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動盪的原因

民進黨陳水扁當局的文宣輿論說，如果在野黨不在立法院和他們控制的地方拚命反對，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就不會這樣子。民主政治的必具特色之一是反對黨的反對制約，但是台灣去年3月18日的選舉，似乎只被當作是改朝換代、政黨輪替，而不是民主的進步，引發了越發嚴重的矛盾衝突。所以討論台灣民主自由改革的客觀基礎，似乎甚有必要。

一、台灣的傳統文化網絡

歷史文化因素、文化網絡與人的行為空間及其自由的關係，是牽涉社會經濟政治、歷史與現實、主觀與客觀即精神意識與物質條件的綜合命題。理解這點，是理解台灣現實的關鍵。

杜贊奇在其《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說，「權力的文化網絡」，是理解中國社會的極重要概念。文化網絡由社會中各種組織體系以及權力的各種規範搆成，它包括宗族、市場等要素，還包括無形的人際關係網。

進入工業社會之後，由於巿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一些社會學或政治學論者以為，傳統中國的血緣文化網絡及其衍生人際關係已不再重要。在台灣，血緣文化網絡在社會政治權力結構及其運轉上的作用，被社會觀察家所忽視。事實上血緣文化網絡及其衍生之人際關係模式架構，仍然是台灣社會政治權力結搆的最基本要素與重要決定因素，只不過因為政治經濟制度的一些變革，社會經濟生活樣式的演進，它的存在方式與影響力已經有所改變罷了。

市場經濟體系、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並不要求要有一個標準的文化模式及生活樣式與之相對應，甚至不要求一個標準政治模式與之相對應，甚至不要求一個標準政治模式與之相對應。美國和日本、法國都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但是他們的政治體制與文化網絡是存在很大差別的。

日本的政治及社會制度模式，仍是一個人際關係等級及界別森嚴的社會。現在台灣的社會物質精神架構，與日本有著極近似的狀況，文化網絡，尤其血緣亞血緣文化網絡，在台灣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未因自由資本主義外在模式，而出現美國那樣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及生活運轉現實景象。

二、急進改革與利益機會不公的弊端

也許人們可以認為，台灣的社會，正朝著個人可以不受文化網絡的約束而自由發揮意志的方向發展。人均所得達到一萬三千美元的發達水平，多黨制，選民票票選行政領導人及代議制，的確使人們擁有更大自由空間。但是，所有這些，都是權力的產生與行使方式過程，它們本身並不能說明權力的產生與行使是與文化網絡不相關的。

當民主自由人權作為一種囗號與目標被提出來時，追求這種囗號目標的方式手段，其基礎與可能或不可能要素，就是人們必須注意的恰恰也是被忽略的大問題。所以，對於台灣(或中國其他什麼地方)，當人們去論評它面臨的一個中國、一國兩制或兩個中國、台灣主權獨立與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概念時，可能與不可能、可行或不可行的判斷，無論如何是無法從這些概念本身可以作出的。人們必須從這些概念結合台灣的現實，從客觀現實看到它的歷史由來，並由此而引伸到未來，將問題放到動態的、有相互關係的、縱橫經緯具備的場景中去考察分析，若然如此，人們的主觀意願，無論多麼精明，到底也是一個問題的諸多可影響因素中的單一因素而已，並且按照哲學政治學原則，人的主觀到底也是客觀物質的反映。

可以認為，不帶主觀的非政治信仰的因素，也即公認存在的客觀現實與歷史的客觀過程，類似的看起來非常學術、哲理性，而又人人身處其中，由其決定一切的因素，是人們言行的。當然也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的進定動力。大多數人的言行與這種因素的規律大體一致，這個社會便順利發展。而人們的意識言行存在巨大矛盾衝突，存在嚴重分歧，則表明改革偏差、目標激進，或方向錯誤。客觀因素的急劇變進、內部物質條件的嚴重落差不平衡，必致刺激政治意識為歸類的利益集團，彼此間難以調和，台灣現在正處於這種狀況。

三、文化網絡與政治權力的角逐

人們可以將台灣政黨叢生，區區一島有七、八十個大小政黨的現象，歸為表面的觀念多元色彩與信仰自由，但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關鍵，並非制度模式的本身，絕非民主自由的外在形式使然。

人們所以會組成這麼多不同政黨利益集團來謀取或保護利益，就在於利益差別與矛盾，也即權力的產生與分配運用存在不公平。所以，台灣的多黨制之下的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與其說是民主自由的產物，不如說是社會經濟政治利益與權力分配不公所導致的調節現象，不是優越進步的結果，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光彩。

台灣這些年的改革，使文化網絡由傳統的一黨專制社會中整合社會人群的作用，嬗變為圖取與整體利益相衝突的權力的工具，不同政黨利益集團都在利用文化網絡為自己服務。吳伯雄一度出任世界客屬總會會長。章孝嚴出任台商協會會長。陳水扁自認是客家人，參與客家民系的活動。當局推行以閩南方言講授台灣歷史的「本土化」活動，電視傳媒的閩南話、客家話節目。諸如此類，都是與政治權力角逐相關的對文化網絡的利用，公共利益目標或觀念公約數越小，這種角逐鬥爭越激烈。

四、傳統文化網絡的穩定性與社會組織架構

有材料說，現在台灣已高度城市化，城市人囗已佔總人囗的七成以上。人們常常想當然以為，現代城巿是反血緣文化的。相較於以血緣聚居的傳統農村及或傳統城市，現代城巿的確是在建構非血緣社會的新模式，但是要形成完全脫離血緣文化網絡的新的社會組織模式，需要漫長的歷史時空過程，需要足夠長的時空中的新生產模式來確定人的生存發展的非血緣文化網絡。

人們可以不必依靠自然血緣親屬群體及其相應文化網絡而生存的物質環境，需要高度發達的教育水準，以提高人們的與社會需求相適應的素質能力；人們可以依己能力與意願選擇工作和居住地點，決定自己的生活和社交圈。而且，最關鍵的是總體環境是向好的在發展進程中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是充滿競爭但總有許多希望與機會的。這樣，不平等、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勻的現象，就只是社會前進發展中的與機會和更高利益同在的現象，而不是確定的不可彌補的事實。

利益機會不公平及落差，一旦表現為停滯或衰退社會的不可彌補的確定事實，就意味著任何個人獨立自主的行為更容易被損害、被剝奪、得到更少利益機會與權力。文化網絡的作用，尤其是血緣文化網絡的作用，在這時就顯得極重要。

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及其生產過程，不是對文化網絡的消滅過程，而是以新的物質精神元素，為人們架構新的文化網絡。在新的文化網絡與舊的文化網絡之間沒有截然界線，它們之間不是以物易物形式的立可達成的置換，而是一種漸進的此消彼長、此衰彼生的取代過程。

文化的主體是人，文化的產生表現，它的積聚與發展變異，是以人的不斷的自身再生產為前提的。因而人的文化創造，對所賴以生存的土地、既有之自然的與人為的環境的改造，也是漸進的。這就意味著，任何文化創造，或者說文化網絡，都取決於自然的血緣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和既有的人造的社會系統。換言之，一種人類生態總體現實環境，既是歷史的現在，也是歷史的過往，它必然要繼承，而非夢想睜眼突現之物。這就表明：歷史過往於現在並非可有可無，而是不可或少的源本。

現實與歷史的差異，主要是發展變化的過程速度，而非無縱向關聯的不同的孤立存在。正是文化網絡所包涵的所有各種具有活性的因素綜合起來的物質精神文明，確定了人們的社會存在。

這種既複雜又簡單的哲理，本文前面所以要作這種討論，是想要引出對於一個社會、對於一個社會中的任何個人的最切實的問題，即生存發展。

五、現代工業社會文化網絡於權力的意義

生存與發展，是追求可能與更大可能、好與更好。這就是力量問題。改變由歷史過往傳來的現實社會的任何物質精神存在，都取決於力量。這力量不是主觀意願的本身，不是主觀的強弱，而是具有共同主觀意願的一群人或一個社會的全體所具有的非主觀精神層面的物質條件，是這物質條件相對於想改變的事物對象的能力。

文化網絡是人們與外界聯繫的管道與依托，也是政治權力得以貫徹的渠道。如台灣各地數以萬計的姓氏宗親會、祭祀公業、民俗神祇廟宇管理公業，它們在台灣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實際權力。大甲鎮瀾宮的董事長顏清標所以一再遭檢調打擊，就在於他在選舉中反陳水扁而支持宋楚瑜，影響了一大批信徒的政治選擇，這是在台灣並不罕見的事例。

姓氏血緣與神明祭祀團體，既是成員平時社交、生活、經濟、文化聯繫的網絡，也是可借以行使政治意志、形成政治集團意識的團體。在非票選制的一黨專制社會，這些團體可以作為國家政權的基層細胞與補充或依托，而擁有重要政治權力用途。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票選制度下，這些團體，仍然以其擁有的自然血緣網絡，及其特有的經濟、文化、生活、信仰網絡，在社會體系中發揮權力作用。

台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進行的比較激進的社會政治改革，由於導生了比較嚴重的利益分配落差與不公平，出現嚴重的機會不均，結果是，現代工業在以新的生產方式消滅了大批農民，大大減少了鄉村人群血緣傳統聚居模式，使社會人群架構由強烈血緣色彩的農業耕作文明轉向工業化的同時，並未使血緣亞血緣文化網絡失去它的政治權力效用，反而使人們感到了孤弱與危險失落和無依靠，從而使人們對血緣亞血越及神明祭祀團體的依托庇護更為看重。這種情況在社會地位及謀生能力相對較低的工人、農民、普通市民中尤為明顯。

在中國、福建與台灣兩地，是姓氏家族祠堂、血緣譜牒、鄉土神祇最多也最複雜的地區。台灣的社會經濟水準或人均收入，大約是福建的13倍，但是事重上，台灣的姓氏家族，無論重編譜牒、重修祖祠或神廟，其數量都遠遠多過福建。

據我的實地調查，以及所得到的已公開之研究資料，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台灣一萬多個大小姓氏家族支派，重編譜牒、重修祖祠的超過兩千個。同時重修神祇廟宇也數以千計。

台灣的姓氏譜牒、祖宗祠堂及鄉土神明祭祀活動，不因社會發展而湮失衰落，這原因何在？傳統的血緣亞血緣文化網絡，為何還是台灣政黨政治權力角鬥的不可忽視的存在？如果平均一個血緣家族網絡或神明祭祀團體，可以依自己的權力影響，確定150萬張選票的集團傾向性的話，那麼，台灣的選舉，就至少會有150萬張以上非個人單獨意願自由選擇的選票。這就是問題的主要答案。

六、大陸文化大革命亂象在台灣的重現」

文化網絡不只是角逐權力的場所，不只是獲得各種利益的工具，也是權力產生、表現及再生的發源地，社會政治改革只能是有限的，只能改一些而另一些卻原封不動。國民黨和民進黨執政，一黨制與多黨制，都沒有可能拋開文化網絡，它們都需要傳統文化網絡。近些年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只是使文化網絡中的一部分被放棄或被破壞。

要注意，絕對不是民主自由本身不好。民主自由是人類社會理想存在方式的最重要條件與表現。只是因為民主自由制度，與任何制度一樣，必須依據相應社會歷史與現券客觀物質條件與精神架構來審慎設計和穩當追求，超越現實環境可能性的激進改革與民主自由追求，必然會是導致混亂與損害的。希望與奢求越離譜，失望也越大。民主自由或其他什麼理念，一旦與文化因素及物質條件脫節，就會引起會經政混亂。民進黨陳水扁當局，在當前台灣社會經濟急劇沉淪、混亂不堪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高喊的唯一囗號就是民主自由，結果只會行政治哲學上搞亂人民對生存與發展價值的基本判斷，告重社會危機。

台灣當前這種與客觀環境嚴重衝突的政治走向，它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識的迷亂，與當年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狀況是一樣的，都是瘋狂理念的結果。

七、經濟與技術不能解決的問題

當然，如果台灣當局能夠在短期內解決現在的經濟危機，社會混亂是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觀的。但是別指望解決了經濟增長問題，就能使台灣現在的問題一了百後，台灣的問題，既是增長與發展的問題，也是停滯與衰退的問題。這並不矛盾。過去20多年的經濟增長，物質的進步由農業化轉換到工業化、為民主改革提供了或者說是積累了條件。但是社會經濟政治的混亂，是因為政客追求不可能的目標，是他「向不可能挑戰」而引起的。

如果民進黨陳水當局堅持他說的「向不能挑戰」的反科學口號，情況將更加無可藥救。因為這樣，台灣政治人物的用心將繼續遠離現實急務、背棄人民與國家嚴重衝突與難以妥協將持續。

效率決定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命運。現在台灣的政黨政治及政權運作，是無效率的甚至是負數的。失業率持續攀升、股市跌破4,300點，人們信心喪失，都是高成本損耗與無效率的表現。相對無效率將威脅台灣政黨的生存，執政者面臨著或者滅亡或者修改基本規則的選擇，要免除衝突與動盪，就必須使台灣社會降低交易費用、提高增長率，產生更多可供選擇的發展機會、而不是更多的口號與陰謀。

八、結 論

很顯然，民進黨陳水扁當局台灣陷入了嚴重違反經濟學的社會褔利、發展機會與效率原則的沼澤。台灣社會經濟的無效率危機、都是因為台灣獨立的政治操縱引起的。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種選擇反共理念及民主自由人權理想所掩蓋，一般民眾不易識別其惡果。

台獨就意味著要對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對它的物質精神的所有的總體架構，作出非中國化的國家化重構。但是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它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從來不是一個獨立於中國的網絡。一切問題，均因要破壞一個中國的社會經濟、歷史文化完整網絡而產生。

現在人們已經看到的台灣社會人群的物質精神架構的分裂，經濟政治文化的混亂、已經夠嚴重了，如果更進一步地推行台獨或公開宣布台獨，即徹底地拋棄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的中國網絡，台灣能否承受得了所必然引發的更強烈反應，為什麼又有什麼理由要讓這種情況發生？這也是一個得台灣人民及政壇人物冷靜省思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