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破裂的代表

年李登輝訪美，兩岸關係逆轉之後，人的因素逐漸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由於北京相信李登輝已經背離追求國家統一的基本立場，終使雙方互信基礎毀之殆盡。中共對李先生的痛恨、不滿已經溢於言表，恨不得將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如果有較大的迴旋、選擇空間，北京恐怕寧可和其他較具中國情懷的人進行交涉。

其次，談到選擇出任與中共進行談判人選的問題，這就好像兩岸就外交活動進行溝通、尋求共識一樣，這並不代表畏懼、軟弱，也並不意味凡事需要對方批准，台灣仍然可以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情，任命自己認為適合的任何人選，但一個雙方都能理解，比較能夠接受的人選顯然更有助於培養善意，增加互信，有助談判工作的開展。如今台北派遣李登輝欽點的許惠佑出掌海基會當然有很深的政治意涵。

在過去海協、海基兩會的交手過程中，許惠佑曾以法律服務處處長，及副秘書長身份多次參加事務性談判，一向以難纏著稱，雙方談判曾經多次破裂，台北坊間曾封以「破裂談判代表」。許惠佑這次能夠出線，取代行政院所屬意的較為中性的另一人選許柯生，這意味著總統府仍將充分掌握大陸政策，今後許惠佑恐怕將代表總統府的立場，直接而且徹底的執行李登輝對大陸的強硬政策。

目前，民間則盛傳只要具有中國情懷的人都不被當道所喜，不為某人所接受、信賴，必須逐一予以排除，替換成自己所接受的人馬。海基會董事、前秘書長陳長文先生日前在該會臨時董監事會議中指出，海基會應當為人民而非為政治服務，不應把中國與台灣對立起來，不要將對手當成敵人，許惠佑絕非台獨，但渠對其有多少中國情懷則不能確定。誠哉斯言，陳長文此言必是有感而發，值得深思。

同一場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強調，協商與交流是海基會的主要功能，但他語帶機鋒，頗為感慨的表示，「春天來了，花一定開，只是我到時候也『老了』」，老了一詞究竟所指為何，是否只是單純的期盼兩岸早日恢復會談，或是另有所指，值得推敲。有人認為，台北放出汪道涵可能去職的消息或許意味著辜先生也會在近期內因故主動、或被動離職。此一說法的正確性如何，可以進一步加以觀察。

筆者研判，台北的舉動應有多重目的，一方面藉此凸顯李登輝對大陸強硬政策的堅持；另一方面恐怕也可以對美國的促談壓力有所交差；最後則是對大陸擺出一副準備談判、兵來將擋的架式，但是其中隱含了談判不會有具體結果的伏筆。換句話說，談談無妨，但別當真。北京應已對此政治訊號有所理解，海協會此次未循例來電致賀應可說明，北京認為台北又在對兩岸關係的改善、談判設置人為障礙。

其實，對於兩岸談判與否，或是雙方是否能夠談出結果，筆者雖有見解，但並無特別好惡，一切總要以國家、民族的整體體利益為考慮重點。如果時機、條件不夠成熟而不能談、或談不成，這還能夠理解、接受，但如果台北的談判代表只是揣摩上意，甚或還有個人的政治野心參雜其中，因而使得兩岸關係持續僵化、惡化，這才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同胞們應該鳴鼓而攻之。

說實在的，台北當前首先要確立戰略目標，然後才是講究戰術作為。筆者認為，化被動為主動，轉對抗為合作，用健康的不安全意識來取代病態的偏執，以宏觀的兩岸關係來取代狹隘的統獨爭議，用周全的合作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觀念來替代絕對的國防安全可能才是最合乎台灣與大陸共同利益的作法。台北今天的大陸政策應該由建立信心（confidence-building）著手，然後朝向成立機制（mechanism-building）的方向發展。對話絕非洪水猛獸，談判也非不可嘗試。

對台灣而言，當前國家利益之首要在於安定、發展，「主要的威脅來自中共，最大危險出自台獨」。既然如此，一個穩定、健康的兩岸關係當然合於台灣利益，對抗固非上策，閃躲恐怕亦非正途。本土意識、台灣優先其實無妨，但當局非但不應把其與中國情懷對立起來，反而應該利用對中國的情感來解構分離意識，政府的政策不能建立在中共必將崩潰這種錯誤的假設之上。

其實，台北的某些憂慮並非不可理解，但是即使只由鬥爭的技巧來看，當年國共內戰時期，中共處於弱勢，結果還是靠著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多元鬥爭方式拖垮政府，台北不妨加以學習。另外，即使目前不談確實比較合乎台北利益，台灣也要盡量隱藏底細，或至少也要向國際社會說明理由，強調中共的談判特質，可能陷阱等等，避免中共的和平、理性凸顯台北的頑固、抗拒。如果國際社會形成一種台灣是兩岸問題中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的錯覺，台北更將難擺脫當前困境。

目前，台灣不能接受大陸的一國兩制，同樣的北京也不願接受台北的一國良制、一國兩府、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以及一國多制等說法。筆者以為，未來，只要符合兩岸共同利益，任何模式都該加以探討推銷。希望透過談判，最後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中國式辭彙及安排，實現雙贏的目標。

整體而言，筆者堅信，台北應以更開放、合作的態度，由國內、國際及兩岸關係的層面多加思考兩岸關係的何去何從，畢竟國家安全不是狹義的軍事、國防安全，也應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台北可由當前廣泛、合作安全（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的概念中得到一些新的思維方向，對美國、大陸同樣都採取預防外交的措施，化被動為主動，以對話、談判取代對抗、猜忌。採取措施朝向建立信心、成立機制、尋求共識、擴大交流、增加互動都有助於緩解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