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元月份以來在台灣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問卷中，針對「一國兩制」作了調查，其結果如下：
| 時 間 | 調查單位 | 調查結果（%） |
|---|---|---|
| 3月25-28日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贊成者為16.1；反對者為73.9 |
| 5月21日 |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贊成者為17.8；反對者為? |
| 6月 | TVBS民調中心 | 贊成者為31；反對者為46 |
| 6月21日 | 《中國時報》民調中心 | 贊成者為29；反對者為57 |
| 7月1日 | 《聯合報》民調中心 | 贊成者為33；反對者為51 |
| 7月3日 | 外交部 | 贊成者為10.6；反對者為75.2 |
上述的民調給了十分矛盾的信息，其中贊成者在半年之內從10.6到33，反對者從75.2到46，而每一個民調中心也都是卓有信譽的單位和學有專精的主持者，但是從5月贊成「一國兩制」的17.8到6月的31，再到7月的33，在這一段時間，除大環境之外，並沒有明顯的突發性，也沒有政策上的變化。何以民調的結果竟然出現如此重大的落差，相信任何一位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都會對此現象感到好奇，也都急於尋找合理的解釋，以便了解真正的民意。當然此一現象也十分值得大家進一步觀察未來的、後續的發展。本文企圖從上述六份問卷的製作單位與問卷內容來分析其比率的變化，以便尋找另一解釋的可能。
以上的六份的問卷是在短短四個月之內在台灣所作的問卷，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奇怪的事實：
第一：凡政府官方所委製的問卷，其結果比較相近，雖然在其贊成的比率已經超過了誤差允許的範圍開始，如外交部的10.6與陸委會16.1，但是在反對的部份，則基本上仍在誤差允許的範圍，所以官方對此現象的解釋是「過去不表態的人民，現在表態了」，而反對者的比率依然沒有變化。（《聯合報》，民90年7月1日）
第二：傳媒的結果，在贊同的部份基本在三成左右，而且也在誤差範圍之內，不過反對的部份則出現誤差允許以外的數字，如TVBS的46與《中國時報》的57。在這裡我們發現TVBS的問題情境是針對陳水扁的外交之餘，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則是完全針對「一國兩制」，換言之，在TVBS的問卷中受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外交，而《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問卷比較使受測者在一國兩制、兩岸關係的情境思考下，反對者少，而在兩岸思考下，反對者反而增加，則有待進一步解釋。
第三：外交部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作的調查是十分特別的，在贊成的人數比率上特別低，而且和陸委會3月份的結果相比，也在誤差允許範圍之外，並非外交部官員所說的與陸委會相同。（《中國時報》，民90年7月4日，11版）在反對的比率上也是最高的，然在外交部的答案是在非常不贊成與不太贊成兩個數字的總和，問題是不太贊成的確切意義為何？其間似乎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而不宜完全地、簡單地歸類在不贊成之列。
第四：有關「一國兩制」有提示意義的情況下，有《中國時報》、《聯合報》，和外交部的民調結果差異；在無提示意義的情況，如陸委會與TVBS民調結果的差異也很大，這就使我們對此結果陷入了幾乎無解的狀況。有些官員認為這似乎與有否提示有直接的相關（《聯合報》民90年7月15日），而學者的解釋似乎認為是外環境因素使然，直接地說就是新政府的問題所導致的結果，但是此種解釋顯然是各取所需的結果，未必能說明上述的矛盾現象。
第五：大概最令大家不解的是「一國兩制」從中共提出開始，台灣就全力將之妖魔化，政權常說這是一個騙局，是打壓台灣、矮化台灣，甚至是搶奪我們的收入、沒收我們的財產、消滅我們的國家等負面的名詞。何以在台灣人民推選出主張台獨的政治領導者一年之後，卻出現贊成中共「一國兩制」的增加和反對者減少的現象？此一現發生的意義為何？是否帶有未來性等？自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民進黨的政權對此一現象恐怕不祇是關心，而更多的是憂慮。
上述的情況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的問題：一是官方與媒體之誤差如何解釋，一是台灣民眾的選擇除了外交部的數據之外，按其他的結果來看，台灣民眾開始有三成左右選擇「一國兩制」，其代表的意義為何？
由於從事民調是一件十分花費的工作，因此任何民調的主事者必然是為了某一目的而作民調，不同的目的必然設計出不同的問卷，以便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以政府而言，其委託民調或自行調查的目的，應該說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理解政策在民間的支持度，因此在此情境下，其問卷的題目就可能比較傾向帶有說明性質和邏輯性質的問題導向，因此受測者在不知不覺中會以前幾題留下來的印象來作答。
至於傳媒其角色在監督政府，因此他們不會在乎政策是否受人民支持，而是企圖了解人民對某一措施、某一政策直覺的、感性的反應。在此一思考下，其問卷就比較不具有說明性，比較簡潔、直接，而且答案也比較簡結，同時傳媒的問卷常常在上下問題也比較不具相關性，因此可以單獨作解釋。此我們可以對上述的六個有關的民調，區分為政府民調和媒體民調分別觀察。
在官方民調的部份，首先是陸委會的民調，其目的在本質上就是為了證明政府現行大陸政策的正確性，這種習慣從國民黨政府遺留到現在的政府，其習性完全相同。因此不論在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交流的速度，外交與兩岸關係的優先性，大陸當局對我官員與人民的敵意或是加上某些前提來誘導人民，如安全條件，如矮化條件等，或是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展望等看法，在基本上都是朝「以我為主，對我有利」的角度製作問卷，這樣的問卷有的是民眾的資訊不足，有些民眾只有從政治社會化的渠道來認知，有些問題則是以條件來引導回答，其民調本身也是一種政策或時事教育，其結果一般而言是對政府比較有利，因而提供社會一種印象－－似乎陸委會在大陸政策的決策到執行是完全合乎民意的。然而事實上其中有不少的問題，只能說是民眾的感覺，而無法顯示政策的對錯，例如對兩岸經貿、兩岸交流的看法，民眾的認知和政府的認知是否一致；也有些是尋找民眾願望，並非真正的政府政策。縱使社會對這些標準具有某種程度的共同性，那麼民眾既然在大陸政策支持政府，何以在維持現狀邁向統一的比率會提升？（www.mac.gov.tw民意調查）贊成「一國兩制一」的比率也在上升呢？
其次是外交部的民調，其目的似乎在為台灣的外交打氣，例如在對外交部的滿意度，我們的國際地位，甚至連國宴場合移入外縣市，是否贊成元首外交，阿扁是否應該參加APEC上海會議等問題，也都以應然的問題來詢問民眾。個人以為外交部的問題本質是應然導向的問卷，並沒有及客觀形勢，因此在問題上是傾向於詢問應該的想法，這一類的問題其答案十分明顯，應該是不問自明的問題。不過關鍵在於間了許多應然的問題之後，民眾心目中自然出現應然與實然的矛盾，而且民眾會十分習慣自然地將矛盾指向中共：因為中共的打壓，因為中共對我的野心等。此時忽然提出「一國兩制」的好惡，在此種問卷情況下，會有何種結果應該也是十分明顯的。個人以為這應該可以說何以外交部在「一國兩制」的民調為何偏低的理由。
在民間傳播部份，首先是TVBS的民調，此一民調是在陳水扁相當風光地完成其中南美與過境美國的外交訪問之後立即製作的民調，在這份民調中我們看到是43%的民眾並不滿意陳水扁的執政表現，換言之，陳的外交之旅雖然在國外很風光，但在國內並沒有為他的政績帶來利多，所以我們可以說民眾固然肯定台灣必須有外交，但是他們更關心的還是自身的生活狀況和國內情況，這或許可以說明目前台灣一般民眾的心理。在這種問卷心理的反射下，人們可以考慮「一國兩制」的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辦法，結果民調數字就從政府機關所作民調的16.1%躍升到31%。
其次是《中國時報》的民調，上一民調調查的時機是選在王永慶公開呼籲台灣人民接受「一個中國」的主張之後所製作的。在調查中發現有三成二贊成，四成左右反對，主張開放兩岸經貿的有三成，反對的有五成二，主張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的有二成九，反對的有五成七。我們發現這三組的數字是很相近的，這可以說明在台灣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中國心的，而這三分之一的人是比較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的人，不過他們接受「一國兩制」與TVBS的調查結果接受的原因可能略有不同，他們有可能是對台灣的族群矛盾和統獨糾紛比較反感的人，在此心理情愫影響之下，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既然可以享有目前的民主及經濟體制，可能有助於台灣在政治前途上安定下來，則省籍和統獨糾紛自然可以中止。另外《中國時報》在調查時雖然對「一國兩制」作了提示，不過將台灣目前的「民主和經濟不變」此一條件，放在最後可能也有助於人民的選擇，因為這些電話民調，人們有可能對最後的提示印象較深。換言之，如果提示的順序有所變化，則是否仍有相同的結果，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
其三，《聯合報》的民調是在7月1日，適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四週年的時機，台灣當然沒有任何慶祝和紀念活動，但是媒體零星的報導反而是對民眾有回憶的作用。在此情況下，《聯合報》的調查從人民對黨政以來的滿意度開始了解，結果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不滿意高達七成和八成，有了這樣的問題的開始，我們可以發現在與大陸相關的政策和評價，都開始岀現明顯的差距，包括了開放觀光，承認學歷，直接通航等，都呈現大幅同意的傾向，甚至搬家、工作都有七成到六成的贊同。至於「一國兩制」方面又比《中國時報》的調查為高，而反對者比《中國時報》的調查為低，值得注意的是，認為「一國兩制」並不會使中華民國消失的有五成二，只有三成三的人同意政府長期宣傳「如果接 中共的『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的說法。換言之，有半數的台灣人民認為即使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也未必消失，果真如此，我們也許可以預期「一國兩制」有可能仍有成長的空間，而且台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和接受北京政權之間仍有相當的距離，這種表現似乎可以視為台灣人民在台灣前途的長期不確定的「維持現狀」的情境，開始焦慮和不安，因此願意接受北京的說法，但是在接受的同時，卻賦予可能不同的內涵。更明白地說，台灣人民中開始有人將「一國兩制」視為維持兩岸現況的選項之一，這和唐樹備先生在舊金的說法是十分相似了。因此如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一國兩制」就是維持現況，那麼在台灣「一國兩制」接受度也有可能更高。
上述的分析個人以為問卷所創造的「問題情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答題的傾向，因此以目前三個月左右的民調，其中「一國兩制」的支持率急升，反對率下降的現象，其實尚無法就台灣內在大陸形勢或兩岸關係走向等因素作出周延的解釋。然而有不少人企圖作出若干原因的推測，對獨派而言，自然是盡可能淡化，某些官員將之解讀為「過去未表態的現在表態了」，他們特別強調告訴大眾的是反對者未減少，所以還在追蹤，「果然」在7月15日他們就說支持「一國兩制」者已經回跌到13%（《聯合報》，民90年7月15日）；對反獨派而言，似乎是一個利多，所以解釋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門。綜合而言，不外以下三種：一是大陸好轉說；二是台灣蕭條說；三是香港垂範說。然而這三種原因都值得進一步反省。 一是大陸好轉說：大陸在中共近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逐漸現代化，因此城市地區，特別是沿海城市地區發展十分快速，這是事實，因此台商不斷蜂擁而至，近一年以來移民、移居、工作、求學的現象也隨之熱絡，因此大陸好轉是事實，然而一般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印象是否也因此好轉呢？以《聯合報》民調為例，仍有四成五的民眾對大陸的印象不好高於三成五的民眾對大陸印象好的比例，特別是在生活比較上，有五成四的民眾仍然認為台灣生活比大陸好，因此大陸好轉成為台灣民眾選擇「一國兩制」的原因是比較牽強的，何況從邏輯上說，如果大家覺得大陸好轉就可能不選大陸的統一方案，因為大陸既然好，台灣民眾為何不要求「一國一制」呢？所以以大陸好轉說來解釋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興趣是有問題的。
二是台灣蕭條說：台灣在陳水扁掌權之後，一年以來確實是政局不穩，經濟蕭條，社會不安，人心浮動，人民對陳水扁政權可以說相當失望，但是這是否是民眾選擇「一國兩制」的原因？我們以為這一部份只能解釋反對「一國兩制」的減少，而不能解釋贊成者的增加，因為台灣民眾從一開始聽說「一國兩制」以來，絕大部份都是負面的解說，在台灣人民心中「一國兩制」作為負面的政治方案是根深抵固的，因此台灣人民在對台灣短期無信心，長期不安心的情況下，不排斥中共的方案是有可能的，但是直接贊成中共的方案則有問題，特別是台灣百姓甚至知識份子也在過去長期的教育中，只知反對而不知何謂「一國兩制」，在此情況要說贊成，似乎欠缺堅實的基礎，何況說如果台灣民眾是為了台灣衰退而選「一國兩制」，則當台灣經濟好轉，是否意味著台灣人民就放棄「一國兩制」的選擇呢？如果這是事實，則台灣人民現在選擇「一國兩制」就只是對台灣現況表示不滿和憤怒的工具而已，並不是選擇統一，則反獨派有何值得高興的呢？
三是香港垂範說：此說的理由主要是說香港回歸迄今四年，基本上其制度沒有變化， 一切和回歸之前一樣，因此證明「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可以運作的，中共也是守信用的，所以台灣人民覺得如此也不錯；但是我們知道在李登輝推動台獨到陳水扁上台推動的「文化台獨」工作，都是為台灣建國培養台獨精神，此一精神的背後就是「只有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自己作主，保障台灣人民的生活」，那麼台灣民眾以香港為垂範而選擇「一國兩制」，代表了台灣人民可以覺悟到不以「國家」的追求來保障自己的生活與制度，既然如此，台灣人民為什麼仍然大幅肯定台灣的外交活動，包括聯合國席位的爭取等，當然也許台灣人民並沒有辦法作如此精細的考慮，只是隨問題憑感覺回答，果真如此，則台灣民眾贊成「一國兩制」比率的增加也就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因為此種贊成也很容易因為某一件事故、某一消息而改變支持的取向。
換言之，這三種原因的解釋都是現象的解釋而非真正的原因，當然台灣民眾的選擇也有可能根本就是一種炒作現象，而非真正意見的選擇，此一炒作的結果，唯一的好處是有可能促使台灣人民開始有意願，真正願意從客觀、從學理、從現實的層面重新面對「一國兩制」，理解「一國兩制」，這就是說中共的「一國兩制」模式現在開始有機會在台灣被比較公平地與其他統一方案平等地加以檢證，因此個人以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台灣人民究竟對「一國兩制」真正的看法為何的話：
第一：必須就統一的方案中，增加其他選項，如國民黨的邦聯制等，才能真正測試出「一國兩制」的支持度。
第二：必須再實施幾次的民調，而且在問答中安排我們希望知道的民意走向才，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民意的走向和變化的理由。
第三；必須在不同的時間點來測試，例如在經濟有起色的時間點上來測試，這樣才是比較公平的了解台灣人民內心對統一問題真正的看法。
第四；必須在民調中了解台灣民眾所認知的「一國兩制」究竟是何種意義，例如將中共所提出的條件單項地加以測試，以便更精確了解台灣民眾的想法。
總而言之，在台灣官方長期妖魔化「一國兩制」的情況，我們對這半年以來台灣民意對「一國兩制」突然升高的現象仍有相當的保留和疑慮，坦白說，不知如何來解釋此一現象。不過在中共的立場，如果他們能將最近一段時間台灣民意變化視為台灣人民願意對「一國兩制」方案認真加以考慮、對待，應該是十分審慎的看法，因為如果深究台灣人民何以出現類似的「反政治社會化」的現象，個人以為最可能的原因是台灣方面所提的統一方案不被接受，而台獨方案不祇是中共反對，特別是美國大聲疾呼不支持，從柯林頓的「三不」政策，到小布希對新加坡吳作棟總理所說的「不支持台獨」，到學者奈伊、官員張戴佑都明白告訴台灣「『台獨』引起戰爭，是台灣自己要去負責，其他選擇美國只關係和平」。個人以為在長期資訊提供之下，台灣人民對此形勢不可能不了解，這就可能使得台灣人民清楚的理解到台獨是不可能，獨台也有問題，於是統一成為唯一的選擇，於是出現不知道何時統？如何統？而焦慮，在此情況下，「一國兩制」與維持現況出現了交集。果如此，個人以為中共就不能繼續沿用以往口號式的「一國兩制」，而必須十分嚴肅地理解台灣人民真正的希望，好好把握此一和平處理兩岸關係的機會，建立起兩岸之間的新框架，以便中共可以全心全意地從事西部大開發。
第一：在「一國兩制」的研究中，面對台灣時，所有的研究集中注意力在「一國」，因此看到中共在「一國」的內容闡述上時有發，有變化，然而在「兩制並存」的問題則沒有公正地、嚴謹地加以研究，以至於我們尋找不到在「兩制並存」方面比較出色的討論。我們注意到在最初大陸方面一直認為一國沒有問題，「兩制並存」則是新鮮事，所以中共所用的「兩制並存」就是現況不變，不過在香港模式上的「兩制並存」是以中央與地方特別行政區的模式，但是在談判此一制度時，雙方談判的主體不是中央與地方，因為如果當時談判的主體是中央與地方，則就不必再談判，而是地方向中央要求。而當時之所以能避免此問題，是因為是由中國與港、澳的宗主國英國及葡萄牙談判，所以沒有談判兩造本身身分的問題。但是兩岸的談判不是如此，未來的兩岸如何並存是可以好好談判的議題，但是問題在於在進入談判前，如果兩岸是一國，則兩岸「兩制」如何並存，就是中共當局和學者必須認真面對的嚴肅課題。中共想要告訴台灣，台灣和港、澳不同，則首先必須從此一角度去思考。對於台灣而言，自從一九四九年之後，確確實實是由台灣地區的統治者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台灣人民對此已經習慣，因此台灣的當權者很難說服人民走回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去被統治，因此在台灣才有人去思考「出頭天」，思考自己獨立，當然有少部份人在此一思考下，走上以「反中國，去中國化」作為出頭天、愛台灣的標誌，這是極不可取的。然而大部份的人去思考如何在對等的基礎上確立兩岸的身分，則是一種積極的思考，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所謂的「對等」，其重點不是指在談判的那一刻的平等，而是大陸對台灣的身分、地位的總體的看待，簡言之，就是定位的問題，而定位問題又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談判前，一部份是談判後。
在談判前，過去中共曾使用過兩黨談判，他們認為就是為了避免此一問題而設想的平等方式，此一想法是有問題的，台灣過去曾針對此反駁說「我們是民主政治的政黨，不能代替人民」，這是說明了問題的一個面向，更重要是中共一開始就是想體現「一國」，而提出黨對黨，並非真正認真思考過「對等」的問題，其後轉為兩岸談判，也同樣是在「一國」優先的唯一思考模式下來應付，其後再提平等協商，或不是中央對地方的談判等等說法，都是上述思考模式下的產物。中國大陸的學者中只有「交戰團體」概念的使用，比較是代表了談判前的是「兩制並存」的思考模式，因為這代表了大陸方面注意到，應該先提供台灣一個身分、地位和名份上與大陸的對等性，才有可能使台灣認真思考如何在「一國」之下，「自主、獨立」地走上談判桌。不過在大陸除了有人提出「交戰團體」的概念之後，似乎並沒有適當地發揮，同時台灣方面恐怕也不容易接受，台灣在當初提出「政治實體」的概念也沒有受到中共的重視。當然反過來台灣方面如果要求中共內外無別地從國家降低為政治實體，那也是一種只顧小，不願大，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想法，換言之，在台灣思考兩岸時，過度將島內藉矛盾所衍生的對內要求，去要求兩岸之間的中共政權也要呈現「台灣優先」的思考模式。中國人常說自己有智慧，在兩岸談判前彼此都必須思考出一個兼顧「一國」優先與「兩制並存」兩種模式混合的新思維與新方案。才有可能解決「一中」原則與「台灣優先」之間的矛盾。至於啟談之後，雙方也必須各有腹案，才有可能使談判成為解決問題，化解糾紛的談判，這就是說，中共方面必須認真的體認到港澳問題是先談判後定位，而兩岸問題是先定位再談判，談判中重定位的根本不同之處。
第二：中共在初始提出「一國兩制」時，就被鄧小平定了調「統一後……」，因此中共的口號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於是「一國兩制」始終定位為統一模式，十餘年來中共政權和學者完全不敢逾越此一限制去靈活地思考「一國兩制」其他的可能性。其實「一國兩制」如果可以靈活運用的話，我們可以思考的空間就大得多，個人以為「一國兩制」可以作為兩岸的和平架構，換言之，中共不妨去思考「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大學王曉波教授也使用過此一名詞，不過他的意思是指「一國兩制」是兩岸現狀的就地合法）。個人以為將「一國兩制」從「統一模式」轉變為和平架構，應該具有以下的積極意義：
一是不論在兩岸當局各自的憲法或是在國際法法理都是說得通的，因為目前在國際上大家都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沒有雙重承認，沒有兩個中國同時提出現在國際組織之中。在兩岸政權各有自己的憲法中，兩岸之間的主權和領土是相互重疊的，所以在法理上兩岸的主權沒有分裂，領土沒有分裂，只有事實分治，所以「一國兩制」在法理上是現實存在的。
二是既然兩岸目前在事實只是分治，因此兩岸之間對等的「定位」就是事實上應然的安排，也是法理上必要的安排。在兩岸之間既要對等，又沒有國際的範例可以遵循，所以在定位上不妨採取幾個方式：可以是「模糊定位」，如《國統綱領》的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或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台灣當局與大陸當局對等；採「時限定位」，如在中國完成統一前，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台灣與大陸的對等，即統一前「一中兩治」；也可以是「空間定位」，如在兩岸範疇中，中國大陸與中華台北對等；當然也可以是綜合以上三者，或其他更多的方式加以混合定位。在國際社會一旦兩岸之間確立了法理上的一國和現況上的兩制，而且也是兩「治」，即確定了現況的一國兩制之後，兩岸之間互相定位就獲得暫時性妥協的方案，則從兩岸之間的互動到兩岸在國際間的安排，就自然而然必須去討論從「一個中國，互相排斥」的現象，到「一個中國，互相並存」的新局，甚至是互相協助的模式。
三是此時作為和平架構的「一國兩制」本身具有過渡性、可塑性的優點，它既可以進一步趨「統」，也可以作為兩岸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相當長期性的暫時安排，也只有在此種意義之下，中共所說的在「一個中國原則，什麼都可以談」的承諾才是有意義的，這時如果尚有人質疑「一個中國原則」是否可以談，那就是推翻自己存在的基礎，因為兩岸的一切是從那個法理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出發的，更重要的是類似現況的「一國兩制」在台灣也可以被認定或書寫為一國兩「治」。
四是在現況的一國兩制（治）下，台灣步上談判桌就不是中共片面承諾台灣六個條件、七個條件，或是幾個條件不變，而是台灣自身從現況不變的基礎上去爭取更多的條件、更好的保障、更佳的處境、更長久的安全。這樣「一國兩制（治）」就可以就很多解決兩岸關係的模式來對話，甚至包括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獨立」選項也可能有對話的空間，因為在和平架構下的一國兩制（治），除了法理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外，在兩制（治）之間是兩造並不隸屬的對等關係，對中共而言，這就是將「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統一」的目標區分開來，使台灣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使中共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內，以自身長處吸引台灣。按目前中共將「一國兩制」視為統一模式的情況下，對台灣而言，一旦進入「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一個前有狼，後有虎的封閉格局，所以對台灣人民出頭天的意願而言是只輸不贏，如果中共願意將「一國兩制」調整為和平架構，代替中共只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強調「現況為兩制（治）並存，未來則是開放談判」，則「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就是一個可開放的空間，這樣的處理肯定比錢其琛的新三段論（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比錢其琛七條（二○○一年七月十四日）更具有想像的空間。這就凸顯了在港、澳「一國兩制」是統一模式，在兩岸是和平架構的重大差異。
第三：在中共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必要時可以設置特別行政區」，這就是其後中共在港澳地區設立「特區」的法律依據。我們很清楚的看到這裡所說的是「特別行政區」，既是特別行政區，所以其自主性當然有限。從此一角度來論，中共做為中央政府撤換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其實也沒有任何不合法的精神，當然由香港立法局自己提出此種建議是有些奇怪，因為縱使在大陸各省、市、區一級的地方政權也都是設法去維護和爭取保有地方自己的權力，豈有自動「上繳」之理，但無論如何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只是指特區內的經濟、社會、特區組織的架構和司法審判權等地方行政部份的權力，而非政治權，中共的「一國兩制」給人們根深柢固的印象也就是「行政特區」，所以對台灣言，「一國兩制」就是地方政府，過去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台灣作為地方政府在兩岸都是事實，所以過去反駁的重點在「一國兩制」是讓中華民國消失，現在廢省了，所以台灣反宣傳的重點就是矮化台灣（我們）為地方政府，中共雖然說過兩岸談判不是中央與地方，是平等協商，但是中共一談到「一國兩制」「香港垂範」，馬上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央對地方，這是中共在宣傳上自相矛盾之處。其實目前中國大陸境內的「特區」有二種：一是經濟特區，一是行政特區，都是中央與地方關係下的產物，但是「一國兩制」的創意豈能僅止於此，「一國兩制」如果僅止於「現況一切不變」，那就再沒有任何活水源頭可以超越前人，「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在於包容異己，把不同的制度置於一個框架之下，各自發展，尋求互補；另一個特色是無窮創意，敢於突破，鄧小平在八三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時代是沒有改科書，大陸學者有人說六○年代的毛周的「一綱四目」是「一國兩制」的源起，事實上「一綱四目」是康熙對付鄭經、鄭克塽的模式，是招降納叛，是「一國一制」，而且是台灣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至於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不必變，不必變的原因是大陸已經改變了，這是一個大膽的創意和突破。因此大陸學者討論「一國兩制」理應本此精神，不在書本中找答案，不妨在現有的經濟特區、行政特區之外再作些思考，例如「政治特區」、「政治試驗區」或是「政治特別邦」。在「政治特別邦」中安排兩岸間未來或是中共方面所希望的統一後的架構，這種的「政治特別邦」應該是一種對同根異質文化的肯定和發揚，「政治特別邦」也可以將國際的「邦聯制」的優點加以吸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原創性的特點，這樣一個「特區」在全中國的事務參與一定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新思維、新衝擊，而這些新思維、新衝擊正是中國文化再啟蒙、再復興必要的因素，甚至可以是中國在西式現代化之後，下一波創見「中國特色」必要的動力。然而如果將「一國兩制」的創造力止於「港．澳」模式，則必定不可能產生如此巨大的驅動力量，這就是說「一國二制」在港澳是建立特別行政區，在兩岸則是在新的中國之中建立「政治特別邦」，當然這只是對大陸學者關心終極統一模式的例子而已，並不意味著台灣可能的反映是如何，因為這是十分遙遠的事。我們的重點是希望大陸學者多突破、多思考，兩岸學者在創意的思考下，也許可以為兩岸找出新的和平的出路。
總之，個人以為台灣最近幾個有關台灣民眾贊成「一國兩制」大幅提升的民調目前是無法解釋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最近的一年中，大陸當局和台灣統派並沒有作出相對的努力，因此把持一種見獵心喜的態度，以為可以快樂的收穫，但這很可能只是虛的數字，而非實的人頭，因此此現象對台灣統派仍須慎重觀察，對大陸當局，則應該將此現象視為真正反省、提升「一國兩制」研究的重要信號，才能在未來證實兩岸統一的高潮已經來臨的時候，端出一道讓台灣獨派也認為不太委屈的方案， 勉強可以接受， 一旦目前的結果只是有如浪潮一樣曇花一現，船過無痕的話，也同樣可以將更創意、更突破的兩岸方案，引起台灣民眾的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一旦有此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創造民意，屆時的民調才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辛勤的耕耘，那時迎接民意，喜悅收割，才是實在、可靠的民意。
另在本文完稿之後，坊問又出現二份相關的民調，一份由民意調查基金會所作，以其調查在不提示的情況下，贊成「一國兩制」者高達四十七點五，反對者為三十九點四；若是兩岸達成五十年不變協議的情況下，接受「一國兩制」更有五十九點二，反對者降至二十九點三。（《聯合報》，民九十年七月十五日）但是陸委會官員聲稱該會最近完成的民調結果，顯示「一國兩制」支持度已從上次的十六點一降為十三。（又據《中國時報》民九十年七月十七日，轉引陸委會最新民調「近一成四民眾贊成一國兩制，反對者仍逾七成」）個人覺得這兩份民調都很奇怪，因為此次調查距離《聯合報》所作的時間不到半個月，贊成者立即從三十三高升為四十七點五，甚至是五十九點三，頗令人意外，而陸委會的民調更是不解，因為從三月至今，中共沒有大動作，台灣也繼續向下沉淪，結果支持度反而下降，為什麼？陸委會自己也應該好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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