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與港澳版的「一國兩制」

日前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台灣「新黨」代表團時，曾舉例說明了中共當局所構想的台灣版的「一國兩制」，以證明是與港澳版「一國兩制」的不同，然而從錢先生的說法似乎正代表了在中共的政治思考中「一國兩制」的單一化。

其實從八○年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時，當時的台灣仍是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之下，因此我們回顧歷史，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十分寬大的措施，在當時的情況下既照顧到國民黨的統治權，又照顧到台灣人民的感受和要求，這種解決問題方案其後運用到解決香港、澳門問題時，可以說是毫無困難，因為此一「公式」既照顧到英國、葡萄牙這些殖民者的利益，又照顧到港、澳居民長期反共、恐共的心理特徵，所以中共的「一國兩制」基本的實踐經驗是成功的。

因此，也使得中共當局相信在台灣和港澳的「一國兩制」的不同，只是條件的寬嚴、自主程度的大小的不同，就可以滿足台灣的要求，加上台灣在最近幾個月民調支持「一國兩制」數字戲劇性的變化，有可能不當地增強了中共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從而僵化了「一國兩制」的思考模式。

其實如果台灣民調支持「一國兩制」的聲音戲劇性升高，對中共而言，真正的意義在於提醒中共當局必須認真、嚴肅地對待與思考「一國兩制」，把握住原則及「一國兩制」的精神和精髓，將之從面對國民黨為主的「一國兩制」，轉而成為面對台灣的「一國兩制」，具體地體現出台灣版和港澳版的「一國兩制」在本質上、在根本思考上的不同。

台灣與港澳不同，首先在於公法人主體的不同。港澳地區原本就不同國際公法意義上的「獨立法人」，因此中共在安排港、澳回歸時，不必思考如何對港、澳政府定位的問題；但是面對台灣，不是回歸的問題，而是「共議統一」（汪道涵先生的用辭），此處「共議」就是平等協商，因此就有了相互定位的問題，模糊的定位不但使台灣沒有安全感，而且台灣當局也無法向台灣人民交代「我是誰」的問題。其次台灣與港澳的不同，在於自主感的不同。

港澳人民長期以來是「外來政權」的統治，不管港、澳人民喜歡與否，英、葡的統治畢竟是異族統治，不論統治的效果如何，畢竟不是港澳人民自己作主；而台灣則不同，在蔣氏父子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就有相對的自主性，到了近幾年以來，台灣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自主性，這種感覺的結果也許不如人意，但是擁有自主權利是不可能放棄的。

其三台灣與港澳的不同，在於對前途的思考不同。港澳特別是香港，也許也有極個別的人在回歸之前去思考「港獨」的問題，不過絕大多數的港澳居民對回歸關心的是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的不變；但是在台灣對自己的前途則存在著多樣性的思考，而且在統一之外的異音、雜音還不少，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氣候與政治實力，因此中共如果只想在港澳版的「一國兩制」上增加條件，恐怕就無法真正引起台灣人民的關心和注意。換言之，對港澳居民而言，「一國」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兩制」如何並存，但是對台灣而言，兩制不是問題，如何共同實踐一國，又不傷及台灣自主性才是問題。

面對一國兩制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以為大家應該看到台灣與港澳的根本性差異，因此如果我們無法同意「台灣獨立」，而又認定「一國兩制」是良方好藥的話，「一國兩制」表現在台灣時，從中國大陸的角度必須充分領悟「一國兩制」的精神和創意，加以把握，特別是加以發揚，果如此，個人以為中共對台灣版的「一國兩制」的思考不妨注意到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一中」原則與「統一原則」有所區隔：中共所謂的「一中」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要求台灣承認現狀的「一中」原則，一是要求台灣確認未來的「統一原則」。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政治邏輯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圈圈，這對具體高度自主性以及部份對中國懷有敵意的台灣人而言，自然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其實從「一國兩制」的精神來看，一國兩制要求的「統一」是「統而不一」，對中國而言，其實「一個中國」原則的維護和捍衛永比「統一原則」更重要，只是中國人、中國的政府們（governments）始終確認是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最不怕分裂，因為承認了「一中」原則的分裂，只是事實上的分治，只是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這才是中國的分治和兩德、兩韓的不同之處，對她們而言，是「統一原則」高於「一個國家」原則，但是中國是一個分治和統一的時間幾乎相似的國家，所以在中國真正的「大一統」是不斷被挑戰、被改造的，而中國的分裂之所以能夠不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就是「一中」原則的價值觀使然。

如果中共能在政治邏輯區分出「一中」原則與統一原則的優先順序，則對今日的台灣而言，此一「一中」原則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只有共同的起點，因而才可以平等地、參與地共議未來。換言之，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中，台灣承認了「一中」原則也沒有失去她自主的地位，因為兩岸未來的開放性提供了自主的保障。事實上在「江八點」提出之後，中共當局也無形中承認了「統一」是未來的、長期的，江的講話提供了中共的有識之士去思考「一中」原則與「統一」原則的區隔。

第二，和平架構取代統一模式的思考：中共所謂的「一國兩制」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統一模式」的框架影響，因此中共的政策性講法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假如我們可以承認本文在前段的政治邏輯，則我們就會發現「一國兩制」與其作為統一模式，不如作為兩岸之間現行狀態下的和平架構，因為兩岸的現狀就是強迫了兩岸之間作為「法律上一中」和「事實上兩個統治」的混合體，而這正是「一國兩制」，作為和平架構的「一國兩制」就不存在台灣是否接受的問題，因為這是目前情勢的客觀描述、合理描述，它既提供了中共堅持「一中」原則的法理需求，又提供了台灣堅持相對自主的事實需要，中共有了「一中」原則的堅持，加上不斷增長的國力自信，就不必太在意台灣將「一國兩制」描述成「一國兩治」，台灣有了「兩制」的相對自主，加上運用美國的某些支持，就不必對「一中」原則有所顧忌，果如此，台灣現有的保障就不是來自中共大方的「賜予」，而是長期以來台灣人民自我奮鬥的結果。

既然「一國兩制」是兩岸現階段和平的架構，對台灣而言，與中共政權商談任何關係，都是以目前狀況不變為起點，談判破裂也無損台灣現狀，談判有結果，則是台灣的所得，特別是當「一國兩制」轉為「和平架構」之後，它自然而然是兩岸之間的安排，而非國際性、區域性的安排，換言之，在兩岸之間的安排有其局限性，無法比照到國際和地區來適用，因為中國與其他地區均不適用「一個中國」原則，既有了局限性，則兩岸之間也就更有了她的靈活性，如此一來為兩岸在和平架構的定位就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從而可以允許兩岸充分吸收兩德經驗、兩韓經驗中的積極因素，為兩岸的和平架構提供更令人滿意的保障和可靠基礎。

第三，以「政治特區」代替「行政特區」的思考：台灣近幾年來在政治發展上同時經歷過二次巨大的變遷，一是人民直選自己的政治領導，一是政黨的輪替。對於中共而言，在目前看待台灣的政治變遷都還是一種消極的、防衛性的解釋和理解，從兩岸關係的角度，大概中共當局也只關心此一變遷對兩岸統一的衝擊為何，中共當局之所以抱持此種心態，主要是因為中共從現實上並沒有將兩岸視為「一國」，如果從積極面來思考，將台灣的政治變遷擺在和平架構的「一國兩制」下來思考時，我們就應該理解到「一國兩制」中「特別行政區」的概念的有限性，因為所謂「行政區」只是一個地方層級、執行層級的概念，因此是統一之後的「特區」，在和平架下的特區參照台灣的政治變遷，它必然是、至少是「政治特區」，這樣的「政治特區」對全中國、法律上的「一個中國」其意義為何呢？

我們以為她提供了一個中國文化模仿西方制度的參照系，她必然是當代中國有心從事政治改革的專家、學者不可忽視的經驗，因此認真和理性的總結那裡的經驗，肯定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具有正面或負面的雙重意義，那麼在和平架構下的「一國兩制」就是對此一政治特區經驗的吸收、轉化和提高，果如此，台灣將在此一架構感覺到自己在中國的社區中，成為典範的一種，不但其安全感大增，特別是對中國的排拒感也將大大降低。

大陸內部的經濟特區、港澳模式的行政特區，都是中央意志特許下的產物，她代表了中央的寬大和彈性，但是也同時蘊含了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因此中央也可以明令收回，而兩岸和平架構下的政治特區是對現狀的理解，對差異的尊重和參考，法律的中國，無法收入事實的特區，因為在和平架構下，兩岸並沒有一個中央，只有一個兩岸機制。

總之，中共當局必須真正覺悟台灣版和港澳版的「一國兩制」差異，不是給予的條件多少，而是兩者的本質上、性質上是不同的，必須賦予不同的思考方向。個人以為如果中共多在這一方面鼓勵，甚至舉辦徵文比賽和學術研討，以中國的人才之多，必定可以出現不少嶄新的創意，在這樣的過程，全球的華人，以至外國人士也都可以看到中共當局為兩岸和平所作的努力，為兩岸平等所表現的善意，這也才是為中國統一盡了最大的和平努力的保證，也才能證明中共所謂的備戰是為真正的止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