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

在近代中國，中華民族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這樣兩項歷史任務，而完成前一項任務又是完成後一項任務的前提。五四運動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內容、歷史的意義和持久的生命力，就在於它適應歷史前進的要求，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自覺地擔當起來了。五四時期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正是為實現這個歷史任務服務的。

五四以前，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創刊時稱《青年》雜誌）為標誌，中國興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這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為五四運動的發生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首先楬櫫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陳獨秀。1915年九月，他在《敬告青年》中倡言國人「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1919年1月，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出要「擁護那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並且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學這兩個口號的提出，是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提倡民主，是為了反對北洋軍閥的封建專制，反對仍然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義的專制思想、等級觀念和倫理原則；提倡科學，是為了反對封建復古的潮流和迷信盲從的傾向。陳獨秀在當時說過：「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正是在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之下，啟蒙思想家們對於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禮教進行了自覺的挑戰，對於阻礙中國進步的舊政治、舊道德、舊文學等等展開了英勇的攻擊。他們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這個潮流是生氣勃勃的、前進的、革命的。

有必要指出，民主從來不是超時空的、抽像的、沒有階級內容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具有階級內容的範疇。科學，從特定的角度加以審視，其內涵和外延也不是亙古不變的。在五四以前，陳獨秀所說的民主，是指「西洋式」之「新國家」即西方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及其民主主義的制度；也是指「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科學，狹義地說，是指自然科學；廣義地說，包括社會科學在內，具體說來，就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羅素的新唯實主義，即那些運用了某種自然科學方法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他提倡民主、科學，是為了給在中國建設資產階級共和國掃除思想的障礙，開通前進的道路。所以，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本質上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

誠然，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文化，從反對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這個角度來看，是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作用的；但是，在實踐上，它並不能為把中國引向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指明方向。事情正像毛澤東後來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毛澤東選集》第1471頁）帝國主義要中國成為它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允許中國成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過於軟弱，也沒有能力領導人民來實現這個目標。辛亥革命的成果為受到資本主義列強支持的北洋軍閥所竊取，民主共和國很快就蛻變為封建軍閥的專制，就是這個事實的有力證明。正因為如此，一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參加者在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同時，就已經開始對它持有某種懷疑和保留的態度了。比如，陳獨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專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庸諱言者也。」（《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1915年9月）李大釗在1916年5月說過：「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民彝與政治》，1916年5月）青年毛澤東在1917年8月也說過：東方思想固不切於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儘是，幾多之部分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種懷疑論成份，推動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途徑，為他們爾後接受社會主義準備了合宜的土壤。在俄國10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他們中的一些人即開始拋棄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思想，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些人成了隨後發生的五四運動的思想領袖和左翼骨幹。

1919年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它進一步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方向的轉換，使他們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五四運動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由於10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正在黑暗中苦鬥的中國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了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由於中國出現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成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核心和骨幹；因此，五四運動也就「帶著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和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毛澤東選集》第699頁、第562頁）。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中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協約國一方，因而向會議提出了廢除外國在華的勢力範圍等項要求，但遭到會議的拒絕。會議竟規定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移交給日本。這個事實，不僅激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憤怒，直接觸發了五四愛國鬥爭，而且有力地打破了人們原先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抱有的幻想，促使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傳播開來。如果說，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那麼，五四以後，社會主義思潮作為一種全新的歷史因素開始注入這個運動，並且逐步地發展成了這個運動的主流。瞿秋白在當時就說過：「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裡邊。工業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餓鄉紀程》，1920年）中國的先進分子經過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比較研究，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這樣，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了。這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和發展。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拋棄，而是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且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從而賦予了它們以新的時代內容，使它們在更高的層次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關於民主的問題，陳獨秀在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變時即指出：「18世紀以來的『德謨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的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而「如20世紀的『德謨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告北京勞動界》，1919年12月）在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後，他更明確地指出，「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志」。「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階級所把持」，「要用它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國慶紀念底價值》，1920年10月）多數人要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利，必須剷除少數人享有的階級特權，改變「大多數的無產勞動者困苦不自由」，這種「不合於『德謨克拉西』的狀況」。（《答柯慶施（勞動專政）》，1920年11月）李大釗並且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是互相排斥的。不過，「今之德謨克拉西有兩種，一為中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一為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而工人政治「亦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德謨克拉西」。（《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0年12月）這樣，他們就把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少數人的民主和廣大人民的民主區分了開來。顯然，提倡無產階級的和廣大人民的民主，這不是對民主的否定，而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的突破。他們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的層次，擴展到了更廣的範圍，從而把民主的旗幟真正有力地高揚了。至於科學，就社會科學來說，陳獨秀這時認為，它主要地已經不再是指那些運用了某些自然科學成果的唯心主義學說，而首先是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他指出，「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或社會學，都是以這種科學歸納法作根據，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據的」。「所以現代的人都稱馬克思的學說為科學的社會學」，「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兩大精神》1922年5月）李大釗也指出，「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裡愷爾的歷史哲學》，1920年）唯物史觀也使研究社會學的人「有所依據，俾得循此以考察複雜變動的社會現象，而易得比較真實的效果。這是唯物史觀對於社會學上的絕大貢獻，與對於史學上的貢獻一樣偉大」。（《唯物史觀在現代社會學上之價值》，1920年）顯然，提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研究社會、研究歷史，這不是對科學的否定，而是使科學方法的運用不再局限於自然科學的領域，而且擴展到社會、歷史研究的領域中去了。這不是科學精神的進一步高揚又是什麼呢？

毛澤東說：「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832頁）這個論斷是完全符合實際的。歷史表明，真正忠實地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優秀傳統，並且適應時代的發展，高揚了民主和科學精神的，首先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廣大革命的人民群眾。

近年來，有的論者鼓吹，五四精神就是自由主義的精神，五四傳統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在中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是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精神的真正繼承者。這種說法，既背離了五四運動的歷史真實，更禁不起五四以來中國人民的政治實踐的檢驗。

自由主義是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資產階級的一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主張個人活動和發展的完全自由，提倡個人權利，實現毫無拘束的企業主的自由競爭，擁護有財產限制的選舉權和兩院制議會。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它「把歷史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這種自由主義，即使在五四運動的開始階段，也只是運動的右翼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張，並不能代表五四運動的主流。在五四以後，僅僅是那些「向右發展的，即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的人，才繼續進行著自由主義的宣傳。這種自由主義既沒有把中國引向民族獨立，也沒有給中國帶來政治的民主科學的繁榮。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不曾有過大的作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由於在實踐中不斷碰壁，許多崇奉過自由主義的人們後來也放棄了這種信念，而加入到人民革命的營壘中來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講到，在1949年全國勝利前夕，「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者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起喊口號、講革命」。歷史表明，自由主義這種資產階級政治思潮已經在中國無可挽救地遭到了破產。把自由主義說成是五四精神的主要體現，實在是太不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五四精神不過是破產了的自由主義，那麼五四精神還會有什麼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呢？

五四運動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穫，就在於它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選集》第700頁）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英勇頑強、艱苦曲折的偉大鬥爭，贏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創造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近代中國面臨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個歷史任務，經過五四運動以後的30年的鬥爭，終於實現了，這就為中國人民集中力量去進行現代化建設開闢了道路。

今天，我們生活的社會歷史環境已經與五四時期大不相同了。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紀念五四，當然不需要再去簡單地重複五四運動當時的具體的鬥爭口號和鬥爭形式；但是，五四運動所體現的革命精神，所開創的優秀傳統，包括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和傳統，仍然是需要我們切實地去加以繼承和發揚的。

為了爭得人民民主，中國人民曾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奮鬥過程。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仍然是中國人民面臨的一項重大的任務。鄧小平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因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就不可能使政府實行科學的決策，保證各項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就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活動，使人民政權得到鞏固、社會保持安定；就不可能對各級幹部實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他們中的一些人就可能腐化變質，即從人民的公僕蛻變為社會的主人。所以，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五四時期倡導的民主精神在今天仍然需要繼續發揚光大。無疑地，這裡所說的民主，不是五四以前所說的那個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五四及其以後中國先進分子所主張的人民的民主了。這一點，鄧小平也是講得很清楚的。他旗幟鮮明地指出：「資產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黨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0頁）如果搞西方那一套，中國就要變成一個亂的社會，不僅無法集中精力從事建設，人民的政權、人民爭得的民主權利等等也會統統喪失掉的。這當然不是對五四精神的真正繼承和發揚，而是從五四運動所開闢的歷史道路往後倒退，在不折不扣地開歷史的倒車了。

至於繼承和發揚五四時期倡導的科學精神的重要性，現在也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提倡科學精神，這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這個科學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作指導，實事求是地去研究各方面的新情況。正確地解決前進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就是要充分認識科學的革命性作用，認真地、切實地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如果說，在舊時代，「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等不過是一些人的無法實現的善良願望；那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綜合國力劇烈競爭的條件下，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事業，就不僅已經具備了現實的可能性，而且也確實應當成為治國興邦的重要方略了。

由此可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繼承和發揚五四時期倡導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仍然具有多麼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