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只有一種,但是對歷史的詮釋,以及經由這些詮釋所衍生出來的政治信仰,卻有很多種。台獨人士對台灣的歷史大都抱持一種悲憤的看法,稱之為「悲情史觀」並不為過。如果史實並非如此悲慘,自己硬要往悲情的牛角尖鑽,不但自己不會快樂,也剝奪了別人的快樂。
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之後,民進黨代表轉型、模糊的台獨。延續脫華論、否認中華民國、堅決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基本教義派和建國黨,則代表剛性、原味的台獨。兩種台獨立場在贏得選票的效果上是否有別?仍有待觀察。但是都以悲情史觀作為台獨論述的出發點,兩者則沒有不同。
以林濁水委員日前的一篇大作為例,他說:「脫華論有深遠的歷史和現實基礎:大清帝國對台兩百年的歧視性統治,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和政府的屠殺鎮壓;在甲午戰後中國把台灣送給日人當奴隸;二次大戰後的二二八屠殺;長期歧視性的威嚴統治……」。(引自五月七日《中國時報》)。中研院的陳儀深教授更把當年的統治階層和台胞之間的關係,比喻為納粹德國和猶太人。他說:「二二八的意義不只是受難者、受難者家屬的事,就像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亦不只是受難者、受難者家屬的事一般……」(引自《中國時報》)。這些就是最典型的悲情史觀。
大清帝國為了鞏固統治基礎,血洗揚州、嘉定三屠、剷平三蕃,並非獨厚台灣而已。往後平定白蓮教、回亂、太平天國時,戰況慘烈更不在話下。清廷對台鎮壓如果有別於其他各地的話,則是因台灣被反清勢力盤據最久,統治者對它的戒心最後才予以解除。假若碰上相同的情況,古今中外的統治者都會採用類似手段,殆無疑義。台獨人士既非鄭氏遺族,也不搞反清復明,大可不必老用孤憤的心情擁抱這段歷史。
中國把台灣「送」給日人當奴隸的說法,更有失公允。如果要送,台灣何須建省?如果要送,何須派劉銘傳、沈葆楨等幹員大力建設台灣?戰勝國是刀俎,戰敗者為魚肉。中日談判過程裡,李鴻章告訴伊籐博文台灣多瘴癘之氣,且民風剽悍,希望日本放棄台灣。伊籐答說這是日本的事,李不必費心。李再說台灣民眾多食鴉片,經常鬧事不易治理。伊籐答說日本有把握在短期內禁絕鴉片,李只要在和約上簽字就是。獨派人士該怪日本偏愛台灣呢?還是怪戰敗的清廷沒有堅決護台,再和日本一戰?
至於二二八事件乃是國家暴力的不幸結果,當年的政權虐待大陸各地人民的殘暴情形,比台灣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台胞被殺就扯上國家認同,當時有許多在台外省人被殺,又該建立那一個國家才是?中央政府對民眾的鎮壓,即使在20世紀的民主國家如美國,也歷歷可數。1932年美國軍警打死在白宮前示威的退伍軍人;1970年則在肯特州立大學打死反越戰的學生。發生這種悲劇當然很不應該,但卻沒有人把它扯上國家的認同。
白色恐怖乃是國共內戰的不幸延續,與族群衝突無關。兩蔣為了鞏固政權,雖然殘害了許多本省同胞,受害的外省人可能更多、更早。台人遭受委屈可以搞台獨、大罵中國豬滾回去。依照這個邏輯,被裹脅來台、一無所有卻被白色恐怖誣陷的外省人,以及更早之前在大陸上以「匪」名被迫害者,應該也要建個什麼國來討回公道呢?林委員所指「歧視性」的威嚴統治,與其說是「中國政權」對台胞的歧視,不如說是國家機器對被統治者的歧視。有鑒於此,「黨外」運動前輩們當年追求的乃是反威權、講民主的國家,並不是台灣人的國家,這點值得獨派人士深思。
台獨的悲情史觀可以延伸、轉換成今天所謂中共對台灣的種種打壓,進而凝聚共識、同仇敵愾。這固然稱了獨派人士的意,但是此種悲憤的心態如果過分擴張,可能會使台灣喪失「以小事大」的冷靜與智慧。
其實,如果切斷歷史的糾葛,冷眼面對現實,台灣人民目前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大陸相對比較落後。因此一個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的中國,應該是一般沒有政治野心的民眾所樂見的。然而台獨主張會激起中共鷹派的勢力,逼迫兩岸以及中美之間進行軍備競賽,(例如TMD可能引來的後果)。這對經濟正在起飛、民主剛剛萌芽的大陸來說,顯然是一出悲劇,對台灣更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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