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得一身剮，敢把美帝拉下馬

一枚故障的啞彈

1983年8月上旬，美國雷根政府派了五千名軍隊封鎖了尼加拉瓜的邊界，並在該國外海佈雷，意圖拖跨桑迪尼斯政府控制下的尼國經濟，好讓美國對支持的游擊軍有奪取政權的機會。

兩個禮拜後（8月21日）的一個深夜，那白天熙熙攘攘的紐約市除了幾處不夜城外已漸漸沈寂了下來。尤其是在市郊的布朗區（Bron），累了一天的市民們大都已拖著疲憊的身子，熄燈上床，正準備享受一個甜蜜的夢鄉，突然，「轟」、「轟」的幾下爆炸聲響徹了雲霄，接著，一片片熊熊火的火焰從附近的一處軍事單位（Sergent John Muller Army Reserve Center）噴了出來，把布朗區原本黑沈沈的天空照得火紅火紅。夢中驚醒的居民們，揉著惺忪的睡眼，望著這半天空的火光，目瞪口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在一般市民還在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時候，趕到現場的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們卻已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原來在爆炸的現場四周散滿了白色的傳單，傳單上說：「……為了抗議雷根政府出兵尼加拉瓜的帝國主義行為……我們自由統一陣線（United Freedom Front）於今晚向此軍事單位投擲炸彈……目的是喚起有良知的美國公民們起來阻止政客們的自私行為……。」

「他媽的，又是自由聯合陣線，」一位資深的探員一邊看著傳單，一邊罵著。

自從60年代中期因越戰而引起的反政府運動風起雲湧後，全美境內一下子冒出了不少游擊團體，以城市游擊戰的方式向政府挑戰。他們之中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對內主張權力及財富的重新分配，對外反對美國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其中較有名的有胡（志明）派的氣像人地下組織，毛（澤東）派的「新世界解放陣線」及「S.Ｊ小組」等。這類組織的成員大部是白人家庭出身的青年男女。

另外一類游擊團體則為少數民族的組織，為求民族獨立而實行武裝鬥爭，其中最有名的有黑人的「黑色解放軍」，波多黎各人的「波多黎各獨立陣線」及原住民的「美洲印第安人復國運動」等。這些團體們每隔一段時間就向美國政府大樓，軍事單位，或大企業們施放炸彈。尤其是69年到75年間，幾乎每隔個兩三天就會聽到爆炸聲，弄得美國執法當局一時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當然，美國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燈，以它無限的人力、財力、及物力再加上龐大的線民網來對付這些游擊手們還是有相當的辦法。十年來，有不少游擊團體被破獲了，也有的在強大的壓力下自行解散而銷聲匿跡了。但爆炸的聲音並沒有完全沈寂下來。舊的組熾垮了，又有新怎團體蹦了出來。這個「自由統一陣線」就是在81年當老一批的游擊組織漸漸凋零時突然冒出來的。由於它是一個新的組織，政府手上一點兒線索也沒有，兩年來只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辦公大樓或軍事單位接二連三的被炸，雖然「自由統一陣線」的攻擊行為都發生在夜間，從來沒有傷到一個人，可是這種被人在老臉上揪鬚的滋味畢竟不太好受，聯邦的探員們沒有一個不在祈禱能早日逮到這些搗蛋份子。

一天，聯邦探員們盼望已久的好運真的光臨了。那天是1983年12月14日，約晚上10點左右，美聯社紐約分社的一支電話響了，值勤的記者拿起了話筒：

「哈囉，這裡是美聯社，有什麼指教嗎？」

「噢，美聯社，請仔細聽著，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告訴你們，」聽筒那頭傳來了一個嬌滴滴女子的聲音。

「請講吧，我會注意聽你的情報。」那位記者漫不經心的答著，反正這類電話他也接多了，沒什麼稀奇。

「聽著，我們是『自由統一陣線』，已在Honeywell公司（美國一家軍事工業公司）裝了一枚定時炸彈，大約30分鐘後就會引爆，請你馬上通知該公司的值夜人員趕快疏散，否則會傷到無辜的人命。」接著，「咔嚓」一聲，電話就切斷了。

那名記者，憑過去的經驗，知道這通電話可能不是開玩笑的，馬上通知了位於紐約市皇后區的Honeywell大樓，並報告了聯邦調查局。

好在Honeywell公司早已下班了，30分鐘足夠那幾位留守的警衛離開現場。聯邦的探員們也趕到了，大家都屏著氣，等待那爆炸的一剎那。

時間一秒秒的溜過去了，可是期待中的爆炸聲一直沒有出現，探員們看就這樣耗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從聯邦調查局紐約分處調來了架會偵測及拆移炸彈的機器人。機器人在大樓裡左搜右尋了約莫一個小時，終於找到了那枚因故障而沒有引爆的彈，大家才鬆了口氣。

啞彈送回化驗室檢驗後，探員們大為驚喜，終於有了點線索。這枚土製啞彈的構造和11年前在新罕布斯菲州尼克森競選辦事處發現的另一枚啞彈同出一型，而那枚啞彈的主人正是聯邦探員們極為熟悉的一位毛派游擊手楊拉曼（Jaan Laaman）。

羅賓漢與毛澤東

小楊是美國一個工人的孩子，在紐約州水牛城的貧民區長大。小時候的他不太喜歡唸書，只想做個羅賓漢，常在街頭好勇逞強、打抱不平。17歲那年，小楊在一場鬥毆中，把對方的鼻樑打歪了，給判了五年徒刑。

牢裡，他那學文學與社會學的姐常去看他，並也常這樣勸他：「弟弟，在街上逞匹夫之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做個現代羅賓漢，就應該好好唸書，將來在政界或法界有了影響力，才能真正的幫助別人，同時自己也不會受到傷害」。

坐牢，小楊倒不很在乎，不過他想姐姐的話也有道理。看看周圍的難友們，不是貧民區長大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子弟，就是和他一樣的窮苦白人子弟。他們往往為了些百兒八十的竊盜案，給判了三、五年的徒刑，反看些貪污犯，經濟犯們竊取了百萬千萬美金的巨款，常常給判個緩刑了事。這個制度對窮人們似乎不太公平，小楊決定聽姐姐的話，好好唸書，希望將來能躋身政界，為窮朋友們做些事。

從此小楊不再理會身邊的是是非非，在牢裡折節唸書。他的苦學終於有了收穫，三年後他假釋出獄時，申請到了紐約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進入了該校的政治系就讀。

康大是全美十大名校之一，該校的政、法學系和哈佛、耶魯一樣，都是培養美國參眾議員、州長、律師等政治人物的搖籃，小楊有幸跨進康大的門檻，當然想好好地掌握這個機會，繼續努力唸書，順利地拿張燙金的文憑，以便將來在政界一展身手。不過那時康大校園的氣氛，卻讓小楊沒辦法靜下心來。

那年是1968年。美軍在越南戰場上師老無功，使得國內掀起立國兩百年來最大反戰風潮，尤其是各大學的學生們，或因為不願被徵調到越南前線，或因為年輕人的正義感，更成了反戰的急先鋒，康大也成了東部反戰學生的一個大本營，學生們不是罷課，就是遊行。剛進了校門的小楊，很快地也被這種空氣感染到了，再加上那每天晚上電視新聞裡美、越雙方血淋淋的屍體，哭爹喊娘的越南孩童，熊熊火光中化為廢墟的越南村莊等等戰爭殘酷鏡頭，又激起了小楊天生羅賓漢情結，想制止那無止盡的屠殺與流血，而投身了反戰運動，跟著大夥兒到處演講、示威、遊行。有關當局對學生們這種反抗行為大皺眉頭，經常出動警力，或用棍棒，或用消防水栓，對學生們迎頭痛擊，小楊也不能倖免，常被打得頭破血流。

一天傍晚，在白天的一場反戰活動被打得遍體麟傷的小楊由同學小馬送回了宿舍。小馬把小楊扶到了座椅上後，即扭開了電視，想看看越戰最新發展的消息，沒想到首先映入眼簾的卻是幅陌生的鏡頭。一座古老的東方城樓前，聚集了成千上萬戴著藍帽、穿著藍衣、佩著紅臂章的中國男女青年們，城樓上則有位身材略胖，頭髮中分長者，在一夥人的擁簇下，正對著樓下青年們熱情地演講著，原來這是毛澤東在天安們接見紅衛兵的場面。

透過新聞播報員的英文解說，小楊瞭解毛澤東正在鼓勵著這批革命小將們繼續向當權派們進攻。「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毛澤東這樣喊著，樓下的小將們也都興奮地舉起本紅色的毛語錄向他們的主席熱情地歡呼著。毛澤東和中國青年間水乳交融的場面把電視機前的小楊看呆了。

想到自己國家的總統每天鼓勵警察們鎮壓反戰的學生，而那遠在太平洋對岸的中國領導人卻大力支持學生們的反抗行為，小楊的眼眶漸漸濕了。而毛澤東的背影也就此永遠縈繞在小楊的腦海裡。

第二天一早，小楊顧不了還在酸痛的身子，一頭就跑進了康大的圖書館，翻閱一切有關毛澤東的作品。他首先接觸到的是位美國記者史諾（Snow）於30年代寫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譯《西行漫記》）書中史諾把毛澤東描寫成一位現代羅賓漢，為建立一個均富的新中國，而領導著中國的窮人們起來革命。以後小楊又讀了不少北京出版的Beijing Review，根據該刊物的說法，2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已把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舊社會，建設成一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的新社會。看到這，小楊又感動了，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富的金元王國，雖然擁有私家飛機，花園別墅的大有人在，但更有不少無家可歸，遊蕩街頭的流浪漢，而中國是一個人口多於美國四、五倍的窮國，竟然可以搞得人人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毛澤東真是太偉大了。

要革命趁年輕

從此小楊的書桌上除了美國憲法、美國政府之類的教科書外，多了不少《資本論》、《唯物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等左派的著作。由於過去貧民區的經驗，他很快地接受了毛澤東的觀點：美國的資本家們對內剝削勞工的血汗，對外掠奪第三世的資源，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不分種族、國籍、膚色，應該團結起來，組成統一戰線，打倒這個全世人民的公敵－－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美麗新世界。

這時的小楊已不再熱中於做什麼律師、議員了。對小楊來說那畢竟都是些資本家的代言人，而要做一個毛澤東的好戰士，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盡一份力量。

小楊決定更積極地投入反戰運動。這時反戰對於小楊已不再只是出自於羅賓漢情結的感性衝動行為，而是他執行毛澤東路線的第一步：支持第三世界的兄弟爭取民族獨立。

他加入了一個在學生裡帶頭反戰的急進學生組織SDS（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該組織成立於1962年，成員們多為出身於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男女青年。他們受了位激進派社會學家米爾（C. Wright Mill）在校園裡所鼓吹的馬克思思想的影向，認為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而想把美國改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

SDS剛開始並不起眼。1964年，越戰升高後，SDS起來帶頭反戰，吸引了不少反戰的學生，一躍而為全美最大的學生組織。而該組織的兩大口號「毛、毛、毛澤東，要革命趁年青。」及「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一定贏。」也響遍了各大學校園的角落。

由於小楊天生的領導組織能力，他很快地成了SDS康大分部的重要幹部，不再只是跟著別人後面搖旗吶喊，而是每天忙著策畫，發動一波一波的反戰演講、遊行等活動。不過他也深知書本知識的重要性，活動之餘，加緊唸書，一直保持優異的學業成績。

1970年，為了擴散革命的種子，小楊申請到了新罕布斯菲州立大學的獎學金，並在那先成立了SDS分部，在新大的校園裡招兵買馬，積極地展開了反戰活動。

當時的新州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總統提名賽初選的第一站，為兵家必爭之地。每逢大選年，有意問鼎白宮的兩黨政治人物們莫不卯足了勁，全力以赴。

1972年是美國每四年一任總統的選舉年，想競選連任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派了他手下的競選第一大將George Ronney到新州佈署，準備積極地展開該州的選務活動。為了報四位同學於兩年前，在一場反對尼克森進兵高棉的示威中被國民軍槍殺的一箭之仇，小楊領導的SDS，與其他反戰團體「媽媽反戰聯盟」、「太太反戰聯盟」、「越戰退伍軍人反戰聯盟」、「基督教貴格會」等秘密磋商，計畫在尼克森競選辦事處開張時，來一次該州有史以來最大的反戰活動，給尼克森一個下馬威。

2月初的某日是尼克森競選辦事處開幕的日子。那天新州首府曼徹斯特正被北冰洋吹來的寒流籠罩著，風雪交加，一片冰冷。不過開幕酒會倒沒有受到風雪的影響，還是暖烘烘地進行著。地方上的政要們及支持共和黨的大小商人們都到齊了，他們在Ronney熱情地招呼下，美麗女招待的侍候下，正盡情地享受美酒佳餚。

大門外，卻是另一種場面。風雪中，上萬的男女們，包在密實毛帽、毛衣、毛褲、毛襪、及毛手套裡，對著會場，大聲地叫嚷，一時間，「還我兒子」、「還我丈夫」、「尼克森劊子手」等口號聲，隨著陣陣地霧氣，從大家的嘴裡冒了出來，而且一聲比一聲大，大伙的情緒也隨著口號聲而漸漸激昂起來了。

負責警衛的曼市警察和新州的國民軍，怕這些越來越興奮的群眾們會打擾到辦事處裡的貴客，決定來個威力掃蕩，把群眾驅離廣場。他們調來了一輛輛裝滿軍警的警用巴士，以每小時15公里的速度緩緩地衝向群眾，群眾們，尤其是那些媽媽和太太等婦女群眾，起先還不相信巴士真的敢輾過來，還待在原地叫喊，等發現大巴士步步的向前逼來，並沒有停止的意思時，才開始撤退，但已慢了半拍。紛亂之中，不少媽媽們或被巴士，或被群眾們撞倒在地上，還有的更被巴士跳下來的軍警們用棍棒追打著，一時之間，白色的雪地上，濺滿了紅色的血花，情形非常淒涼。

身為這次示威的發起人之一的小楊，馬上忙著善後問題，到各醫院去探望受傷的「戰友」們。各醫院裡，到處都是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媽媽們在那兒嚶嚶而泣。她們不是為自己身上的痛楚哭泣，而是在擔心著遠在越南前線孩子們的安危，可是這淒涼的景象卻使小楊鼻酸了，他覺得要對這些媽媽們負責。尤其是一位金髮少婦喊天呼地的鏡頭，更讓小楊難過。那少婦前天才接到丈夫在越南殉職的噩耗，今天又因下午的那場騷動而流產了。這時小楊想到了《毛澤東選集》裡的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決定要採取些更激烈的報復行動了。

重如泰山的死

五天後的一個深夜，曼市的商業中心正在風雪中漸漸地沈入了睡鄉，一片死寂，只剩那負責全市治安的警局大樓還有點兒人氣，值班的警員們在那兒煮咖啡，打撲克，好打發這漫漫長夜，反正這個要命的冷天氣，會把霄小們凍得不敢出門，一夜不會有事的。沒想到，大們外一個黑影卻悄俏地摸到了警局附近。

這個黑影正是小楊，他不想學那些政客們驅使別人的子弟上戰場，而決定親自與幾位像他一樣的死硬派進行今晚的攻擊行動。他的任務是爆破曼市警局。由於不想傷人，小楊放過了有人值班的一樓辦公室，而悄悄地摸到牆角向已空無一人的二樓辦公室攀了上去。

大理石的外牆，經雪水一打滑溜溜的，實在不太好爬，再加上他雙手戴了副外科手套，懷裡又揣了五枚定時炸彈，行動更是蹣跚，不過小楊一向身手矯捷，滑下了幾次後，總算讓他掙扎到了二樓一間辦公室的窗口。摸出了枚炸彈，在窗口找了個適當地角落裝置好後，小楊又悄悄地爬往另一個辦公室的窗口。

就這樣，一間、兩間、三間、四間的，小楊爬到了第五間窗口，任務馬上就要完成了，突然、「轟」的一聲，小楊右手上的那枝炸彈竟提早爆炸了。他被震得摔了下去，手右掌也被炸得血肉模糊。

躺在雪地上的小楊，知道警方馬上聞聲趕來，忍著痛很快地爬起來，用左手把那指掌已斷裂的右手放進了口袋，一拐一拐地離開了現場。

路面已開始封鎖了，四面八方都是趕回來增援「嗚」、「嗚」的警車。小楊還算機靈，巧妙地避過了幾道關卡，終於讓他回到了那停在兩三個街口之外的雪佛蘭。當他要用左手開車門時，突然，胸前一痛，被幾條大漢從背後撲了過來。原來小楊的右手傷得不輕，血水順著口袋滴了下來，在雪地裡劃了條紅線，警方就跟著這條紅線找到了小楊。

小楊的命運可想而知了，憤怒的警察們一把小楊拖上車，就左一拳，右一掌地把他打了個七暈八素。

「他媽的，打死你這個共產黨」，一個警察一邊打還一邊罵著。

快說，同黨在那裡。不然，就不送你去醫院，看你能活到什麼時候」，另一個像是帶頭的這樣恐嚇著。

手腳都被銬住的小楊，無從反抗，只得任憑自己的頭上、臉上、肚子上被人一拳拳地摜著，右手的血也流的更急了，小楊漸漸得氣悶得難受，快要支持不住了。

「快說出同黨，不然就讓血流不止，死在這裡，」那名帶頭的警官又在想嚇小楊了。

就這樣結束短短24年的生命，小楊是有點不甘心。不過一想到毛澤東，小楊就坦然了。毛澤東不是講過這麼句話嗎……「司馬遷說：『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而為人民死就是重如泰山的死……」，而我小楊今天不就是為那些媽媽們、太太們，及越南的兄弟而死嗎？應該是重如泰山的。想著想著間，小楊漸漸覺得兩眼發黑，慢慢地昏迷了。

再睜開眼時，小楊發覺自己正躺在一家醫院監院的病床上，右手纏滿了紗布，像戴了個白色的拳擊手套，雙腳則鎖在鐵床的支架上，動彈不得。

「噢！自己又活過來了，」小楊這麼想著，「只是不知道其他同伴們的命運如何？」想找個人問問，可是整個灰沈沈的房間裡，除了那位惡狠狠瞪著他的警衛外，空無他人，小楊只好死了這條心，一個人躺在床上納悶。

幾天後，一位好心的女護士替小楊換藥時，趁警衛不注意時，偷偷塞了些剪報給他，小楊才知道自己放在警局二樓的其他四顆炸彈都引爆了，其他的同伴們則在尼克森競選辦事處留下了一顆沒有爆炸的啞彈後，也都安全撤退了，不過自己的女朋友凱莉卻被捕了。

有一頭披肩長髮的凱莉，那時正值雙十年華，是新大的校花。她那金色瀏海下一雙海藍色深邃的大眼睛，配上端正而挺的鼻樑，小巧的嘴巴，不知迷倒了多少新大的男生，但這位學藝術的小姐，大概是欣賞小楊的那股傻勁吧，卻只對他情有獨鍾，成了他形影不離的伴侶，每當小楊有什麼政治活動時，凱莉也一定在他左右照顧他。

小楊出事的那天晚下，曼市警方把全市封鎖了，進行了地毯式的搜查，他們在一家宵夜咖啡店裡撞見了凱莉，認出了她就是在警方錄影帶檔案裡每次都在小楊身旁的金髮少女，馬上把她給帶到警局。

在警局，探員們拿了一面鏡子給凱莉，並跟他說：跟我們合作吧，不然你這張美麗的臉孔就要永遠埋沒在鐵窗裡了。愛美是女人的天性，尤其是雙十年華的凱莉，才剛開始品嚐到青春的甜蜜，就面臨了這種威脅，嚇得不知所措，在警局哭了好幾天。

不過深愛小楊的凱莉，知道她如果多話的話，小楊一定不會原諒她，咬著牙拒絕了警方的條件，挺起了胸膛，上了法庭。結果小楊給判了十年，凱莉則因幫助犯的罪名給判了六年徒刑。

為解放第三世界奮鬥到底

小楊再度踏進了監獄的大門，這次他心裡很踏實，毛澤東不是講過「幹革命，就不要怕犧牲嗎？」這幾年青春又算得了什麼呢！不過他還是覺得有點兒遺憾，那就是在他為了執行毛澤東路線，而破壞尼克森競選辦事處的同時，毛澤東本人卻在北京親自接見了來訪的尼克森。小楊為此著實難過了好幾天，後來想想中國（指大陸）可能因軍事上或經濟上的需要，必須和美國有某種程度的交往，必裡也就釋然了，這時的小楊已深深地愛上了中國了。

監獄裡，小楊交了不少朋友，這時正值美國青年反叛運動的高潮，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有為爭獨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也有和小楊一樣的左派白人，小楊和他們每天聚在一起，或交換心得，或討論功課，日子還算過得不壞。

1975年4月，越南統一的消息傳到小楊的牢房時，小楊哭了，他的越南兄弟們流了20年血後，終於把外國人的勢力趕走，可以發展獨立的國格了。當晚，小楊和全體左派難友們開了個盛大的慶祝會，警衛們雖然大皺眉頭，可是看到他們激昂興奮的情緒，怕引起騷動，沒有加以阻止，讓他們盡情了一晚，那天是小楊懂事以來最高興的一天。

1976年9月，毛澤東過世了，小楊和左派的難友們在獄中秘密地召開了一個追悼會。會中，小楊向大家講……他老人家走了，是我們大家的損失，可是我們也應該覺得很幸運，有這麼位偉大的革命家來這個世界走了一遭，指示了我們人生的方向，我們今後應該繼續執行他的革命路線，為解放第三世界的兄弟姐妹們奮鬥到底。大夥兒也都默默地圍到了小楊的身旁，一個接一個地緊緊地握住了小楊的雙手，小楊感到很安慰，心裡這樣念著：「毛主席，您放心地走吧！我們不會讓您失望的。」

鐵窗裡，生活平靜，日子也溜得特別快，轉眼就過了七個年頭，小楊假釋的日子快到了；這時已31歲的他，滿腦筋裡盤算的不是怎麼享受那即將到來的自由空氣，而是怎麼再替他第三世界的兄弟們做些事情，一天他正在和幾個左派難友們在牢房裡共商大計時，凱莉來看他了。

凱莉已於四年前獲得假釋，恢復了自由，可憐的她，三年牢獄生活裡吃了不少苦，這位從小在開印刷廠的爸媽呵護下長大的小姐，發誓有生之年再也不要被送進監獄，從此不理政治上的是是非非，而專心在事業上發展。

凱莉在藝術上還蠻有天份，很快地，她就在東部商業廣告界裡露了頭角，成了位美麗的女強人，也成了東部許多翩翩公子們傾倒的對象，可是癡情的凱莉，心裡還是惦記著她那高牆後面的傻小子，希望他能回心轉意，走出毛澤東的影子，回到她的身邊，倆人共築愛的小屋，廝守一生。

可惜，那吃了鐵錘秤鉈的小楊一直都在傷凱莉的心，每次凱莉來探監，小楊都是在左一句毛澤東，右一句第三世界的弄得她哭哭啼啼的鎩羽而歸，這次她想把握最後的一次機會把他的浪子情郎勸回頭。　

這次的見面，小楊還是沒有半點「悔意」，氣得凱莉破口大罵：「你這人真是冥頑不靈。記得以前和你一起的小馬吧，人家現在已是紐約日進斗金的名律師，你看你，傷了右手，又犧牲了七年青春，又有誰來關心你呢！」

「再說，越南人獨立自主了又怎麼樣，國家搞得那麼窮，製造了那麼多的難民，社會主義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還是少管些閒事，給我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吧，不然將來連個收屍的地方都沒有」，說著說著，凱莉已傷心的泣不成聲了。

這次，凱莉算是死心了，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了小楊，她因小楊的那股傻勁而愛上了他，也因他的頑固而離開了他。

幾天後，小楊也恢復了自由，懷著對凱莉的歉疚，一個人悄悄地飛到了波斯頓去找他的老同志們。

那時是1979年，波斯頓正因黑白混校的問題秩序有點兒紛亂，右派的3K黨員們憤恨黑人孩童到白人學校就學後，污染了他們純白的世界，不時縱火燒燬黑人的學童巴士，或攻擊闖入白人社區的黑人們。左派的白人則與黑人們結合在一起，與3K黨對抗。全市因此充滿不少左右兩派的地下組織。

小楊到了波斯頓後，馬上就投入了這場左右對抗的漩渦裡。他開了間武術館，教黑人的婦女與孩童們一些自衛的功夫，同時他也成了幾個左派地下組織的聯絡人，負責些宣傳及聯繫的工作。

這段日子裡，小楊又碰到了位熱情的少婦芭芭拉，知道自己不會有好下場的小楊，不願意再傷害到另一個凱莉，本來不敢接受芭芭拉的情意，可是這位有雙美麗大眼睛的芭芭拉，本身就是位社會運動的激進份子，在沒有遇見小楊前就每天忙著和3K黨對抗，弄得丈夫大為不滿，導致了婚姻的破裂，這次她決定要找位志同道合的男人做為終身的伴侶，因此不在乎小楊工作的危險性，決定帶著兩個幼女，以身相許。而每天生活在緊張中的小楊，事實上也需要個能傾吐心事的紅粉知己，兩人就這樣成了夫妻兼同志。

有了芭芭拉的小楊，工作更帶勁了，地上地下兩頭跑得不亦樂乎。聯邦當局也慢慢從線民那兒得到了風聲，開始對小楊夫婦採取嚴密的監視，屋前屋後24小時都派人站崗，人前人後也都派人跟蹤，搞得小楊寸步難行，每天都要大傷腦筋，和聯邦當局玩捉迷藏的遊戲，為了能全力地推展工作，小楊決定轉入地下，而懷了小楊孩子的芭芭拉也決定追隨夫君，帶著孩子們，隨著小楊從人海裡消失了。

俄亥俄州的七個人

聯邦人員對小楊夫婦的失蹤，剛開始還忙亂了一番，但過了一陣子，也就淡下來了，畢竟全國要對付的左派份子太多了，不能把精力放在這倆夫妻上。

就這樣，小楊的名字漸漸從聯邦探員的腦海裡消失了。但這次Honeywell的啞彈，使得探員們很快地又想到了他們這位「老朋友」，馬上翻出了小楊夫妻的檔案，在小楊夫婦經常出入的東北十幾個州，展開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

他們不但在各交通要道：加油站、郵局等地貼滿了懸賞海報，還把小楊夫婦及孩子們的照片分發到各幼稚園、可疑地區地毯式地逐家拜訪居民，可是人海茫茫，還是沒有聽到半點小楊的消息，有的只是繼續傳來的爆炸聲。

當聯邦探員們正為了小楊夫婦而把外面世界翻了半邊天的時候，小楊一家卻還在過著悠悠的歲月。小楊利用一張偽冒的駕駛執照（等於美國的身份證）替人家開卡車，只不過經常注意懸賞他的海報，好改變他的形象，避過每天要碰幾次面的公路警察的耳目。芭芭拉則待在家中，做個標準的家庭主婦。孩子們也很乖，似乎隱隱知道大人們有些忌諱，他們從來不參加任何會有團體拍照的課外活動，也從來不帶同學們回家，也從來不和同學們談家裡的事，下了課，就回家陪爸媽。

週末是孩子們最開心的時候了，有時不少叔叔阿姨會帶小朋友來家玩，或是跟著爸媽到別的叔叔阿姨家去玩，不管在誰家，大家可以盡情地玩耍，而且大人們還會張羅著孩子們愛吃的熱狗、漢堡、炸薯片、爆米花、可樂、冰淇淋等讓孩子們盡量地享用。等孩子們吃飽了，玩累了後，媽媽們則忙著哄著他們去洗澡、休息，男人們則擠進一間隔音良好的空房間去計劃下一次的行動了。

就這樣小楊和他的同伴們，在聯邦的緝捕聲中還是一邊過著平常家居的日子，一邊隔段日子就給聯邦政府製造幾個爆炸聲，直到一天聯邦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發現了小楊使用的假名。循著這點線索，探員們終於找到了當時和太太及孩子們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郊的住所。

1984年1月2日是個秋高氣爽的好日子，今天恰巧也是小楊么兒狄克的生日，全家人起了個大早。孩子們穿戴著媽媽新買回的衣帽，蹦蹦跳跳地幫著爸爸貼綵帶、掛汽球，媽媽則忙著張羅吃的喝的，好讓待會來參加派對的小朋友們，又有個愉快的假日，突然，電話鈴響了，芭芭拉想大概是那位客人們一時迷失了方向，打電話來問路吧，順手就拿起廚房牆壁上的電話筒。

「喂，聽著，我是聯邦調查局，你們的房子四周已被包圍了，限你們五分鐘內出來投降，否則我們會破門而入。」

雖然早已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芭芭拉還是被這個電話給嚇住了，「咔嚓」的一聲把電話給掛了後，就呆在那兒，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小楊已看出事情有點兒不對了，當電話再響起時，小楊跑去接了電話。

「喂，請你們冷靜一點，裡面有孩子，我們馬上會出來的，既然讓你們找著了，也沒什麼好說了。」聽調局探員的警告電話後，小楊這樣冷冷地回答著。

幾分鐘後，小楊夫婦帶著三個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孩子走出了房門，外面約有一兩百枝手槍、來福槍、及散彈鎗對著他們，正面還停了輛裝甲運兵車，一雙車燈像巨眼似的狠狠地瞪著他們，孩子們馬上被這個場面嚇哭了，媽媽正想把孩子們摟到懷裡安慰安慰的時候，十幾個武裝探員們已一擁而上，把爸爸及媽媽壓倒在地上，號淘大哭的孩子們也被探員們給拖走了，從此孩子們再也沒有機會依依在爸媽身邊了。

當天被捕的「自由統一陣線」的成員還有理查．雷和他的妻子，及湯姆和他的妻子凱若，加上小楊夫婦共七人。因為他們都是在俄亥俄州落網的，當時的美國新聞界稱他們為俄亥俄州的七個人（Ohio 7）。

至此，聯邦的探員們總算鬆了口氣，幾年來背上的芒刺總算除掉了。

繼續傳播革命的種子

1988年10月某天的一個下午，堪薩斯州李溫沃斯監獄大門前開來了輛大囚車，獄裡全副武裝的警衛們馬上跑了出去，形成了一堵環形的人牆，把這輛囚車團團地圍住。一會兒，車門打開了，在颼颼的涼風下，走出了一個囚人，腳鐐手銬的中年男人－－小楊。

經過了四年繁冗的司法程序，小楊和他的「自由統一陣線」的同伴們都給定了重罪，小楊給判了98年，他的幾位男同伴們也分別給判了近百年的徒列，今生大概再也沒有丟炸彈、散傳單的機會了。至於幾位女士們則判得較輕，每人只有15年的徒刑，但一段長時間與子女們的分離，對做媽媽們的來說，算是世間最大的懲罰了。

望著李溫沃斯監幾百呎高的圍牆，小楊歎了口氣：難道這裡就是替自己的生命劃上休止符的所在嗎？不！不！

「絕不能讓這堵高牆擋住我，只要還有口氣在，就要做一天毛澤東的好戰士，為解放第三世界的兄弟們盡份力量，以後雖然不能採取直接的行動了，還可以繼續的傳播革命的種子。」小楊這樣的告訴自己。

小楊的到來，給李溫沃斯左派難友們平靜的日子裡帶了些漣漪。也許是高興又多了個志同道合的夥伴吧？也許是悲哀又多了位同志要在圍牆裡終老一生吧？他們為小楊接了個風，又是可樂又是薯片的鬧了個下午，小楊倒是看得開，幾天的熱鬧一完，就開始找對象播種子。

首先，他碰上了位台灣來的中國人，這讓他大為興奮。毛澤東生前的憾事就是未能解放台灣，他可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把毛澤東思想介紹給這位中國人，好把「革命」回輸台灣。

恰巧，小楊分的舍房和這位中國人在同一樓，他每天晚上吃完飯後就會帶些唯物辯證法，《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等左派書籍，到中國人的房間聊天，順便介紹些書中的內容給那中國人。

這個中國人雖然在台灣長大，但出生在大陸，對大陸有濃厚的感情，學生時代就透過友人的幫助，偷偷地讀了不少中國大陸方面的書籍，當然也包括了《毛澤東選集》等。可是由於各人經驗不同，這個中國人對毛澤東作了與小楊不同的結論。

小楊認為毛澤東真如他自己在書上講的那樣是講民主的，這中國人卻認為毛澤東的民主集中制是騙人的，他只做到了民主集中制的一半，那就是他把權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上，至於民主，對不起，只有等下輩子了。

此外，這個中國人最憤恨的一點就是毛澤東是20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個有機會，也有力量重建中國的人，可是他卻因一己之私，把中國人弄得是全世界最窮的人之一。

對於文化大革命，兩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小楊認為中國的紅衛兵像60年代西方的學生運動一樣，是個自發性的草根性的運動。而這個中國人卻指出中國的紅衛兵只不過是真正當權派－－毛澤東政爭的工具，替毛澤東做馬前卒，打倒他的政敵－－那所謂的「當權派」，根本不是什麼自發性的反抗運動。

兩人這樣每晚爭吵了幾個禮拜，最後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小楊終於死了這條「革命回輸」的心，不再找這中國人談政治了。不過，儘管雙方觀點不同，立場互異，這個中國人對小楊的那股執著，那股對第三世界人民的關懷，那股對中國的熱愛，還是非常尊敬，兩人也還維持了相當的友誼。

從此小楊開始另外尋找播種的對象，他還真有辦法，很快地在黑人、波多黎各人、及印第安人裡吸收了不少聽眾。那個中國人每次到運動場時，無論是在炙熱的驕陽下，或冰冷的雪花裡，總會見到一些人圍在小楊身邊，聽他在那侃侃而談。看到他那談到高興時，怡然忘我的情形，那個中國人常常在想這位仁兄的腦海裡，除了毛澤東外，還有多少空間留給了他那在女監裡數麵包的嬌妻及他那日夜盼望爸媽的孩子們。當然，那個中國人更搞不懂的是，這位仁兄的存在，究竟是他親人的悲劇，還是世界上窮人的喜訊，反正政治上的問題是很難找到標準答案的。

那位台灣來的中國人就是我－－張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