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殖民地傷痕

日據時期的台灣「皇民化運動」應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皇民化」政策自日本「領台」之初就開始實施直至日本投降為止；狹義的「皇民化運動」則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台推行的「皇民奉公會」、「皇民煉成」和「皇民文學」等。

日本在台推行的「皇民化」即「大和化」或「日本化」，有如法國在越南的「高盧化」，英國在印度的「英吉利化」，或二戰後美國在世界各地推行的「美利堅化」，這是一項殖民地政策。由於歐美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輪替，或總稱為「歐羅巴化」或「西化」，其實都是殖民地化。

殖民地化並不是讓殖民地的人民化為殖民母國的國民，而是要將殖民地化為殖民（支配）民族得以生存發展的空間領域，迫使殖民地人民放棄自己民族自主的生存發展，並接受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且效忠於殖民統治當局。

殖民地人民除了極少數外，在法律和政治上，從來沒有享受過殖民母國的國民待遇，香港人從來不是英國國民，只是英國屬民。九七回歸前，英國才「大發慈悲」允許香港人領取英國護照，但又註明持香港人英國護照者不得有英國居留權。台灣人也從來不是日本國民，李登輝自以為二十二歲前是日本人，那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接受「皇民化」的台灣人並不是「皇民」（日本國民），而是甘心被皇民統治的「清國奴」而已。

日本的對台殖民統治，從來就是二手策略，一手是武力鎮壓，一手是教化（皇民化），也就是後籐新平所說的「糖飴與鞭子」。武力鎮壓，據日據時代的抗日台胞估計被殺害的台胞達六十五萬人之多。尤其是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日軍屠村多達三萬人，漢人的武裝抗日運動才被完全鎮壓下來。

至於教化綏撫方面，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城宣佈「領台」，次日即依台灣總督府臨時條例，任命學務部人員。七月十二日將學務部事務所遷至芝山巖開漳聖王廟內，並充為校舍，為日本在台教育之始。唯一八九六年元旦，芝山巖學務部教員六人，遭抗日台胞所殺，而遷至民政局內。

一八九六年三月，設立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據矢內原忠雄在其所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言，設立之目的乃在於「向土人（台灣人）傳習現行國語，以為地方行政設施之準備，並為教育的基礎」。但台灣的教育制度是有民族差別待遇的，日人子弟讀「小學校」，台灣子弟只能念「公學校」。

日人為了統治的需要，一八九七年，於台北醫院附設醫學補習所，九九年為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九年改為醫學專門學校，是為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同時，又設立農村、商業專門學校，二八年開辦台北帝國大學（台大前身）。但據矢內原忠雄指出：

「日本專制的統治，又其資本家企業的確立以及官吏及其他日本人來台灣的要求，乃使台灣教育機關的發達，這樣受到了延遲。而一九一九年教育令的頒布，尚有三種原因：一則由於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的風潮波及台灣的結果，為了應對台灣人的文化要求；二則由於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以世界大戰為大好機會而飛躍發展的結果，隨其生產及資本集中的高度化，使在經濟方面也須提高普通教育及技術教育；三則由於台灣在住日本人的子弟增加的結果，致有設置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而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教育系統不同，教育程度較低；台灣人的地位，只可做日本人的手腳；這在制度上，也有其遺跡。但是，一九二二年以後的發展，則以『日本人台灣人的共學』與『高等教育機關的興創』為其特徵；因此，一方面在外表上似已完成台灣教育制度，同時在事實上，則高等教育的重視超過普通教育，且由日本人獨佔了高等教育機關。」

其實這些高等學校，尤其是台北帝大，根本是為日人子弟而設立的，台灣子弟能入學者極微。台灣子弟欲深造者只能前往日本和祖國大陸念大學，也有極少數前往美國留學的。

日人在台殖民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提升台人的文化與知識，而是為了貫徹日人殖民統治的行政和經濟剝削。尤其是日語教育是為了「地方行政設施」的，所以，是非常嚴厲的，在學校不准講漢語（台灣話），一講漢語即施予各種處罰。這種嚴厲的國語教學法，一些台籍教師一直沿用到光復後，除了台灣外，大陸各地的國語教學法都沒有像台灣這樣嚴厲。李登輝抱怨其孫女在光復後的小學裡，一講台灣話就被處罰，其實是把日本殖民統治的國語教學法殘遺嫁禍於光復後的國語教學政策。

戰後，日人西野英禮就指出日本在台殖民地教育的殘暴和野蠻，他說：「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是對於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從最近新聞雜誌的記事看到日本話在現在常被使用，就好像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時其記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樣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

但是被台獨奉為圭臬的王育德著《台灣─苦悶的歷史》中，卻有完全不同的「皇民化」的體會：

「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當然，語言背後的文化體系的優劣對這一點發揮極大的作用。不知這是幸或不幸，台灣人由於日語和日本文化而從封建社會蛻變到現代社會，因此日語似乎可以說給台灣人帶來相當大的質變。

「當時已經有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在日本國內和台灣島內，處於跟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的狀態下，和日本人並肩活躍。前往中國、滿洲和南洋的台灣人，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

台灣知識份子真的和日本人「幾乎無法區別」嗎？我們願意請後籐新平來答覆王育德，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引述後籐民政長官接見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時說：「你們如果要求與已經三千年來對皇國盡其忠義的日本人同等待遇，則今後以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日本人，在此之前，縱有差別，亦無可奈何；不作不平之鳴，以為全島民示範。」

王育德也許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二戰時台灣兵與日軍前往中國大陸、滿洲和南洋，成為強暴當地婦女的「獵女犯」時，「被當地人視為日本人，體味到優越感」了。這也就是一些「皇民化」台灣人至今仍對中國人「體味到優越感」，猶有「台灣優先，台灣第一」感覺的原因了。

西野英禮提到的「台灣的新文化」，是指二○年代受祖國大陸新文化運動而產生的台灣新文化運動。

日據時期「無產青年」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領袖連溫卿（黃信介的親舅舅）在光復後曾言：「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思想是台灣人反日的民族自決及民族主義思想。總結而言，從頭到尾的，台灣新文化運動是與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並存，並與它有不可分開的密切關係。」

台灣新文化運動有蔣渭水推動的「台灣文化協會」，有張我軍、賴和推動的台灣新文學，其言論刊物主要有蔡惠如、林獻堂和旅日學生創辦的《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

《台灣民報》就不時痛批當時「皇民化」頭號「御用紳士」辜顯榮為：

「以少數走狗藐視多數民眾的要求，偽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礙同胞之進步，誤國殃民是民賊而兼國賊，死後靈魂欲歸依救主見上帝，一不可能。為富賈而不仁，為劣紳而不義，賣同胞自由更無慈悲，欲求免墜落十八地獄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稱大人，胸無點墨，眼有財神，善巴結與應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潑盡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賊二字的羞，三不可能。」

批判「皇民化」御用紳士也是台灣新文學的主題，例如，陳虛谷的《榮歸》是描寫王秀才的兒子留學日本，並獲得文官考試及格，衣錦榮歸的一幕。當這位新貴在回鄉的火車上，有日本人，也有台灣人，陳虛谷描寫著：

「他有時偷眼看座中的日本人，視線都一齊集在他身上，他愈覺得驕傲得意，他想對他們說：我是高文的合格者，是台灣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國的秀才，斷不是你們想的尋常一樣的士人，劣等民族。」

鄉人們以酒席演戲來歡迎這位新貴，並請他致詞，王再福愈說愈起勁時，台下的鄉親開始議論著：

「他日本話說的很流利呀！可惜我們聽不懂，太掃興！」

「日本話定然比台灣話好講，不然今天的宴客，全是台灣人，他何苦講日本話？」

「他是到過日本很久的，恐怕是把台灣話忘掉了。」

「笑話！真正豈有此理，不過是做官人講講官話吧了。」

「方今是日本世界，講日本話就是尊嚴的表示，是一種示威呢。」

除了御用紳士外，最為台人痛恨的當為台灣人警察，為了向日本主子表功，比日本人警察更刻薄凶狠欺侮自己的同胞。日據時期台灣民間稱日人為「四腳仔」，台灣人漢民族為「兩腳仔」，而稱這些御用紳士和台灣人警察為「三腳仔」。

楊守愚的《罰》是寫當警察的台灣人也學著日本人一樣來欺侮自己的同胞。當旁觀者以大家都是台灣人的身份來為被欺侮者求情，那台灣警察不但表示恥於和台灣人一樣，並且露出一副兇惡的走狗嘴臉，說是：「難道本地人犯了法，我們做官的就不應該認真懲辦他嗎？」而終於引起一青年激憤的說：「哈，是的，我忘記了，失禮失禮，一時我倒忘記了你倆是××（按：可能『走狗』）。」

在台灣新文學作品中，描寫這種台灣人警察的主題非常的多。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就是日據時期的台灣人警察，台灣的年輕記者不瞭解過去的台灣歷史，在其逝世時還曾報導，李金龍勤為鄉人跑腿，而被尊稱為「三腳仔金龍」，真是馬屁拍在馬腿上。

李登輝不但不以「三腳仔金龍」為恥，甚至於連「子為父隱」也免了，而在其《台灣的主張》中大言不慚的說：「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父親李金龍先生，畢業於警察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母親江錦女士，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

台灣人警察和保正都是「三腳仔」，「三腳仔」變成「菁英階層」，這果然是李登輝「三腳仔」階級的階級觀了。「三腳仔」冒充台灣人的代表，這是台灣價值觀念的倒錯，也是台灣歷史的扭曲。

盧溝橋事變，從台灣史看來，是老早就有預謀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在就任時即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治台政策。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三大日本新聞停止漢文版，台人自辦的《台灣新民報》漢文版縮減一半，並限於六月一日前全部廢止。

「七七事變」爆發，台灣軍司令部發表強硬聲明，並對台民發出警告，禁止所謂「非國民言動」。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宣佈進入「戰時體制」。九月十日，設置「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開始強征台灣青年往大陸戰場充當軍夫。九月十八日公佈《軍需工業動員法》。接著，又公佈《移出米管理案要綱》、《防空法台灣施行令》、《中日事變特別稅令》、《台灣農業義勇隊招募要綱》、《國民徵用令》等戰時律令。

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公佈台灣戶口規則修改，規定台民改日本姓名辦法；十一月二十五日，精神總動員本部又公佈《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要綱》；由於台民改日本姓氏不夠踴躍，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再公佈簡化《本島人改換日本姓氏手續辦法》。

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台灣已開始做好準備了，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公佈《家庭防空群組要綱》。四月十九日，在總督長川谷和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的主持下成立「皇民奉公會」。

「皇民奉公會」表面上是由民間運作的動員組織，實際上是以總督府的行政體系為架構的，分中央、地方、外圍三個系統，中央本部即由總督府總務長官擔任。至四四年一月二十日又公佈《皇民煉成所規則》，全台共設「煉成所」三千五百二十二個，以短期集訓方式訓練未經學校教育訓練的民眾，據官方紀錄，直至日本投降前，共一年半的時間內，一共召集了成年男性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一人，成年女性九萬零七百七十五人。

在「戰時體制」下，總督府強行對台民「皇民化」，嚴厲管制言論，取締一切社會運動結社，以「志願兵」名義強征台灣青年從軍，強迫義務勞動及捐獻外，特別要一提的是「皇民文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二年一月，總督府的文藝總監西川滿便在其主持的《文藝台灣》扉頁上題字曰：

「為了建設大東亞的國家的心，我們文學創作的心，只有呼應這『國家的心』才能躍動。新的國家文學的理想，並非達到抽像的美的理想；而是應具體實現現實上的『國家的理想』，以作為國民生活的指標。」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在西川滿的主導下，將「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二○年代以來蓬勃發展的台灣新文學，老早已在「戰時體制」下萬馬齊喑的被扼殺了，作家們走的走，封筆的封筆。但是，西川滿仍不放過，而在四三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文藝台灣》上，發表《文藝時評》，猛烈批評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狗屎現實主義」，而無視於「勤行報國隊」、「台灣志願兵」的熱烈現實。

西川滿的評論當然不能為台灣作家所同意，所以，《台灣新民報》被迫改名的《興南新聞》五月十日即出現了「世外民」的一篇《狗屎現實主義與假浪漫主義》，予以反駁。當時的葉石濤即為西川滿辯護而在五月十七日《興南新聞》發表《給世氏的公開信》，他說：「以無限幸福、光輝和至正的建國理想建設起來的當今日本文學，正是清算明治以降來自外國的狗屎現實主義，回歸古典雄渾的時代的絕好機會。」「對於裝出一副不識時代潮流的嘴臉，得意地吶喊著什麼『台灣的反省』啦！『深刻的家庭爭議』啦！抬出讓人想起十年前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大題目而沾沾自喜的那夥人來說，給予當頭棒喝，也不為過。」

他在文章中還質疑張文環和呂赫若的作品說：「什麼地方，有皇民意識呢？」而當時叫囂的「皇民文學」的精神乃是：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於天皇之道，如果把作為文人的自覺擺在作為日本人的自覺之上的話，我認為他除了是國賊或不忠者之外，什麼都不是。」

「文學批評的基準就在日本精神。」

「在皇國體的自覺中發現文學的始源，要求貫徹皇國體思想，把作品與國體結合在一起。」

「在終極時的精神燃燒，天皇陛下萬歲，是一個文學者的描寫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在決戰下，我們思想決戰陣營的戰士們，務必要撲滅『非皇民文學』，要揚棄『非決戰文學』。」

葉石濤在光復後沉寂過一段時間，七○年代又偽裝台灣文學的代言人，出過一本《台灣文學史》，八○年代又和鍾肇政為「皇民文學」復辟活動，李登輝上台後，儼然成為台灣文學的宗師，還在不久前接受成功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及行政院文化獎章。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時報》報導葉石濤在其《台灣文學史綱》日譯本發行時說：「我真正的祖國是台灣，但我內心的故鄉是日本。」原來葉石濤是「台皮和骨」，終身不改其志的「三腳仔」。

在「皇民文學」如火如荼下，台灣也出現了不少「皇民文學」作家和作品，如周金波、陳火泉、龍瑛宗、王昶雄等。至於「皇民文學」作品的內容，以陳火泉的《道》為例，描述一位在專賣局專研改革蒸餾樟腦火爐的台灣青年，經「皇民煉成」而成為志願兵的過程。他自述其心路歷程說：「菊花是菊花，櫻花才是花，牡丹就不是花嗎？台灣人究竟不是皇民啊！連人都稱不上！」「因血統不同，我才主張『精神的系統』。透過精神的系統而與神道的精神──大和精神交流。誰說不可能！若是有人否定，是因為我本身的努力不夠。究竟血統與精神孰強，將有顯露的一天。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後的勝利必定歸於精神。」

並且，他去當志願兵時還寫下了一首詩：

此身雖謂日本民　自歎連繫血緣貧

願作大君御前盾　奮勇赴死報皇恩

這樣子倡導愚忠蒙昧的「皇民文學」，是台灣人精神的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呢？這正是西野英禮所謂的「巨大的惡」啊！

「皇民文學」、「皇民化」所造成的「巨大的惡」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九年九月，王昶雄還為當年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遷葬三芝重立墓碑撰寫碑文，全文如次：

「明公槃槃大才，聲望卓著，極如炬之目光，洞機先於未然，政治清明，人心依歸。日俄戰爭中，曾於歐洲，達成擾攘俄帝后方任務，居功厥偉，成為捷戰之幕後功臣。公所遺者，乃犧牲奉獻而不言功的風範。嗣經任命為台灣總督，在任期間僅一年四個月，不幸積勞病逝，惟在其規劃下之諸多鴻獻，諸如嘉南水利、台電、華銀、谷關水庫、西海岸鐵路等水電、交通、金融建設均嗣後逐一完成。生平對台灣始終抱持深情與讚許，後人遵照遺命，葬體於台灣，魂之所歸，亦其眷戀之地也。公始葬於台北三板橋墓地，直至該處闢為十四、十五公園為止，歷經七十八寒暑。旋在市長陳水扁寬厚措置下，由當地有心人士、明公遺族及駐台日人重新治喪，火化遺體，骨灰一度暫厝富德靈骨樓，終遷於三芝福音山基督教墓園。至於造塋立碑一事，一波三折，迨至一九九九年秋方大功告成，此乃熱心人士共襄盛舉所賜。故人已逝，古道可風。遙思公扶危助弱，義無反顧，真情抒發，情緣永存，爰立碑為記。」

一八九五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征台，明石任連參謀長，日俄戰爭又累積戰功，而升為師團長，拔擢為第七任台灣總督，正是屠殺台民的兇手。明石是包括台灣人的血染紅了他的頂子，才陞官官拜台灣第七任總督的。且明石生前遺言葬於台灣，乃是表示台灣永遠將為日本國土之決心。一個台灣作家在殖民統治結束後五十四年，還在對當年屠殺自己同胞的殖民主人歌功頌德，明石並獲得陳水扁的厚葬，這又是什麼台灣文學家，這又是什麼「台灣之子」！

西野英禮稱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皇民化」是「殖民地的傷痕」，他所說的「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疼苦再挨幾十年？」

像李登輝、葉石濤、王昶雄自己是「皇民化」的受害者，又要以「皇民化」來加害台灣人民，他們「疼苦」嗎？他們能知道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嗎？幾十年過去了，「皇民化」的遺毒真的是西野所說的「是無可比喻的」。

台灣光復後，國民黨忙著內戰，忙著反共，未能及時徹底清算「皇民化」的遺毒，台灣人已經取得了台灣的政權，但台灣人如果走不出「皇民化」的陰影，台灣人是永遠站不起來的，永遠只是「皇民化」的孽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