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台獨

徐百川
(寄自美國達拉斯)


(一)皇民化與二二八

台獨的領導人物彭明敏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很簡單,他認為是台灣人民對陳儀等政府的貪官污吏、行政缺乏效率、普遍感到不滿而引發的抗爭。對於一般研究者把各種原因,如受人煽動、共產黨介入等都歸納來說,他認為這樣過於複雜化值得商榷。彭先生這種看法也是代表著流行在台灣人當中相當廣泛的看法,彭先生具有博士學人的身份,給人有著智慧型人物的形象,他的登高一呼更使得這種看法讓人有受到權威性認同的感覺。

像二二八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性政治事件,牽涉到的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往往還牽連到經濟、社會背景、群眾心理等一些間接以及無形的因素。對每一項可能的因素未能徹底地認識瞭解的情況下,往往容易漏掉相關的因素,而導致不完全甚至偏差的結論。因此彭明敏對二二八這種化繁為簡的看法,才是值得商榷。二二八事件如果不經過一個客觀全面的探討,各自根據自身的立場和角度,化繁為簡地作出結論,終是繼續會造成分歧和紛爭的。二二八紀念碑建成之後長久一段時間有碑無文,碑文一直爭議難定,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

二二八事件當中爭議的一個焦點就是皇民化的因素,台獨堅稱台灣人親日反華的意識是受到國民黨腐敗落後的統治所激發,而不是皇民化的結果,如果國民政府的統治不令台灣人失望,親日反華的思想是無由發生的。台獨並以光復之時,台灣人歡騰慶祝,群情興奮的愛國心理,以及台灣人過去抗日的史實,和皇民化初期台灣人抗拒皇民化的表現,來證明台灣人並沒有受到皇民化的影響。所以指皇民化是造成二二八的說法,完全是倒果為因,誣衊中傷台灣人的說法。

但是台獨就不提皇民化後期對台灣青年那種既深且烈的影響程度,當時的台獨青年是完全在日本統治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到日本的灌輸和洗腦,皇民化後期日本在中國和南洋的戰事節節勝利,日本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台灣青年競相崇拜日本,他們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二次大戰日本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仍無損其東亞之雄的形象,因此日本在皇民化台灣人心中的地位絲毫未減。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認同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在精神和心靈上立刻適應過來?

我們不能把一個社會群體都看作是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相同群體,根據光復時台灣人歡慶回歸的一時場面現象,來說明光復後皇民化未在台灣人身上留下後遺症,完全是浮淺的表面看法,台灣人中受皇民化影響的人他們的愛國根基是淺薄的。人的思想意識也有慣性,若非心中有所悟澈,是不會很快地轉變過來的。在日本統治時代所成長的台灣人,尤其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從啟蒙起就接受親日反華的奴化教育,再加上皇民化的脫胎換骨,親日反華的意識在許多台灣青年中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的。

從光復到二二八不過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從主事和參與二二八的台灣人來看,主要都是受日本教育和入伍當兵的青年人。再從他們視外省人如寇讎,濫打濫殺甚至還遍及無辜的外省婦孺的情況來看,是不能單單以官逼民反的民憤作解釋的。因為平心觀察史實,當時由於政府的腐敗無能,也只不過導致經濟和治安的水準下降。台灣人在二二八中的激烈反應,是與應有的官逼民反的程度不相稱的。

因此從光復前日本皇民化在許多台灣青年心靈上的影響深度,以及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即發生過激反應的二二八事件來看,排除否定皇民化對二二八的影響因素,根本是不合常情常理之事。可以說親日反華的皇民意識,並非完全由於國民政府的腐敗所激發,而是一直潛存在皇民化台灣人的心中,由於不滿國民黨的統治,以至於餘毒未清,自覺或不自覺地浮升到表面化而已。二二八事件所以發生得既速且烈,皇民化的台灣人在當中起的激化矛盾,升高抗爭的作用,是難辭其咎的。

台灣人受日本皇民化影響產生皇民意識固然是一種錯誤,但這並不表示完全是台灣人的罪過,人的思想都會受教育和環境而改變的,並且習以為常之後往往是不覺其非。像漢人被滿清征服之後,有人寧願殺頭而不留辮子的,但是在滿清統治二百四十年後,不但有漢人為剪辮子而痛哭一場,並且還有人成立保皇黨效忠清室。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之後遺留下皇民意識,這換了山東人、四川人、浙江人……同樣也是會發生的情形,台獨的錯誤便是一味護短,把錯誤變相地合理化而把錯誤執著下去。要就事論事就不能排除任何相關的事實,承認日本皇民化在台灣人身上留有皇民後遺症,也並不表示二二八完全是台灣人咎由自取,或是國民政府的專制殘暴可以勾銷和容忍,而是使我們更能夠客觀全面地認識到真正事實,避免走向是非黑白兩極化的偏差態度。

或許由於台灣的遽然光復,以及光復後一切事情的變化發生得太快,使人缺乏檢討反省的時間和機會。皇民化這個潛伏隱晦的無形因素,在國民黨腐敗無能的接收、二二八的鎮壓,以及台灣人歡慶光復這些明顯事實的相形之下,不但局外人是難以察知出來,甚至有些參與其事的當事人都會當局者迷而失察的。於是參與二二八的台灣人,無論其心中皇民化程度的深重與否,都容易被看成抗暴的義士,一律成了單純要求自治,清白無辜的形象。而國民黨的鎮殺就更顯得殘暴無情了,在鎮殺導致仇恨的結果下,原本愛國根基薄弱的皇民化台灣人,心中餘溫尚存的皇民意識就全然復甦了,所謂的台獨也就於是生焉。

嗣後再加上國府遷台後的白色專制統治,使得台灣人的受害感不但未受化解,反而延續下去,一般台灣人也就多少附同皇民化台灣人的看法,而對親日反華的心態多少採取肯定的態度了。這就是台獨振振有詞地歸咎中國腐敗無能和專制殘暴,導致了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不得不喪失中國人立場的原由了。於是原本和國民政府腐敗統治,共同促成二二八事件的皇民化效應,在台獨眼裡竟然被看成是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結果。在這種因果顛倒的看法下,皇民化的台灣人個個都成了清白無辜的愛國人士,二二八成了一幅狼與羔羊的圖像,正義與邪惡的鬥爭。而喪失民族立場,也是肇源禍始的皇民餘孽就此逃過了罪責,親日反華反而成了台灣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這就是為什麼台獨老是喜歡把二二八的起因化繁為簡,排除其他一切因素,只把矛頭對準中國的腐敗無能和專制殘暴上,因為這樣一來二二八對台灣人來說只有受害的仇恨意義,和愚蠢地擁抱祖國的教訓,二二八才能成為吸引台灣人加入台獨的強烈動機。現今台獨在台灣東立一個二二八紀念碑,西建一個二二八紀念館,目的並非表面所稱的療傷止痛,而是要喚起台灣人的仇恨意識,記取當年熱情歡慶回歸的血的教訓,使這項民族失和的禍根繼續蔓延下去,以利於台獨的建國大業。

其實台獨所津津樂道的日本治績,充其量也不過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政治的現代版,我們從《荀子》一書中《強國篇》對當時秦國的描述,可以作出比較,況且秦國還不是中國人所嚮往的政治典範。中國有治世盛世也有亂世衰世,台獨以日本的治世盛世和中國的亂世衰世相比較,如何能夠得出一個公允正確的評斷?以日本的統治較有言論自由的人權來講,何嘗不過只是日本統治後期政權已經達到穩定鞏固的局面,已經沒有必要再採取鎮壓屠殺的手段而已。在不影響其統治權威的情況下,對政治異見也就顯得比較寬容,如果據此即認定日本人比較尊重人權,那麼侵華戰爭中日本對中國的反日異議分子又是尊重多少人權?像文人作家郁達夫躲到印尼都難逃處死的命運。

拿日本的司法公正來講,固然日本官員有其奉公守法的一面。但是日本統治者和台灣人之間的關係是殖民的主奴關係,主子和奴才之間根本沒有多少交情可套,日本的司法自然就容易特別顯出公正的形象,況且公正的形象也有助於日本人在台灣人面前維持主子的尊嚴。至於夜不閉戶的治安就更不值得一提,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動輒當街踢打,抓到小偷流氓就予以毒打灌煤油,甚至砍手掌的治安手段,如何不使得台灣成為夜不閉戶的清平世界?

台獨以中國文化為禍源罪始,是導致近代中國亂世衰世、專制鎮壓的主因,那麼過去中國的治世盛世,難道就不是源自中國文化嗎?衡諸史實,任何國家處於亂世衰世、內憂外患的困境,都是會造成專制鎮壓的局面。最強烈明顯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革命之後在嚴酷危急的國家安危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立刻就轉成恐怖的暴政,鎮殺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通觀世界歷史,自由民主都是要在和平穩定、經濟繁榮的情況下逐漸發展起來,因此中國近百年來的內亂外患,才是導致中國極權專制的主因,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並非中國文化造成中國的難以自由民主化。

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鑒於過去的帝王專制,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傾向,使得近代中國的政治衝突加劇加烈,產生了矯枉過正的現象。因此近代中國的專制,並非中國文化的專制幽靈仍然徘徊不去,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中國衰世和專制的罪源,完全是浮淺無識的見解。台獨醜化中國美化日本,放大中國的劣勢,強調日本的優勢,匍匐拜伏在日本人腳前,何益於台灣人人格的尊嚴?何助於台灣國國格的建立?日本國家的強盛,國民的奉公守法,都是日本先賢勤力治國所致。事在人為,只要奮發圖強都可以達到富強文明的境界,台獨親日反華的荒謬言行,徒令人齒冷和可笑。(97、12、1)

〔註〕:《荀子‧彊國篇》──
……應侯問荀卿子曰「入秦何見?」荀卿子曰「……。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

(二)悲情意識與台獨

從光復一開始,由於中國的內戰,台灣的回歸就走上了舛逆之路。國民黨在內戰中敗象畢呈,政權難保的情況下,必然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可能遵行什麼自由民主之道,給予敵人煽動顛覆的機會。於是在這種烏煙瘴氣的國家內亂之際,台灣的光復就跟著捲入內戰的漩渦中,直接或間接地蒙受到禍亂的災害,台灣人在難以適應的情況下,就注定了和祖國走上衝突的對立面。

中國的內戰不像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樣,戰火燒在別人的地上,還可以掠奪別人的資源。內戰需要後方大量的物資支援,光復後的台灣自然受到了殃及而影響了台灣的民生。於是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使得治安也相對地敗壞,也就益發凸顯了國民政府貪腐無能的形象,加深了日後二二八民變的因素。然後二二八在國共內戰的大環境下,多少程度牽涉到共黨介入的複雜性,而增加了鎮壓的嚴酷程度,冤枉地株連了許多無辜的台灣人。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在內戰中急轉直下,敗退到台灣苟延殘喘,至此台灣就直接而完全地陷入內戰之中,台灣人立即身不由主地被逼作為俯首聽命的忠貞百姓,立刻被迫充作誓死效忠的馬前卒。整個政府遷移的結果,使得台灣立刻多出了總統府、國防部、行政院、國民代表大會等等政府機構,以至於形成做官做將的都是外省人,受管受治的下層百姓都是台灣人的鮮明對比現象,加上國民黨為了反共防共,為了政局穩定所採取的戒嚴統治,也像是同時為了壓制台灣人的自由民主而設,整個情況就真像是殖民統治的翻版,加上未受化解的二二八受害情結,台灣人就生出要求當家作主,自己能夠有出頭天的悲情意識。

可以說如果不是中國內亂,很可能不會發生對二二八事件的急率處理,也不可能發生國民黨退守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許多在政治上對台灣人的傷害和衝擊也就不會發生,台灣人的悲情意識自然無由出現。祖國儘管落後,但是到底血濃於水,具有中國情懷的台灣人必然超乎皇民化的台灣人之上,成為主導台灣社會意識型態的主流,台獨的勢力必將難以成長甚至存在下去。然而由於台灣的光復捲入亂世中國的苦難漩渦裡,台灣人跟著受害的結果,不但造成了悲情意識,還使得皇民後遺症延續擴散開來。一些台灣人也順著皇民化親日反華的思維,醜詆自己的中國文化,視中國文化為中國的亂世之源、腐敗之由,而喪失了自己的民族認同感。

於是台獨就在悲情意識上得到發展的土壤,台灣人在台獨的煽風點火下,許多悲情意識的台灣人就加入了台獨的陣容。但是悲情意識也未必一定會轉成台獨,許多台灣人僅是單純要求台灣人在自己台灣當家作主,等於是一種強烈的地方主義,並非有心一定要脫離中國。台灣人之中,當然還有許多超越主觀感情,能夠完全客觀看待事實,仍然抱持著胸懷中華的台灣人。但是他們屬於台灣人的少數,而且強烈的中華意識和要求台灣人出頭天的悲情意識容易產生衝突,因此胸懷中華的台灣人很難在台灣人中間顯現政治影響力,而且往往被台獨以台奸誣之。

悲情意識遂成為台灣人普遍政治心理,為台灣的最大政治資源,現今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個主要政黨,都是朝著迎合悲情意識的方向而發展,國民黨的獨台主張和民進黨的擺脫老台獨,都呈現了這一政治趨勢。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和主張獨台的國民黨就純粹代表著台灣人的悲情意識而不存在著皇民後遺症,因為皇民後遺症和悲情意識在許多台獨身上是混合交織地存在的。譬如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其身上餘味猶存的皇民情結,就是路人皆知之事。

悲情意識是由於中國的專制鎮壓所造成,中國過去是因為台灣在反共防共的內戰狀態下而實行專制,大陸是在共產主義的迷亂下,以及和美蘇為敵的外患威脅,而實行了專制。但是目前整個中國已經到了由亂世進入治世的階段,如台灣早已逐步進入自由民主化,中共也已經拋棄共產主義的幻夢,走上了經濟繁榮,嗣後在世界和平的環境下,走入民主開放將是必然的趨勢。因為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再到六四,自由民主一直是中國人所追求的願望,連毛澤東都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奪得政權。

因此隨著整個中國經濟繁榮和民主開放的時代來臨,抗拒中國專制極權而生的台灣人悲情意識,終將日益淡化而消失。台獨將縮回只剩老台獨的局面,並且老台獨也終究會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歷史的潮流中零落殆盡。因此台獨只是台灣在中國亂世的漩渦中回歸祖國,由皇民後遺症和悲情意識所激起的逆流,終將在中國太平繁榮、民主自由的洪流中而消逝,成為歷史的插曲。但是台獨在這段自生自滅的過程中,由於部分台獨所具有的仇恨反華強烈意識,終究是增生衝突的亂源。

像現今台獨藉著蔑視中國文化的反華宣傳,對二二八仇恨意識的煽動,企圖割斷歷史文化情結的教育灌輸,對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必然產生積毀銷骨的影響力。甚至問題就可能出在中國目前由亂轉治的過程中,萬一發生曲折不順的情況,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進程又發生倒退的現象,台獨極可能產生影響力而得勢當道,結果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衝突。於是就像過去皇民化的台灣人以皇民後遺症的無形雙手,將台灣人推向二二八的衝突一樣,台獨又會同樣以這雙無形的雙手,並且還經過二二八仇恨意識強化的雙手,再度將台灣人推向民族失和的悲劇。

因此在現階段對台獨進行意識和理論上的思想戰是極其必要的,以免仇恨反華的台獨蠱惑人心,將事態推向負面的發展,造成無謂的不幸。從台獨的起源來說,當初老台獨的組成分子,大多是由光復後從日本皇民轉成中國國民,到二二八再從中國國民還魂轉回皇民心態的台灣人。他們與原來的皇民意識不同之處只是自我變種的深淺有別,從變種為日本人改成變種為台獨人而已,是皇民化一脈傳承下來的副產品。他們仇恨反華的心態不下於其他的異國民族,是人類歷史、政治、心理等學上的罕見奇觀。他們移花接木地以先祖的抗日史實,來為自身的親日反華作辯解,那只是在用先祖抗日的碧血,來塗抹掩蓋自己身上皇民意識的殘跡而已,只會讓地下有靈的抗日先祖在九泉之下悲痛哀號。

台灣人作家陳映真對這個皇民後遺症的後續效應,有著一針見血的評論,「於是,人們在看到台灣的主體論、政治實體論、獨特性論和獨立論空前地成為主流論述的同時,對於日本將台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所遺留而未加以絲毫清理的精神、心靈、文化的挫傷,非僅視若無睹,而且對於台灣主體論以迄獨立論其實就是這挫傷之本身,之再著眼的事實懵然不覺。這才是台灣的後殖民論的嚴重盲點。」

台獨除了自欺欺人地否認皇民餘毒之外,另外一個混淆視聽的說法,就是宣稱台獨是自由民主的先驅和鬥士、台獨宣稱台灣的自由民主化,主要是台獨從黨外運動到成立民進黨的推動結果。其實台獨所追求的只是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的自由民主表面形式,台獨只不過想透過言論自由,煽動台灣人反華情結,然後藉著政黨政治,由台灣人佔大多數的民主選舉來達成台獨的目的,自由民主只是他們為了達成台獨的手段而已,他們不會為了台灣的自由民主前途而放棄台獨的主張,從這次為了凍省達到進一步台獨的目的,與國民黨達成總統擴權的修憲,就可以見到端倪。

再者,台灣的自由民主化的進展,也和台灣的經濟繁榮、教育水準的提高、國防上足以不虞中共的侵犯、地方自治的民主選舉化等的自由民主條件的成熟有關。因此現今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其中也有大半的原因是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建設方向的努力。台獨基於仇恨為了分裂,不惜台灣走向暴亂,拚死拚活地爭取言論自由、政治多元,並非是在為台灣人民的民主福祉著想,只不過在為自身台獨建國的目的而已。只是在台灣政局穩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下,順水推舟地加速了自由民主化。況且台灣還有許多純粹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的人士,並不是沒有台獨就沒有人促進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台獨把自由民主的光環加在自己頭上,又只是一項非愚則誣的自欺欺人。

台獨以大漢沙文主義來指責一般中國人反對台獨,其實中國歷來具有文化上的驕傲,鮮有以武力併吞侵略其他民族的沙文心態。縱觀中國歷史,只要屬於漢人的朝代都是重文輕武逐漸積弱,版圖逐漸縮小,然後被異族侵略征服,只有漢武帝向四鄰顯現了大漢天威一下,中國的版圖都是唐、元、清諸朝東征西討而擴大的,漢人只是接替他們所遺留下來的版圖而已。因此說什麼大漢沙文主義,完全是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牆頭罵漢人的心態表現。

至於現在中國仍然擁有蒙、新、藏的問題,這也很難講中國就是沙文主義,多少也是基於國防上的考慮,譬如外蒙獨立之後,立刻成了蘇聯威脅中國的前線基地,日後蒙、新、藏獨立之後,誰能保證他們就此成了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不會受其他大國的影響和利用?現在世界和平時期只不過才新近到來,但是仍然還是強權當道的局面,因此蒙、新、藏問題多少有著小國不免受到大國牽制的意味在內,誠然這決非長久之計,因此達賴所提的自治而不獨立的主張,的確值得中共參考。至於台獨不倫不類自我變種反噬同類的分離主義,根本不能和蒙、新、藏相提並論,只會徒然成為台灣人和祖國失和的禍根。

其他諸如台獨對中國文化的詆毀和蔑視,對二二八傳述的偏面和誇張,以及對台灣歷史的曲解和不實等等,也早已遭到有識人士的駁斥和揭露。但是在台獨鋪天蓋地的思想宣傳下,對於台獨這些偏差和盲目,詆毀和不實之處,仍然需要有人反覆不停地予以澄清和反駁,以抵消台獨欺惑群眾的影響,不使台獨的用心得逞。

台獨有著悲情意識的因素,所以不能和皇民漢奸劃上等號,但是台獨的確是有皇民後遺症的成份存在著,這也是台獨會和中國民族主義產生衝突的原因,由於皇民後遺症在時代動盪的曲折光影下,變得扭曲而模糊掉,然後又在先民的抗日史實、悲情意識、推動台灣的自由民主化的表面包裝下,不但隱去了皇民化的本質,並且在包裝的外表光彩下,親日反華成了台獨恬不知恥的公然態度,並且作為基礎向台灣人灌輸唾棄祖國的思想意識,完全是在遵循著過去日本對台灣人推行奴化教育和皇民化的老套在推銷台獨。台獨在悲情意識和皇民後遺症的混合下,使得單純要求出頭天和自求多福的悲情意識也受到污染,把悲情意識也推向了和中國民族主義衝突的對立面。

並且,台獨在皇民後遺症的影響下,把獨立建國脫離中國作為政治的終極目標,而使得台灣的自由民主化加進了攪局的台獨因素,使得台灣的民主政治始終擺脫不掉統獨選向的主軸,難以發揮政黨輪流執政的民主機制,而嚴重地損害了台灣人民所應得自民主自由的福祉和安樂。因此台獨未成則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加入不利的因素,成之則將台灣帶入戰亂的邊緣,是以所謂的台獨理念,完全只是喪失民族認同感所轉生出來的叛逆心理,其中並無什麼理想價值在內。台獨若不清除自身皇民後遺症的餘毒,是談不上為台灣人的尊嚴、正義、民主、人權……等等奮鬥的理念。心中留有皇民後遺症的台獨,以及受皇民化父兄影響的台獨新生代,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都是與為災為禍的鬼蜮心理無異。

曉波按:這篇文章是徐百川先生從美國德州達拉斯寄到世新大學給我的,可見徐先生還不知道我已復職回台大哲學系了。徐先生的文末,註明「本文為廣寄政學界的反台獨之論,文中若有失實之處,願請來函批評指正」。為了幫徐先生更「廣寄」一些,所以我就發交《海峽評論》發表。徐先生對台獨研究的用心及愛國情操甚感敬佩,但為盡「以文會友」之義,也有幾點不同的意見敬陳於後:
(一)我們決不敢否認皇民化對台胞心靈的戕害,也不敢抹殺其對「二二八」的影響,但是問題在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我們認為起主要作用的是戰後世界經濟的蕭條(包括大陸和台灣)、國共內戰的影響及來台國民黨官僚的腐敗。在那個時候,日本軍國主義都降伏了,皇民化階級在台也只能「夾著尾巴做人」,起不了什麼作用。這有史實可以覆按的。
(二)「二二八」果若是親日反華,何以「二二八」的領導幹部事敗後多逃亡香港轉赴大陸,難道大陸的外省人就不是抗日的中國人嗎?
(三)「二二八」事敗後的台胞,固然有一小撮廖文毅親日反華而主張「托管」或台獨。但大多的台胞則在對「白色祖國」失望之餘轉向對「紅色祖國」的期望,而慘遭50年代「白色恐怖」蹂躪殺害,現在根據省文獻會的整理,戒嚴時期政治犯案件已達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案,涉案而遭處刑者更不知多達多少。反對「白色祖國」是親日反華,傾向「紅色祖國」又是什麼呢?
(四)我們對台灣當代史的理解是:50年代後國民黨與日據時期台灣愛國主義傳統決裂,轉而以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階級為其統治台灣的社會基礎,對外又親美親日以反共,又培植了戰後兩代親美派知識分子,一旦蔣氏軍事統治結束,於是皇民化階級與親美派知識分子即全面接掌政權。結果弄出個不中不日、不東不西、不倫不類的李登輝當總統。
(五)不論皇民化階級把今天台灣政治搞得如何不倫,請問是誰讓李登輝被皇民化的?難道不是由於中國戰敗割讓台灣嗎?是誰在四九年以後,把皇民化階級養大的,難道不是因為國共內戰嗎?皇民化的台灣人也是來自大陸原鄉的中國人。雖然日本在台的皇民化為皇民化階級烙上了皇民化的原罪,但是,這原鄉人的原罪畢竟還是來自原鄉。沒有中國的衰落就沒有日本對台殖民,就沒有皇民化階級。
(六)所以,我們對皇民化階級和台獨的批評絕無幸災樂禍之意,而常懷哀矜勿喜之心。其實對皇民化階級和台獨的批判,也是對近代中華民族衰弱悲運的自我批判。
以上六點不知徐先生以為然否,敬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