獻給自己的時候，甚至可能出現自殘的行為。因為我們自己才是真正最不能接受自己的人，所以承受不了外來的愛，也無法付出愛，形成退縮與逃避的心態。
台灣的症候類似於此，在悲情的台灣史觀當中，哀怨為其主調，〔註23〕出走（如移民、絕交、自殺）是熟悉的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高度的不安全感與被出賣意識長久籠罩著我們。在兩岸交往之中，凡逢對岸釋出緩和的訊息，反而會讓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有意無意弄擰關係。〔註24〕像海基會與海協會兩會在談判時，海協會在「己方人民」與「一事不再理」等隱涉主權的議題上，出人意料的鬆了口，竟然嚇得台北方面趕快升高要求，叫海協會非先書面承認台灣公務船的效力，否則即使劫機犯遣返問題已無障礙，海基會仍不能獲授權簽署協議，則海協會只有自討沒趣地閉會。
又比如，當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告訴台灣，什麼事都可以談，只要求此岸認真回應這一點，就迫使李總統立即回話，要中共先承認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再說。〔註25〕種種跡象顯示，我們怕大陸讓步勝過我們怕它外交封鎖。北京的外交封鎖讓我們討厭大陸，則可以理所當然地與之分離，安於孤寂，享受悲情。但假如北京變得好言相向，好臉相迎，習於打壓的我們就手足無措了。
所以，北京的讓步不但未必有利於兩岸關係，甚至會在台灣內部造成動盪。北京如果持續讓步，恐懼的台灣領導人說不定訴諸自殘，來告訴北京，我們自己都討厭自己。自殘的直接對象可能是台商、新黨、外省人、外勞、留學大陸者、台獨修正主義、特定媒體，或國民黨內的少數派〔註26〕但實際上是每個人針對自己進行迫害。倘若北京顯得霸氣我們就不必自我破壞，但它如果擺出笑臉，不敢與人交往的台灣性格，就只好自戕了。
除非，北京可以溺愛示好一百年，台北才可能慢慢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不幸的是，北京自己的精神狀態培養不出愛心。就像台北風聲鶴唳地抓台奸，北京把台北當成漢奸來抓。北京在中國範圍內付不出愛，這是和中國人的帝國主義恐慌症有關，人們覺得世界上有一種要包圍的中國陰謀。〔註27〕要和老外打交道，一定只能靠實力，沒有人情關係可講。這對連搞大革命時都活在綿密人情網的中國人來說，走出了中國真是蠻恐怖的。
可以看出，北京看待華盛頓的方式，與台北看待北京的方式是很像的。華盛頓如果走比較溫和的路線，馬上會引起北京要被和平演變的猜忌。但北京今天能與各國相持，是它認為自己握有市場資源，可以羈糜夷人，這和台北經常自詡外匯雄厚，可以利誘小邦的心態雷同，但物質上的交往在中國人的心理上是很不入流的，強化我們被孤立的感覺。
不過，不論在台北或北京，自己事業有成或人際關係符合倫常的人，仍未消耗殆盡。所以溫和的聲音在兩岸緊張消弭之際，也能冒出頭來。有時他們給觀察家樂觀的理由，好像遲早這一輩人會接上班、擔大任。可是，較溫和的人不是促成兩岸僵局的主要因素，他們之間的接觸，到底會感化政壇上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勢力呢？〔註28〕還是會讓他們與急進的潮流漸行漸遠，從而導致自己下場難堪呢？如果是溫和的人，大概也不會非與精神緊張的同僚一般見識，得過且過的大有人在，鴨子划水搞後門交流的也不乏個中好手，因此在兩岸政治關係上，是劣幣驅逐良幣。
可見，真正要搞好兩岸關係，關鍵還是在精神狀態較緊繃的人，他們因為不能容忍對外交往，搞大陸關係，因此傾向疏離於所有與大陸發生關係的人。同理，和美國搞關係的大陸人，也一直是精神文明的對象。最尷尬的，莫過於美國本身也因為失去大敵蘇聯，有一群兔死狐悲的人不知如何是好，就挑上中國。〔註29〕北京的心態是這些致力妖魔化中國的人決定的，因為北京畢竟還活在歷史的脆弱中，影響所及，北京的心態受到強硬勢力所感染，造成兩岸間無奈的僵局。
重點是人們不能處理兩岸之間的人我倫常，要恢復人與人相處之道，只能慢慢培養人們正視自己的情緒，走出被迫害、背叛、打壓的陰影。而這種人我倫常絕對不是物質化的交換關係所能恢復，必須靠某種情感上的聯繫，只有情感上的聯繫，才能使人重新在倫常之中替自己定位，對兩岸的交流抱持舒坦的態度。
這方面可以推動的工作很多，但不容易啟動，其要旨，是讓失去情感聯繫能力的人，有機會去協助促成大陸上某些人的成長，則不僅大陸上的人會心存感激，台灣的人也會相信自己是真的受到肯定，不會懷疑這些感激的表達之後，其意圖最終還是在打壓。 那麼，哪些協助或貢獻是我們所能做的呢？舉例來說，假如我們有一位法律專家，可以延請之為大陸特定的省、市來設計某些法案，大陸這方面的進展比較欠缺，主要是不熟悉非社會主義的運作所致。假如我們有一位農業專家，可以延請之為大陸特定的農產品設計推廣行銷的策略，目前農業推廣的工作並不規範，但因地制宜的特性容許台灣專家心力專注。假如我們有一位醫生，可以延請之將台灣的醫療研究與大陸交流，台灣的醫學研究有本土化的成就，有利於與大陸相輔相成。
法、農、醫方面的知識界，是台灣社會最受敬重的菁英，他們的心態、精神狀況、人際關係直接感染著廣大台灣人民的心情。或許，他們之中以亦有反華情結濃厚者，對大陸貢獻的機會，或甚至實際有所成的表現，未必改變他們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不過對他們情緒的穩定，心情的平靜，自我的驕傲，應當都會有一定的作用，影響所及，仰望他們的社會大眾也能平靜下來，慢慢覺得與自己不熟悉的人交往沒那麼可怕。人我關係一旦建立，台獨建國就受到人情圍繞，台灣的人不再會為此而瘋狂發飆，大陸的人也不會聞之捶胸頓足。〔註30〕
在人情網中思考台獨的問題時，解決的方案會留在倫常的規範裡，這時人們處理人我關係的信心增加了，即使台灣獨立了，也不是建立在排華的前提上，或即使兩岸統一了，也不發生什麼打壓迫害的焦慮。一旦統獨的威脅性降低了，現狀的維持可以更久，則人們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思索更成熟的兩岸相處之道。
九、創意精神治療之二
兩岸關係既是精神狀態的原因，也是結果，因此治療之道必須同時兼顧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岸政治社會的發展，主要希望人們能先靜下心來，停止目前向孤寂焦慮狀態退化的過程。然後再慢慢培養人們彼此相處，容忍差異，不逃避，不征服的態度。
近幾年來台北若干異議分子所主張的外交休兵，值得認真的考慮。〔註31〕外交休兵建議的本身，曾發生內涵上的變化。最早，在1994年年初提出的外交休兵包含兩個部分，一是雙方維持外交現狀，誰也不挖誰的牆腳；二是北京主動設計方案協助台北參與國際組織。〔註32〕到了1996年，只剩第一部分被強調。〔註33〕現在快到1998年了，人們關切的主要是外交戰耗費太多資源。〔註34〕不過，討論外交休兵的人卻愈來愈多，台北官方則在1996年首度公開表示反對。〔註35〕
外交休兵從一項積極的主張轉趨消極，從重視相互貢獻到傾向自我中心，反映了社會精神狀態發生變化。但從媒體曝光度的增加，可以看出外交戰所帶來的焦慮已經超過更多人的容忍幅度。外交休兵可以緩和大陸必須圍堵征服台灣的壓力，也讓台灣免除陷於孤寂無能的恐慌。但問題在於：純粹消極的外交休兵將剝奪台北藉以鞏固領導中心的外在敵對環境，也使之失去創造無所不能的形象機制，這引起台北輿論界擔心會出現「同種非敵，非敵即友」的和解氣氛，模糊此間的敵對意識。〔註36〕
所以，當外交休兵的積極面一旦喪失，台北就無法藉由北京的協助重建自信，克服無能的焦慮，也無法藉由自己對大陸的貢獻，超越以對抗為主的哀怨情結。同理，在北京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出台灣所歡迎的貢獻之前，將不容易擺脫對大陸內部雜音異議的恐懼。執此，積極面的外交休兵必須認真檢討。
如果現在就期望以兩岸的名義相互幫助，將對雙方既有心態挑戰太大，較簡單的辦法，就是降低層次，讓兩岸外交人員彼此以個人身份相互幫助。故兩岸在外交決策與執行方面，仍然各自維持分立的系統，但在外交人事方面，進行交流。這就有一點兒像早年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又維持共產黨身份是一樣的道理，只不過這一次是相互加入，而且不是以兩個政黨，而是以兩個系統的合作為基礎。
兩岸外交人員的交流，依時間順序安排可有以下幾個步驟：
1.兩岸退休外交人員成立聯誼會，定期進行相互探訪，旅遊，與諮詢會議。
3.兩岸年輕人得報考彼岸外交人員資格考試，獲得優惠加分，接受訓練。
4.兩岸海外外事人員定期交流聯誼互訪，彼此參觀。
5.兩岸各自外交代表團成員應包括彼岸招考或特聘人員。
6.兩岸外交系統人員得彼此借調，年資不中斷。
這種超越常規的想法，是要刺激兩岸領導人跳脫世俗的窠臼，從人的角度思考，如何擴大兩岸外交人員，乃至於全體中國國民，在世界上施展抱負的活動空間，而不是如何限制他們之中某一部分的人。上述這些想法只要由任何一方的領導提出來，即令尚未實踐，就立刻能改善兩岸人民彼此看待的方式。假如真的透過談判能執行其中一、兩項，可以產生幾個好處：
1.兩岸之間的對抗氣氛獲得紓解；
2.兩岸每個外交代表團都是兩岸人民共組，符合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註37〕
3.由於兩岸外交系統分立，故又符合台北的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
4.中國人互通有無，達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境界。
5.如果師法外交體系，則國防、民事、警政、教育等系統均可人員互調。
十、創意精神治療之三
今天，台灣地區公民投票入憲似乎已經箭在弦上，走出中國歷史的情緒已然澎湃，如何緩和公民投票的排外性與壓迫性，使得公民投票制度的設計，能留有對潛在弱勢族群的保護餘地，就是當下最重要的課題。因此，寧繁勿簡，將制度做縝密的規畫，而不是僅做原則性的昭告，是避免以強欺弱，以眾凌寡的起碼條件。
公民投票的重大瑕疵之一是，不論贊成或反對某一議題的人，都必須先承認，和自己意見不同，認同不同的其他台灣人可以投票，但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或情感相近的人（如美國人、日本人、大陸人、華僑）不能投票。參與投票意味著，有投票權的人和其他有投票權的人關係較近，和沒有投票權的人關係較遠。〔註38〕
結果，沒有投票權，但卻覺得自己情感上與某些台灣人關係較近的所謂外人，就覺得受到排擠，而且情感聯繫愈重的人，愈感到沮喪。在台灣內部，覺得自己和日本人或大陸人更像同屬一國的人，也要眼睜睜地看自己地情感聯繫被切斷。假如自己是勝利的一方尚好，否則怎能不感到被壓迫，而他們那些沒有投票權的朋友親戚，想必也同感被壓迫。
化解的方法，是容許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人，都有一個制度化的管道，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甚至容許他們來提案。只要能提案，就表示有參與，而且為了使自己的提案不要輸的很難看，也一定得認真關切多數台灣人的需要，自然就會設計內容緩和，照顧面廣大的提案。一方面，他們不再被排斥；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證明他們可以愛台灣。
公民投票的第二個瑕疵，是假設每個人都是以一個個別公民的身份，平等參與投票，但實際生活之中，由於自己的性別、階級、族裔、宗教等因素，過著可能各種機會未必平等的生活。以個人身份投票，隱藏了潛在對弱勢群體的壓迫。解決之道，是每個人按身份投票，只有每一種身份都獲得多數支持的案子，才算過關。〔註39〕如此凸顯出是什麼身份受到壓迫，則其他群體必須設法平撫或彌補。
具體而言，投票的人要在複雜的身份欄內，選擇一種自己最關切的身份。假設，人們重視的身份有性別（分男、女）、年齡（分青、壯、老）、族群（分閩、客、外、原）、宗教（分基督、道、釋、統、無）、階級（分工、農、資、薪、自由、無）等，則選票上共有2✕3✕4✕5✕6 = 720 欄。每人只能選一欄，投一票，必須720個群體皆過關，投票的議題才過關，於是保證沒有一種身份被犧牲。
會不會有人故意去發動群眾登記敵對團體的身份？那他們必須擔心別人也做同樣的事。這裡有720個團體，超出人腦可以操控的範圍，而且任意登記造成認同混亂，與人們要求澄清認同的心態不符，因此策略性的任意登記身份，恐難成為常態。
會不會設計了720個身份使得所有公民投票難過關？如果公投議題不隱含壓迫性，則身份式公民投票所需的總票數，不會比齊頭式的公投更多。相反的，當公投因為若干族群反對而不能過關時，一來提供弱勢族群一個連號稱自由主義、個人至上的歐美社會都沒有的保障，證明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存在，沒有任何少數或弱勢會被排除；二來為團體的遊說與彌補提供明確對象，有利於爾後再次投票時順利過關。
會不會身份投票制只保障少數反對者，不保障少數支持者？比如，有可能絕大多數選民都反對台灣獨立，但某一種身份獨排眾議采支持態度，則獨立案的打消與現狀的維持，形成對此一身份的壓迫。這種顧慮公正合理，此何以用票決來解決問題本不恰當。當這種由某一種弱勢身份推動，而優勢群體反對的情事發生的時候，身份制不能提供保障。不過，它比非身份制的齊頭式公投要進步，因為它起碼讓社會認識到，當前的現狀壓迫了哪一種身份。
最後，並非每次公投都採用同樣720種身份，某些議題上身份可以減少，其他議題上可能還須加多；也並非世界各國所有人皆可隨時隨地向台灣提案，什麼人適合來提案，或表達意見，在獨立建國與核能發電兩個問題上，顯然不同。因此，應有一個由社會賢達組成的公民投票委員會，對細節負責。
十一、誰最應該愛台灣？
北京希望的統一，就像是它籌備十五大時所希望的團結一樣，那就是，只要求台灣在口頭上對一個中國的原則，表現成歡欣鼓舞就好，心理是什麼滋味通通別說。此地的困境也和十五大碰到的一樣，即北京實在不敢去看台灣那一大批對統一感到疏離的人民，其結果，雖然一再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又誇大其辭訴諸所謂有光榮愛國主義的台灣人民，卻得不到台灣人民像大陸人民那樣感謝黨，感謝小平同志的賣力配合演出。
但是，北京如果透過外交休兵的推動，歡迎台灣人民與外交人員參與北京的外交系統，分享外交資訊，協助引見當地國的要員，主動諮詢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創意途徑，將會發現，在這些問題上與活動過程中，台灣人民與之各種不同意見或爭議，都不是否定它的，則慢慢就能走出對雜音與異議的恐懼，然後逐漸相信不需要動員與安排，即使是大陸人民，還是可以在不同意見的溝通互動中，表現出對十五大報告更真實的支持。
至於北京對台北的提攜，可以平撫台灣人不相信自己可以被愛的悲情意識，重新從母體文化中發展自己的社會人情脈絡，消弭為了追求主體性而必須切斷歷史的無奈。這種對自己血脈淵源的接納，幫助人們從自恨的深淵脫離，從虛構的認同中解放，則容或人們意見不同，對兩岸關係看法迥異，都不會擔心成為宣洩的對象，代罪的羔羊。〔註40〕這種自自然然、和而不同的社會互動，與彼此接納的態度，幫我們擺脫關於萬能領導的想像。
兩岸關係對台灣社會集體精神狀態的影響，大別之有如下五方面：大陸政策佔據太多精力與時間，其他政策相對受到忽視；大陸政策爭議反應了族群差異，引起社會內在緊張對立；與此相關的政治權鬥不斷，使公共政策部門中下級官員心存觀望，不敢進取，致社會建設停頓；對抗性的兩岸關係使人們感到焦慮無能，痛恨自己，形成極權的溫床；追求萬能領袖而不可得，引發瘋狂強盜、殺戮的行為，至今社會道德瓦解。
當前的務實外交率先散佈失敗主義，誘使人們看輕自己，把跟自己文化、血緣、生活上關係最密切的人變成是敵人，這等於與自己為敵，故無論個別外交戰役的勝負，自己總是輸家。因而所引起的高度無能感，逼迫人們幻想切除與大陸那種根本切不開的關係，這就要求人們表現得好像完全不受拘束，甚至連生命都可以割捨。
一旦社會的菁英忙於證明自己勇敢，誰都不怕也不服誰的時候，會需要有人作為他們的對象，則老百姓一定跟著緊張，也要隨著起舞，以免人家把我當對像來表現勇敢。結果，社會上互不相讓的氣氛無所不在，人情關係因而淡薄，導致物質主義高漲。資源少的人不能對別人頤指氣使，就只好來硬的，所以出現殺戮。
在可見的未來，兩岸政治社會的精神狀態，處於脆弱、焦慮的崩潰邊緣，對內的壓迫，征服的衝動，隱藏在笑臉的後面。這不是復頌「一個中國」或偷渡「兩個中國」就能化解的。我們可以想像兩岸領導人在夜深人靜之際，經常為了自己國人不能配合，或彼岸不賣面子而氣的發抖的模樣；兩岸人民因為領導人脫離實際，自己又無言以對，無人促膝而垂頭喪氣的模樣。這種精神狀態不加以治療，任憑兩岸關係如何變遷，都不可能變出合乎人性的結局。
假如人人像務實外交家一樣，都要證明自己，都想超越現實約束，都給自己定一個追求不到的目標，那再好的警察、家長、總統，也紓解不了焦慮，圍堵不住每一秒，每一處都會爆發的犯罪行動。這就是為什麼處理好兩岸關係是治療台灣社會病態所不可逃避的事。
現在，一再宣佈自己已經告別悲情的台北，在達不到的國家目標前，實際上卻充滿沮喪。憤怒的領袖失去容忍的能力，在政壇上剷除異己，政壇人人自危，個個被迫表態，壓力之大，使得我們必須在其他人身上找回失去的自尊。其結果，社會無處不充滿著好勇鬥狠之士。父母們回到家中也就失去了對孩子的容忍能力，他們只好在同儕團體中找對象，來彌補自己家中得不到的自尊。
所以，手槍、球棒、巴掌、穢言，都在無法理性控制的精神情況下瞬間出籠，彼此對抗，營造自尊。在社會近乎瘋狂的氣氛中，台北高層也開始復頌要以自尊作為最高的兩岸談判原則，誰也無法預料，會有什麼瞬間控制不住的衝動要爆發，宣洩壓抑已久而迄無管道的憤怒。這種爆發將剛好觸動北京那根脆弱的神經，連帶引起彼岸的瘋狂。
這就是進入21世紀前的兩岸精神狀態。
本文原在1998年1月4日台北《聯合報》「回顧與前瞻－－團結自強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註20〕十五大報告全文，大陸各大報均有，例見《甘肅日報》（1997，9，22）：頁1-4。
〔註21〕同前引。
〔註22〕參考張所鵬，《法律觀點看美台飛彈防禦法案》《中央日報》（1997，10，3）：頁2。
〔註23〕參考徐宗懋，《台灣人論》（台北：時報，1997）。
〔註24〕例見辛在台，《認識中共「政治談判」的陷阱》《中央日報》（1997，10，15）：頁2；張嘉藍，《評汪道涵所謂「統一的中國」》《中央日報》（1997，11，18）：頁2。
〔註25〕關於李總統的回應，見孟蓉華，《李總統：承認中華民國，才有兩岸談判》《中央日報》（1997，9，17）：頁2。
〔註26〕見黃主文，《誰是新台灣人的公敵》，輯 於黃著，《新台灣人》（桃園：世紀出版社，民84），頁131-135；陳邦鈺，《開放大陸就學，後患難估計》《中央日報》（民86，10，27）：頁2；林弘展，《中國以商圍政，台商大老遭利用》《民眾日報》（民86，10，27）：頁9；黃瑞逸，《建國黨批許向中國交心》，《民眾日報》（民86，12，12）：頁3；辛在台，《瞧這個促銷廣告式的社論》，《中央日報》（民86，12，12）：頁7；社論，《國民黨應汲取敗選教訓下定決心深化改革》《自由時報》（民86，12，4）：頁3；又參考社論，《政治信任崩潰是形成金融風暴的主因》《聯合報》（民86，10，18）：頁2。
〔註27〕例見宋誠、張藏藏、喬邊，《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聯合工商出版社，1996）。
〔註28〕比如中共曾表示將多作台北政壇中生代的工作，引來此間疑懼，見活水集，《天真的民主》《中央日報》（民86，10，15）：頁2。
〔註29〕斯特林．席格列夫，《龍的帝國》（台北：智庫文化，民85）。
〔註30〕這種思路的確緩緩浮現，見汪莉絹，《中共將大力加強與台籍人士聯繫》《聯合報》（民86，10，13）：頁2。
〔註31〕見華成韶，《外交休兵行不行》《申齊》八七【民85。11】：頁18-19。
〔註32〕石之瑜，《北京外交休兵:兩岸迴旋空間更大》《聯合報》（民83，2，9）：頁2。
〔註33〕張麟徵，《兩岸關係何處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十三【民85，3】：11-13。
〔註34〕李登科，《兩岸外交對抗互蒙其害》《聯合晚報》（民86，9，3）：頁2。
〔註35〕連戰自烏克蘭返國記者會，見寇維勇、張宗智，《連戰：站起來走出去是我 生存發展所須》，《聯合報》（民85，5，23）:頁2。
〔註36〕見張裕亮，陳邦鈺，《審慎提防中共和戰兩手機謀》《中央日報》（民86，10，17）：頁3；陳杉榮，《小心中共以通促統陰謀》《自由時報》（民86，10，17）：頁2。
〔註37〕相關爭議，見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民85），頁201-254。
〔註38〕參考石之瑜，《創意的兩岸關係》（台北：揚智，民86）。
〔註39〕參考謝復生，《公民投票：主權在民的體現或民粹主義的濫用》《問題與研究》35，七（民85，7）：頁38-46。
〔註40〕對象的模糊必敵對的升高更具威脅性，例見李日生，《宋楚瑜在變什麼把戲？》《自由時報》（民86，12，4）：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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