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中美日三邊關係

續《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國際政治》一文

熊玠
(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正教授)


序 言

本人在《海峽評論》一二八期發表了《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國際政治》一文後,有明眼人認為文章言猶未盡。因為該文僅談到美國在冷戰期間如何利用舊金山對日和約以及「舊金山安保體系」作為其在亞洲充霸之工具。其中也談及美國如何背棄與顛倒了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末期所設計之戰後國際秩序有關遠東部份,而將他對日本與中國預設的角色對調。但對冷戰結束後中日美三邊關係,該文並無交代。尤其美國小布什上台以後,談起東亞政策時,曾重申日本為美國在遠東之盟邦以及美日聯盟為遠東安定之基石。如果有讀者因此而認為這與美國在冷戰期間拉攏日本以對付中國大陸的情形相同﹔甚或有那每次聽見《馬關條約》就要稱日本萬歲而「告別中國」之輩(及其同路人),如果以為既有美日聯盟對付中國大陸就可以大搞台獨而無恐的話,那將是極大的誤導。所以,本人認為有義務在這篇「續集」中作出必要之澄清與分析,以正視聽。

冷戰結束前後的美日關係

要瞭解中日美三邊關係之大趨勢走法,必須先掌握了美日關係在冷戰結束後之重大蛻變。而要瞭解美日關係演變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提一個問題﹕為甚麼在漫長的冷戰期間日本經濟不斷擴展而成為世界上的經濟超強國。在此同時,自民黨也歷三八年連續執政而不衰。但是冷戰一結束,不但日本的自民黨一蹶不振而且日本的經濟也遭遇到難以置信的長達十餘年不景氣之厄運。美國學界對日本研究的泰斗Chalmers Johnson對此有極為露骨的答覆。〔註一〕這個答案可用以下幾點勾劃出來,同時也能在別的學者研究中找到證實。

(一)美國在冷戰期中,因為要將日本突出作為自由世界的前哨與櫥窗,所以除了要用《舊金山對日和約》與舊金山安保體系以鞏固美日聯盟關係及確保東亞不受當時來自國際共產威脅(正如我在一二八期的文章中所言的)以外,還必須扶持日本經濟繁榮,俾可對第三世界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之優越性。

(二)為此,美國乃積極扶植日本國內支持美日安保條約的自民黨(以對抗其反對與美國同盟的社會黨),必要時還動用了中央情報局的資源以確保自民黨連續執政三十八年而不衰。〔註二〕美國並且亦贊助日本的官僚體系﹔鼓勵它與由自民黨以及財經集團所組成的「三結合」。務使政府、國會(自民黨控制下的國會),與財經界密切合作。同時美國也把自己的市場對日本貨品毫無保留地大開。因之,才有日本戰後四十年的繁榮。

(三)可是一九八五年以後,情形發生了重大轉變。第一,在該年美國是自一九一四以來首次變為負債國。而且是由一度曾為世界第一大債權國變成了第一大債務國,每年須向日本借貸一千六百億美元。〔註三〕因此才有透過G-7施壓,令日本接受一個Plaza Accord的協議。除了強迫日幣升值以減低日本外銷產品之競爭力外,還逼迫日本開放其對外市場(並解除其對國內市場執行的若干管制。美其名曰市場自由化),包括開放其金融市場。第二,再過不多時,冷戰也完全結束。按照以上Johnson的理論,美國當初因反共而全力支持自民黨的理由,不復存在。同樣的,美國支持日本經濟繁榮的理由亦不復存在。所以,自民黨自一九九○年開始動搖,一九九三年破天荒第一次在國會失去多數席次。無巧不成書,日本的經濟也自一九九○年後持續不振。這不是陰謀論﹔其中的道理,可用理智辦法解釋。簡單地說,冷戰結束後世界資金大大地全球化,因而外來資本充斥全世界各國在自由化號召下而敞開的市場。日本自上述的Plaza Accord後,被逼開放其金融市場後果之一,即解除以前政府對企業向國外貸款之管制。在世界資本全球化情況下,外資大量湧進日本,遂造成失控。綜合多方研究,我們可以認定﹕日本企業大量向外借貸的一大後果,即是日本銀行失去了對這些企業貸款與運用其所貸得款項的監控功能。造成日後巨大呆賬的原因〔註四〕。另一後果,即是使日本銀行界須與外來資金奮起競爭。同時因為日本大型產業界(譬如汽車生產業)一向有其自己對中盤商及顧客直接貸款之慣例(所謂「假銀行」)。所以日本的正規銀行,在與外來資金競爭之餘,還須與這些「假銀行」競爭。為了生存,它們必須進入以前正規銀行不涉及的行業與貸款活動,譬如房地產與股票市場。這些貸款作業,通常均帶有高度的投機冒險性,因而更增加了呆賬的產生,也更增加了呆賬的總數。〔註五〕

(四)儘管一般外來分析家習慣地詬病自民黨,認為它在掙扎的困境中益發需要仰靠那一貫支持該黨的銀行界,所以歷經小淵、橋本,以及森喜朗三個首相而自民黨政府不敢對銀行界開刀。但這個看法,僅見樹不見林。因為如果日本問題的癥結來自外在因素(包括上述的Plaza Accord的後遺症,再加世界資金全球化,以及最重要的美國支援之消失),那麼僅靠日本內部的改革(縱使小泉首相有此決心),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仍是未知數。就是因為日本戰後所依賴的美國後盾動搖了,所以日本在彷惶中,乃有必須靠自己的覺悟。日本須有獨立自主外交的聲音才逐漸有所聞。因此,田中真紀子外相認為日本不應再為美國作反中國的馬前卒之立場,不應當看成她個人的偏頗。而是代表日本政治精英的共識。另外,中國自己與全球大環境之演變,也是影響日本對美政策蛻變的原因。此點在下面一節會有交代。

中日美三邊關係蛻變

接著冷戰結束而來的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由地緣政治進入地緣經濟的時代。在這個青黃交接的時代中,地緣政治因素與地緣經濟因素常常交叉,甚至競爭衝突。由於此,所以雖然中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的範疇裡是戰略對手(甚至可能的敵人),但在地緣經濟上,則是美國的夥伴(甚至是很重要的夥伴)。相反地,日本在表面是美國的戰略夥伴(基於地緣政治考慮),但實際上可能是美國嚴重的競爭者甚至敵手(如由地緣經濟角度來看)。另外還有兩點由於時間轉移而帶來在戰略考慮上絕然不同的情況,足以影響中日美三邊關係,值得一提﹕(甲)今日的中國大陸已非「一貧二白」的當年,而已是一個經濟大國。西方經濟分析家(包括世界銀行在內)一般估計中國將於十年至二十年後蓋過日本而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乙)中國早已是美蘇以外舉足輕重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這二者加在一起對於日本所起的震撼,可由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一句感歎中全盤看出。大江健三郎在一封書箋裡談起一位台灣青年向他提的問題﹕萬一台灣海峽爆發戰爭,日本的新國家主義者(如當今東京知事石原慎太郎之流)是否真的會派「義勇軍」援助台灣。大江健三郎回答說:日本新國家主義者並無兵權。但如果台海戰爭爆發,日本受美日安保條約之累,其自衛隊定必成為美軍之後衛。戰爭如果變成核武器戰爭,其後果將不堪設想。戰爭完畢,縱使中國大陸與美國尚有人倖存,台灣與日本則不必存有人生還的幻想了。〔註六〕

大江健三郎並非政治人物。然而他所體會到的後果,難道日本政治精英就沒有同感嗎?所以,難怪今年小布什上任後一意孤行地宣佈要發展反導彈系統,日本官方一反以往唯美國馬首是瞻態度而立即有反對之聲。等到田中外相就職以後,也堅決表示日本不至於附和美國與中國作對。其中道理,並非是日本已開始袒護中國,〔註七〕而是體現了大江健三郎的顧慮已廣得共識。近來已有西方報導稱:田中外相曾私下表示美國小布什總統的導彈防禦系統,對國際安全有極為不穩定作用。因此她認為日本應該與美國保持點距離,並且應該採取對美國比較獨立自主的外交。〔註八〕這對我們的啟示是:日本有這樣的體會,不管小布什願望如何,日美中三邊關係絕不會與冷戰期間一樣了。

另外一個足以影響中美日三邊關係的,是所謂「中國威脅」已有了新的意義。姑且不談「中國威脅論」是由何方炮製而來。〔註九〕至少在現今地緣經濟時代,所謂「威脅」已不能從純軍事角度理解。譬如《經濟學人》即以挑撥語氣指出,在太亞地區全部外來投資(FDI)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均投在中國境內。再說中國的生產上升,去年對外貿易陡增百分之三十。據《經濟學人》的解釋,這對東南亞造成壓力,甚至導致他們貨幣貶值。〔註一○〕言下之意,是指中國「威脅」已是經濟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後,舉世俱知中國已代替日本成為太亞地區發展的火車頭。〔註一一〕歐盟也已將中國定為其亞洲政策的重心。日本與其他各國均深知此點。這也是日本不願再作美國的應聲蟲的另一原因。

所以,儘管小布什仍本能地以冷戰心態對待中國大陸,但他要拉攏日本以對抗中國,恐終將無法如願以償。何況在地緣經濟考量之下,小布什也不得不接受中國為美國重要貿易夥伴的事實。就是因為如此,所以無論其在對協助台灣上如何信口開河,而實質上小布什卻多次公開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而無諱。並一再警告台灣如果搞獨立,將不為美國所接受。而且在陳水扁先生一再表示希望能以台灣總統身份參加今年十月在上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高峰會議,小布什也一再堅決反對。這些都表現小布什的對華政策,並非一味盲目遵循冷戰地緣政治的考慮(即意識形態與地理決定一切)。這也表示中美日三邊關係,並非一般人直覺上那樣一邊倒的情況。

何況,根據美國很多專家預測,中國可能於二十一世紀初(至遲二○二五年左右)在經濟實力上趕過美國。再到二○五○年時將在軍事上也趕過美國而成為世界上最新的唯一霸權。〔註一二〕如果屬實,那麼美國能向中國冷戰以對的時日不可能太久。換句話說,中美日三邊關係,在很大成份上,尚系諸於中國本身未來地位。此點須引伸如下。

中美日三邊關係須決定於中國大陸的未來

如果我們謹記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由地緣政治時代進入地緣經濟時代的過程,那麼我們應該考量中國大陸逐漸成為公認的經濟超強國對於世界秩序的衝擊,以及對於中美日三邊關係之意義。由於日本十年來經濟不振,美日間自一九八五年以來的貿易衝突已經可以說是過去了。也因為這樣,所以小布什總統才可以奢言日本是美國的盟邦。殊不知不出二十年中國蓋過日本而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時,現在(二○○一年)美國人認為是美日共同經濟利益與責任(譬如共同推動全球資訊革命與無障礙的電子商業[barrier-free e-commerce]),均將成為中美兩國間的共同關切與任務。

不但此也,中國大陸近年來內銷市場逐漸擴大,已明確顯示其潛在吸收他國輸出的能量,絕非日本和任何其他太亞國家可比。也已逐漸顯示其在二十年內將代替美國而成為太亞各國外銷最佳之市場。雖然全球在本區的外來投資(FDI)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上均投入中國,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這種趨勢會更增加,但近年經驗已足顯示中國與亞太各國間在FDI問題上,不是零和遊戲。外來投資者可以同時在中國境內與在東南亞各國作類似或相異的投資(譬如日本的日產汽車公司[Nissan Motors]即一例)。何況外來投資在中國如能有助於擴充中國的經濟,則它將有更大的市場容納亞太區各國的輸出產品。更何況中國如果真代替了日本而成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那麼中國還可以大量在太亞區各地直接參與外來投資活動。〔註一三〕以上各點雖然是經濟上的考慮,但其對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影響,絕不僅限於 經濟領域。因為到那時中國已代替了日本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夥伴。再加中國與亞太區在經濟安全上已幾乎融為一體。美國在太亞區既無多少角色可扮演,更無挑起本區國家對抗中國之餘地。日本也無能更不會繼續為美國作倀以對付中國。如果這個分析可靠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太亞地區將是一個穩定而繁榮昌盛的地方。本區內的經濟協作關係(譬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形成的中華經濟協作系統),亦將暢然無阻。故說中美日三邊關係完全系之於中國的未來國力與國際地位,是有其內在道理的。同樣地,如說太亞的安穩甚至全球的前途也將如此,大致也不為過。

這個最終結論,對美國與日本是否會聯手以對付中國大陸的戰略大問題,應該可以澄清了。

〔註一〕參見Chalmers Johnson,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Holt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and “Japanese ‘Capitalism’Revisited”, JPRI Occasional Paper No. 22 (August 2001).
〔註二〕Chalmers Johson, “Japanese ‘Capitalism’ Revisited,” p.8.
〔註三〕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7-158; 346-349.
〔註四〕日本的呆賬到一九九八年已高達六千六百億美元。Lorne Johnson, “Explaining the Economic Slowdown in Japan,” in The Asian Crisis: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y? Edited by Kar-yiu Wo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vailable at:p.124。
〔註五〕對日本銀行危機作這樣分析最清晰的,無外乎Sunday Owuala, “Banking Crisis, Reform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 to Jap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 Research Note,” Asian Survey 39,no.4:656-667.
〔註六〕《鄭義與大江健三郎書箋》,《開放》雜誌 (香港),第一六二期(二○○一年六月號),頁九三。
〔註七〕已經有美國評論家開始疑問是否日本外交已開始「偏向」中國。見Fred Galen Carpenter, “Is Japan Tilting Toward China?” CATO Today's Commentary (June 13, 2001), sourced from.
〔註八〕“Report Analyzes Japanese Debate on Missile Defense Predicts Issue Could Be Major Irritant for U.S.-Japan Alliance,” RAND Press Release, June 8, 2001.
〔註九〕關於此點,請參見Kevin Chu, “The Real China Threat Is the China Threat Theorists,” The Strait Scoop, sourced from: .
〔註一○〕The Economist, December 2, 1000, p. 42.
〔註一一〕Li Zhongzhou, “China Plays a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Dynamic Growth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Economies,” Trilateral Forum on US-China-Japan Economic Cooperation, sourced from: .
〔註一二〕這個預測與看法,最具代表性的當推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特別第七章說得最為淋漓盡致。
〔註一三〕見Trish Saywell, “Powring Asia's Grow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 2001, 頁四一~四三. 關於美國對 中日經濟政策,請參照Alan W. Woof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Japan,” JPRI Critique, Vol. 8, No.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