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許信良的台灣前途新思維

新政治與新中間路線

2000年台灣「總統」候選人在民進黨內，至今陳水扁與許信良仍然相持不下，陳水扁提出「新中間路線」作為他競選的政見主軸，而許信良則認為，歐美先進國家的政黨提出「第三道路」或「新中間路線」固然值得台灣借鑒，但因台灣必須解決具體的歷史問題，情況與歐美先進國家不同，因此，他提出「新政治」作為他的參選政見。

許信良提出的「新政治」比到目前為止陳水扁所闡述的「新中間路線」更為明確、完備、宏觀，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和商榷。

正如許信良在「新政治」中指出的，即將到來的新世紀的最大特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帶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和價值秩序。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全球化的經濟為基礎的，因此「新政治」必須把經濟擺第一。許信良對於全球化經濟的框架下可能給台灣帶來的新機會，兩岸的經貿關係，大陸市場對台灣的重要性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還不夠深刻。

誠如許信良所言，正快速成長的新興中國市場對台灣尤其重要，競爭中國市場，台灣比其他國家有人文和地理優勢，一旦失去這個市場，未來台灣的經濟，便很難超越現在的生產代工格局。全球化的經濟新秩序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下，正逐漸把全球變成「沒有國界」的單一市場，但這個「無疆界」的自由市場卻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

全球化不僅是一種趨勢，一種現象，一種經濟風尚，它是一種國際體系，其背後的驅動力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其核心思想簡言之，就是市場力量發揮越大的作用，經濟越開放，自由貿易和競爭越盛行，經濟效率就越高，經濟就越繁榮。全球化就是要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擴展到全世界所有國家。全球化就是把全世界的自由市場、國家和信息技術空前地整合在一起。1980年代人們認為美國相對衰弱的時期，實際上正是美國前瞻性地看到新體系的即將來臨，未雨綢繆，比任何國家更早進行調整。經過10年的生聚教訓，美國在金融體制、信息技術、工業生產效率等方面又再度領先全世界，又正逢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全球化體系遂取代了冷戰體系，成為當令的主流。

其實，追溯起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羅斯福總統戰後世界新經濟秩序的設計如佈雷頓森林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已經為此奠定基礎，並且輪廓已經非常清楚，只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未輕易臣服，而且負嵎頑抗。60年代和70年代跨國公司又戴上帝國主義的帽子，臭名昭彰。到了80年代末期，隨著信息技術日新月異，電子金融交易突飛猛進，跨國公司全球性的擴展套上全球化的新詞，冷戰以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而告終，全球化的浪潮遂勢不可當地衝擊世界各國。

全球化是美國處心積慮的戰略設計

明乎此，全球化進程的實質，其實就是歷任的美國政府不遺餘力掃清各種障礙使美國跨國公司能夠藉著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在全世界各國鯨吞豕突，所向披靡。全球化不是自然形成的進程，而是美國處心積慮的戰略設計。在美國的極力推動下，全球化的浪潮來勢兇猛，要避開這股浪潮是不可能的，與其被動被捲進去，載浮載沉，不如主動迎上前去，搏浪前進。

當然要搏浪前進就要看自己的體質，加入競爭有可能成為強者，也有可能被人吃掉，這要看力量的對比而定。有人認為，全球市場的力量太大，政府根本無能為力。事實也不盡然，因為國家可以是全球化結構的積極參與者。要以什麼形式與全球化掛鉤，要在特定的時期裡參與到什麼程度，國家還是有某種程度的調控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對於相對的弱者而言，建立自我保護的籬笆，並隨著自身實力的增長，逐步開放籬笆是審慎的應對良策。單獨不成與鄰國結盟也是常見的戰略，因此，在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股區域化的潮流，歐盟和歐元就是最好的例子。甚至如美國都還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組成北美自由貿易聯盟。對於相對的弱者而言，組成較大的板塊，以免在特大的浪頭襲來時慘遭滅頂，不失為一種安全保障，同時，在搏浪前進時也可以互為奧援。這種形勢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尤其顯著，金融資本國際化是現代全球化進程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在8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每年以29%增長，而最後三年，每年約有1,000億美元。60年代中期，跨國銀行業在全球經濟僅佔很少部份，到80年代中期，已佔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內總產值的20%。因此，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金融危機將更頻仍發生。港、台和大陸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之所以能夠安然無恙，除了自身的條件之外，兩岸三地的經貿逐漸一體化，互為奧援，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考慮兩岸關係不能僅是把大陸看成是台灣的市場，而必須深謀遠慮從如何促進兩岸三地經貿整合，成為一個大板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搏浪前進。因此，許信良認真考慮完全開放兩岸三通，兩岸三地組成「金融策略聯盟」的可行性，是值得肯定的新方向。

核心與邊緣國家總差距仍持續擴大

許信良認為，新世紀不同於20世紀的兵凶戰危，新世紀基本上將是和平穩定的世紀。在全球化的價值新秩序中，「人權不可侵犯」原則高於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內政不可干涉」原則，因此，新秩序不會容忍任何國家，或者任何國家內部衝突的一方，以戰爭遂行本身的意志。這種論斷，正如同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樣，只是美妙的夢想，殘酷的現實很快就會戳破這個夢想。

正好與一般期望的相反，隨著主要的資本主義大國日益互相依存，它們之間的緊張來源也隨之增加。資本的地理分配並沒有減少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雖然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從全球化的進程中獲益，並且在工業化和貿易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核心國家與邊緣國家總的差距仍然持續擴大。這種情況如果持續將是動亂的根源。

全球化並未宣告地緣政治的結束，相反的，全球自由市場將迫使主權國家為了爭奪日漸縮減的自然資源，進行地緣政治的鬥爭。全球化只是把地緣政治置於不同的框架內，它使戰爭的代價更高，但它不能消滅戰爭。可持續的全球化需要一個多極化的穩定的地緣政治權力結構，一極化世界是不穩定、不可持續的。由一極霸權主宰的全球自由市場，不允許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根據各自的文化、歷史、環境以及特殊的要求，走自己現代化的道路。它壟斷界定價值體系的權力，它絲毫不受制約，恣意妄為。冀望全球民主資本主義式的穩定與和平正如共產主義一樣，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

既然霸權主義主宰下的全球化不能保障穩定與和平，只有自求多福。正如許信良所言，政黨、族群和統獨這三種對立，糾結在一起，難分難解，是台灣危機的根源。說穿了，其核心就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台灣不片面宣佈獨立，不刻意挑釁大陸，通過對話、交流和交往，對台海的和平與穩定負起積極的責任，甚至在最終解決之前，接受「中程協議」或「過渡架構」都是目前處理兩岸關係的積極措施。「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能夠再進一步思考如何統一兩岸三地的優勢，形成一極，建構全球化多極框架豈不是對新世紀更大的貢獻？許信良其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