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矛盾 對立兩國 統合兩岸？

一、兩岸關係矛盾的本質

兩岸關係的政治矛盾在本質上迄今為止經歷了三個階段，每一個階段的本質不同，因此鬥爭的方式和內容也各有不同。

在第一階段是毛蔣時代，當時鬥爭的本質是兩個政黨之間的正統之爭、勝負之爭，傳統上這一類的鬥爭以戰爭的勝負來決定，因此相互之間醜化、抹黑，製造仇恨，決戰沙場，以定勝負，這樣的鬥爭看似殘酷、不理性，然而其和解的機會也很大，只要雙方領導者一念之轉，兩人握手，和平立刻可以到來。

第二階段是鄧、李(登輝)之間的政權對等之爭，此時鬥爭的本質在於台灣政權放棄逐鹿中原的幻想，但仍然願意保留或殘留其中國之夢，但是中共政權是否願意從「一國兩制」制度上的互不侵犯，進而承認在治權上互不隸屬，不過兩岸都還願意保留某種意義的「一個中國」，這一類的鬥爭比較表現為政治的、外交的鬥爭，以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來看，在這一階段兩岸之間民間的、社會的、經濟的交流十分熱絡，由於兩岸政權對兩岸關係的本質認知有落差，因此政權關係不斷惡化，特別李登輝基於其日本情結的作用，蓄意將兩岸政權之間民粹化，而中共政權在這一段時期內亦未能清楚地認識到兩岸關係本質變化所帶來的新困境，而仍然以對國民黨的政策來制訂對台政策，是以兩岸之間的相互訴求也就越來越遠。

第三階段是在李登輝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提出「兩國論」來定位兩岸關係開始，兩岸關係的本質就從政權之爭升高為「國與國」的鬥爭，至少李登輝希望如此，而民進黨政府也繼承了此種觀念來處理兩岸關係，在此情況下，兩岸關係的對立和矛盾的本質對台灣而言，或是從台灣政權的角色來看，突出以下的特徵：

第一，互不隸屬性已無需爭議：如果說在第一、第二階段還保留了兩岸是否有「一個中國原則」爭議的話，到了「兩國論」提出之後，「一個中國」原則已經不只是台灣當局的議題，而是根本不爭論的議題，在他們的心目中，心理的國家重建已經完成，現在的工作是針對台灣民眾做好國家重建的心理建設，以便台灣在討論兩岸關係時可以在這一部分有朝野的共識，換言之，李登輝的「兩國論」在國際上行不通，在兩岸間不可行，但是在台灣內部以台灣民眾的心理上是有賣點的。民進黨政府繼承了「心理上兩國論」之後，對待「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反而有了較大的彈性。

第二，兩岸關係工具性傾向愈來愈明顯：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時期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是帶有對台灣和全中國的終極關懷的、結局式的意義，也就是說兩岸關係的處理是處理台灣最終往何處去的問題，然而「兩國論」之後，台灣政權對於台灣往何處去的終極關懷已經有了答案，無需再去爭議，因此目前處理兩岸關係只有工具性的意義，儘管在描述兩岸關係，說明大陸政策時，所有的用語與過去相去不遠，不過在處理事務的心態已經清楚地定位在工具意義之上，換言之，兩岸關係是為了協助彰顯台灣的自主性、獨特性，因此不論是和，是戰，是對打，是打壓，對台灣而言已經都成為可以彰顯台灣不屬於中國，所以「兩國論」之後的兩岸和平是目的，而非過程。

第三，與中國異化的大陸政策(中國政策)：國民黨時期的所有的內政政策主要凸顯兩岸之間道路的選擇的差異，因此其反共政策雖然凸顯了正邪、對錯的驕傲，不過其目的，特別在於證明台灣選擇對全中國的意義，也因此去凸顯台灣對中國的先進、領導的意義。「兩國論」之後，特別是民進黨執政的台灣的內政政策，強調的主軸是如何與台灣自身內在中國相互異化，以便用以證明台灣與大陸的差異，因此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不能也絕對不是中國人，這種努力顯然大大的彌補了台灣在國際和兩岸之間推動「兩國論」的挫折，台灣這種與內在中國相互異化的政策，也就是將「兩國論」的論述內化成為下一代台灣人的族群價值的重要政策。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這種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快速地從隱性而顯性，從支流而主流，其執政時間不論多久，其範圍不論多大，都將留下遺跡，構成未來兩岸關係的挑戰。

此一挑戰最嚴肅的危險則在於有可能促使兩岸關係從「兩國論」的階段再一次邁向更具爆炸的「兩族論」階段，我們衷心希望在全球化的 價值以及兩岸經貿互動的情況下，不致於導使兩岸關係邁向「兩族論」的黑洞之中，但是關心兩岸關係前途的人都不能不認真面對這樣的可能性，無論如何目前的兩岸關係，從台灣的立場來看，是以「心理的兩國論」作為基點是毫無疑問的。

雖然台灣政權方面有了「心理兩國論」的基礎，然而在台灣以外的國際社會的主流和兩岸關係之間主要看法都和台灣的當權派存在著相當的差距。以美國為例，不論是民主黨政府或共和黨政府都強調「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新任政府中的國務卿包爾在其任命的聽政會中，公開說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同時美方所關心的「和平」也是手段和工具，不是終極的解決。至於與中國內在異化的政策，這是台灣內政，包括中共政權均無權干涉，問題是其效果為何，其成本為何，從外國人的立場來看，新加坡和香港都可能不被視為中國，但是台灣的中國深度絕對不是政權的力量可以改變，因此如今與中國異化的政策，其結果很可能是加深台灣內在的分裂，所謂「兩族論」也可能只是島內統獨、省籍裂痕無法癒合的開始而已，正因為如此，因此「兩國論」特別是陳水扁上台之後的兩岸關係就充滿了不確定和不可測的狀態。

二、統合論的提出與內容

有鑒於上述的困境，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學者，不論兩岸政權的對立和仇視，仍然孜孜不倦的建言，希望能提供一些中程的或終極的解決問題的模式，以使兩岸關係回歸到一切可預測性或可期待的範疇。在大陸方面，學者的建議雖然仍然是統一為目的，以「一國兩制」為主要模式，不過我們也注意到大陸學者開始更注意到過程的重要性，注意在過程中體現對台灣民眾的尊重，提出一個國家來取代「一個中國」原則，以便保留國名為兩岸協商的可能與空間，提出政府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來取代共黨的「對台工作」或「台灣事務」的字眼，以凸顯對港與對台的根本不同。台灣方面也有不少學者思考邦聯、聯邦、國協等終極方案的建議，也有學者提出「兩岸議會」、「自治邦」、「信心機制建立」等中程作為的建議。上述的建議自然都有其不可忽視的貢獻，然而將兩岸關係的解決視為一種知識，採取學理途徑來探討的，則台灣南華大學亞太所的張亞中教授可能是極少數的學者之一，他提出了「兩岸統合論」的新思維。依個人體會張教授的主要設想如下：(參看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

第一，如何面對「一個中國」原則與台灣主權獨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統合論」的想法是以「整個中國」去滿足「一個中國」原則，以「兩個平等政治實體」，事實上，張教授在九○年初即提出「一中兩國」的說法，所以如今提出的政治實體理論上也就是「國家」來滿足台灣主權獨立的需求，然而過去台灣也提出過「一中兩實體」(國家統一綱領)的想法，大陸並沒有接受，何以現在會接受呢？關鍵在於「一中兩實體」比較偏向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所以「國家統一」是虛設的目標，中共不會同意，至於「統合論」中的「整個中國」則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規範兩岸之間不斷的動態過程中的作為，所以中共可能有興趣，至於也可以在動態體現自己的自主和自覺。

第二，如何看待「整個中國」這一個內虛而實的主體呢？張教授的答案是「第三主體說或是第三國際法人」，換言之，中共政權和台灣政權各自代表的是一個國際法，而兩岸之間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第三個主體」或第三個國際法人，此一主體是一個由虛而實，由小而大，由共同建構而獨立運行的，由中間過程而終極實體的主體，因此第三主體是預設了兩岸終極統一目標的長期獨立過程。此一「第三主體」之所以在自我認同上也是可行的是因為此一主體是凌駕在大陸與台灣之上，利用人們在地方與國家認同上的垂直性來分別滿足，特別是在台灣方面的「台灣認同」和「中國認同」，在垂直認同的情況下自然勿須作出互斥性的選擇，因此有可能為兩岸和台灣內部開放出「和平」的可能。

第三，如何使「整個中國」實體化呢？張教授的想法是首先在兩岸之間各自有自己的代表來行使自己的主權，與此同時也與此之外，另設一個代表在兩岸代表團之內以平等不對稱為原則來組成、來代表「由虛而實」的整個中國，並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國際社會，而此一代表團在兩岸的折衝、協調之中，逐漸獲得兩個主權所交付的權力，從而逐漸的實體化、主體化。透過此一途徑來完成統一，其過程是沒有時間的限制，完全依兩岸關係的發展而定。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不論從邏輯上、國際上、現實的兩岸政治生態上來看，都可以覺察到張亞中教授解決兩岸問題的苦心和邏輯的嚴謹，是令人敬佩的，然而於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兩岸學者在與張教授討論時，可能都只聽到、看到自己想聽到想看到的部份，如大陸學者聽到「一個中國」和「中國統一」，台灣開明獨派學者聽到了台灣的主權和國際空間，同時就容易將自己不想聽到的部份虛化了，大陸學者看到從一中到統一的完滿邏輯中台灣的無可逃脫性，台灣的開明獨派在台灣主權和國際空間中體認到一中和統一的工具性，其結果有可能抹殺了張教授的整體和系統的統合論。

三、「統合論」的討論與執行的疑慮

在個人觀察中，張教授思考此一問題的基礎是德國模式和歐洲共同體為主要的參考模式，而且在二者之中又以德國模式在解決兩岸問題上具有優先性，因此只要台海兩岸的政權都有意願倣傚以往德國模式，則兩岸問題自然可以引用張亞中教授的思考，最終尋求到兩全其美解決的方案，那麼德國模式的先決條件為何呢？大家應該都很清楚，德國模式的核心是「兩德」模式，也就是兩德之間相互承認，只是西德為了遵守憲法「一個德國」的精神才思考出「屋頂理論」(Roof Theory)將憲法中的「一德」解釋為「一個德意志民族」之下兩個德國人國家，西德為了彰顯這一點，苦心孤詣地想出在內閣成立「兩德事務部」處理西德與東德之間的關係，以區別東德國與其他外國，當然東德並沒有相應的作法，比對現今的兩岸現況，第一：台灣政權從蔣介石的臨時條款到李登輝的六次修憲，再到陳水扁的傾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哪裡找得到台灣政權堅持尊重憲法的精神？特別是李登輝提出了「兩國論」的說法，即使在六次修憲之後，就憲法看也是違憲的說法，但是大法官沒有任何聲明，監察院沒有任何行動，反對黨的立法委員也沒有覺悟，一個視自己的憲法如敝屣的政權，一個可以容忍自己的一部憲法各自表述的社會，如何讓人相信，一旦中共願意採用兩德模式之後，台灣仍然願意遵守「一個中國」的規範呢？

第二：兩德模式的先決條件是兩德承認東德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德意志人國家，而東德本身也沒有任何以地方政權為單位的獨立運動，比照台灣兩種困難都無法克服，首先中共不可能承認台灣是另一個主權獨立的中國人國家，對中共而言，什麼都可以讓，但不論對象是誰，絕不能再作李鴻章，至於台灣要求的任何地位、空間等，只是在一中原則下協商都可以找到妥協的辦法。其次台灣不但有台獨運動，而且現在的執政黨也是以爭取台灣獨立為黨綱的政黨，目前只是不得不暫借中華民國之名而已，一旦有機會，豈有不宣佈更名之理，屆時中共就完全沒有干預的藉口，基於這兩種顧慮，中共為了自己政權的安全，可能模仿兩德模式，也就注定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兩德模式被採行的可能性很低。

第三：兩德之間的力量彼此具有合理的落差，即使沒有國際力量的介入，西德也不可能佔領東德，何況尚有國際力量的介入，實力上處於一種相對對等的狀態，因此也就能平等地看待外國介入的問題。兩岸則不然，因此居小的台灣就十分重視對等、尊嚴，而且十分依賴外國的介入，特別是美國的協助，無形之中也使得兩岸關係與兩岸主權相異化，特別在台灣兩岸關係越複雜、越嚴峻，台灣就越依賴美國。

德國模式已經如此，歐洲共同體則更不必論述，因為在成立歐洲共同體之前提不存在任何疑問，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有其中二個或部分國家彼此不願相互外交承認，則歐洲共同體在討論成立歐洲共同體之前必然遭遇極嚴重的障礙，所以兩岸之間首先面對的難題不在於設想談判之後的方案，而在於如何在兩岸談判的預設前提上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起始點。

兩岸之間除了上述談判的預設基礎的難題之外，互信也是另一個難題，在預設基礎沒有困難的相對主體之間，「互信」也不是難題，特別在歐洲，在十八世紀就有了國際法的規範，二百年來已經形成國與國之間的慣例，因此任何國家主體如果不履行協訂，則在歐洲或國際上很難獲得其應有的權利，享有其應享的地位。兩岸之間則不然，彼此之間的互信並不影響其國際的活動，例如一九九五年中共因李登輝訪問美國(私人身份)而終止二次的辜汪會談，在國際上沒有指責過中共的失信；一九九九年李登輝忽然提出「兩國論」，破壞兩岸的默契，國際間因為不承認台灣，所以也沒有失信的問題，但是在兩岸之間就構成嚴重的疑慮，現在民進黨上台，這種疑慮更深，互信基礎幾乎蕩然。在此情況下，想要協商必然是難上加難。

以上述的觀點來檢視張教授的「統合論」就必然出現以下的難題：

第一：如果兩岸都願意經由張教授的構想，承認「整個中國」的概念，則在雙方無互信的情況下，應如何表述？應表述幾次雙方才相信對方的誠意而不是策略呢？

第二：台灣是否擔心，一旦宣佈接受「整個中國」的一中架構，中共就宣佈台灣已正式接受「一中」原則，則台灣將如何自處？

第三：大陸是否擔心，一旦宣佈接受「整個中國」的兩個國家，台灣是否宣佈中共已承認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宣佈脫離「一中」原則的拘束？

第四：也許我們會考慮由美方作保人，則美方是否有此意願？中共是否願意開此先例，都是問題。

第五：即便方便運作之後，中華民國的代表團如果不能接受兩岸代表團的協調或協調後通不過民意機關的背書，或是執政黨更替之後，新政府否認舊政府的承認等又將如何？

當然個人以為這些都不是張教授的難題，而是出現兩岸現階段的操作中可能的困境，然而這些都將增加「統合論」實踐的困難，而且這樣的統合還是有了「一個中國」原則，有了「統一」的長遠目標的情況下，民進黨政府在深思之後是否通盤接受，其實存在相當的疑問。

四、陳水扁兩份談話之分析

雖然個人從邏輯上高度懷疑民進黨政府接受「統合論」的可能性，但是在去(二○○○)年的除夕，陳水扁確實明確提出了「兩岸可以經由經濟、文化統合而邁向政治統合」的說法。坦白說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理解陳水扁的說法都值得我們仔細加以研析。

(一)兩份文本：陳水扁從去年除夕到今年元旦，一共有兩篇講說，一份是去年除夕的講話，在總統的網站上正式定名為總統除夕講話，而元旦當天的講話才是元旦文告，然而媒體常常以除夕的講話稱之為文告，這是錯誤的，正式載入國家文獻的是元旦文告，而非除夕的跨世紀談話，然而引起外界廣泛討論的是除夕講話，而非正式的文告，因為引起媒體和外界注意的是跨世紀談話，而非元旦文告，按總統府的說法，二份均為跨世紀的講話，所謂跨世紀自然是戰略層次的、長期的規劃，所以兩份文本的份量理應相同，而不應該有太大的差異。然而事實上又不盡然，而且在兩岸部份尚有相當的距離。

(二)除夕談話(以下簡稱「談話」)：細心閱讀陳水扁的「談話」，大概可以歸納以下的內容，他從台灣歷史切入正題，訴求台灣悲情的歷史，以便導出台灣精神中「以小搏大」的特徵，作為台灣經濟、政治奇跡的推手，如今再度面臨經濟的衰退、政治的紛擾，我們也應該以拚搏的精神來克服和開創新局，之後導入兩岸關係的困境，在這一大段中，陳水扁講了三個內容，一是有「一個中國」原則，二是兩岸協商的機制建立，三是兩岸有意願在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則應放棄武力相脅，共同透過經濟、文化的統合而邁向政治統合。最後陳又回歸歷史，稱頌紅葉少棒以小搏大而終能揮軍世界的精神來自勉和勉勵他人。

按「談話」文內的邏輯思路來看，陳水扁希望台灣人民重新用「以小搏大」的精神來挽救經濟，重建政治，重塑兩岸，此一思路是先經濟後政治再兩岸，此種政策的安排是有利於台灣的，也是正確的安排，問題是在兩岸政策，陳所作的安排為何？陳水扁從台灣獨立一步跳到「統合論」，此種跨度是十分驚人的，因此不免啟人疑竇，是統戰策略，抑或是大徹大悟呢？是帶有目的的過程或只是安定台灣經濟的工具而已。

(三)元旦文告(以下簡稱「文告」)：「文告」主要的內容是楬櫫年度工作的六大方向，總得來說是先經濟金融的整頓，次則國內政治調整，包含黑金、效率、司法改革、人權保障、兩岸和平等。大體而言，其內容在邏輯上也和「談話」相同，但是比較不同的是在兩岸關係的部份，「談話」中的善意不見了，取而代之只是泛泛的、一般的、官方的希望，因此此一正式文件反而不如「談話」受到重視，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此一文件的重要性應該是比除夕講話為重，如此一來，當人們同時閱讀此兩份文件時，就可能認為口頭談話充滿「善意」，到了正式文件時則完全不存在，除夕仍有「善意」到了元旦就不存在？

(四)深度分析：我們以二篇講話作為文本來閱讀，比對現實的兩岸關係，則陳水扁的講話必須回答以下的幾個問題：一是「一中」原則如何回應，二是兩岸問題共識如何建立，三是兩岸三通是否開放，當然這就包含了對戒急用忍政策的調整，四是兩岸互動是否需要外國介入，五是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構想。這樣我們來進一步理解「談話」的文本。

一、 有關「一中」原則：陳的「談話」中先談到五二○所提未來的「一中」問題，從內容上看，在兩岸的段落先提出未來「一中」，到了末段再提「政治統合」，似乎是有指向未來中國統一的意涵，換言之，未來「一個中國」問題在很大意義上是指未來中國統一的問題，我們以陳水扁是一個高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出身的總統來看，不能不說這是十分驚人的轉變，似乎吻合了外界觀察陳在這一方面的意識形態並不太強烈的印象；另一個「一中」的談法就涉及到台灣是否回應「一中」的問題，陳的答案是「依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原本並不是問題」，這裡說明了二個事實，首先是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一中」的憲法，這樣也就宣示了李登輝「兩國論」是違憲的，其次是原本並不是問題的說法是肯定過去台灣在此一原則都是信守「一中」原則的，現在的問題是「一中」原則如今對中華民國是否更不成問題或是已經有了問題了呢？陳的回答是現在有問題了，問題的產生原因是對岸未能深入瞭解台灣人民心中的疑慮，換言之，若要台灣回歸一中，則對岸必須深入瞭解台灣人民心中的疑慮，疑慮消除了「一中」原則自然也沒有問題。

二、 建立兩岸問題共識：陳的回答是台灣人民對兩岸的共識的最大公約數是「改善關係，永久和平」，既然如此，陳許諾將在最短時間內回應跨黨派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特別在新機制的建立和現有機制的調整方面，因此從陳的角度來看，「國統會」是在總統大選中另外百分之六十人民的共識，而跨黨派小組凝聚了百分之四十的共識，進一步將兩個機制重整，以便去開創兩岸之間「改善關係，永久和平」的機會，這是台灣這一邊的努力。

三、 「三通」及「戒急用忍」的問題：陳對「戒急用忍」宣佈要調整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應該說是十分明確的宣示，在「三通」問題陳則許諾在加入「WTO」之後，逐步檢討推動經貿正常化的問題，因此看來加入WTO是三通和經貿正常化的主要的充分條件之一，在此之前開放三通，調整戒急用忍的可能性不高。

四、對外國力量的介入問題：在兩篇文告中均沒有解答，也沒有暗示，不過陳水扁曾在會見美方客人時公開要求美國積極介入，因此在此一文件中沒有提及，應該不是態度的轉變。換言之，在陳看來，引進國際，一方面是台灣居小怕吃虧上當，一方面主要還是不把兩岸事務視為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這和陳在「談話」中公開呼籲中華民國生存空間和國際尊嚴是相關的，這樣似乎也說明台灣人民回到「一中」的疑慮何在，其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五、 未來的安排：這應該是陳的談話最引起外界興趣的段落，在這裡陳提出與他所屬的政黨相當不同的意見。首先強調兩岸是一對患難兄弟，在後面才提出兩岸原本是一家人的說法，這就應該回答了陳自己是否是「中國人」的問題，當然細讀一下陳在語句都加上了「原」，應該是肯定過去多過於許諾未來的意思，同時在未來陳也提出「希望生活在同一屋簷下」，這又有了統一或統合的意味在內，至於如何使希望成真呢？陳的想法是「相互體諒、提攜，而不損害或消滅對方」。具體而言，陳希望中共在「國際空間」「武力威脅」兩方面能有具體的回應，至於最現實的作法是超越爭執和僵局，果如此雙方就可能從「經貿與文化的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之間的信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新架構」。特別是兩岸的「永久和平、政治統合」的用語必定是民進黨的其他派系領袖不肯使用的用語，不過在此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永久和平」和「政治統合」之間的「頓號」，此一頓號在中文系統的用法中是代表前後項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選項，反之，如果是「逗號」則代表是延續的選項，換言之，在這裡陳水扁真正提供的信息應該是「統合」是兩岸未來的可能選項之一，如此才能對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這一句兩岸方面的結語。

五、結 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以為基於前述對兩岸關係矛盾的認知，兩岸關係已經十分脆弱，新政府上台之後是有逐漸修補的意向，因此陳水扁才會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來面對，然而以統合論的說法來看，首先我們比對張亞中教授的統合論和陳水扁的政治統合，個人以為在名詞上是相同的，但在預設的前提和未來的目標，其實存在差距，因為對陳而言，按文本推論，如果中共開放國際空間，放棄武力，才是台灣回歸「一中」的前提，則台灣就不是以先去承認「整個中國」為前提，換言之，陳是將兩者互為前提來相互將軍，而張亞中教授是先有虛擬一中為前提。其次在未來目標上，陳水扁是開放選項，而張亞中教授是明確統一。其三在過程中，陳只有方向，而張亞中教授認為這是一個不斷豐富的內涵，因此張亞中教授的統合論可以提供我們啟示，但與陳水扁的統合應該還有距離。

其次個人以為陳水扁的講話，我們可以肯定有「新意」和「創意」，這樣一篇與陳本人的立場、信仰有相當距離的講話，如果說有「善意」或「誠意」，客觀而論應該是證據尚不充分，特別是在文句中大量使用「原本」、「應該」、「希望」等祈始性的用語和條件性的用語，充分流露出特別是我們如果比對陳同一篇講話在對台灣經濟發展，政局和解部份的用語相對肯定和自信，則在此一問題的現實性格和可塑空間。從同情地理解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陳不可能按中共的要求，以原句來作肯定的回答，但是形勢的壓力又使得陳在處理此一問題上不得不作出友善的回應，因此創意的答覆便是一種較佳的選擇，此種創意既可以提供更多的解讀，又可以表達適度的善意，同時又不失去自己原本的立場。然而對中共而言，特別在與李登輝鬥爭十年之後，可能一時之間很難貿然有正面的回應，以免被人所用，所以中共最可能的策略是從「聽其言，觀其行」的第一步反應延伸出「聽其言，解其意，觀其行」的對應之策。如果中共政權認定陳已有了調整的空間，自然應該多給一些彈性，以便「觀其行」，則兩岸才有互動的可能。當然如果陳只想以「創意」和「新意」來爭取台灣的空間，而沒有真的「善意」和「誠意」，也沒有具體的行動來支持陳的講話，則兩岸關係不但不是「柳暗花明」，反而可能是萬劫不復地「繼續沉淪」，智慧和時機既在大陸，也在陳自己的選擇。總之陳的創意如果是認真包含了善意的話，那麼就應該有誠意地期待對方的回答，則兩岸間就有可能進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