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台灣走向和平統一的思考

一、緩不得、又急不得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直接關係到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民族的統一，關係到是走向和平還是走向戰爭，關係到未來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令世界矚目，無論出於什麼情感和目的。而兩岸關係又是非常複雜、敏感和脆弱的。

如今，兩岸關係正走向一個歷史的交叉口：要在統一和分裂之間作一次抉擇。就島內的形勢而言，台獨發展的勢頭令人擔憂。根據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表的資料，基本態度要走向台獨的台灣民眾有增高的趨勢，且絕對量可觀。1996年3月達37.3%，而最近有調查顯示，主張台獨的已超過50%，儘管問卷方式有所爭議。相比之下，基本主張統一的民眾有下降的趨勢。到1996年3月，已降至18.8%，不足基本主張台獨的一半。更有甚者，有時在台灣談「統一」就可能被戴上「台奸」或「中共代言人」的帽子。有所謂「鼓吹台獨的困境」。現在以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仍高喊統一，但其誠意令相當多的人懷疑，此並非毫無道理。而以台獨為其基本訴求的民進黨的勢力正日益壯大，已達到差不多可以問鼎的政治實力。下一任總統會否落入民進黨手中已令人難料。一旦民進黨問鼎成功，台獨將會走向一個高潮，一個令人擔憂的高潮。

面對台灣在台獨勢力的影響下漸行漸遠，中共面臨選擇的困境：對中共和大陸人民來說，台獨是絕不能被容忍的。出於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原因，大陸人民一定要求統一，絕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且，台獨不僅是台灣分裂出去的問題，而且可能導致把整個國家推向分裂的危機。但眼下又缺少抑制台獨的很有效的措施，儘管作了種種努力。而比較掌握在自己手中、較具時效性的抑制台獨的措施就是訴諸武力。於是，1996年3月值台灣總統直選前，為了遏制島上的台獨勢力、警告美國不要干涉兩岸統一、並表達不惜以武力實現統一的決心，中共下了一劑猛藥：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和導彈、火炮的實彈射擊。其藥效如何，眾說紛紜。筆者以為，現在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因為這一事件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也許有一天，當台灣真要準備宣佈獨立時，這一事件的意義才能充分地顯見。不過，一些顯然是近期的目標未能實現。而美國的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開近海峽，耀武揚威，更使兩岸關係複雜化。

其間有一項民意調查的結果尤值注意。據報告，相當一部分被調查民眾相信台灣如獨立則中共會動武，也認為台灣打不過大陸，也不相信美國真會為台灣和中共打仗，可還是選擇了台獨。這就是說，台灣有一股台獨勢力至少表達了他們不畏槍炮的決心。此奈何？

然而，一旦台獨真成了大氣候，中共如要堅持國家統一，除了武力統一又奈何？人們不得不悲哀地發問：到了20世紀的現代社會，中國的統一難道還走不出幾千年來分分合合、武力統一的怪圈？但今天兩岸關係的發展確確實實表現這樣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今天的兩岸關係可謂是緩不得、又急不得。緩不得，是指聽任台獨發展可導致台獨走向不歸路。急不得，難道真的要武力統一？中華民族面臨一次重大的歷史選擇：是選擇民族的統一還是民族的分裂，是和平還是戰爭？歷史在強烈地召喚中華民族的智慧。

二、實證的方法

經濟學可以分為實證的（positive）和規範的（normative）。實證經濟學研究事實，不涉及價值判斷﹔而規範經濟學研究應該採取的行動，受價值判斷的支配。在經濟學的研究中，這兩類經濟學，或兩類方法是嚴格界定的。然而，據筆者觀察，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這兩種方法有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被攪在一起。在統獨爭論中，常可見到這樣一種情形：主張台獨的人提出希望成為一個獨立的台灣人，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國家的主張。這是一個規範性的陳述。當然對這樣的台獨言論定有人反駁。經過一番口誅筆伐得到一個結論是：這一台獨言論是錯誤的。這是一個實證性的陳述。但一個實證性的陳述是不可能駁倒一個規範性陳述的。因為一個規範性陳述不涉及真偽。當然，主張統一的人可以提出另一個規範性的陳述，如主張台獨是不應該的。但這僅僅是各述其價值主張，並達不到所希望的讓對方放棄台獨主張的目的。因為這兩個陳述僅說明，統派人士把統一看得至關重要，而台獨人士則把台獨看得至關重要。這是彼此價值觀所決定的，或用經濟學的術語，這是由各自的效用函數決定的。於是，我們常可觀察到，統派人士和台獨人士在一起辯論台獨是非時各說各話，難達共識。

一個人主張台獨本質上由兩個因素所決定：其一是價值體系、或其效用函數，亦即台獨給當事人所帶來的滿足。有的人可從台獨中獲得巨大滿足，而對有的人則是負效用。效用函數、或價值體系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即難以通過說服的方法改變。經濟學家通常假定效用函數不變。至於效用函數如何改變，至少經濟學家所知甚少。

其二是決策的邊際條件，即實現台獨所要受到的限制，包括外部環境的限制和當事人自身資源的限制。比如，一旦台獨中共就要打過來。這是個外部環境的限制，不以台獨人士的意志為轉移。於是，要維持台獨，台灣就要進行一場獨立戰爭，要消耗資源。

一個人決定台獨的態度的過程可以理解為當事人在邊際條件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的過程。給定個人的效用函數，比如台獨對於該人具有很大的正效用，是否主張台獨受制於邊際條件。如果因資源限制使得台獨不可行，比如耗盡所有資源尚不夠付台獨的代價，則只能放棄台獨。這就像一個人很想買輛豪華車但錢不夠一樣。也可能資源允許，但所付代價太高，以至於所耗資源的效用高於台獨所可帶來的效用，那也只能放棄台獨。或者說，台獨雖好，但價錢太貴，不值破費。

根據以上分析，要改變台獨人士的台獨主張，並防止統派人士轉化為台獨人士，應從這樣幾方面著手：（1）幫助台獨人士弄清台獨的代價、或台獨的機會成本，包括必須為台獨直接付出的及放棄和平統一的機會損失。（2）建議大陸方面採取行動影響台獨的邊際限制條件以加大台獨的代價。（3）改變對台獨的價值觀、或效用函數，如果能做到的話。

筆者以為，不少台獨人士之所以主張台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台獨的機會成本認識錯誤，包括必須為台獨直接付出的以及放棄和平統一的機會損失。本文將採用實證的方法分析台獨的機會成本，並進而對統一的方式、進程作一分析和建議，以期對中國之統一盡微薄貢獻。

三、兩岸經濟差異會影響統一後台灣人民生活水準？

不少主張台獨、或主張維持現狀，或至少在兩岸經濟發展水平接近時再談統一的人士認為統一不可行，或近期不可行，因為目前兩岸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太大，如現時統一，台灣人們生活水準會下降，甚至擔心會被大陸拉平。1997年9月芝加哥召開的全美大同盟年會上，鄭竹園教授主張：「兩岸縮小經濟差距，締造和平統一契機」。他認為兩岸經濟及社會制度的接近和經濟差距的縮小是統一必須具備的宏觀條件。（《芝加哥時報》1997年9月12日）這種顧慮又為德國統一後西德人民為東西德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付過多而加強。在這些人看來，統一的經濟成本太大，台獨或維持現狀可避免此一支出。

應該說，目前兩岸在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確存在相當的差異，儘管在縮小，尤其大陸沿海相對發達地區。據歐陽新宜（1997）較樂觀的估計，台灣平均人均收入水平與上海拉平的時間為八年。不過，兩岸經濟發展水平就整體、尤其是人均消費水準而言，差距將會是長時間存在的。但是否因此，如果兩岸統一，台灣人民生活水準就會受影響呢？

一般來說，如果大陸的相對貧窮在統一後會對台灣生活水準產生影響、且這種影響不為台灣人所左右，應在兩種情況下發生：

其一是台灣財政受中央政府控制，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典型的情形像在大陸中央與上海。中央在相當程度可單方面決定上海上繳中央財政的份額。上海可以叫，可以喊，但是無最終支配權。這種中央政府對地方財政的統一集中和再分配可影響地方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但統一後的台灣絕不是上海。至今，在大陸，無論是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談話、還是老百姓私下議論，從未聽過有把統一作為從台灣單方面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大陸要的很清楚，只是一個統一，而且近乎是象徵意義上的統一。1979年10月鄧小平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沒有太多的要求。我們只是要台灣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和降下國旗。」

再看香港回歸。1997年7月香港回歸後，中央政府可以要求香港上繳財政，找個收管理費的理由就可以。但大陸對香港要的也只是一個回歸、統一。因此，如果中央政府不干涉台灣財政，從這一渠道，統一對台灣經濟及人民生活水準不會有影響。

其二是兩岸實行統一市場，從而兩岸的商品，資本和勞工可在兩岸間自由流動。在此情形下，統一所造成的影響會是多方面的。如實行統一的兩岸勞工市場，台灣勞工的就業必受大陸勞工湧入的影響，導致失業或接受低工資。但對台灣的資方來說，則提供了富裕、廉價的勞動力。如實行兩岸自由貿易，大陸的低價商品必大量湧入台灣市場。這一方面可導致物價下降，另一方面可對台灣工業造成衝擊，進而影響台灣業者的利潤和勞工的就業和工資。此外，大量大陸勞工湧入台灣對環境、治安都會有負面的影響。當然，影響的程度尚難說。就大陸內部來說，在一定意義上市場是統一的。但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差異不僅繼續存在，而且還繼續增大。這就是說，即便存在統一市場，經濟落後地區不一定就要拖經濟發達地區的後腿。上海人、廣東人過富日子並沒有受西北省份過窮日子人的影響，至少沒有怎麼聽說過上海人、廣東人有這方面的抱怨，相反還相當感激落後地區提供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及廣闊的市場。因此，在實行兩岸自由經濟的情況下，綜合地分析，台灣會受多少經濟上的負面影響尚很難說。

然而，如果台灣不樂意接受實行兩岸統一市場的後果，仍可選擇由台灣控制的、有限的兩岸經濟往來。這樣至少可保證台灣生活水準不降低。而兩岸市場開放的主動權主要在台灣。鄧小平說過，台灣可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享有自治地位，甚至保留自己的軍隊。這種自主權可有效地把市場開放的自主權掌握在台灣自己手中。這一點，中央政府應不會干涉，也無從干涉。

因此，可以這麼下個結論，總體上兩岸統一至少不會讓台灣人民生活水準下降，而最可能的情形是提高其生活水準。但兩岸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會影響統一的深度。比如說，如果兩岸工資水準相差太大，如全面開放兩岸間的勞工市場，則有可能出現大陸勞工大量湧入台灣，對台灣造成過多的負面影響。這樣，兩岸勞工市場的開放則不得不有所限制，也就是說統一的深度之降低。

四、拒絕三通、南進政策對台灣有利？

海峽兩岸三通，即通郵、通航和通商，已醞釀多年了，但至今仍未實現。儘管台灣當局對台商投資大陸設了種種限制，但台商對大陸的投資有增無減。不僅中小企業去了，大企業也開始了對大陸的進軍。至於通航也早已開始，只是要到香港或其他第三地轉個圈子，多浪費一些時間和增加一些運費。為了降低經濟上對大陸的依賴，台灣當局又大力推行南向政策、即鼓勵台灣廠商對東南亞地區進行投資，以分散對大陸的投資。

台灣當局及島內一些人士擔心，太多的資金投在大陸可能會變成大陸的籌碼而對台灣不利。有一種典型的看法認為，如此而為，會對台灣整體安全和利益造成不利的影響，以至於此消彼長的趨勢更為明顯，造成台灣經貿無法自主，而降低台灣談判的籌碼。（《聯合報》1996年12月26日）通過限制三通、推進南進政策，台灣可減少對大陸的依賴從而增加談判的籌碼。

這裡，筆者想要著重討論的是，從台灣自身的利益出發，限制三通和推行南進政策真的有利台灣、從而增加台灣談判的籌碼？筆者以為，非也。

試想一下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大陸對台灣的政策由解放台灣轉向和平統一？筆者以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台灣在經濟上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由於經濟上的成功，首先台灣內部獲得了安定。40年代末的那種反飢餓運動肯定不會再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奠定了和大陸在軍事、外交上相抗衡的經濟基礎。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雖為形勢所迫全都與台灣斷交，但從未真正放棄過台灣，事實上做了台灣與大陸抗衡的國際後盾。如果台灣在經濟上一團糟，西方會如何對待台灣呢？想想40年代末的情景。

因此，可以這樣說，今天台灣之所以能與大陸抗衡的最大本錢或籌碼是其經濟實力。台灣如果希望在將來兩岸談判中有更多的籌碼，則不斷提高其經濟實力是首要的。由此，任何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舉措原則上都會增加台灣的籌碼。實行三通，台商可大大減低其經營成本，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從而可佔據更大的大陸及國際市場。最終，有利於增加台灣的籌碼。

從這個意義上分析，南進政策值得商榷。一般來說，東南亞國家歷史、文化不同於中國。伊斯蘭教是其主導宗教。語言不通，排華情緒重，以致每隔一段時間便有排華浪潮出現。有的國家政治不穩，如像最近柬埔寨發生的政變動亂。此外市場規模亦有限。而在大陸投資則面對廣闊的市場、豐富的人力及自然資源，短交通距離，同文同種，甚至還有現成的人脈關係等等。因此，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南進政策總是說得多，行得少，至今未成氣候，而到大陸投資則怎麼也禁不住，禁得住明的也禁不住暗的。此乃利之所趨也。商人知道哪裡可以發財，不用政府教。

現在問題是限制三通，推動南進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本來商人可以發大財的，現在改成發小財。有的失去了大陸最好商機，有的甚至被困死在島內。台灣是一個高度發展的商業社會。商業受到限制也就是社會發展受到限制，也就是台灣籌碼的減少。

至於實行三通可導致「此消彼長」，亦即台灣優勢將削減而大陸優勢將增強也值得商榷。兩岸經濟的規模十分懸殊。大陸以超過台灣的更快的速度增長，規模上的懸殊日漸增大。台灣目前雖仍是大陸重要的外資來源，在大陸的外商投資中居第二位。但總額僅佔外資總額的10%，所佔相對地位已不重要。三通固然對大陸經濟有一定推動作用，但對整體經濟而言亦並非十分重要。因此，如果台灣想通過阻止台商對大陸的投資來遏制大陸經濟發展，這是根本做不到的。相反，大陸市場對台灣資本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隨著台灣工資水平的提高，如果台灣和密集勞動相結合的資本不轉移到大陸，在台灣根本無法生存。這些資本的轉移推動了台灣產業的升級換代，即向高科技和服務業方向發展，而非所謂「空洞化」。因此如果大陸方面起來響應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的號召，限制台灣資本和商品對大陸的流入，對台灣的衝擊恐怕是相當劇烈的，因為今天大陸市場正取代台灣傳統的歐美市場。

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限制三通和推進南向政策不是消大陸、長檯灣，而是相對長大陸、消台灣。或大陸所受損失一定要小於台灣所受損失。

台灣當局對三通還有一層擔憂是投資大陸的台商會成為大陸的統戰的工具，用以對政府施加政治壓力，有所謂「以民逼官」。比如，對開放兩岸三通，大陸台商一直對台灣政府施加壓力。筆者以為，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看。台商自然是在商言商，並非政治黨派，通常並無肯定的政治立場，主要以利而行。他們不僅可以影響台灣政府的決策，也可影響大陸政府。而兩岸政府均可通過台商施加影響於對方。隨著台資湧入大陸增多，台商群體正不斷增大。相對集中的地方都成立了台商協會之類的組織，或形成一些非正式的團體。有的台商直接影響大陸地方經濟。從中央到地方，很多台商與各級官員及其子女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關係。因此，台商已漸成為大陸上不可忽視的一股經濟和政治勢力，能量不小。台灣當局只注意到台商對自己的影響，為什麼就沒有想到台商也可以、或可用於對大陸政府施加影響？台商會不會在大陸也搞、或已經在搞黑金政治？台商會不會在將來影響大陸的地方選舉？

台商也確實有時反彈台灣的大陸政策，如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不過，就筆者觀察，台商對台灣政府的壓力主要在於阻止兩岸關係走向對立、促進台灣政府盡快開放三通等方面。這是由其利益所決定的。而台商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促進了兩岸統一。任何歡迎兩岸統一的人都會持歡迎的態度。

總之，如果台灣政府視台商為對方的政治牌，其實，這張牌也在台灣手中。差別只在於誰打得好。為什麼台灣政府就這麼沒有信心呢？

還有一些台灣人士擔心大陸有一天會對台商不利，有所謂「口袋戰術」，主要指大陸對台商實行國有化，像大陸50年代發生過的那樣。筆者以為，此一時，彼一時。沒有理由相信過去的那種事今天還會發生。今天，大陸的國有企業都擋不住民營化的趨勢，國有企業的大面積的虧損已成了國家難以承受的負擔。中共十五大決定要出售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將來難以避免的非國有化趨勢。今天，對國有企業的效率失去信心已是世界性的，而50年代則是相反。很難想像今後可見的未來還會實行國有化。此外，在大陸私有財產、包括台資是受法律保護的。國際社會的力量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很難想像今天的國際社會能允許一國單方面對他國在該國的資產進行沒收和實行國有化。而大陸的民心更是決定的因素。沒有任何國家領導人如果搞一場像50年代的對資本主義的工商業改造、或類似的國有化運動還能繼續當政。

五、三通會影響台灣的安全和穩定？

台灣限制三通還在於認為三通可能會使個別廠商獲利、而讓台灣在安全和穩定上付出代價。對此，筆者所想到的有這樣的可能：一是飛機通航後，民航飛機可能被用於對台灣的空中偵察。這一顧慮一直見於報端。曾有一度大陸劫機案連發幾期，台灣有人就發文懷疑這是中共的軍事陰謀，故意利用「被劫持」的飛機從事空中偵察。筆者以為，這樣的看法有欠知識。以中共現有的軍事衛星技術，一般從民航飛機上所能獲得的地面情報，從衛星上差不多一樣可以獲得。而且，如果兩岸通航，所用航空港應是西岸的台北和高雄，或就安排這兩個航空港。這樣，大陸飛機根本就進不了台灣內部，當然，也就不可能搞多少空中偵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