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中的中國

錢其琛外交部長在聯合國第46屆大會上的講話，是在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營壘崩壞以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支配性意識型態－－所謂「新世界秩序論」甚囂世上時代，從反對和拮抗資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立場；從世界南方被掠奪、被壓迫各國各民族的立場出發，所做的對於明日人類和國家關係的主張。雖然中國大陸刻意避免「出頭」，讀完這篇講話稿，感覺到世界的窮人和歷史，終竟不能不將反對與拮抗這個從16世紀以來蠶食鯨吞了整個人類世界的、龐然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重擔加在中國的肩上，心情既是激動也是沉重。

「和平共處五原則」，是中國在60年代，繼西班牙在1620-50，英國在1815-73建立世界霸權之後，1945年的二次戰後，美國於全面封殺社會主義蘇聯與中國的運動中建立世界霸權時代，由周恩來總理擲向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世界秩序」的充滿正義的回應。

在那個時代，從1917年社會主義蘇聯的建立為起點而發展的一個世界性的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動，以1950年韓戰為契機，遭到美國反共霸權主義在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錮、威脅和顛覆，而被迫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撤退。中國社會主義依靠來自過去長期累積的歷史恥辱所凝聚的敵愾心，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在熾熱的動員下形成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中，用赤裸裸的體力勞動，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外，進行重建祖國的積累。

正是在這樣的現代世界經濟背景中，貧困、志氣高昂的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外，提出了「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具有鮮明的反（世界）體系（anti-systemic）外交方針和國與國、人與人、民族與民族相處的宏大的理想，成為廣泛貧國、被壓迫、不結盟各國人民據以團結和互相扶持的共同信念。

1970年代末，中國以開放改革的政策，走向世界經濟體系。1980年末，東歐社會主義體制迅速瓦解，1991年，曾經為世界的邊陲中無產者和半無產者（semi-proletariat）反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中心的，列寧手創的黨和國家轟然倒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層邊境（counter bounderies）無端擴大；世界資本多得了一塊遼闊的低工資勞動的場地。世界資產階級中心國家藉以使它們在各國家間（interstate system）體系中的角色合法化的文化支配（culture dominance），以「自由民主」、「人權」、「和平」、「繁榮」這些絕不新穎的思維和哲學，囂鬧於塵世之上。

在這樣充滿了矛盾和渾沌的時代，中國重新提出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軸的世界秩序論，處境和意義都起了巨大變化。世界規模的不公平的分工，不等價交換，全球性剩餘價值的不正佔有，是透過世界市場去實現的。在60年代懷抱著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想理，矢志以非資本主義的方式，脫離世界市場進行民族積累，在國際事務上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和仍然懷抱著同樣的理念，卻改以半資本主義的方式，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進行累積而在國際事務上仍然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言，就形象地顯現了「世界體系論」一派所早已指出的矛盾：社會主義反體系國家的運動，一方面從長期上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卻不能不在短期目標上以爭取成長、發展，「趕上」先進國家的急務。而反體系國家的成長「趕上去」的運動，恰恰發展而不是抑制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國與國之間應該「平等相待」，「平等互利」。

然而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言，體系恆大於任何一個個別的政治單位；大於甚至一個中心強國。這個具有相對完整、廣泛的世界規模的「社會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由世界市場統一了全球的生產諸過程，以資本主義這個單一的生產模式，在世界經濟中運作。少數幾個較強大（即在分工中承擔中心性產品的生產）的國家擁有相對地強大和自主力量，而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資本和市場，使「民族國家」工具化。至於邊陲和半邊陲國家的主權，對中心國而言，形同具文。美國對巴拿馬、薩爾瓦多任恣的主權和人權侵犯就是一例。

為了維持和促進一個以不均衡發展，不等價交換，剩餘價值的不正佔有為基礎的世界規模的資本積累，中心國家的資產階級，以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優勢，攏絡邊陲、半邊陲社會的資產階級，實行代理統治。「主權」和「領土」徒具形勢。而若有敢於違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和邏輯，政治暗殺、內戰、政變，甚至若海灣戰爭的高科技種族滅絕性的「正義之戰」，就是致命的答覆。

中心國家和邊陲（半邊陲）國家的關係，是商品和勞務不平等交換的關係。透過在世界市場上這個不平等的交換，大部份的世界規模的剩餘價值從邊陲湧流向中心。中心經濟和邊陲經濟關係，是包含著不等值社會勞動的商品的交換關係。

控制了中心性（core-like）生產行程和產品的國家，具為強大的國家機器，以保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從事積累與擴大再生產，以創造有利於自己的資產階級（而不利於他人）的世界市場，並從商業利益發展為財政金融的利益，而財政金融與商貿利益的結合，創造了霸權，並以霸權的政治和軍事，透過超額掠奪，擴大資本的超額剩餘，並且不斷攫取新的未發展地區，組織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創造新的超低價勞動力和區域。

在這樣一個世界，是不會有國與國互相平等對待的關係。這是不以主觀的善良願望為轉移的。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

如上所述，中心與邊陲（半邊陲）的關係，是支配／宰制與被支配／被宰制的關係，也就是侵犯和被侵犯的關係。這是世界規模的資本邏輯的決定的。

為了擴大世界經濟體系中生產過程的整合，使世界體系的政治結構，即所謂國家間體系（interstate system）的順利操作，從而使世界範圍以資本累積擴大化和加速化，中心社會的資產階級善於同其他社會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層聯合起來，創造一個世界資產階級的文化框架（culture framework）－－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和分析模式和各種社會科學的框架。

這些號稱「中立」和「普世」的價值與文化，透過各種媒介、教育、交流和訓練計劃，以強大的效果，「同化」著人類的思維，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重大的棟樑。如果把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做為這「世界資產階級文化框架」來理解，就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的反感與憎惡，恰恰就是這「世界資產階級文化框架」一個生動的註腳。

世界資產階級對邊陲國家的人民，對一切反體系運動的「干涉」－－不論是明目張膽的軍事侵略或間接的政治干涉，恰恰都是以這「資產階級文化框架」為有效工具的。「現代化」、「經濟起飛」、「民主」、「自由」、「人權」、「發展」被用來做為侵略格蘭內達、薩爾瓦多、巴拿馬、伊拉克、越南、東帝摩爾（East Timor）、秘魯，干涉巴拉圭、阿根廷、哥倫比亞的藉口，並且每一個侵略與干涉，都帶來世界輿論、教會、買辦知識精英的讚歎和支援。

世界資本對累積的飢餓，帶來世界範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生產關係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在世界資本主義的規律下，長期地要求成本下降，和低廉土地、勞動、原料等生產要素，帶來生活中普遍而深入的機械化和商品化，從而促成世界範圍的不均等發展、不等價交換，和剩餘的不正獨佔，也就造成世界規模的階級格差和分化。這種中心－邊陲鴻溝在世界資本積累運動中的擴大，形成地理上南北的落差，從而也形成了種族上「優等」「劣等」的落差。這又形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種族主義。種族成了世界剩餘價值獨佔支配與再分配的指標之一！

白人中心的霸權主義，弱肉強食的強權性國際政治，大國對小國，強國對弱國的專斷、干涉、壓抑和支配，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血淋淋的現實。而超國界的資本積累，不但帶來超國界的生態和環境的崩潰，更造成以邊陲、半邊陲的生態環境的破滅，有毒有害化學廢棄物向邊陲社會傾倒，來保持中心社會環境與生態，這樣一個罪惡的制度。

華侖斯坦（I. Wallerstain）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編入世界體系的「國家間體系」中。雖然反而無法發揮反體系的力量，但長期看來「世界範圍內的社會變革與民族運動，既便發生『改良主義』和『修正主義』，這集體的動力，依然能發揮它反體系的作用和力量」。在六四事件和「蘇東波」風潮中，加強了反體系的決心和警覺心的中國，當她同時又旦旦信誓，堅持繼續開放改革－－持續組織到世界市場和世界體系時，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儘管「世界體系論」也提供了資本主義體繫在漫長的危機中終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理論（體系外層疆界，世界範圍內之無產階級化和資產階級化運動的局限性，伴隨快速發展而增殖之資本主義危機增大，和迅速而廣泛擴大中的生產的社會化……等等），對面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市場的具體意義和經驗如果沒有一個深刻、冷靜的認識，從而做出從內到外的佈署，全世界的窮人所不能不寄與希望的中國，仍然有很好的理由叫人擔心。

錢其琛外長的講話是深刻的，是敢於在蘇聯霸權解體後，憚於孤單，面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不亢不卑，慷慨陳述身處邊陲各族人民的理念和主張；敢於在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傲慢地宣稱自己「歷史性勝利」的時代，仍然高舉為世界體系所不容的和平、安全、平等……這些價值的講話。

然而，我們也十分盼望，像錢其琛一樣勇敢、自尊而艱辛工作的其他中國領導人，對於雖然充滿了各種無法解決的矛盾，卻依然龐大、倨傲和不斷在擴張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有深入的理解，度過這歷史上一個社會體制最漫長的危機，堅持下去，迎向另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