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與中國前途

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人類文明史又進入另一個新階段。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鬥爭終於結束，全世界各國都在探索一條超越以上兩種意識型態，而具有本身文化特色的新政治經濟體制。

中國內戰的實質是西方文明的內鬥

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人從「自強運動」和「立憲與革命爭議」中，探索中國未來的道路；從西北派、俄化派、日化派，乃至於傳統派的爭論中，結果形成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共鬥爭的兩大陣營，中華民族再度陷於國家分裂狀態中。一邊是左派的「全盤西化論」，向俄國人一面倒；一邊是右派「全盤西化論」，向美國人一面倒。兩邊都失去了「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神，誠如Samuel P. Hungtington近年來在《文明衝突論》乙文中所說：「近百年來的國共內戰，實際上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已。」

這種西方文明的內戰，主要是指雙方所奉行的意識形態，原本是西方文明的一對孿生子，而我們中國人卻因失去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自信心，「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乞兒」，以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為師，結果造成中國人的自相殘殺。

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是中國發展的正確道路

經過四、五十年來實踐檢驗真理的結果，中國人從黑暗中摸索出一條道路，開始從「文革」時「批孔揚秦」的錯誤中猛然覺醒，走「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並加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精神，的確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美國政治哲學大師 John Rawls 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第271頁中即有如一段話：

「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一直謹慎探討市場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最好的設計，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為至少理論上講，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也能運用此一制度的好處，其好處之一即是效率。」

John Rawls從理論上得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可行的一條新道路，正好與鄧小平先生從實踐中得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條中國未來的道路，不謀而合。而中國人今日更有信心，從全盤西化中覺醒，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政經制度乃是中國人遠從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多年來，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摸索、追求所得出的總結。

所謂有中國特色，即恢復中國文明的自信心，理解到西方文明價值並未有「普遍性」。美國知名學者 Huntington 就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乙書中指出下列各類，充分說明西方文明並未具有普遍性。

●美國道德衰退嚴重，不足以成為普遍性的價值

●多元文化論經常是「種族中心的分離論者」，把美國搞成四分五裂

●「自由主義將是下一個將倒下去的骨牌」

●「西方文明只有獨特性，沒有普遍性」

●「帝國主義就是普遍主義必然的邏輯結論」

●「東亞的成功主要是其文化強調集體性而非個己性」

●「隨著物質的成就，文化的自信也跟著來」，「美國模式或盎格魯──薩克遜的發展模式過去盛行四十多年的政經現代化的方式已經行不通了」

由此可見，所謂西方文明價值的普通性，不過是因為人類最近四百年來，由於西方文明的崛起，而流行起來的價值，使一般沒有比較文明史知識背景的人，誤以為這種普遍流行的價值具有恆常性，而忽略了各自文化的差異性。隨著西方文明衰退的「危機意識」，Huntington 也認識西方文明只有獨特性而無普遍性，他說：

「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而由於美利堅合眾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大部份落在它頭上。」

「在這個時代，美國既不宰割也不能逃離這個世界，不管是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也不論是多元化或片面行動都不能符合其利益。唯有遠離這些背道而馳的極端意識型態，採行大西洋主義政策，和歐洲夥伴密切合作，以保護及謀求他們共有的獨特文明的利益和價值，最符合美國利益。」

不僅Huntington有此「危機意識」，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阿匹亞（Kwame Authory Appiah）、蓋茲 （Henry Louis Gates）在合編《全球文化辭典》（The Dictionary of Global Culture，1993）時也提出同樣的觀點：「下一世紀全球20大都市都不在歐美，基督教文明將不再主宰世界，而退居非主流地位的事實。西方操縱世界的五百年歷史就要畫上句點了，但西方人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可悲的是，台灣的李登輝和連戰，最近幾年來的言論充分凸顯了「思想的依賴性」，以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對於衰退中的西方文明毫無知覺，茲舉例如下以為佐證：

李登輝最近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訪問中指出：「亞洲人的價值觀與西方人不同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李登輝常常以「美國為中心」、「相信美國會介入台海爭端」、「主張中共應承認台獨，建立中台聯盟」、「中共應率先提案讓台灣加入聯合國」

李登輝在1995年10月6日向「校園青年領袖」介紹日本博報堂特別顧問岡崎久彥所著《世紀末的省思與希望》這一本鼓吹台獨的「外來理論」

●連戰在行政院長任內答覆立委質詢時，曾經一方面強調西方的政治價值如民主、法治、人權有其普遍性，一方面又說不贊成以中國的國情有其特殊性，因而排斥西方價值的普遍性。他又提出「兩岸的爭議是民權主義，不是民族主義。」

從以上台灣領導人的思想中，讀者可以體會他們心目中只有「西方文明價值和普遍性」，根本就沒有「中國文明價值的普遍性或獨特性」的想法，這樣子盲從西方，卻毫無中國文化精神價值的領導人，我們又如何期望他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政經體制」？隨著西方文明的逐漸衰退，他們對中國文明價值的自信心何在？這不是 「沿門托缽效乞兒」又是什麼呢？

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創生能力

西方文明內的歐洲國家其歷史尚未結束，從過去的文明史來看，一切偉大的文明都曾經過一度的發展、興盛、衰敗，而最後滅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則獨具二波，從殷商西周至五胡亂華為第一波；由五胡亂華以至最近為第二波（見雷海宗，《歷史的形態與例證》乙文）。每一波的演變，均經（一）封建時代，約六百年；（二）貴族國家時代，約300年；（三）帝國主義時代，約250年；（四）大一統時代，約三百年；（五）文化衰亡時代，時間不定；等五個階段。中國文化之所以獨特，即在其第一波文化演變衰敗滅亡後，又再重生。第二波開始直到今天，正好是第二波文化即將結束，而第三波文化即將崛起的轉折點。吾人不知，何以中國文化獨具此一特色？何以此文化內在自動創生的能力（ Autopoesis ）如此強勁？此則難以解釋，吾人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從中國文化史看來，第二波文明的創生，經過印度文化東來的刺激後，經消化而演變成為第二波文明；當前中國文化第三波的發展，則是吸納西方文化後，從中國文化體系內自動創生的新文明。此一文明的盛世，照過去的演變經驗看來，至少大約有二、三百年的時間。

筆者之所以作此一趨勢分析，乃是從比較文化史的觀點所得的結論。從西元一千六百年起，中西文化發展到了一個分水嶺，西方文化由衰退而復興，此後三、四百年科技進步，經濟繁榮、文化思想派別林立，主導全球文明，形成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至1991年冷戰結束，西方企圖圍堵崛起中的第三波中國文明，因力不從心，始改為與中國「全面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一個中國政策有利論」，並於1997年10月邀請江澤民主席到美國「國事訪問」（State Visit）。

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已經到來

從這一角度來看，偉大的政治家應看出第三波中華文明崛起的機運已然來到，這是中國文化整合「中、西、印」人類三支文化優勢的大創造時代的來臨，也是中國文明的價值重新為世人所重視的普遍性價值，例如：

●美國物理學家歐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 ）說：「原子物理學中說明有關人類理解的一般觀念之新發現不在於事物的本質，……而在佛教及印度思想中，也有很重要的核心地位」。

●丹麥物理學家波耳（Niels Bohr ）（1922年諾貝爾獎）：「為了與原子論做比較……（我們必須回到）認識論的問題上，而早已為佛陀與老子所探究者。」

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32年諾貝爾獎）：「二戰以來，理論物理學來自日本最偉大的科學貢獻，可能是遠東傳統哲學思想與量子理論的哲學本質意義。」

比利時化學家普裡高津（Ilyaya Prigoging）（1977年諾貝爾獎）：「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那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

從以上引文可見，當代物理學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的世界觀是相通的。20世紀的物理學發起「典範革命」（ Paradigm Rcvolution），與「牛頓物理學典範」觀察世界的方式大大不同。四百年來牛頓典範盛行，此一世界觀與中國傳統文明的價值是大相逕庭的，必得在二十世紀的新物理學起了世界觀的大革命，現代人才重新理解到原來中國傳統的文明價值如「曲線思考」、「自由意志論」、「時空相對論」、「心物一元論」等都是當代新物理學家所肯定的價值觀念。

由此可見，滿清政權之亡，並非亡於其本身腐敗的問題，而是亡於西方文化的發展已然凌駕中國文化的事實。可悲的是，當時滿清政權的領導人對此一文化發展趨勢並無警覺或認識，因而因應不得其法，終至腐化而滅亡。所以，文化戰略的警覺看似不如政治、軍事、經濟等戰略的重要性，但若無此一體認，政治、軍事、經濟策略上的因應，充其量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

1949年新中國誕生後，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擅長以政治和軍事治國，這是任何開國的政權必然的事實。由於種種原因，走過了頭，引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第二代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人，生聚教訓，開始「撥亂反正」並於1978年12月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加速經濟建設，成就蜚然，使中國逐漸進入小康的局面。現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則以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的連環發展為重心，尤其是警覺到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當可預期。

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已有一股旭日東昇的力量正在凝聚匯合之中，此即下列四個事實：

一、此時為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國防力量最為強大的時候，已無列強侵略中國的顧慮。

二、此時為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人的經濟力量最富庶的時候，為中國人有史以來生活最好的時候。

三、此時為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人才最多最豐富的時候，幾乎西方學術各個學門，皆有中國人才在研究。

四、此時中國大陸外匯存量為世界第二位，香港為第三位，台灣為第五位。香港是亞洲與世界金融中心；中國大陸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以及廉價勞力、充沛的資源；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中華第三波文明崛起的龐大競爭力最有利的因素。

中華文明第三波的崛起，除了有此文化內聚力的動態整合能力，使台港澳及中國大陸結合成為統一的文化體系外，並具有對抗西方文明價值的實質力量。我們當謹記孟子的一句話：「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中華文化第三波的價值是以「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也是中西印三文化乃至回教文化等文化的兼容並蓄，道並行而不相悖，這即是中國人的「文明多元論」而非衰世中西方文明的「文明衝突論」。

吾人相信，第三波中華文明的崛起，也是中國統一的必然趨勢，這對中國人或全世界各民族人民來說，都是有利無害的。

（轉載自香港《中國評論》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