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找尋台灣的未來

因為撰寫一本關於中華經濟協作系統地區可持續性發展模式的探索的著作，最近，把過去幾年搜集的大量關於海峽兩岸四地關係的會議論文集以及單行本，拿來集中地閱讀並加以分析研究──毛鑄倫先生（台北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講師）的新書《海隅微言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8年7月，共377頁〕，即是其中一本對我的理論開發有益的佳作。

毛君是我近年來有幸認識的台灣學者，1997和1998年秋天夏潮基金會舉辦的關於中國和平統一前景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上，做為基金會的執行長，他總是和董事長宋東文在場為兩岸四地及海外學者忠誠地服務的熱心人士；而每屆壓軸的圓桌會議，他總是主持人，今年的特色是，台北亮相的有國民黨、民進黨及統一聯盟等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就「一個中國」和台灣的出路問題，在毛君的溫文儒雅、客觀公正的協調下，大家就事論事、暢所欲言，給人深刻的印象！

在歷史觀的重建中探索中國的未來

毛君是一位大時代的兒女，1949年，兩歲的他，便由父母從青島市帶往台灣在兩蔣統治時代成長，從小學到研究所，以及於服兵役；畢業後在《中國時報》和《中華雜誌》（胡秋原發行）及《海峽評論》月刊主持筆政，這樣的生活歷史和專業背景，使到他面對「近當代的中國問題、兩岸關係、中外關係、蒙藏問題和近幾年來的台灣內部（政治）問題」〔《自序》，頁7〕的時候，不能不在愛國主義、理性主義、理想主義的交相驅使下，謙沖地對，「對我們民族的未來充滿無限熱情……（地）探索之，力圖在民族分裂的歷史中，為克服分裂，爭取我們民族重新和解與團結的認真而深刻的研究與思考……」〔陳映真序，頁6〕。

為《海隅微言集》作序的陳映真，是台灣土生土長，致力於統一運動的著名文學家，顯然地，他為「省籍不良」的毛鑄倫作序，便反映出島上的有識、有志之士深刻地認識到，走向21世紀的台灣，在兩岸關係上，不管你是「統派」、「獨派」，還是「無黨無派」，都要對這一、二十年來甚囂塵上的「台灣絕對主義」直接面對，公開辯論，反覆鬥爭，才有可能結束、克服「我們民族對峙和相仇」。

記得，去年「97」前夕，陳君為了在台北舉辦香港回歸的圖片展，多次來港尋找資料；我們會晤時，他總是認為，在「美式和平」和冷戰系統下，香港和澳門及台灣的知識分子、統治精英有一個歷史觀和世界觀的改變問題，才有可能真正地與大陸人士共同地推動和平統一的進程，他擔心的是，不如此，在台灣的「親美，非（反）共，脫離赤色中國」的「朝野美國化精英知識分子」，「無忌憚地對歷史上的殖民帝國主義現代化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對於舊殖民地時代民族解放、救亡和祖國復歸的運動和思潮，採取全面抹殺、歪曲和污衊的態度……」〔頁4〕。

毛鑄倫的這一本書，第一部份「中國與中共」多達20篇，在蔣家政權長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下，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共產黨興起的歷史以及1949年後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能夠如此心平氣靜地加以分析研究，難能可貴；更有許多精闢見解，都是享有學術和思想自由的香港知識分子所望塵莫及的。

比如說，在《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曲折發展》一文中，作者對於西方列強東向侵略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歷程進行分析時，指出在民族主義驅使下，中國的革命家和知識分子階層「大多有志於援用西方的經驗，以脫中國於西方東來前的歷史循環，臻中國於獨立、民主、自由之新境界……」〔頁8〕。他研究清末的改良主義運動、義和團事件、反帝運動、五四運動、國共兩黨的發展、自救運動……從歷史中看到的未來大動向是：再也不可「受制於外來意識型態，執行符合外國利益的內爭，對同為中國人的敵對政黨進行殘酷非人的內戰迫害……因為這種性質的鬥爭而受害者，除了中國人與中國人而外，似乎並無其他……」〔頁12〕。「兩岸人民共享的中國主權至今仍為完整……」

「使同胞之間永不再以武裝鬥爭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手段」〔頁14〕，可以說毛君的歷史觀、未來觀，在此基礎上建立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構想，所以，《海隅微言集》關於「台灣問題」的文章，也多達18篇。

作者指出，近百年來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和這樣的內爭跟美蘇的冷戰系統糾纏在一起，使50年代以來的台灣問題、兩岸問題更形複雜。在這裡，人們發現，歷史大概跟中國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1949年蔣介石政權撤出大陸後，偏安台澎金馬；在「一個中國」的大義下，兩岸基本上過了二、三十年相安無事的日子，而各自推動其現代化的進程。進入80年代，回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政策，蔣經國也在1987年開始鬆動台灣對大陸的關係，可是，正待這兩個歷史巨人為中國統一多做一點突破性的工作時，蔣經國「乍然隕落，李登輝先生補位接班」；歷史開了倒車，「美國在蔣後扶植日本據台下的皇民餘孽階級在台灣得志當權，以之對抗中國民族近代歷史發展的使命……」（頁103-120）。

當然，歷史之中也有很大的創造未來的空間；而一旦投入中國的歷史主體、發展主流，台灣的統治精英也完全有機會、有能力結束「台灣人的悲哀」〔頁128〕……。

「……如果台灣的政治領袖與二千一百萬人民，仍自視為中國人，台灣與大陸兩岸人民有其共同命運與前途，則兩岸此去將不會有『武力』問題，而且台灣也可義正辭嚴的參與中國整體的改革與建設事業，合力把21世紀的大中國經營好；如果相反，台灣的政治領袖與二千一百萬人民，只會『自悲自哀』……那就何異自願放棄不被『武力犯台』的天賦權利……」〔頁126〕。

其實，做為「統派」，毛鑄倫和他的同志們也有一個「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或者說，歷史任務的問題；即，他們也需要走出另一種歷史的「激情」，「哀情」，改變「坐待解放」的心態，而以「產、官、學三結合」的形式，在學術、輿論、政治、政策、教育……等層面，同形形色色的「分離主義勢力」（包括「上層皇民族群實力階級」〔頁193〕），針鋒相對地進行一場激烈的競爭、鬥爭，使二千三百萬曾經和祖國大陸隔離近百年，其歷史觀、民族觀已受到嚴重扭曲的台灣同胞，終於深刻地認識到，台獨只是少數人不切實際的「癡心妄想」〔頁161〕；他們的「拆散中國」〔頁321〕，「去中國化」〔頁336〕的行為，可能會把台灣人民帶上戰爭的道路〔頁72-73〕；一場中國人之間「真正的戰爭」〔頁180〕。

總之，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主權，是屬於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兩岸人民共享有的中國主權至今仍為完整，並無其他可虞之問題……」〔頁74〕。因此，走向21世紀的和平統一，才是千家萬戶的大業！

在文明的競爭中實現中國統一和民族復興

毛鑄倫正確無誤地指出，目前海峽兩岸內外政策的開展，同美日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美國的如意算盤是中日互相牽制的21世紀，他可以左右逢源，但其中的危險在於日本的武備一旦達到某一水平，便難以約束，而必成為亞洲的新禍源……」〔頁316〕，至於台灣，一直是美國人為其國家利益，用於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的「工具」〔頁201-202〕；有時，台灣又是美國利用日本對抗崛起中的中國的「誘餌」〔頁193〕；因此，中國人必須和其他亞洲人共同行動，擺脫美國的設計、分派的角色，而成為「亞洲和平與穩定發展的重心」〔頁132〕。

下面一段話可視為作者的中心思想：

「……在即將來臨的21世紀，一個不以中國的意願為轉移的新冷戰形勢將撲面而來，華盛頓在1971年與北京建立的反蘇戰略同盟，促成蘇聯在1991年消亡，俄羅斯至今仍在奮力掙扎求生，1996年華盛頓、東京的反中戰略同盟正式組成。另一個漫長與全面的鬥爭遊戲已經開始，所幸中國並不是蘇聯，而且也目擊了這一段歷史的過程上過了課，只有小心翼翼的陪著它們玩這一局了。在世紀交替的現階段，以現有的兩岸關係下的交流情況為基礎，大陸方面極有必要用更宏觀的眼光與開闊的心胸開展交流工作，這是唯一的改善台灣人民對中共的若干看法，以及強化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的方法。當然，這些工作並不是沒有時限的，它必須在一定的時間之內產生預期的效果，而取得效果的最有力保證，應該是大陸的安定繁榮以及因此形成的在經濟、文化層面的磁極作用，有其不間斷也不減弱的對台吸引力」〔頁102〕。

其實，這裡，又回到陳映真和毛鑄倫著書立說的本意；即，兩岸問題、台灣前途以及中國的和平統一，需要高瞻遠矚，從歷史觀、世界觀的高度做工夫：

──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的分裂既然由於西方國家（包括美日）的侵略引起的，如果，我們以迄至1990年代為止的五百年為西方主義的大行其道的時期；那麼，中國要統一，基本的工夫也在於未來五百年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如何處理上。因此，風物長宜放眼量，對於日本因素在台灣當前內外政策上的某些作用，美日的對華政策及所謂「新冷戰」動向〔頁236-237〕，不必過份反應；因為，這是歷史的而不是永恆的現象，估計可能干擾但不可能阻止中國的崛起，見之於亞洲金融風暴後，中美日三國關係以及國際政治動向，和平與發展還會是新世紀的主題。

──人們或許可以相當有信心地說：今後，中國人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人民可以擺脫奴役，同西方國家、西方人士、西方文化爭一日之短長，我們不必再以西方主義為一切；同樣的，也不必走上杭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的道路，而是文明的競爭和合作，中國如果能循「一國兩制」來解決和平統一的問題，又像鄧小平所說的，在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策略問題上不去糾纏「姓社姓資」，那麼，在21世紀裡，兩岸四地在物資、精神兩大文明建設上可以「和而不同、百花齊放」，我們跟西方國家在交流協作上的空間，會是更為寬廣的。

──這一切，主動權固然是在大陸，而做為母體，它也有較大的責任〔頁79〕；可是，台港澳三地人士既然在新建的大家庭裡有其一席之位，又不想做二等公民，便完全有義務在中華復興和亞洲的和平發展中多做貢獻，而不是坐待大陸的發展，給我們帶來多少好處（磁極、吸引力……），才決定參與、投入的程度和方式。如此，「台灣得到12億同胞的欽佩才是台灣人民真正的尊嚴與安全……」〔頁101〕。

（1998年10月3日下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