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權與集體記憶

補上台灣左翼運動史的一頁

過去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刻意打壓下，以及受到大中原心態的影響，使得台灣史的研究在史學界始終居於邊陲的地位，加上史家為了避免以文賈禍，不是畫地自限，便是將台灣史等同於台灣史跡的研究，聊備一格；流弊所及，台灣社會對於自己的過去，罹患了嚴重的「歷史失憶症」。儘管少數有識之士大力呼籲台灣史的重要性，然獲得的回應畢竟有限。80年代以降，隨著解嚴所帶來的自由化效應，以及本土意識的昂揚，台灣史的研究儼然成為當前史學界的顯學。然而，學院與民間固然發表了為數甚伙的台灣史作品，也豐富了我們對台灣的過去之認識，但我們仍舊不得不帶著遺憾說道，即令如此，還是治不好某些人的「歷史失憶症」。因為，當前的台灣史研究，在台灣族群民族主義者的操弄下，充斥著大量扭曲和誤解的論調。舉例來說，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基於反帝、反殖民的考量而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現在，也全然被抽離時空脈絡、偷天換日為台灣獨立的歷史論據。面對此一情境，台灣左翼運動史的研究便有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左翼運動具有濃厚的反帝、反殖民之思想特質，因而在台灣的歷史上向來都是備受壓抑的思潮，不論是日本的殖民高壓統治，或是國民黨戒嚴體制，對此都是採取鎮壓和醜化的態度。解嚴之後，民間學者諸如林書揚、藍博洲等人，雖發表了若干著作，針對白色恐怖下的左翼運動的狀況作了描述，但有系統的學術作品，依然猶如鳳毛麟角。由上述的脈絡觀之，郭紀舟的《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1999）對於70年代的勾勒，便格外有意義；該書除了引領我們有系統地認識左翼運動在70年代的發展，同時也讓我們進一步瞭解以《夏潮》為中心聚合而成的這一群人的理念和努力，更重要的是，為台灣的左翼運動史作了補白的工作。

誠如作者所言，其大學時代便參與各式的學生運動，從東海地下社團「東潮」，到成立學運社團「人間工作坊」，每年舉辦下鄉清流，參加反核、工運遊行等等，基於對社會運動的關懷和參與，因而選擇「與這塊土地密切聯繫的地方」作為研究的題目。於是，我們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用心與情懷躍然紙上。畢竟，左翼思想對大多數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青年，是有極大的吸引力。

本書系根據作者的碩士論文《1970年代台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改寫而成。作者曾走訪十二位當事者，全部經文字化處理後，輯為《夏潮重要人物訪問錄》作為附錄，在本書則擇要收錄了其中的王曉波、陳映真和蘇慶黎的訪談。這些訪談資料除了作為敘述的佐證之外，亦如實地保留了很多不為外界所知的「一手史料」，彌足珍貴。

如同作者所言，刪去「啟蒙」兩字「是因為就台灣歷史而言，70年代的左翼是重新出現，而不是發明出來的」。台灣的左翼運動可說始於1912年。這一年，由蔣渭水發起，聯合當時屬自由派的林獻堂、蔡培火以及左翼無產青年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成立了「文化協會」；此舉象徵著台灣民眾爭奪文化霸權（the cultural hegemony）的反抗運動開始。至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後遷台的台灣共產黨，則意味著台灣左翼組織的政治化。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圍繞著豐富的文化議題，藉由新聞、文學、行動劇喚醒的反抗意識，強化學生、工人、農民、婦女的運動領域；在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文化意識下，左翼取得整個文化政治運動的發動機位置，也獲得普遍的政治認同。此波運動直至1931年而告終。此時日本總督府開始嚴厲逮捕反抗人士，尤其是共產黨員，左翼人士接連被逮捕，組織遭到軍事行動的瓦解破壞。

台灣的左翼備受壓抑

上述的左翼如稱為第一期，那麼二次戰後的左翼則是斷裂的第二期。第二期的左翼對軍事破壞的反省，使其本身自覺到需求武裝的組織化行動，且進一步的地下化，以秘密性的組織擴散成員的行動，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省工委」）的推動下，各地成立性質不同的支部，其性質已升高到為準革命的左翼行動，具有基地、小型公社、武裝、有著強烈的顛覆性格。而國民黨的恐共心態構成的白色恐怖壓制，使其更具秘密性，基進的反叛性更強。內戰中潰敗的國民黨政權退居到台灣，然緊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防衛台灣，使得台灣海峽的局勢穩定，也即所謂的「台灣中立化」。台灣開始扮演雙重性角色：其一，台灣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體系中，圍堵赤色勢力擴張的島嶼鎖鏈之一部分；其二，國共內戰並未終了，台灣成為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的最後基地。這一歷史的偶然使得兩岸短暫的統一又再度的分離。緊接著，國民黨於1950年開始在島內展開大規模「清鄉」、「掃紅」的白色恐怖，而此一逮捕行動至1954年時，已有四千人殉難，七千人受到監禁，直到1985年最後一個白色恐怖入獄者林書揚出獄為止。

由以上簡要的歷史概述，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左翼運動在歷史上的發展，具有不連續性的特質，以及備受壓抑的境遇。從此一歷史脈絡觀之，作者的問題意識就變得清晰而又具體：「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70年代會有左翼的思考論述出現在經過徹底白色恐怖武力鎮壓以及制式『反共教育』深化後的時空下？」他進而問道：「70年代的左翼論述最後集結在1976年出刊《夏潮》雜誌上，那麼《夏潮》雜誌的核心成員有否構成一個組織？或者僅是作者集團？並且這股左翼論述在70年代的重要論爭裡，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是以怎樣的外貌形態、意識形態立場出現在這些論爭之中？」本書便是試圖釐清和解答這些問題。

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曾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必須通過爭奪市民社會裡的文化霸權，來改造傳統的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同時，重新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實在（reality）意識，接合傳統的倫理、道德理念，重組新的文化－道德，教育群眾，普及階級意識，進行霸權的革命。作者援用葛蘭西所提出的此一理念，作為分析架構，將夏潮集團的左翼論述，視為向官方及自由主義現代化論的文化霸權鬥爭；將夏潮系統集團，視為向黨官僚、反共法西斯的傳統知識分子，以及自由主義現代化派的知識系統，進行全面性對抗鬥爭的一個邊緣文化論述戰鬥團體，進而由此一視角，抽絲剝繭，一步一步地帶領讀者重新考察這個階段的左翼論述。

70年代的左翼論述的出現，除了前述的歷史背景之外，與當時的情境有密切關聯；其中保釣運動和現代詩論戰是很重要的觸媒，尤其前者更具關鍵影響。然而，有了這些前導因素，仍需其他相關條件配合。作者指出，在高壓的戒嚴體制下，「反國民黨」雖為在野知識分子的聯合陣線，但在不願加入黨外陣營的情況下，便必須自舉大旗，以鮮明的立場平衡整個「反國民黨」陣營的文字論述，用新接觸到的左翼思考模式，重新挖掘以及認識台灣的整體面貌。在蘇慶黎單線式的聯繫、邀稿下，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現實主義文學作家，以及海外受文革、保釣衝擊留學歸國的學人，在各個不同時間下逐漸集結成《夏潮》的作者群。

《夏潮》從1976年2月28日創刊，至1979年2月被警總查禁停刊為止，每月出一期，總共出版35期。自第三期由蘇慶黎接手後，風格與內容大幅轉向，直到停刊為止。在作者的剖析下，《夏潮》雜誌及其集團至少獲得了幾項重大成果：

一、首先以唯物的觀點和非官方的立場，整理日據時期的台灣史和台灣文學。以反帝、反資的抗爭焦點，重新挖掘台灣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體系的豐富歷史及文學文獻，進而連結台灣史與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連結性；從帝國殖民時期至後殖民歷史體系中，逐漸將台灣史擺置於世界史的角色，確立台灣歷史在第三世界的國際位階。此外，藉著日據時期人物抗爭者的主動性，加上螺旋動態的歷史觀，讓台灣史與台灣文學走入現實的動態裡，並以此一反支配的策略，敲挖被國民黨箝入的正統歷史文化霸權。

一套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

二、藉由三民主義正當性的掩護，成功引入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左翼思想。夏潮集團將三民主義蘊含的社會主義以及人文思想的部分加以重新組合，並予以創造性轉化和重新解讀，對屬於人民集體認同的部分，通過民族、民生主義的集體認同意願，接合上屬於社會主義、人民為主體的階級意識；對於舊有不被重視卻根深柢固的知識、哲學，進行重新結合的工作，而與基進、批判、革命的概念接合。

三、通過鄉土文學論戰，確立「人民」與「鄉土」的正當性，解放「人民」與「鄉土」的社會意義。藉此賦予「人民」主體內涵，而不再是抽像的同胞、民族，或被視為被統治者的百姓、庶民等的卑下價值觀念；「人民」具有支配與反支配的階級概念態度。「鄉土」意義的確立，包括對本土文化與政治上的解禁，「鄉土」=「本土」=「台灣」，「鄉土」成為更廣闊的文化哲學回應，因而讓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文學、藝術、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層面，受到廣泛的、嚴肅的重視。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夏潮系統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家群，不斷將具有批判性現實主義的台灣文學，提升到高標準的位置，藉以凸顯社會中自然成長的階級概念，同時也發展出一套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使得有關「台灣」的論述（discourse），在政治運動中受到廣泛的使用，進而在日後漸次擴散到台灣社會的各個底層。

四、左翼運動所帶來的人文思考模式，廣泛地影響到各個階層，平衡了過去海峽兩岸「敵╱我」二元對立，以及台灣社會內部「傳統╱現代」、「安定╱偏激」等等的靜態思考模式。左翼人文思考模式分殊成各種不同的系統派別，重新界定台灣的人文世界；文學的現實主義批判路線，使台灣文學掙脫了現代主義的技巧形式，進而向政治禁忌不斷的挑戰；美術的本土造型研究、唱自己的歌，以及研究電影的意識形態，開始了屬於在地的（local）自我創造形態，此外，在知識學術上社會科學的馬克思學派，逐漸體會另一種的哲學知識體系，而能不諱於傳統的或資本主義式的知識學術思考，帶動知識學術界更為基進、多樣、廣泛而活潑的生活與運動思考之模式。

通過本書翔實的分析，作者將70年代的左翼圖像清晰展現在讀者眼前。上述幾項重大成就不僅影響台灣80年代以降的發展，《夏潮》雜誌及其集團所提出的進步性議題，也在日後大部分獲得落實，其廣度、深度與實踐力在台灣史上有其一席之地。

以下筆者打算從「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ies）的角度，來為本書在當前的意義作一考察，以便凸顯其在當前脈絡中的重要性。如同哈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言，認同（identity）乃社會維繫的重要因素，而集體記憶便是凝聚認同的重要工具。過去所發生過的事物從自然的時空消失時，人們唯有藉著文字和記憶來掌握對於過去世界的認識，然當我們與發生過的事物相隔愈遠時，記憶便開始消失，但歷史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於是不同時代、不同的某些社會群體，便爭著述說自己的過去，同時將其一般化、普遍化，使其成為當代的社會記憶，並且抹殺他人的記憶。社會的集體記憶因而是變動的，而從集體記憶裡擷取部分記憶所形塑而成的個人記憶，也因而容易受到介入而不自知。質言之，這也是為何記憶的內容與解釋權會成為各方競逐的焦點。

我們不妨舉個典型的例證。對於50至7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當前的支配性歷史論述便是將其建構為台灣族群民族主義的前身，或者，民進黨主導的台獨運動的醞釀和前置期。這類的提法似乎「遺忘」，過去從事民主化運動的主要成員，並非今日的族群民族主義者，而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遺忘」，當時大部分的政治犯是頂著「紅色」帽子而非「台獨」因素入獄。但是，這種取向的歷史論述之所以選擇性地記憶或遺忘某些歷史片段，不盡然是所知不多，而是有其現實的政治考量。一如雷南（Ernest Renan）所言：「誤讀歷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經過程。」這正是台灣的族群民族主義者正在戮力從事的要務，因為那是國族打造工程的一個重要環結。對於過去的記憶可以創造現在的經驗，現在的經驗也形塑著未來的記憶，所以一旦集體記憶形成，不論對個人或社會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官方楬櫫的「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新台灣人」到「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出爐，由當前的政治社會脈絡觀之，在在顯示出，歷史與記憶的解釋權在集體記憶競逐過程中的重要性。

現在，族群民族主義式的台灣史論述儼然成為文化霸權，一如《夏潮》雜誌在7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本書的出版也具有向文化霸權挑戰的意義，同時也是恢復集體記憶的一種努力。作者在前言中自陳：「應該要有一個運動觀的視野，來重新面對台灣史這塊處女地，並且應該選擇與自己生活最貼近的議題著手，這樣寫出來的論文，才會有『主觀能動性』，才是有生命的歷史型態，而且也不想寫完放在圖書館就沒事了。」我相信，在這一點上他是成功地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