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義之戰

北約對塞爾維亞的空襲行動已經進行了兩個月。無論最後結果為何，歷史對美國主導的這場戰爭，恐將貶多於褒，因為它違背了正義之師必備的條件。

第一，美國謀和的努力不足。幾百年來，南斯拉夫境內族裔對立嚴重，塞爾維亞人熾熱的民族主義更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於科索沃省在塞人心中的歷史地位和經濟價值，則無可替代。這些因素交集起來，使科省問題有如難治的痼疾，再高明的醫生也需要充分的時間才能治癒。尼可森（Harold Nicolson）把冷靜和耐心列為理想的外交家必備的條件。負責磋商科索沃問題的美國外交官卻急功近利，無視於病因的複雜，只想立刻動手剷除頑疾，反使病情加劇，把一國之內戰惡化為全巴爾幹半島之危機。

第二，北約的宣戰不符合程序正義。美國為了閃躲俄國和中共的可能反對，取巧地避開聯合國安理會，由北約逕行宣戰。然而，前者乃是全球性組織，後者則只是區域性組織，以位階而言，後者不如前者。尤有甚者，塞爾維亞並未危及北約成員之安全，身為集體防衛組織的北約並無理由攻擊塞國。

其實，美國的司法制度非常講究程序正義，嫌犯即使看來罪證確鑿，但證據採集的過程若有瑕疵，被告便可能拜毒樹毒果理論之所賜，無罪開釋。不過，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美國顯然另有一套標準。杭廷頓（Sammuel P. Huntington）批評美國在其他國家眼中，「未必是一個良善的霸權」。這跟美國在國際上往往恃強而驕，不顧程序正義，應有極大關係。

第三，戰爭的手段過當，文明的進步已經改變了戰爭的本質，戰爭雖然還未達孟子所謂的「行一不義，殺一不仁，得天下而不為」的境界，然而，它也不再是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所謂的「暴力極端之使用」。不管戰爭的目的如何偉大，再也不能不講究戰爭的手段。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羅伯‧甘迺迪反對大舉攻擊古巴。他強調美國是大國而古巴是小國，「這樣的攻擊不人道，違背我們的傳統和理念，全世界將不會原諒我們的殘暴行為。」

其實，北約應該以漸進的手段向塞國施壓。轟炸行動彌月後，歐盟才對南聯實施石油禁運，如果北約一開始便結合各國全面實施貿易制裁，若有必要，再佐以警告性的軍事行動，戰害必然較低，施壓的效果則或許更好。

北約在空襲中大量使用巡弋飛彈等先進武器，不僅塞國的軍事設施受到劇創，許多民間設施也遭摧毀。不僅塞軍傷亡不少，塞國平民和阿裔難民也因美國戰機誤炸而死傷慘重。北約宣稱它為了人道理由而戰；然而，這場戰事已製造了60萬阿裔難民。這一切只因為美國忽略了處理危機必須剛柔並濟。北約攻擊塞國越甚，米洛捨維奇總統的地位越穩固，塞軍執行種族淨化的態度也越頑強，此即美國迷信武力的結果。

北約攻擊南國電視台、遭國際特赦組織批評、美軍轟炸米洛捨維奇的住宅更不應該。猶記得波斯灣戰爭爆發前，美國國防部長錢尼突將空軍參謀長免職，因為後者告訴記者，美軍將以伊拉克總統哈珊為轟炸目標，而雷根和福特兩位總統都簽署過不准暗殺外國領袖之行政命令。

美軍炸毀中共駐南聯大使館尤其令人不解。柯林頓政府表示系誤炸，而且肇因於中情局提供的地圖太老舊。既然如此，事件發生已滿兩周，為何正式的調查報告仍未公開？失職官員仍未議處？連美國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都認為「應該有人被革職」，以對無辜人民的死亡負責。無論如何，這起所謂的「誤炸」事件，可疑之處甚多。由於美國急於求勝，也就無視於國際輿論已經漸漸不利於美國；結果，5月20日一連兩天，美國又在大炸塞爾維亞時，不僅誤炸醫院和監獄，造成嚴重傷亡，更波及瑞典大使館以及挪威、西班牙、瑞士和印度大使官邸。

可以預期地，除非美國願意立即停戰謀和，美軍將繼續轟炸南聯，甚至隨後發動地面作戰；因此，必將有更多無辜的平民死於美軍炮火中；也正因如此，美國所主導的這場戰爭的正當性，將越來越受質疑。對國人而言，如果我們對這場戰爭作太多與兩岸關係有關的聯想，對美國人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盼，也因此支持美國過當的戰爭手段，我們會發現自己不僅在外交上早已成為弱勢者，在國際道德上也已成為弱勢者。

尤有甚者，這個世界之所以戰禍不止，乃因太多強國假正義之名發動戰爭。北約攻擊塞爾維亞的動機雖然純正，然而，綜合前言，這坦戰爭仍屬非正義之戰，也因此應被譴責；我們相信唯有用如此嚴謹的標準來檢驗戰爭，才能更有效地減少戰爭。

（本文部份內容曾刊《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