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

當前台灣社會上出現一股從文化上「去中國化」的思潮和動向，力圖削弱甚至消除中國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實際上，自從二十世紀八○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就已經出現這種思潮，也開始有所活動，但那時主要是由社會上的分裂主義勢力鼓吹和推動的，而台灣當局則還認同中國文化，甚至主張「文化中國化」。李登輝上台以後，「去中國化」的動向進一步增強，並且得到當政者的支援。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推行。去年，陳水扁上台，更加積極地推動「去中國化」，現在已經普遍涉及各個文化領域，事態相當嚴重。由於不少人只是把它當作文化學術問題看待，似乎也有道理，辨不清是非。本文通過對「去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的考察，揭示其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希望能夠引起兩岸學術界的重視和討論。

在早期「台獨」運動的「理論」中，就有所謂「台灣民族論」，企圖把台灣說成是一個民族，而與中國區分開來。其主要論點是：台灣人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民族，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人和中國人在社會上、意識上已經成為兩個不同的民族；台灣人是海洋性民族，中國人是大陸性民族，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由於台灣住民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形成了「台灣民族主義」，「台獨」運動必須奠定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台獨」分子聲稱，「台灣民族論」的意義在於反對中國政府的對台立場，建立台灣獨立的國家。由於「台灣民族論」存在許多漏洞，無法自圓其說，近年來已經很少人去重提它了。但是，「台灣民族論」至今陰魂不散，它與「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國民主義」或「台灣生命共同體」或「台灣人意識」或「台灣主體論」或「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等「理論」並用，在台灣分裂主義分子「去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中仍然起著指導作用。

關於「去中國化」，至今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根據一些「台獨理論家」的敘述，大體上可以概括如下：以「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命運共同體」作為台灣「國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台灣人不僅命運相同、利益相同，還要建立一個主權國家。從文化上說，台灣擁有自己的獨特的文化，即開放的進步的海洋文化，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個部分，台灣文化不同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則是保守的落後的大陸文化，台灣不能認同中國文化；文化認同會被大陸利用成為文化霸權，所以台灣必須「去中國化」。為此，就必須進行「兩面作戰」，「對外」反對「中國文化」以及「擁有強大文化腐蝕力」的反台獨力量：「對內」反對「台灣人、台灣社會中種種源自中國文化而衍生的惡質的力量」。

民進黨明確提出了其文化政策的政治目的：「民主進步黨認為應尋求具有健康內涵之現代國民意識，建立一個多元融合與平等的社會，以建立一新的現代化國家，這是民主進步黨之族群與文化政策主張的基本原則。」

「台獨」作家李喬更明白指出：「何以要從文化層面主張『台獨』呢？簡言之，因為這才是『台獨論』的根本，這樣的『台獨論』才有效，這樣的『台獨論』才能使『台灣真正獨立』，亦即『台獨有意義』」，這說明了在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台獨」本質。

「去中國化」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要點：

一、主張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這種「理論」認為「台灣文化的要素是多元的」，它「揉合了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漢文化、西洋文化，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有人則認為台灣文化有四個系統，一是原住民族的文化，二是福佬系的文化，三是客家系的文化，四是大陸系的文化。

這些說法是把不同文化等同地並列起來，貌似客觀、公正，其目的顯然是有意不分主次，企圖削弱主體文化的地位。他們居然把中國文化擺在和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同等的地位，這完全脫離了台灣的歷史和現實，只要問一下，今日台灣社會是主要使用荷蘭、日本的語言文字，還是中國的語言文字，這種有意貶低中國文化的企圖就昭然若揭了。實際上，任何一種文化只要與外來文化發生交流，就會受到影響，或是吸收外來文化的某些成份，這種現象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常見的，不能認為這樣就叫多元文化，即使有些地方存在多元文化，也不能不分主次，不能把外來文化等同於主體文化。就以上述所謂「四個系統」來說，福佬、客家、大陸三個系統都明白地屬於中國文化，至於原住民文化，那也是中國文化中的少數民族文化，或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分支，你能說它不是中國文化而是外國文化嗎？

這種「理論」還認為「台灣文化是在台灣產生的文化，是台灣人共享的文化」，「台灣本土文化是屬於所有台灣人的文化」。謝長廷明確指出，「台灣在日本強調法治之下已經愈來愈不像中國人了。」

上述主張的目的顯然是要說明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台灣人應當認同台灣本土文化，而不要認同中國文化。為了不認同中國文化，就說台灣「愈來愈不像中國人」，那麼是不是意味著愈來愈像日本人了？他們沒有明說。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這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既不能強調共同性而忽視特殊性，同樣，也不能強調特殊性而抹殺共同性。實際上，台灣文化不完全是「在台灣產生的文化」，台灣文化無法脫離中國文化而單獨存在。說「台灣愈來愈不像中國人」，指的是什麼？是文化嗎？台灣與中國大陸接觸外來文化的情況有所不同，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方面和程度也有不同，這是特殊性的表現，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發生變化，並沒有產生出一種與中國文化完全不同或存在本質差別的文化，台灣文化仍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余英時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新枝」，這種說法抬高了台灣文化的地位，而謝長廷卻感到不滿，他反對「台灣文化被當作中國文化的支流，當成地方文化貶低來看。」他認為要以台灣為主體，「台灣文化本身當然是主體」。在中國文化的體系中，台灣文化不是分支，不是地方文化，還能是什麼？這種關起門來自認為是「主體」的說法，顯然是不顧歷史和現實，不顧台灣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任意割斷文化臍帶，它只能是一種政治口號，要想作為「理論」，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

二、主張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台灣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文化。

這種「理論」強調台灣與中國文化的不同，彭明敏認為「近百年來台灣脫離中國，政經社會文化制度已完全不同於中國」。李喬則提出：「在台灣，事實上已具備有別於中國文化、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或台灣新文化。」他們把台灣文化說成是海洋文化，以此與中國文化相區隔。謝長廷指出：「台灣這五十年來的統治者是大陸文化，而被統治者是海洋文化，大陸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較不會變動，但台灣民間的海洋文化是冒險的、模仿的、比較求新求變。」他喊出了「海洋文化的新興國家」的口號，表明了這種主張的政治目的。

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是不足為奇的，這種差異和中國文化內部齊魯文化與巴蜀文化的差異相似，這是中國文化統一性和多樣性的表現。於是，台灣有些政治人物和學者極力尋求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本質差別。他們找到了「海洋文化」，似乎找到了理論依據。

關於「海洋文化」問題，我曾經在「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一節做過仔細分析，這裡要指出的是，「海洋文化」是不是台灣特有的屬性，台灣學者已經有過不少研究，請看以下論述：

陳昭南：「中國不只是一個大陸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今日台灣乃是中國向海洋發展所造成的歷史事實。」

李亦園：中國海洋發展史「如從地理區域的觀點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作為海外發展基地的沿海地區，其次是沿海的島嶼，包括台灣與海南島，再次是非本地的海外地區。」

余英時：海洋中國「是從中國文化的長期演進中孕育出來的」，所謂「海洋中國」，包括東南沿海地區以及向海島海外發展，鄭芝龍、鄭成功的政權「象徵了現代海洋中國的開始」，而台灣「真正成為海洋中國的尖端則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

陳芳明：台灣「一方面背向古老的亞細亞大陸，一方面又朝向浩瀚奔放的太平洋」，因而「不能不帶有大陸性的保守與海洋性的開放之雙重性格」。

許信良：「海洋與大陸的依違游移，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出主要戲碼」，「它（台灣）既不完全屬於海洋，又不完全屬於大陸」。

林滿紅：「將台灣的歷史根源窄化為海洋文明實不完整，中國文明是台灣的資產，也是與大陸合作的重要基礎。」

我想不需要重申自己的觀點了，如果「台灣海洋文化」想要成為理論，至少必須對上述學者的觀點做出有力的反駁。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必須加以「淘汰」或「徹底拋棄」。

李登輝曾經公然侮辱中國文化。他說，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騙來騙去」，同時，台灣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封建保守、個人專制、圖騰崇拜，中國文化裡沒有平等的要素甚至「舉凡貪污腐化、殘暴、鬥爭、欺騙、虛偽，以至髒亂、吐痰都是中國文化」。還有人把「祖宗崇拜，原鄉的孺慕」視為台灣人身負的「文化上的毒素」。他們力圖把中國文化說成是落後的東西，謝長廷則要把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分出高低，他指出，從文化角度觀察，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文化較低的族群要來統治文化較高的族群」，是「大陸來台的比較野蠻、低落的國民黨政權要想控制文化水平較高的台灣人民」。

他們把中國文化看成是「劣質文化」，一無是處，必欲除之而後快，李鴻禧主張中國文化是「長年的腐肉」必須去除，鄭欽仁也認為「在這五十年，一百年當中，所傳入的中國文化也不是十分精華的部分，並非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所能夠使用的，必須經過反省、淘汰」，「尤其要破除以中國為中心的奴隸心態」。民進黨則更加激進，他們主張「徹底拋棄」中國文化，在民進黨文化政策白皮書中寫道：「過去的，『中華民族─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因為違背了多元融合的理念，並且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必須逐漸徹底拋棄。」他們的政治目的是要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白皮書」還進一步指出：「當前台灣民族主義在最高層次是對中華民族、中國人及相關的中國政府的反抗。」這說明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文化上開展反對中國人、中國政府、中華民族的抗爭，當作「最高層次」的任務。

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它的影響擴散到東亞各國，它是不可能輕易地被否定的，更不可能被「騙來騙去」之類無知的詛咒所罵倒的。當然，中國文化也有其消極因素和重大缺陷，必須通過新陳代謝，破除舊的文化體系，吸收外來的先進文化要素，按照現代化的需要進行重新建構，實現傳統文化的再造與新生。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任何文化概莫能外，中國文化需要再造，但不能拋棄、消滅。

四、主張不認同中國文化，而極力鼓吹認同台灣文化。

他們為了「去中國化」，以為只要主觀上閉著眼睛「不認同」，再加上行政手段的干預，就可以在台灣社會中抹掉「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實踐證明台灣的文化無法與中國文化分開，所以有人主張「文化上認同，政治上不認同」。彭明敏指出：「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他又說：「我們可以對漢族文化感到驕傲，但這與國家認同是不同的，台灣現在揮之不去的大中國情緒，實在是『文化種族認同』與『政治法律認同』完全混淆的結果。」後來他們發現「文化認同」對「去中國化」不利，於是鄭欽仁主張：「現在我們不需要再講『文化中國』，就以『華人的文化』來說就夠了。為了主體性的建立，如果在概念上會造成混淆不清時，就盡量不用『文化中國』這個名詞。」理由是「因為文化認同會被支配者利用而成為文化霸權」，從而支援中國的「政治霸權」，他們擔心台灣一般民眾「難把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分開」，所以極力鼓吹要「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地位」，林美容認為「它牽涉到的不只是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也牽涉到我們要不要台灣作為一個國家」。

由此可見，他們之所以不肯認同中國文化，強調台灣文化的認同，並不是因為台灣民眾不認同中國文化，實際上很多人都認為不能不認同中國文化，只好肯定了「文化認同」， 也不是因為台灣民眾只願意認同台灣的鄉土文化，人們發現台灣的鄉土文化脫離不開中國文化，甚至是「愈鄉土愈中國」，他們之所以害怕文化認同，是擔心 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導致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他們鼓吹認同台灣文化也是為了它的政治目的：從對台灣的文化認同導致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龔鵬程在考察近年來的「台灣新文化」的論述以後指出，這種文化論一方面反對中國，一方面強調台灣。反對中國，包括反對大陸，反對大陸人，反對大陸來的政權，反對大陸文化，強調台灣，包括強調台灣本土，強調台灣人，強調台灣文化，強調台灣人的政權。他寫道：「這些年來，台灣本土文化之說甚囂塵上，台灣文化的追尋，土地根源意義的掌握，幾乎成為一種『神聖性』的行為，但是，混雜在『平反意識』、『反叛意識』中的台灣文化本土自主性追求，事實上似已成為另一種媚俗的姿態，甚至淪為政治權力爭奪的策略，以及消費大眾文化中的口號與商品。」這是在台灣的學者得出的結論，我們從上述主張「台獨」的學者和民進黨的文件所提出的「理論」中，也不難看出從文化上「去中國化」的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

現在，上述「去中國化」的理論已經化為實踐活動，並對實踐起著指導作用，應當指出，從許多具體實踐中，並不一定能夠看清它的政治目的，尤其是不少參與者並不一定具有政治目的，某些活動往往包含著一定的合理成份，這樣就不容易辨明是非了。為了說明這些實踐的政治目的，我們不得不費些功夫尋找證據。以下針對「去中國化」文化動向的一些具體事例進行具體的分析。

一、台語教學與通用拼音

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極力推行「國語」，這本來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們進行交流和傳播中國文化是有幫助的，可是，當局採用的是強制的手段，在學校裡不講「國語」就罰錢、罰站，李登輝說：「我兒子的時代，在學校如果說了台語，則就像日據時代說了台語一樣，會被處罰的」。同時，廣播電台的「台語」節目也要限時段、限時量，有人認為這就在社會上造成了「國語優秀，台語低劣」的印象。初期能夠熟練掌握「國語」的多是外省人，本省人則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一下子還不能適應，在工作上、就業上發生一些問題。於是，一些本省人把外省人看成「支配者」，而自己則是「被支配者」，他們指出「被支配者被踢出公家機關，教育文化都掌握在支配者手中」。他們認為用統一的「國語」強迫教育台灣民眾，是要「消滅方言」，「從根本上切斷青少年與母土表情達意的能力」。經過幾十年的過程，現在有不少台灣本省人的子弟已經不會說本地話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進行「台語教學」這本來是一個合理的要求。這種情況與中國大陸形成鮮明的對比，大陸也推廣普通話，但從來沒有採用強制的手段，從來沒有輕視或限制地方方言，香港、澳門也一樣。各地方言照常流行，即使不少年輕人不會說當地方言，人們也不會當作一件嚴重的事情。

台灣人民要求講本地話，要求自己的子弟學會鄉土語言，完全是合理的，誰也無權反對。問題是有些人把這個問題「政治化」了，民進黨認為，「國語運動的推行、禁止或歧視使用台灣的語言」，是國民黨當局「把特定的中國的形象強加在台灣人身上」的一種手段。他們還把講「國語」提高到壓迫與被壓迫的角度來看待，他們說：「『國語』一直佔有主流的支配地位，並有政府命令的保障」，「『國語』的支配力量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台灣的優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他們歌頌極端的「台灣人本質主義傾向」，在這種傾向下，「和台灣相關的文化符號則被賦予神聖的位置。閩南語，或通稱台語，被當成是認同台灣土地或人民的標準，不會說閩南語被當成不認同台灣，或者輕忽台灣」，有人主張，「未來的國語與官方語言應當重新擬定」，還有人要推行「台語文字化」，主張用「台語」寫作。民進黨人中有一部分人極力避免講「國語」，他們在許多公共場合有意地只講「台語」，因為這是他們政治活動的組成部分。他們主張必須廢除所有關於「國語」的規定，各族保存與發展自己的語言。在民進黨的白皮書中，他們公然把「保護並且推崇母語」作為對中國人、中華民族「以及相關的中國政府」進行「反抗」的「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由此可見，強力推行「台語教學」絕對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文化問題，其真正的政治目的還在於「去中國化」。

至於要使用「漢語拼音」還是「通用拼音」，本來也沒有什麼問題。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本身沒有階級性，作為掌握語言的工具的各種拼音法，更是工具的工具，其本身當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說用「漢語拼音」就是主張統一，用「通用拼音」就是主張獨立。問題在於台灣當局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已經決定採用漢語拼音為中文譯音方案，而新當局卻要把它改為通用拼音，動機是什麼呢？有人一語道破了它的政治意圖：「主要考量是怕台灣被視為中共的一省」，民進黨人提出「要國際化不必然要透過大陸」，原來是因為大陸用了漢語拼音。有人指出這種做法「名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識，實為『台獨』意識作祟。」

二、《認識台灣》教科書

祖國大陸一向教育人民要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祖國，各地都編寫了鄉土教材，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下，各級教育基本上不涉及鄉土的內容。有人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指控前台灣當局的缺失：「完全沒有教育我們的兒童、青少年去認識本土的歷史、地理、社會、民俗、語言、藝術等等，導致我們的年輕人並不認識我們自身的文化」，「台灣史被放在中國脈絡中講授，只講一點點，又多強調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聯，特別是當權者如何發現、開拓、經營、治理台灣，完全不是以台灣為主體來展開敘述，教科書裡的歷史是人民不在的歷史」。「歷史系少有台灣史課程，中文系沒有台灣文學課程，哲學系也沒有人研究台灣的思想家」。在當局的控制下，「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甚至台灣歷史的研究都成為禁區。隨著本土化的發展，人們提出瞭解台灣的歷史的要求，這本來是正當的。

問題在於編寫《認識台灣》教科書的過程中，受到李登輝當局以及分裂主義勢力的政治干預。李登輝提出：「我要國民小學教育裡多加些台灣歷史、台灣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課程」，在他的影響下，「台灣意識」「台灣精神」「台灣生命共同體」等等脫中國意識，以及是「台灣的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之類的思想，在編寫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主持人之一的杜正勝提出所謂「同心圓概念」，主張以台灣為主軸，結果教材中極力鼓吹「我們都是台灣人」，宣揚所謂「台灣魂」「台灣精神」，把「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這樣的名詞都刪去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