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對立的世界秩序觀

今年第46屆聯合國大會開幕以來，沒有其他主題比「世界新秩序」更具有吸引力，似乎它已成為各種大小會議的基調和宗旨，在歷時三周的大會一般性辯論中，162個國家代表，其中包括24個國家元首的發言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了在國際形勢發生劇變的新形勢下，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究竟應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新秩序，在會上明顯地出現兩種對立觀點，反映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同的處境、立場和利益。

「世界新秩序」並非是一個新概念。二次大戰結束後，在醞釀成立聯合國時已提出來了。《聯合國憲章》內雖未使用「新秩序」這個概念，但《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體現了這種構想和要求，如《憲章》開頭就說，「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確保「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發展」。不幸的是，聯合國建立不久，冷戰隨即開始，接著又形成了兩各自以一個超級大國為首的對立的軍事集團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美蘇之間爭霸愈演愈烈，致使《聯合國憲章》確立的目標和宗旨始終未能實現，世界長期處於動盪不安之中。

隨著舊的世界格局已經消失，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新形勢的出現，人們基於過去四十多年冷戰帶來的痛苦教訓，希望在未來的新格局中建立一種新的平衡，以確保世界持久和平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面對世界各國人民這種越來越強烈的願望，美國總統布希抓住了蘇聯日益衰落，已從美國的「主要敵人」變成了它的「小夥伴」，同時美國又在海灣戰爭中「獲勝」的時機，於1990年10月1日在第45屆聯合國大會上重新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號。

兩種不同的內涵

布希總統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之後，整個西方世界都接受了這個口號，並且紛紛出來為它作詮釋。按西方輿論的解釋，布希總統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在「單極世界」的構想上，它的內涵就是建立一個以美國為領袖，以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為支柱，必要時以聯合國為幌子來支配世界事務，把一個超級大國的意志、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強加給世界各國。這個思想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代表在本屆聯大的發言中暴露得清清楚楚。

在布希總統在今年聯大的演說中雖然作了表白，說「美國無意為美國統治的和平奮鬥」，但是他在會上向各國代表們描繪的「世界新秩序」的藍圖正是上述這種「單極」思想的具體化，他並且強調在這個「世界新秩序」中，美國要「奉獻友誼和領導」，「決不退卻」。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代表儘管內心未必百分之百地贊同美國的構想，但是出於基本立場一致和共同利益，他們的發言都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美國設計的「新秩序」的內涵。

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標和含意則有著明顯不同的要求和解釋。他們在發言中普遍地認為在兩極格局被打破後，世界正走向多極化發展，在一個多樣化的世界裡需要建立一個「公正、合理、平等的」世界新秩序，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內涵是，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以及選擇適合於本國情況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的權利，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大小國家不分貧富強弱一律平等地參與國際事務，擁有同等的發言權。

伊朗外交部長韋拉亞提說，「冷戰後的世界需要一個建立在《聯合國憲章》和正義、和平、安全、平等、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尊重所有國家的文化和道德價值的原則之上的新秩序。」

他警告說，「如果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被人操縱，用以鞏固一個大國的地位，使它成為統治中心的話，那麼可預知的結論必然是，這種結果不會帶來信任氣氛，更不用說確保有效的國際合作。」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出，「國際新秩序決不能建立在霸權和統治的基礎上」，不應由在最近世界劇變中「任何特定的受益者」把它強加給這個世界。

然而，他說，「我們已經感到一隻沉重的手在迫使我要這樣做和不要那樣做。」「今天某些發達國家的人士認為他們有權教我們如何治理國家。如果我們不聽他們的，那他們就認為有權破壞我們的經濟，使我們的人民貧窮，乃至推翻我們的政府。」他們這番話講出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的切身感受，博得了他們的熱烈掌聲。

正是鑑於這種嚴酷的現實，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所羅門群島等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發言中都強調，世界新秩序「決不可使之依賴於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反映了大家對西方發達國家鼓吹的「世界新秩序」的構想的擔心和不安。

加納外交部長阿薩莫阿赫代表不結盟運動在發言中說，「新的世界秩序決不應是要求第三世界向任何超級大國投降……不結盟運動不能容忍那些企圖成為超級大國監護人的國家。」

「世界新秩序」內涵的擴展

布希總統最初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號時，講的是國際和平問題，即屬於政治秩序的範疇。但這個口號很快被擴展到其他領域。在這次大會一般性辯論中，多數國家都把它延伸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一切領域。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各自強調的側重面不同。前者比較一致地把「民主和人權」視為「世界新秩序」的「靈魂」似的，後者則認為「世界新秩序」面臨的主要威脅是窮國與富國之間、南方與北方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因此強調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應該是優先考慮的核心內容。他們要求盡快恢復被西方發達國家中斷了多年的南北對話，盡快解決發展中國家沉重的外債負擔，迅速制止初級產品價格下降、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向發達國家倒流等問題。

太平洋中的島國馬爾代夫外交部長賈梅爾說：「世界新秩序的任何議程內必須包括發展問題。」南美洲的巴巴多斯外交部長莫里斯．金說：「當世界還是處在25%的人口擁有全世界85%的財富的情況下，世界新秩序不可能帶來持久的和平。」

伊朗外交部長韋拉亞提更明確地指出，新的世界秩序要獲得成功，必須「使發展中國家能夠將其現有的和潛在的智力和物力資源用於發展，使其從現在的極度不發達和經濟滯脹的不良狀態進入人與人的尊嚴相稱的具有生產力和創造性的社會」。

西方發達國家雖然也談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困難和南北關係問題，但多數發言只是輕描淡寫，一略而過，很快把重點轉到他們所宣揚的「靈魂」上，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念大肆鼓吹「民主和人權」。有些發達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公然把人權置於國家主權之上，企圖拋棄各國主權不可侵犯性的國際法準則。德國外交部長根舍聲稱，「違反人權決不再是一個國家關心的國內問題。」他揚言，「當人權遭到踐踏時，國際大家庭不能只扮演觀眾的角色，它可以而且必須進行干預。」他還提出了建立「人權法庭」的建議。

荷蘭外交部長范．登．布魯克代表歐洲共同體發言時也聲稱，「各國可信地自稱其人權紀錄屬內政的日子肯定已經過去，」建議設立「從監督選舉到援助建立民主體制」的機構。

奧地利外交部長莫克把「人權和基本自由」稱作「各國未來體制化的中心原則」，要求對「嚴重侵犯人權事件迅速作出反應」。他建議設立一支所謂「帶白色頭盔」的專家隊伍，他們的任務是，「在得悉粗暴、大規模侵犯人權情況之後，……盡快地進入有關國家，迅速檢查那裡的局勢」。

很顯然，所有這些言論和所謂的「建議」，都是為利用「人權、民主」干預別國內政製造藉口，企圖使這種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準則的行徑合法化，因此，必然遭到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和駁斥。不少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發言中呼籲國際社會「警惕那種有損於國家主權的、以干預性的方式促進人權的作法」。他們強調說，誰也沒有反對「人權和民主」，問題在於應該首先維護那方面的人權和建立什麼樣的民主。

布基納法索外交部長索科納特說，「任何人也不反對人權，因為他們是人類自身所固有的。但是，僅僅部份和零碎地滿足人權的看法相當於宣告人類注定要遭受剝削和掠奪。享受發展、食物、簡單的住房、基本的衛生保健和教育的權利，也都是人權的一部份。」

上屆聯大主席、馬耳他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德馬科說：「人權不是抽像的，它存在於具體的現實之中，不僅包括法律性質方面的權利，也應包括社會方面的權利，生活的權利，擁有住房的權利和工作的權利。」

墨西哥外交部長索拉納．莫拉萊斯在會上重申他的政府「認為人權這一領域是各國專屬管轄」的立場。他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利用人權侵犯各國主權的主張，指出「企圖在據稱是普遍價值觀念的基礎上發起有損於人民自決心及不干涉這種基本原則的行為」是一種「危險的傾向」。

談到民主問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無情地揭露了那些喋喋不休宣揚民主的人的虛偽面目。他問道：「是否只有宣揚者才有權利解釋民主，按照他們認為恰當的方式實行民主並將其解釋強加於人？」

他說，「如果民主意味著我們的人民不斷經受不穩定，破壞和經濟軟弱，從而使我們遭受『民主大國』的操縱，那麼民主還有什麼意義呢？」

今天，對於迄今仍然生活在貧困和飢餓之中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來說，不管人權也好，民主也好，最需要的是生存權利。正如剛果和利比裡亞的代表所說：「民主不可能在大多數人處於貧窮的環境中生根。」「人類必須首先有麵包。」「空著肚子的民主是站不住腳的。」誰來建立「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關係到全世界人民和所有國家未來的命運。因此，如何建立和誰來建立這樣的「世界新秩序」，很自然地也就成為各國代表辯論的關鍵問題之一。

在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認為，「世界新秩序」既經一個超級大國提出，只要有西方一些工業發達國家的響應和配合就可以建立起來，聯合國只不過是實現他們的目標的工具，發展中國家只有聽從擺佈就是了。

但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強調聯合國在建立新秩序中應起「主要作用」以及大小國家平等參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馬哈蒂爾總理說他反對由一個超級大國或少數幾個國家擅自決定新的世界秩序，並把它強加給這個世界。他說，聯合國是建立一個平等的世界，保護弱國和窮國免受強國壓力的唯一合法工具，因此它的所有會員國「都應該參加制定新的世界新秩序，否則我們就無法避免一個新殖民主義時期的重返」。

韋拉亞提外交部長也強調說，「新秩序的普遍性，可接受性和成功要得到保證，就必須有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特別是那些迄今為止在建立國際秩序方面未能發揮作用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積極參與。」

但是，不少國家，其中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代表認為冷戰結束，美蘇從對抗轉向合作，並不意味著世界已太平無事，相反，仍然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對於當前東歐，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局勢深表擔憂，對於能否真正建立起一個「公正、合理、平等、和平」的世界新秩序表示信心不足或懷疑。委內瑞拉總統卜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說：「一個新秩序不會僅僅因為世界力量平衡的崩潰而誕生。」他指出：「新生的民族主義、種族和宗教衝突、區域性分歧以及無政府主義驅動下產生的力量，都是不容易對付和克服的。」他還告誡人們說，目前南斯拉夫的動亂「很可能給整個歐洲帶來令人不安的後果」。義大利外交部長德米凱斯也說：「如果我們遲疑不決，就會看到國際上出現甚至比冷戰時期所經歷的更加嚴酷、更加無情的國際共處狀態。」他並且指出，新生的民族主義可能把從蘇聯到南斯拉夫的歐洲的「重建」推進混亂之中，他們的這些擔心值得令人深思，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加冷靜，更加全面的觀察當前的國際形勢和世界新秩序的前景，而不致被西方世界渲染的一派樂觀氣氛所迷惑。

（原載《僑報》1991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