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解決和「三個代表」論的關係

探索中共「三個代表」論對兩岸關係和「一國兩制」開發的促進性作用

黃枝連


七月底,我有幸受到邀請,到成都去,參加了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等重要團體聯合主辦的《第十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出席會議的近百位專家學者,黨政人士及各界人士主要是來自大陸和台灣,也有一些來自香港,新加坡,華盛頓及東京的學者。

在許世銓所長主持的閉幕儀式上,利用自由發言的機會;我上台陳述自己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在結尾時,提及台灣問題的解決〔X〕與中共「三個代表」論〔Y〕之間的關係。顯然地,這引起了與會人士(特別是大陸的同仁)的熱烈反應與深刻興趣;見之於會後,在餐廳與走廊,人們針對它所展開的一些議論。

「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是關乎「三個代表」論的開發開展

我提出的論點是:問題不在於〔X〕和〔Y〕有沒有關係;因為,不可能沒有關係的──而在於它們的關型態是甚麼?

其實,人們只要細心地研究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七。一講話」,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個代表」論將是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裡中共的行動綱領。因此,理所必然地,對於中共和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和和程序上,它將發展生重要的影響;這不但對於全體中國人,而且對於國際社會,也會有深刻的意義的。

當江澤民談論「從鴉片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八十年」(1840s-1910s,1921-2001)時,言下之意是,中國共產黨在它的第一個八十年(剛好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第二個八十年吻合)的最大成就,便在於它在領導反殖反帝鬥爭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香港,澳門勝利回歸祖國,實現了全民族的夙願。海峽兩岸同胞的交流不斷加強,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必將實現。」毋庸置疑,統一的方式及其進程,已經成為人們衡量中共今後治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的一個重要標準。

實際上,台灣問題不管是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關鍵之處,既在於領土的完整;更在於確立中國的國防安全。因為,一個獨立的台灣,必然同一個境外-國外的反華強權結合,成為後者進攻中國大陸的一個軍事基地;一八九五年以來日本和美國在那裡的做為及今日的美中-美台關係,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其實,早在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後來收復台灣的施琅將軍便指出,台澎是大陸東南四省的「藩屏」……)如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大半個世紀之後,大陸沿岸中國現代化精華所在之處,仍然暴露在以台灣為基地的敵對力量的軍事威脅下,中共對中國的統治-治理能力及其合法性,勢將受到國內外人士的置疑與挑戰的。

統一中國對中共「三個代表」體系開發開展的促進性作用

在成都的研討會內外,專家學者幾乎一致地認為:不管是用和平或戰爭的方式,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x〕,對於中共和中國政府的落實「三個代表」論〔Y〕,是不可能正面地加以對待的。換句話說,他們把〔X〕,〔Y〕兩者孤立起來處理是可能和正確的。

其實,從正面來看,台灣如果能夠更為全面與深刻地投入大陸的農業,製造業,IT產業以及服務行業的建設;像港澳企業界那樣,對於大陸的可持續性發展及中國現代化進程,它是可以做出巨大貢獻的。這對於加強中共經營管理的能力及其對「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是大有促進性作用的。

其次,台灣的文化〔人們的行為模式,生活方式,價值標準……〕是在中華傳統,美式文明及日本文化的交叉影響下形成的;像港澳文化那樣,有其獨特性。因此,一旦兩岸交流協作增加,它對於大陸正在倡導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發生的作用,雖然會對中共的意識型態及其領導權威構成微妙的挑戰,但對於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意願,也可以有所加強的。

最後一點,當中共以「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許時,人民對它的反應如何,是取決於它是否有突破性的智慧和策略及效率,來對台灣問題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處理;或者在被迫一戰時,是否能速戰速決,使戰爭對兩岸中國人可能造成的損害,被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X〕和〔Y〕的有機結合有利於中國現代的進程

雖然,中共是不可能把台灣問題〔X〕和「三個代表」論〔Y〕分開來,進行孤立處理;可是,對〔X〕,〔Y〕兩者的統一處理,在邏輯-知識-策略等層面上,都得做出正確的處理的。

道理是淺顯而易見的:「三個代表」論基本上是中共在新世紀-新階段裡,對它的六千五百萬黨員進行政治教育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的重要內容;因此,是不可能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澳門及台灣做正面的-直接的推行的。人們或許可以如此預期:當它的黨員接授「三個代表」論在內的黨綱時,他們便可以取得更大的信念-意志-毅力來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做出更大的貢獻;其中當然包括對大陸以外的台港澳的同胞利益的充分尊重與保障。

中共做為中國人地區的一個主要的,並且是行使中央政府權力的政治力量,理所必然地,將會面對日益重大的壓力;那是來自人們對其綱領與領導的效益性的要求。即,它不但要對「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港澳發展,有促進性的作用;而其「三個代表」論之貫徹,對於台灣地區的「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滿足……也是有益和有建設性作用的力量。

江澤民「七。一講話」第二處提及台灣問題時,是這樣說的:「我在此呼籲: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起來,反對分裂,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繼續奮鬥。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是人心所向,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歷史潮流」;我們在成都研討會上,也分享此迫切感。而會議之後,我更相信,只有成功地把「三個代表」論和台灣問題,有創造性地結合起來處理,這個「義不容辭的使命」才得以大功告成的。

二○○一年八月五日脫稿
(本文的英文稿,發表於八月七日《中國日報》,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顧問教授;香港天行健發展諮詢董事主席)◆